紹興會館

魯迅先生1912年5月第一次來京就住在“藤花別館”，住房的東邊有藤花池。1916年5月又遷入了“補樹書屋”居住。現“補樹書屋”已拆除，只剩一棵槐樹。在“補樹書屋”里寫下了《狂人日記》、《孔乙己》、《葯》、《一件小事》等著名小說，《我之節烈觀》、《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等重要雜文，以及27篇隨感錄和50多篇譯作。

紹興會館經過多年變遷，已經面目全非，但因魯迅先生曾在這裡生活、工作過，因而慕名來此參觀、瞻仰、憑弔遺跡的人仍然不少。

1912年，魯迅作為名不見經傳的外省青年遷往北京，就落腳在宣武門外南半截衚衕的紹興會館，一住就是七年。魯迅跟紹興會館挺有緣分的：他30年前降生於紹興城內東昌坊口的新台門周家府邸，祖父周福清點翰林，恰巧在京中的這家會館待考候補。

魯迅無意識地追隨了老祖父的足跡。到北京的第一個晚上，三四十隻臭蟲為他舉行了“歡迎儀式”：咬得他無法安眠，只好挪到大方桌上去睡。不知那期待著金榜題名的祖父大人，是否也曾遭受過類似的“款待”？紹興會館的臭蟲，因為吸過一位大文豪的血，也就出名了。

當時魯迅僅僅在民國政府的教育部掛著閑職，終日生活於苦悶與彷徨之中，靠抄寫殘碑拓片消磨時光。這是他一生中最難熬的“蟄伏”期：青燈黃卷，愁眉苦臉。他經常夜飲，一街之隔的廣和居，他一年中就去了多達二十餘次。

借酒澆愁愁愈愁，魯迅或許是從那時候真正理解了阮籍、嵇康之流的魏晉風度，理解了黑暗年代里人性的掙扎。前來訪談的錢玄同發現魯迅案頭堆滿了古碑抄本，便善意地責怪他是在浪費自己的生命。魯迅環顧悶熱的陋室：“中國原本是一個沒有門窗的鐵屋子。假如這座鐵屋子萬難破毀，裡面又躺著許多熟睡的人們，這些人最終都要被悶死—在不知不覺中由昏睡轉入死亡，誰也感覺不到痛苦和要死的悲哀。現在你大聲喊叫起來，驚醒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讓他們儘管醒來卻依舊無可逃脫，讓這些人知道痛苦和將死的悲哀，而你又無力拯救他們，這究竟是仁慈，還是殘忍？”（引自鈕岱峰著《魯迅傳》）

紹興會館里那些頹敗的老建築，使魯迅產生了這個著名的關於“鐵屋”的比喻。不是在沉默中爆發，便是在沉默中死亡。而恰恰是紹興會館的寂寞與壓抑，打造出了一位未來的吶喊的戰士。

紹興會館建於清道光六年（1826年），原名山陽會稽兩邑會館，主要招待山陰、會稽兩縣進京趕考的舉人。魯迅來的時候，科舉制度已廢棄了，但仍然能嗅到舊中國封建殘餘的腐朽氣息。1916年10月，魯迅的姨表兄弟阮久孫自山西逃到北京，投奔住在紹興會館的他，說是被人追殺，並且寫了遺書。

學過醫的魯迅知道這位惶恐癲妄的親戚患了“迫害狂”類精神病，他通過一個人的遭遇而窺察到一個時代的病情，於是創作了《狂人日記》——新文學史上的第一篇白話小說。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接著又寫出《孔乙己》、《葯》、《一件小事》、《我之節烈觀》等作品。紹興會館是魯迅早期作品的搖籃，它也最清晰地目睹了這一代文豪從抑鬱、沉淪到覺醒的過程。可以說，魯迅是到了紹興會館之後，才成為魯迅的，在此之前他僅僅是文學青年周樹人，一個逃婚的外地人，一個不會搞人際關係的失意的小職員，一個毫無鬥志的悲哀主義者。

魯迅在紹興會館，先住在藤花館（院內的那根花枝招展的古藤曾被他寫入小說），后又遷入補樹書屋——原有棵開淡紫色花朵的楝樹不幸折斷，就補種了一棵槐樹，故名。魯迅住藤花館時，北側的嘉蔭堂住著好友許壽裳兄弟二人。總算有個伴，可以一起去廣和居聚餐，去琉璃廠淘書。

1917年，應魯迅的推薦，北大校長蔡元培同意聘請周作人為北大文科教授兼國史編纂員。周作人抵達北京后，即雇一輛洋車直奔紹興會館，與自己的兄長會合。哥倆“翻書談說至夜分方睡”，這一其樂融融的情景在魯迅日記里有記載。而周作人的日記也寫道：“至四時睡。”魯迅幫周作人在補樹書屋隔壁的王家租了一所房子。

你來我往，頻繁走動，而且經常一起會見共同的朋友。兄弟倆並肩在北京創業，多多少少抵消了長期折磨著魯迅的孤獨感，周作人的到來，確實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魯迅的生活面貌和精神狀態。紹興會館時期，也是周氏兄弟關係的黃金時代。“從1917年開始，在紹興會館，兩顆文化新星冉冉升起。新文化運動給周氏兄弟帶來巨大聲譽，也帶來穩定的高收入……”（阿憶語）於是，他們合力在西直門內八道灣購置了一套四合院，喜遷新居。

魯迅是於1919年11月21日搬離紹興會館的。他在北京共居住了14年，其中有一半時間是在紹興會館度過的。在那漫長的暗夜般的7年裡，他像一隻化蛹的蠶，艱難而執著地咬破束縛著自己的厚重繭殼，咬破無邊的夜幕，最終蛻變為一隻自由的蝴蝶（或者說是撲火的蛾）。他一生所提倡並身體力行的“韌的戰鬥”，其實從紹興會館時期就開始了。

在紹興會館，寢食不安的魯迅醞釀了自己的未來。在紹興會館，魯迅還是一柄藏在混沌的鞘里的寶劍，但已經常作壁上鳴。他的個性漸露端倪：叛逆性格，批判精神，以及烈士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