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集箋校

袁宏道集箋校{全三冊}（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作者： （明）袁宏道 /箋校：錢伯城

開本: 32

ISBN: 9787532547081, 7532547086

條形碼: 9787532547081

產品尺寸及重量: 20.6 x 14.2 x 6.8 cm ; 1.7 Kg

ASIN: B0019PSACK

頁數：全3冊

定價：145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裝幀：平裝

出版時間：2008-4-1

袁宏道，字中郎，文學流派公安派的領袖，公安“三袁”中最聲名卓著者。其人性情灑脫，鍾情山水，同時又精明強幹，為官清廉公正，頗有政聲。他主張詩要從“自己胸臆流出”，要有性靈、趣味、新奇，提倡向民歌學習，其詩本色尖新，淺近俚俗，在明代詩歌專事模擬的風氣下，令人耳目一新。

明神宗萬曆二十六年（1598），袁宏道收到在京城任職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讓他進京。他只好收斂起遊山玩水的興緻，來到北京，被授予順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第二年，升為國子監助教。《滿井遊記》就寫於這一年的春天。

袁宏道生於湖廣公安（湖北公安）。北國的寒冷，多少阻住了他的遊興。文章的第一段，就寫了這種欲游不能的苦惱。早春二月，乍暖還寒，這對北方人來說本不足為奇，但對一個在江南長大的人來說，卻是不可忍受的。作者從理性上知道“燕地寒”，但“花朝節后，余寒猶厲”則是他親身的感受和體驗了。一個“余”字，一個“猶”字，兩相映襯，把寒流不肯罷去的情狀描述無遺。那麼，其具體表現是什麼呢？作者用了極其簡練的語言來描繪：“凍風時作，作則飛沙走礫。”不說“寒風”“冷風”而說“凍風”，意在說明寒冷的程度，也表明作者對“燕地寒”的敏感。這樣惡劣的天氣，只好“局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從“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輒返”來看，作者不知做過多少次嘗試，都無奈而歸。

明代文學流派。代表人物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貫為湖廣公安（今屬湖北），故世稱“公安派”。其重要成員還有江盈科、陶望齡、黃輝、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員主要生活在萬曆時期。明代自弘治以來，文壇即為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貞、李攀龍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們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大曆以後書勿讀”的復古論調，影響極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為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明史·李夢陽傳》）。其間雖有歸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爭，但不足以矯正其流弊。萬曆間李贄針鋒相對提出“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的觀點，振聾發聵，他和焦、徐渭等實際上成為公安派的先導。

公安派的文學主張發端於袁宗道，袁宏道實為中堅，是實際上的領導人物，袁中道則進一步 擴大了它的影響。公安派的文學主張主要是：

①反對承襲，主張通變。公安派諸人猛烈抨擊前後七子的句擬字摹、食古不化傾向，他們對文壇“剽竊成風，眾口一響”的現象提出尖銳的批評，袁宗道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復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論文》）。他們主張文學應隨時代而發展變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袁宏道《敘小修詩》），“世道改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勢也”（袁宏道《與江進之》）。不但文學內容，而且形式語言亦會有所變化而趨於通俗，這是因為“性情之發，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於俚又變矣”（袁中道《花雪賦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們進而主張：“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顧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濤閣集序》）衝破一切束縛創作的藩籬。

②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所謂“性靈”就是作家的個性表現和真情發露，接近於李贄的“童心說”。他們認為“出自性靈者為真詩”，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所行，是謂真人”（袁宏道《識張幼於箴銘后》），進而強調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則不下筆。因此他們主張“真者精誠之至。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應當“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瀟碧堂集序》），這就包含著對儒家傳統溫柔敦厚詩教的反抗。他們把創作過程解釋為“靈竅於心，寓於境。境有所觸，心能攝之；心欲所吐，腕能運之”，“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江盈科《敝篋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後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於楮墨之間”（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實現文學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說，提倡通俗文學。公安派重視從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袁宏道曾自敘以《打棗竿》等民歌時調為詩，使他“詩眼大開，詩腸大闊，詩集大饒”，認為當時閭里婦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棗竿》之類，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又讚揚《水滸傳》比《史記》更為奇變，相形之下便覺得“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聽朱生說水滸傳》）。這是和他們的文學發展觀與創新論相聯繫的，對提高那一時期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社會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體上頗有功績，“一掃王、李雲霧”（《公安縣誌·袁中郎傳》），遊記、尺牘、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潑詼諧，自成一家。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消極避世，多描寫身邊瑣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會內容，因而創作題材愈來愈狹窄。其仿效者則“衝口而出，不複檢點”，“為俚語，為纖巧，為莽蕩”，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後人評論公安派文學主張的理論意義超過他們的創作實踐，是為公允之論。

錢伯城(1922- ) 古典文學研究家、編審。筆名錢東甫、錢冬父、陽湖、成柏泉、辛雨。常州人。1937年後，曾任上海生活書店練習生，上海《文匯報》社資料人員，中學語文教員。解放后歷任上海新文藝出版社、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室主任、《中華文史論叢》編輯室副主任、總編輯、社長兼上海市古籍理事出版社規劃小組副組長和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第二屆理事、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197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長期從事作家傳記和古典文學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辛棄疾傳》（1955年，作家出版社）《司馬遷的故事》（1956年，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唐宋古文運動》（1962年，中華書局）、《韓愈》（1980年，中華書局）、《袁宏道集箋校》（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古代文言短篇小說選注》（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此外，還在《文藝月報》等刊物，發表歷史小說《小忽雷》、《長命女》和論文《〈約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國》、《關於韓愈的詩》、《洪升和他的戲曲〈長生殿〉》等。

凡例

卷一 敝篋集之一——詩

卷二 敝篋集之二——詩

卷三 錦帆集之一——詩

卷四 錦帆集之二——遊記、雜著

卷五 錦帆集之三——尺牘

卷六 錦帆集之四——尺牘

卷七 去吳七牘

卷八 解脫集之一——詩

卷九 解脫集之二——詩

卷十 解脫集之三——遊記、雜著

卷十一 解脫集之四——尺牘

卷十二 廣陵集——詩

卷十三 瓶花齋集之一——詩

卷十四 瓶花齋集之二——詩

卷十五 瓶花齋集之三——詩

卷十六 瓶花齋集之四——詩

卷十七 瓶花齋集之五——記

卷十八 瓶花齋集之六——敘

卷十九 瓶花齋集之七——傳

卷二十 瓶花齋集之八——雜録

卷二十一 瓶花齋集之九——尺牘

……

附錄一 輯佚

附錄二 傳記 評論 著錄

附錄三 序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