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周書

《逸周書》今本全書十卷，正文七十篇，其中十一篇有目無文，四十二篇有晉五經博士孔晁注。各篇篇名均贅“解”字。又序一篇，各本或在卷端，或附卷尾。序與《尚書》序相類，分言各篇之所由作。正文基本上按所記事之時代早晚編次，歷記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穆王，厲王及景王時事。

《逸周書》內容龐雜，各篇體例、性質不盡相同，正文大體上按史事之年代早晚編次，記事上起周初的文王、武王，下至春秋後期的靈王、景王。該書記載了許多重要史事，保存了不少上古時期的歷史傳說，對研究先秦歷史文化很有價值，其中《克殷》、《世俘》等篇記武王伐紂經過，是研究商周之際史事的重要依據之一。

《逸周書》之來歷，漢班固《漢書·藝文志》所引劉向語及劉知幾《史通》皆以為是孔子刪削《尚書》之餘篇，今人多不信從，而以為是戰國人所編；各篇寫成時代或可早至西周，或晚至戰國，另有個別篇章，可能還經漢人改易或增附。如《時訓》以雨水為正月中氣，驚蟄為二月節氣，與漢以前曆法相左。該書在漢代已散佚不全。劉向校書，即謂存者四十五篇。今傳六十篇本，蓋又經後人改編。

關於《逸周書》的來歷，一種說法以為它是晉武帝時汲郡古墓所出，是汲冢古書的一種，所以又稱之為《汲冢周書》，《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等皆如此著錄；另一種說法以為它自古流傳不絕，而非出於汲冢，並以許慎《說文解字》、鄭玄《周禮注》等所引材料及《漢書·藝文志》所載“《周書》七十一篇”為證。亦有人折衷兩種說法，認為今之所見《逸周書》實為後人合傳世本與汲冢本而成。

思想內容

由於《逸周書》部分內容及思想與儒家道德理論相違背，其書迄清代一直不甚為人所重，故乏精校，版本文字脫誤嚴重。

附序

昔在文王，商紂並立，困於虐政，將弘道以弼無道，作《度訓》。殷人作，教民不知極，將明道極，以移其俗，作《命訓》。紂作淫亂，民散無性習常，文王惠和，化服之，作《常訓》。上失其道，民散無紀，西伯修仁，明恥示教，作《文酌》。上失其道，民失其業，□□凶年，作《糴匡》。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獫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稱》。武以禁暴，文以綏德，大聖允兼，作《允文》。武有七德，□王作《大武》《大明武》《小明武》三篇。穆王遭大荒，謀救患分災，作《大匡》。□□□□□□□□□□□□□□□□□□□□□□□□□□□□作《九開》。文王唯庶邦之多難，論典以匡謬，作《劉法》。文王卿士諗發教禁戒，作《文開》。維美公命於文王，修身觀天以謀商難，作《保開》。文王訓乎武王以繁害之戒，作《八繁》。文王在酆，命周公謀商難，作《酆保》。文啟謀乎後嗣，以修身敬戒，作《大開》《小開》二篇。文王有疾，告武王以沒之多變，作《文儆》。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作《文傳》。文王既沒，武王嗣位，告周公禁五戎，作《柔武》。武王忌商，周公勤天下，作《大小開武》二篇。武王評周公，維道以為寶，作《寶典》。商謀啟平周，周人將興師以承之，作《酆謀》。武王將起師伐商，寤有商儆，作《寤儆》。周將伐商，順天革命，申喻武義，以訓乎民，作《武順》《武穆》二篇。武王將行大事乎商郊，乃明德□眾，作《和寤》《武寤》二篇。武王率六州之兵，車三百五十乘，以滅殷，作《克殷》。武王既克商，建三監以救其民，為之訓范，□□□□□□□□□作《大聚》。□□□□□□□□□□□武王既釋箕子囚，俾民辟寧之以王，作《箕子》。武王秉天下，論德施□，而□位以官，作《考德》。武王命商王之諸侯綏定厥邦，申義告之，作《商誓》。武王平商，維定保天室，規擬伊洛，作《度邑》。武王有疾，□□□□□□□□□□命周公輔小子，告以正要，作《五權》。武王既沒，成王元年，周公忌商之孽，訓敬命，作《成開》。周公既誅三監，乃誰武王之志，建都伊洛，作《作洛》。周公會群臣於閎門，以輔主之格言，作《皇門》。周公陳武王之言及，以贊己言，戒乎成王，作《大戒》。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辯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周公肇制文王之謚義，以垂於后，作《謚法》。周公將致政成王，朝諸侯於明堂，作《明堂》。成王近即政，因嘗麥以語眾臣，而求助，作《嘗麥》。周公為太師，告成王以五則，作《本典》。成王訪周公以民事，周公陳六征以觀察之，作《官人》。周石板嘲弄寧，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法厥後，作《王會》。周公雲歿，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某守位，作《祭公》。穆王思保位惟難，恐貽世羞，欲自警悟，作《史記》。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芮伯稽古，作《訓納》。王於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晉侯尚力，侵我王略，叔向聞儲幼而果賢，□復王位，作《太王晉》。王者德以飾躬，用為所佩，作《王佩》。夏多罪，湯將放之，征前事以戒后王也，作《殷祝》。民非后罔義，后非民罔與，為邦慎政在微，作《周祝》。武以靖亂，非直不克，作《武紀》。積習生常，不可不慎，作《銓法》。車服制度，明不苟逾，作《器服》。周道於是乎大備。

今傳世本有十餘種，以元至正十四年(1354)嘉興路學宮刊本為最古，但不易得。《四部叢刊初編》所收為明嘉靖間四明章檗刊本。清乾隆間盧文弨合眾本校刊，是為抱經堂本，世推“最善”。清人著者數家，以朱右曾《周書集訓校釋》流傳最廣，然其注較簡，且說多本丁宗洛《逸周書管箋》。另有潘振《周書解義》、陳逢衡《周書補註》、唐大沛《逸周書分編句釋》，及王念孫《讀逸周書雜誌》、俞樾《周書平議》、孫詒讓《周書補》、劉師培《周書補正》和陳漢章《周書後案》，均可參考。

有人認為今本蓋後人合舊本與晉太康間汲冢所出之周書而成，故有“汲冢周書”之名。但多數人認為稱今本《周書》為《汲冢周書》，是一種誤解。 《逸周書》內容龐雜，各篇體例不盡一致，性質亦有不同。如前三篇《度訓》、《命訓》、《常訓》，皆以王者師的口吻，講為政牧民之道﹔第五篇《糴匡》和第十一篇《大匡》，講救助災荒的措施與制度，第六篇至第十篇《武稱》《允文》《大武》《大明武》《小明武》及第三十二篇《武順》、第三十三篇《武穆》和第六十八篇《武紀》，均類兵家言﹔而自第十一篇以下，各篇又多以“維(王)某祀(或某月)”的形式開頭，記事或言。

第三十至第五十篇，主要記伐商前後事。如《酆謀》記伐商前的準備，《和寤》記伐商途中事，《克殷》記克殷的經過及善後，《世俘》主要記伐殷戰果，《商誓》主要記武王訓告商舊臣諸侯之辭，《度邑》記周公規擬伊洛而定“天室”之事，《作雒》記營建成周之緣起及成周之制。

第五十一篇《月令》是有關天文曆法的文字。第五十二篇《時訓》記一年中二十四節氣及七十二時之物候。第五十四篇《謚法》言給謚的法則。第五十八篇《官人》與《大戴禮記·文王官人》文同而人異(《大戴禮》為文王與太公望，此為文王與周公旦)。第五十九篇《王會》，記成周之會的盛況及各方貢獻。第六十篇《史記》，記歷史上諸王國滅亡的原因與教訓。第六十二篇《職方》，即《周禮·夏官·職方氏》文。第六十三篇《芮良夫》，記芮良夫訓誡厲王之辭。第六十四篇《太子晉》，記周景王太子晉行事。第六十七篇《周祝》，則又為韻語，純系說教。

今存五十九篇中，屬於或基本屬於西周作品者大概有﹕《世俘》《商誓》《皇門》《祭公》《芮良夫》等篇。這些篇記事當較可靠，此外，《度邑》所記之事在周初銅器何尊亦有反映，《克段》所記，朱右曾以為“非親見者不能”，也當有較可靠的根據，此二篇皆為《史記·周本紀》所採用。即使時代較晚各篇，也有研究價值，如《度訓》等篇對於研究孟子、荀子等人的思想淵源，《程典》等篇對於研究古代倫理思想，類兵家言的幾篇對研究先秦兵家，《王會》對於研究古代少數民族的分佈及民族關係，均有特殊意義。

《逸周書》原名《周書》，晉代始稱此名，《隋書·經籍志》又誤題為《汲冢周書》（實際並非汲冢所出），相傳乃孔子所刪百篇之餘，故不入六經。作者不詳。此書經後代學者考定為先秦古籍，與《尚書》相類，是一部周時誥誓辭命的記言性史書。今本全書10卷，正文70篇，其敘事上起周文、武王，下至春秋後期的靈王、景王。

內容龐雜，體例不一，性質各異，如前3篇皆以王者師的口吻，講為政牧民之道；第5篇和第11篇講救助災荒的措施與制度；第6～10篇等均類兵家言；而自第11篇以下，各篇又多以“維（王）某祀（或某月）”的形式開頭，記事或言。第30～50篇，主要記伐商前後事。第51、52篇是有關天文曆法的文字等等。其中不少事實，可以和《史記》《禮記》《周禮》等典籍中的記載相互印證。如《克殷》篇所載周武王待首於太白事及《度邑》《作雒》篇所載周公營建洛邑事等，皆為研究周代歷史的重要史料。

然此書文字多誤脫，還間雜有後人羼補、更動之作，尤須注意。清人注者數家，以朱右曾《周書集訓校釋》流傳最廣及王念孫《讀逸周書雜誌》、俞樾《周書平議》、劉師培《周書補正》和陳漢章《周書後案》，均可參考。

在我國古代出土文獻的發現歷程中，汲冢書的發現較為重要。汲冢所出竹書不僅數量眾多，且種類豐富，包括《紀年》《易經》《國語》《穆天子傳》等重要先秦文獻。值得注意的是，汲冢中還發現一部“書”類文獻，被整理者命名為《周書》。在隨後的汲冢書整理中，這部《周書》被晉代學者整合入傳本《周書》（《逸周書》）中。於是隋唐史志目錄中開始出現“‘周書’十卷，汲冢書”“汲冢《周書》十卷”等著錄。很明顯，汲冢《周書》的出土與整理對《逸周書》的流傳產生了重要影響。

汲冢《周書》不是《逸周書》

汲冢所出竹書，今多已亡佚，流傳下來的《紀年》《穆天子傳》等，或為輯本，或殘缺不全。就《周書》而言，其全部內容如何，已不得而知。這裡先根據兩晉學者關於汲冢書的著錄及描述，來推論汲冢《周書》大體情況：

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後序》：“太康元年三月云云，汲郡得古書科斗書，久廢不能盡通，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唯《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

王隱《晉書·束皙傳》：“太康元年，汲郡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周時古文也，大凡七十五卷，《晉書》有其目錄，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題，其七卷折簡碎雜不可名題，有《周易》上下經二卷，《紀年》十二卷，《瑣語》十一卷，《周王遊行》五卷，說穆王遊行天下之事，今謂之《穆天子傳》。此四部差為整頓，詔荀勖、和嶠以隸字寫之。”

郭忠恕《汗簡略敘》引《晉史》云：“咸寧中，汲縣人盜發魏安厘王冢，得竹書十餘萬言，寫《春秋經》《易經》《論語》《夏書》《周書》《瑣語》《梁丘藏》《穆天子傳》。”

分析以上史料，可以發現汲冢竹書殘泐非常嚴重，其中僅《周易》《紀年》《瑣語》《周王遊行》四書可以理清篇章，其餘則“折簡碎雜不可名題”。有學者以此不記《周書》之名，而否定《周書》出於汲冢，這是不正確的。因為《周書》就屬於這些“折簡碎雜不可名題”部分。郭忠恕《汗簡略敘》引《晉史》已經提及《周書》。而且，唐修《晉書·束皙傳》所列“雜書”篇目中亦有《周書》，與“折簡碎雜不可名題”相對應。這裡有一個細節不容忽視，即所謂“不可名題”，這說明當時西晉學者對包括《周書》在內的“折簡碎雜”竹簡，是按內容進行分類，繼而命名為《周書》。

那麼，這些不見名題殘簡的內容是什麼呢？幸運的是，晉太康十年（289年）汲令盧無忌《齊太公呂望碑》徵引了這些殘簡中《周志》的部分內容：

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其《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服玄禳，以立於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訓之曰：‘而名為望乎？’答曰：‘唯，名望。’文王曰：‘吾如有所於見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此以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歸，以為卿士。”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蓋壽百一十餘歲。

按，先秦時期，《逸周書》又稱《周志》。《左傳·文公二年》載晉狼瞫語：“《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文見於今《逸周書·大匡》。晉人稱《周書》，又稱《周志》，顯然是本於先秦舊稱。從稱引內容上來看，這種被晉人命為《周志》的典籍，記載了天帝託夢周文王，賜卿士齊太公呂望的事迹。全文充斥著神仙志怪情節，荒誕不經，實為後世玄學之萌芽，與杜預所謂“雜碎怪妄不可訓”正相匹配。再進一步分析，又可以發現《周志》在篇章結構安排上，雖以周文王與呂望問答對話為主，但實際上以推崇齊太公呂望為主旨，所謂天帝託夢等玄學內容也是為了襯托主要人物太公呂望的神奇與神秘。

分析到此，可以歸納出汲冢《周書》的一些特點：名為《周書》或《周志》，語言荒誕，推崇呂望。得到這些信息后，再來比較汲冢《周書》與《逸周書》的關係。需要說明的是，用以比較的《逸周書》非今本《逸周書》，因為今見《逸周書》經過晉人的整合，已非原貌。汲冢《周書》為戰國魏墓所出，按照對等原則，比較對象應該是先秦時期的《逸周書》。班固《漢書·藝文志》著錄《逸周書》於“六藝略”《尚書》之後，劉向論定其性質為“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很明顯，在體裁上，汲冢《周書》不可能是周代的誥誓號令。

再參照先秦文獻稱引《逸周書》之文及今《尚書·周書》部分文字，也可以發現，汲冢《周書》在語言使用上，不類《尚書·周書》篇章那樣詰屈聱牙。此外，這些神仙鬼怪的故事描寫也不見於“書”類文獻。基於這些不同，可以認定汲冢《周書》並不是《逸周書》。

汲冢《周書》是《六韜》類文獻

接下來的問題是，這種被晉人命名為《周志》或《周書》的文獻是先秦時期的哪種典籍。遍查先秦文獻，可以發現《六韜》正好符合上述汲冢《周書》諸多特點。《六韜》自宋人以來，一直被認定為偽書，而未獲重視。余嘉錫先生曾力排眾議，主張《六韜》之書，傳之自古，遠有端緒，並引證沈濤《銅熨斗齋隨筆》、梁玉繩《古今人表考》諸說，認定《六韜》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內。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六韜》及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竹簡《六韜》的相繼出土，說明《六韜》至少成文於秦漢之前，也證實余說不誣。

下面，具體探討一下汲冢《周書》與《六韜》類文獻的關係。

首先，在文獻命名上，《六韜》也可以稱為《周書》。汲冢《周書》出土后，晉人命名為《周書》或《周志》。實際上，除了《逸周書》之外，其他先秦古籍也有被稱引名為《周書》者，其中以《六韜》最為頻繁，下略舉數例：《呂氏春秋·聽言》云：“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之世，謂之天子此語。’”此句見於銀雀山漢墓竹簡《六韜》。又，《太平御覽》卷八十四引《周書》云：“大公曰：‘夫天下，非常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國，非常一人之國也。莫常有之，唯有道者取之。’”此句亦見於竹簡《六韜》，今傳本《六韜·順啟》作“太公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處之”。另外，《太平御覽》卷八十四引《周書》云：“文王獨坐……太公曰：‘因其所為，且興其化，上知天道，中知人事，下知地理，乃可以有國焉。’”與其對應，《六韜·壘虛》載太公語：“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又，《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九引《周書》云：“容容熙熙，皆為利謀；熙熙攘攘，皆為利往。”相似句式，《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六引《六韜》作“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諸如此類，茲不備舉。分析這些文句的異同，有個有趣的現象，即這些稱引絕非簡單的意引和引用，其最終出處都落實於呂望之語。也就是說，這些所謂《周書》應該就是《六韜》。

其次，在主題及語言風格上，《六韜》也與汲冢《周書》相同。從漢簡本《六韜》、敦煌唐寫本《六韜》及傳本《六韜》來看，其通篇以太公呂望與周文王及周武王對話的形式，表述了呂望的治國及用兵之道，推崇呂望的思想主題非常明顯。這一點與汲冢《周書》主題相同，自不待言。此外，《六韜》同樣也存在神仙志怪的描寫：

《舊唐書·禮儀志》引《六韜》：“武王伐紂，雪深丈余，五車二馬，行無轍跡，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

《太平御覽》卷十引《六韜》：“武王問散宜生：‘卜伐紂，吉乎？’曰：‘不吉！鑽龜龜不兆；數蓍交加而折；將行之日雨韜車至軫；行之日幟折為三。’散宜生曰：‘此卜四不祥，不可舉事。’太公進曰：‘是非子之所知也，祖行之日，韜車至軫，是洗濯甲兵也。”

《太平御覽》卷五十一引《六韜》：“武王伐殷，得二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將亡，亦有妖乎？’其一人對曰：‘殷國常雨血、雨灰、雨石，小者如雞子，大者如箕。’武王曰：‘大哉！妖也！’”（亦見敦煌唐寫本《六韜》殘卷）

《太平御覽》卷七百三十七引《六韜》：“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太公乃畫丁侯於策，三箭射之，丁侯病困，卜者占云：‘祟在周。’恐懼乃請舉國為臣。太公使人甲乙日拔丁侯著頭箭，丙丁拔著口箭，戊己日拔著腹箭，丁侯病稍愈，四夷聞各以來貢。”

分析這些《六韜》內容，其所講神仙道術、巫鬼妖怪、殊方異物，與汲冢《周書》所講天帝賜呂望的題材相一致，所反映的宗教神異色彩也相互發明。進一步言之，就其推崇齊太公呂望這一點來看，這些文獻應該屬於道家文獻體系。一方面，上文已言《六韜》屬《太公》，與太公呂望密切相關。為學界所熟知，呂望系道家代表人物。在《漢書·藝文志》道家文獻排序中，《太公》列於《伊尹》之後而居次席。另一方面，這些神仙方術之事又為道家最為擅長，在道家文獻中習見。班固在總結道家文獻特徵時，就明確提到“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漢代有方術靈異之作《待詔臣安成未央術》，應劭也認為“道家也，好養生事，為未央之術”。值得說明的是，在唐宋類書等文獻中，稱引所謂《周書》的內容也與《六韜》相類。下面略舉幾例：

《文選·思玄賦》李善注引《古文周書》：“周穆王姜后晝寢而孕，越姬嬖，竊而育之，斃以玄鳥二七，塗以彘血，置諸姜后，遽以告王，王恐，發書而占之。曰：‘蜉蝣之羽，飛集於戶；鴻之戾止，弟弗克理；重靈降誅，尚復其所。’問左史氏，史豹曰：‘蟲飛集戶，是曰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史良曰：‘是謂關親，將留其身，歸於母氏，而後獲寧。冊而藏之，厥休將振。’王與令尹冊而藏之於櫝。居三月，越姬死。七日而復，言其情曰：‘先君怒予甚，曰：爾夷隸也，胡竊君之子，不歸母氏？將置而大戮，及王子於治。”

《五行大義》卷五引《周書》：“武王營洛邑未成，四海之神皆會，曰：‘周王神聖，當知我名。若不知，水旱敗之。’明年，雨雪十餘旬，深丈余。五大夫乘車從兩騎止王門，太公曰：‘車騎無跡謂之變。’乃使人持粥進之，曰：‘不知客尊卑何？’從騎曰：‘先進南海御，次東海御，次北海御，次西海御，次河伯，次風伯，次雨師。’武王問太公並何名，太公曰：‘南海神名祝融，東海神名勾芒，北海神名玄冥，西海神名蓐收。”

《太平御覽》卷三七九引《周書》：“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於闕閑化為松柏棫柞，寤驚以告文王，文王乃召太子發占之於明堂，王及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之大命於皇天上帝。”

根據上文所論《六韜》稱《周書》之名，及其文多見怪力亂神之語的情況來看，這些《周書》、古文《周書》都是指《六韜》而言。

再次，從出土地點及其他同出竹書內容來看，汲冢《周書》應該為《六韜》。據史籍所載，汲冢《周書》出土於汲縣，即今河南衛輝市西南。《呂氏春秋·首時》：“太公望，東夷之士也。”高誘註：“太公望，河內人也。於周豐鎬為東，故曰東夷之士。”《呂氏春秋·當染》高誘注進一步解釋“太公望，河內汲人也，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是呂望故里汲地說由來已久⑤。也正是在這種認識影響下，《齊太公呂望碑》對汲冢《周書》中呂望相關事迹給予特別的關注。另外，從汲冢出土其他竹書內容來看，其中有卜筮之書《周易》，“言丘藏金玉事”的《梁丘藏》，“鄒子、淡天之類”的《大曆》，記載穆王見西王母等逸事的《穆天子傳》及《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都在神仙志怪的情節上，荒誕不經的語言使用上，與《六韜》相類。這些相類的典籍集中見於汲冢，也反映了墓主人對這些書籍的偏愛。

最後，敦煌唐寫本《六韜》中存在“一周維正月”篇，證明汲冢《周書》就是《六韜》。敦煌寫本《六韜》殘卷，藏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為初唐時間流傳很廣的本子。所謂“一周維正月”，為唐寫本《六韜》殘卷中的一篇，記載了先周二十八國的“成敗存亡禍福”⑥的經驗教訓。關於“一周維正月”篇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六韜》行文中，周王稱這些內容為《志》或《周志》；二是二十八國滅國內容又見於今《逸周書·史記》篇。唐寫本《六韜》中有“周志”之名，正與《齊太公呂望碑》徵引汲冢殘簡中《周志》相符合。大膽推測一下，情況很可能是，西晉學者不見汲冢殘簡名題，只是看到了簡文中有《周志》字樣，則直接以《周志》命名之。至於“一周維正月”篇的內容見於今《逸周書》，這是西晉學者整合汲冢《周書》與傳本《逸周書》的結果，這種現象也在另一個角度證明汲冢《周書》就是《六韜》。

對汲冢《周書》與《逸周書》的整合及其原因

汲冢的《六韜》被命名為《周書》后，晉人又把它與傳本《周書》（《逸周書》）進行了合編。仔細分析今傳本《逸周書》，晉人對《逸周書》的整合仍然有跡可循。

這樣的整合大體有兩種情形：

（一）改“太公”為“周公”

這種改編在今見《逸周書》中多見，略選幾例羅列於下。

第一個例子中，同樣的地點，同樣的對話內容，可以確定《發啟》與《大開武》所言為同一件事情。而且，同樣的內容，《群書治要》引《武韜》作“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顯然也可以證明這些話為太公之言。但相比之下，《大開武》作了兩點改動：一是刪除“文”字，直言“王在酆”；二是把“太公”改為“周公”。刪除“文”字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在傳世文獻中很少見到文王與周公的對話。即《荀子·王霸》所謂“文王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去掉“文”之後，這個“王”就應該變成“武王”，所以晉人編《周書序》講該篇之作：“武王忌商，周公勤天下，作大、小開武二篇。”第二個例子也是一樣。雖然簡本《六韜》此篇殘泐嚴重，但是根據殘存的隻言片語，還是可以確定兩篇所言為同一內容。因為《群書治要》引《六韜·虎韜》云：“夫民之所利，譬之冬日之陽，夏日之陰。冬日之從陽，夏日之從陰，不召而自來。故生民之道，先定其所利而民自至。”與簡本《六韜》一致。另外，《六韜》中大段論述都出自太公，所以簡本中這些論述應是太公之言。和第一個例子一樣，《大聚》篇也是把“太公”改為“周公”。通過這兩個例子，可以很明顯地看出，晉人在整合汲冢《周書》（《六韜》）與《逸周書》時，對篇章內的人物進行了改動，即把“太公”改為“周公”。另外，《逸周書·官人》篇首云：“王曰：‘嗚呼！大師，朕維民務官，論用有徵，觀誠考志，視聲觀色，觀隱揆德，可得聞乎？’周公曰……”同樣的內容，還見於《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相比之下，《官人》篇中“王”改為“成王”，“太師”雖未改動，卻指代周公。應該說，這種改動與上舉兩例同出一轍，均為晉人手法。關於《文王官人》與《官人》的關係，學界也已證明後者系改造前者而成。不過更值得關注的是，《文王官人》從何而來。巧合的是，《六韜》中存在用人“八征”：“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征皆備，則賢不肖別矣。”比較之下，正可與《文王官人》相合。而且，這種文王與太公對話的記載形式集中見於《六韜》。所以，有理由認為《文王官人》出自《六韜》。換言之，《逸周書·官人》篇也是改自《六韜》。

（二）割裂篇章

晉人整合《逸周書》篇章的第二個手段是割裂篇章結構，具體包括刪除篇章中時間、地點或人物等敘事背景。這樣的意圖很明顯，就是使人不能確定篇章所載內容出自何人之口。下面選擇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羅列於表格中。

上舉諸例中，一個共同的現象是今《逸周書》凡涉及與《六韜》相同或相似內容的篇章，都不具人物。應該說，這不是一個巧合。因為在今《逸周書》中，這種人為的刪除篇章中時間、地點或人物等敘事背景的痕迹很明顯。如上舉的《逸周書·文酌》篇，開篇無任何鋪墊而直接進入主題，但在文尾卻出現“急哉！急哉！后失時！”這樣口語化非常明顯的文字。這隻能說明，前面本有某某人曰，但被刪除了。而且，《文酌》篇主要講牧民之法，但在後面不知為何突然出現“伐有三穆、七信、一干、二御、三安、十二來”等與軍事內容相關的論述，這也說明《逸周書》存在篇章拼合的現象。同樣的情況還出今本《逸周書·大開》篇中，該篇首言“維王二月既生魄，王在酆，立於少庭，兆□九開，開厥後人，八儆五戒”，然後接雲“八儆”“五戒”如何如何，但在文後又出現“王拜：儆我後人謀競，不可以藏，戒後人其用汝謀，維宿不悉日不足”等王回答的話。很明顯，同《文酌》篇一樣，晉人也把“某某曰”刪掉了。按，凡言謀者，多為太公。如此，這些話本為太公所言。晉人除了把太公的話嫁接給周公外，還把一部分植入到其他篇章中。如銀雀山漢墓竹簡《六韜》：“太公望曰：‘夫紂為無道，忍……百姓，君秉明德而誅之。殺一夫而利天……之師以東伐紂，至於河上。’”被分別植入到《太子晉》與《酆保》兩篇中。應該說，這種植入與刪除篇章中時間、地點或人物等敘事背景的手段略有區別，但在刪除太公的儒家化主旨上還是非常一致的。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改變呢？以下幾個因素值得關註：其一，被認定為《周書》的這批竹簡，殘泐嚴重，當時已經不見名題，或者根本就沒有名題。這在一定程度增加了竹簡識讀及命名的難度。而且，唐寫本《六韜》殘卷存在“一周維正月”篇，其中有《志》《周志》字樣。晉太康十年（289年）汲令盧無忌《齊太公呂望碑》稱這批竹書為《周志》，也證明了這一點。巧合的是，《逸周書》在先秦時期曾被稱引為《周志》。所以，很可能是晉人看見這批殘簡有《周志》之名，遂命名《周書》。其二，這批殘簡主要記載周代史事，屢次提及文王、武王、太公等西周人物。如《晉書·束皙傳》認定為“雜書”19篇中有《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及《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等，這些篇章大都記載了西周的史事及傳說。結合當時先秦史籍流傳情況來看，名為《周志》（或《周書》），又記周代史事的典籍，莫過《逸周書》。很自然，這批殘泐嚴重的竹簡就被認定為《逸周書》。其三，就《逸周書》流傳情況來看，其在漢代時已經出現篇章亡佚，顏師古《漢書·藝文志》注引劉向語：“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逸周書》原本71篇，西漢時僅存45篇⑧，亡佚26篇，流傳至西晉又缺損多少篇，已不可詳考。換句話說，《逸周書》的這種亡佚情況為汲冢《周書》的認定提供了外在影響。其四，汲冢《周書》應與西晉傳本《六韜》略有差異。關於西晉傳本《六韜》的面目，雖然無法確定其全貌如何，但根據兩個漢簡本及唐寫本來看，其內容要明顯多於今本，而且神仙方術等相關內容較為少見。有學者認為戰國末期《六韜》被重新進行了整理，應該可信。最後一點，汲冢《周書》出土的晉初太康年間（280～289年），在意識形態領域鬥爭最為激烈的是儒學與玄學的交鋒。實際上，不僅在思想領域，在西晉政府不同政治力量派別的角逐上，儒學代表人物與玄學代表人物也針鋒相對。當時在西晉政府掌握實權的為荀勖等儒學名家，與之對立的是以裴楷、任愷等人為代表的玄學名士。這兩派人物在學術及政治上的鬥爭，形成了西晉前期朝中“黨爭”之亂。適逢儒學與玄學鬥爭最為激烈時出土的汲冢《周書》，它的相關整理已經不再是一項簡單的文獻整理活動，而是成為不同學術思想、政治派別鬥爭的一個重要陣地，甚至是涉及生死的契機。很明顯，在荀勖等儒者的主持下，汲冢《周書》的整理只能朝著儒家化方向發展第一編第三章。

綜上所述，本文對汲冢《周書》與今傳本《逸周書》的源流關係進行了全面的考證。首先從體裁、文辭使用及語言風格等角度，證明了汲冢《周書》不是《逸周書》。其次又從命名、主題、汲冢所出其他古籍及晉人編輯《逸周書》等方面，認定了汲冢《周書》為戰國晚期流傳的《六韜》類道家文獻。最後根據汲冢《周書》文獻形態、晉人命名先秦典籍慣例及西晉初期儒學與玄學的鬥爭等情況，歸納了汲冢《周書》被認定為《逸周書》的原因。作為晉人整合《逸周書》的結果，今見《逸周書》篇章不僅支離破碎，拼合現象嚴重，而且伴隨著《六韜》等文獻加入傳本《逸周書》中，《逸周書》的地位急劇下降，從《漢書·藝文志》屬《六藝略》“書類”的“周時誥誓號令”，落至隋唐時期史志目錄中“委巷之說，迂怪妄誕，真虛莫測”的“雜史”類。而且，按照晉人的整合，今《逸周書》中應該保存著《六韜》等齊文獻的內容，這些齊文獻的研究非常值得重視。以上這些，都是今後《逸周書》研究中需要進一步深入考證的問題。換個角度說，這些也是汲冢《周書》出土后給《逸周書》流傳帶來的新問題。我國古代出土文獻的發現很多，相類似的問題也會層出不窮，特別是當前金石簡帛文獻的大量出土，其相應的整理和研究工作，都會對傳世文獻的流傳產生相應的影響。本文作為一項個案研究，正是就出土文獻研究與古書形成、流傳問題探究的一種嘗試，希望能對今後相關問題研究有所裨益和借鑒。

十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曰《汲冢周書》。考《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俱稱此書以晉太康二年得於魏安釐王蒙中。則汲冢之說，其來已久。然《晉書·武帝紀》及《荀勖》《束晳傳》，載汲郡人不準所得《竹書》七十五篇，具有篇名，無所謂《周書》。杜預《春秋集解後序》，載汲蒙諸書，亦不列《周書》之目。是《周書》不出汲冢也。考《漢書·藝文志》先有《周書》七十一篇，今本比班固所紀惟少一篇。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凡七十篇，《敘》一篇在其末。京口刊本，始以《序》散入諸篇，則篇數仍七十有一，與《漢志》合。司馬遷紀武王克商事，亦與此書相應。許慎作《說文》，引《周書》“大翰若翚雉”，又引《周書》“豲有爪而不敢以撅”。

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鄭玄注《周禮》，引《周書·王會》，注《儀禮》，引《周書·比黨州閭》。皆在汲冢前，知為漢代相傳之舊。郭璞注《爾雅》，稱《逸周書》。李善《文選注》所引，亦稱《逸周書》。知晉及唐初，舊本尚不題“汲冢”。其相沿稱為汲冢者，殆以梁任昉得《竹簡漆書》，不能辨識，以示劉顯。顯識為孔子刪書之餘。其時《南史》未出，流傳不審，遂誤合《汲冢》《竹簡》為一事，而修《隋志》者誤采之耶。鄭玄祐作《大戴禮後序》，稱《文王官人篇》與《汲蒙周書官人解》相出人。《汲冢書》出於晉太康中，未審何由相似云云。殊失之不考。《文獻通考》所引《李燾跋》及劉克莊《後村詩話》，皆以為漢時本有此書，其後稍隱，賴汲蒙竹簡出，乃得復顯。是又心知其非而巧為調停之說。惟舊本載嘉定十五年《丁黼跋》，反覆考證，確以為不出汲冢。斯定論矣。其書載有太子晉事，則當成於靈王以後。所云文王受命稱王，武王、周公私計東伐，俘馘殷遺，暴殄原獸，輦括寶玉，動至億萬，三發下車，懸紂首太白，又用之南郊，皆古人必無之事。陳振孫以為戰國後人所為，似非無見。然《左傳》引《周志》“勇則犯上，不登於明堂”。又引《書》“慎始而敬終，終乃不困”。又引《書》“居安思危”。又稱“周作九刑”。其文皆在今《書》中，則春秋時已有之。特戰國以後又輾轉附益，故其言駁雜耳。究厥本始，終為三代之遺文，不可廢也。

近代所行之本，皆闕《程寤》《秦陰》《九政》《九開》《劉法》《文開》《保開》《八繁》《箕子》《耆德》《月令》十一篇。餘亦文多佚脫。今考《史記·楚世家》引《周書》“欲起無先”，《主父偃傳》引《周書》“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貨殖傳》引《周書》“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漢書》引《周書》“無為創首，將受其咎”，又引《周書》“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唐六典》引《周書》“湯放桀，大會諸侯，取天子之璽，置天子之座”，今本皆無之。蓋皆所佚十一篇之文也。觀李燾所跋，已有脫爛難讀之語，則宋本已然矣。

為闡釋性“語”體文獻提供話語資源

“語”是先秦時期非常普遍的一類文體，它作為古人生存經驗、知識積累的結晶和為人處世的指南，是當時人們的一般知識和共有的思想、話語資源，也是後人常常借用的文化資源。“語”類文獻通常以“明德”為目的，具有各種各樣的表現形式，有言類之語、事類之語，也有兼記言敘事之語，有散見之語，也有成篇甚至結集之語。

《論語》《國語》《文子》《管子》《大戴禮記》《戰國策》等書中都有成篇的語類文獻，出土的郭店楚簡《語叢》、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馬王堆帛書《稱》、銀雀山漢簡《要言》、阜陽漢簡《春秋事語》等也都屬於語類文獻的範疇。《逸周書》中也有非常多的“語”體文，不僅大多數篇章中帶有總結性質的句子獨立出來都可以視作“語”，還存在著一些語體文集成性質的篇章，如《王佩》《銓法》和《周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