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詩為詞

“以詩為詞”的手法是蘇軾變革詞風主要武器，即是把詩的表現手法移植到詞中，突破了音樂對詞體的制約和束縛，把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此說出於自陳師道《後山詩話》：“《世語》言：……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陳師道站在尊體的立場，以非本色否定蘇詞，但卻恰恰道出了蘇詞的貢獻。

“以詩為詞”的手法則是蘇軾變革詞風的主要武器。所謂“以詩為詞”，是將詩的表現手法移植到詞中。蘇詞中較成功的表現有用題序和用典故兩個方面。

蘇軾之前的詞，大多是應歌而作的代言體，詞有調名表明其唱法即可，所以絕大多數詞作並無題序。蘇軾則把詞變為緣事而發、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體，所以詞作所抒的是何種情志或因何事生髮，必須有所交代和說明。然而詞體長於抒情，不宜敘事。為解決這一矛盾，蘇軾在詞中與詩一樣大量採用標題和小序的形式，使詞的題序和詞本文構成不可分割的有機統一體。與張先的詞題僅起交代創作的時間、地點的作用相比，蘇軾賦予了詞的題序以新的功能。有些蘇詞的題序交代詞的創作動機和緣起，以確定詞中所抒情感的指向，如《水調歌頭》的小序：“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不僅交代了創作的時間、緣由，也規定了詞末“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所懷念的對象是其弟蘇轍。另有一些題序與詞本文在內容上有互補作用，如《滿江紅》(憂喜相尋)、《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二詞，詞序用來紀事，詞本文則著重抒發由其事所引發的情感。有了詞題和詞序，既便於交代詞的寫作時地和創作緣起，也可以豐富和深化詞的審美內涵。

在詞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於蘇軾。詞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種替代性、濃縮性的敘事方式，也是一種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江城子·密州出獵》具有較濃厚的敘事性和紀事性，但寫射獵打虎的過程非三言兩語所能窮形盡相，而作者用孫權射虎的典故來作替代性的概括描寫，就一筆寫出了太守一馬當先、親身射虎的英姿。詞的下闋用馮唐故事，既表達了作者的壯志，又蘊含著歷史人物和身身懷才不遇的隱痛，增強了詞的歷史感和現實感。蘇詞大量運用題序和典故，豐富和發展了詞的表現手法，對後來詞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從本質上說，蘇軾“以詩為詞”是要突破音樂對詞體的制約和束縛，把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蘇軾寫詞，主要是供人閱讀，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雖也遵守詞的音律規範而不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蘇軾作詞時揮灑如意，即使偶爾不協音律也在所不顧。也正是如此，蘇詞像蘇詩一樣，表現出豐沛的激情，豐富的想象力和變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語言風格。

蘇軾對詞的革新是一種完全自覺的行動，使詞以全新的面貌，屹立於北宋詞壇。其意義在於改變了詞的舊傳統，增加了詞的內容，豐富了詞的體式，促使詞發展成為獨立的抒情詩式樣。這種對詞的革新，在詞史上有著不可磨滅的功勛。也毋庸諱言，“以詩為詞”對詞的藝術個性有所削弱、消減，對唐五代宋初詞的體格特徵有所異化，是詞向詩的特徵的某種程度的回歸。然它終竟代表了詞的一種發展的新趨向。與他同時的黃庭堅、晁補之、李之儀、賀鑄等人，其詞都有某種程度的詩化傾向，是他詞體革新的同盟軍。其後朱敦儒、張元干、張孝祥等詞人，繼承了這一傳統，使“以詩為詞”得到了繼續與承傳。到了陸遊所處的時代，“以詩為詞”已成為詞的主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