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輝

謝輝出生於一個農民家庭，幼時在本鎮私立小學讀書，14歲時進莒城高級小學就讀，16歲考入山東省立第五中學（臨沂一中）。

1928年中學畢業后，與同鄉好友張子亮、吳漢升等人在十字路一帶組織農民協會，張貼“打倒土豪劣紳”等標語。

1931年8月，因抒發對國民黨政府不滿的言論，被捕入獄，以共產黨嫌疑罪名被判刑3年零4個月。在獄中受到共產黨人的教育和熏陶。

1934年出獄后，到益都、濟南、濟寧、上海、廣州等地尋找中共黨組織，未能如願，1935年回到家鄉。

1937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后，他積極宣傳、動員民眾參加抗日救國鬥爭。8月，與張子亮、劉瑞卿、劉懷川、何連峰等人組織起“十字路抗日游擊大隊”，謝輝任大隊長。

1938年春，該部被編為八路軍山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第四支隊三團八連，其任連長。此後，他率部轉戰在魯中、魯南一帶，不久提升為營長。

1938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9年春，始任中共魯東南特委委員、軍事部部長、八路軍山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第二支隊副司令員、二支隊後方司令部副司令員，先後在日照、莒南、莒北、諸城等地建立起抗日武裝縣大隊，並在莒縣七、八兩區各建立200餘人的區常備隊。

1940年3月任莒縣抗日民主政府縣長，同年12月任莒、日、臨、贛四縣聯合辦事處主任。

1941年8月，任濱海專署專員。

1945年4月，任濱海行政公署主任。

解放戰爭時期，他歷任魯中南支前委員會副主任、華東支前司令部前方辦事處主任。

1949年8月，謝輝被調回山東，先後任山東省民政廳廳長、省政府副秘書長等職。

1953年任山東省城市建設局局長。

1956年任中共山東省委工業部部長。

1956年9月至1960年12月曾任三門峽工程局副局長和局長，為三門峽水利樞紐這一舉世聞名的重點工程建設做出了突出貢獻。

1961年初，調到河北省工作，先後任中共承德地委第一書記、河北省副省長兼農辦主任等職。

1961年11月，河北省成立根治海河指揮部，任根治海河指揮部副指揮。他率領勘察隊踏遍大半個省，在掌握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制定出切合實際的根治海河規劃，並在治理滄州宣惠河中取得經驗，於1965年開始全面治理海河。施工中，他依靠專家和群眾，創造出先築橋后挖河築堤、“三堤兩河”和河、堤、路、橋、田、樹同時完成的“六成”方法，較好地解決了水利施工與農業生產、交通運輸的矛盾。

“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受到不公正的對待。

1968年重新工作后，將全部精力投入到治理海河工程中。在心臟病非常嚴重的情況下，仍堅持工作，指揮了1963年河北省有水文記錄以來第一次特大洪水的抗洪搶險。

1968年6月25日，他正緊張地準備進京彙報工作時，心臟病突發，不幸逝世。

雖然他在三門峽工作的時間不長，但是，當年的三門峽水利樞紐建設者們凡是認識他與他有交往的，至今仍記得他、佩服他、懷念他。謝輝生前曾說：他一生主要辦了兩件事，一是三門峽工程，一是海河工程。在這兩大工程中，他所創造的戰鬥業績和貢獻充分展示了一個共產黨員對黨的事業赤膽忠誠、無私奉獻和高風亮節。謝輝在戰爭年代就曾是一位英勇善戰、屢建戰功的指揮員。他曾是抗戰爆發后魯東南地區最早組織抗日武裝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曾任八路軍山東人民抗日游擊第四支隊三團和二團的連長、營長及二支隊副司令員，後轉地方工作，曾任山東莒縣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縣長、濱海專署專員，淮海戰役時曾任華東支前司令部、支前辦事處主任，在渡江戰役中任華東支前司令部贛東北辦事處主任，建國后還任山東省人民政府民政廳長、副秘書長、城建局長、中共山東省委工業部部長。熟悉他的同志都評價他是一個作風樸實、平易近人、能打善戰的優秀領導幹部。

嚮往追求革命，拉起隊伍抗日

謝輝15歲考入臨沂縣第五中學。學生時代的謝輝，喜愛網球運動，體格強壯，性格爽直坦白，富有正義感，具有堅強的鬥爭精神。他在臨沂五中讀書時，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人、農民和學生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在革命運動的熏陶下，他曾兩次參加高年級同學組織的反軍閥統治、反舊教育制度的罷課鬥爭，有時約同學秘密集會，有時公開演講，非常活躍。

1928年夏，謝輝在臨沂五中畢業后回到家鄉。當時的莒縣一帶田賦重，苛捐雜稅多如牛毛，農民終年辛苦不得溫飽。謝輝看到這種情形，開始認識到社會的黑暗和社會制度的不合理。1928年秋，北伐軍到達莒縣，南方組織農民協會的聲浪波及到這裡，喚起了他的革命激情。謝輝積極投入農民協會的組織發動工作，帶領組織起來的農民向土豪劣紳展開鬥爭。在組織農民協會的過程中，謝輝有機會接觸社會，廣泛了解勞動大眾的疾苦，進一步增強了他對地主豪紳的恨，對勞苦大眾的愛。他常常路見不平，挺身而出，同權貴們的惡劣行為作鬥爭。由於受到當地貪官污吏的報復，他不得不離開家鄉，於1929年春去青島謀生，在青島膠濟鐵路工會當文書。

1931年夏，謝輝辭去青島的職務到了煙台。這時的他，政治上還比較幼稚，他了解到駐煙台的軍閥劉珍年與蔣介石、韓復榘有矛盾，接連給劉寫了三封信，抒發自己對社會制度和蔣介石、韓復榘反動統治的不滿，爭取劉的支持，以便投到他的部隊或軍官學校，創造反蔣、反國民黨的條件。沒想到這三封信都被當作了“罪證”。謝輝被劉珍年部政訓處扣押，送到濟南交韓復榘處置。為了營救謝輝，家裡託人通融。被托的人提出，只要謝輝“過堂”時，裝成神經不正常的樣子，以表明過去所說的話都是些“癲話”，然後由審判人員敷衍幾句，走走過場就可以放出來了。不料謝輝在受審時，不僅不承認自己有神經病，反而對給劉珍年的信中所表露的反蔣觀點供認不諱。在法庭上，審判官高聲喝斥他，他就針鋒相對，用洪鐘般的聲音，壓過了審判官的吼叫，這樣一來，他不但沒能被釋放，反而受到了更重的刑罰。國民黨濟南高等法院以“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主義”的共產黨嫌疑犯罪名將謝輝判刑五年，關在濟南第一監獄。在獄中，謝輝接觸了一些共產黨人，受到教育和熏陶，閱讀了一些進步書籍，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

1934年，經多方營救，謝輝提前出獄，回到家鄉。國民黨反動派仍監視他。1935年春，經同鄉介紹，他到沾化縣鄉農學校當了半年教員。這時他革命心切，不顧旅途上的風險，先後到益都、濟南、濟寧、廣州等地尋找共產黨，都沒有結果，只好又回到家鄉，在莒縣十區鄉鎮辦事處當文書。

1936年，全國抗日救國運動日益高漲。為了抗日，謝輝與同學好友張子亮、何蓮峰等一起考取了國民黨政府的鄉長。謝輝被委任為澇坡鄉鄉長。這時他一方面利用壯丁訓練的機會讓富戶買槍，一方面接近掌握一部分槍支的地方實力派，壯大自己的力量。

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中共中央發表抗日宣言，全國人民奮起抗日。懷著滿腔愛國熱情的謝輝，聽到中國共產黨號召團結起來抵抗日寇侵略的消息后，立即著手組織抗日武裝。他利用鄉長的地位和家鄉的群眾基礎，將自己掌握的人槍集中起來，與好友張子亮、劉瑞卿等組織起一支近百人的抗日隊伍。他們一面組織隊伍訓練，一面向群眾宣傳抗日的道理。當時士紳名流中的進步人士，出於愛國之心和對謝輝的仰慕，對謝輝出頭組織抗日武裝積極響應。當地的窮苦百姓對曾經組織農會、帶領農民向土豪劣紳開火的謝輝，更是倍加信賴。到1937年初冬，謝輝已發展了近300人的抗日隊伍，起名叫“十字路抗日游擊大隊”，謝輝任大隊長。這支隊伍雖然人數不多，但影響很大。部隊紀律嚴明，官兵平等，與人民同甘苦，為勞苦大眾打仗除害，因此，人們紛紛傳說：“十字路有一支‘紅’了的隊伍”。

走進革命隊伍，成為勇猛戰士

在領導組織群眾抗日的同時，謝輝繼續多方打聽，決心與堅持抗戰的中國共產黨取得聯繫。1937年深冬，他終於與臨沂地下黨領導人崔介、汪洋取得聯繫，並在他們的引導、指揮下，於1938年2月在淄川縣與徂徠山起義的抗日武裝匯合，他所在的部隊被改編為八路軍山東縱隊四支隊二團，謝輝任連長。從此，謝輝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的一名幹部。1938年3月，謝輝由汪洋、崔介介紹，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在黨的領導下，謝輝率部參加了一系列對敵戰鬥，在萊蕪戰鬥、沈家嶺戰鬥以及魯南的郭庄戰鬥、八里溝戰鬥中，他指揮有方，身先士卒，猛打猛衝，表現非常出色，很快由連長升為營長。

1938年底，中共山東省委決定派一部分熟悉當地情況的幹部，開闢和建設濱海根據地，任命謝輝為魯東南特委委員、軍事部長兼山東縱隊二支隊副司令員。謝輝是莒縣人，在莒縣、臨沂、贛榆三縣邊區群眾中有相當影響。1940年3月，他被選為莒縣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縣長。謝輝雖是學生出身，卻具有農民的質樸性格。他常穿農民的便式棉襖，戴氈帽，同農民一樣吃煎餅、喝糊粥，走到哪裡就在哪裡和農民一起幹活，幫助解決問題，群眾見他一身莊戶人打扮，說一口莊戶話，處處為莊戶人辦事，都親切地稱呼他“莊戶縣長”。

1941年12月，謝輝被選舉為濱海區各縣聯合辦事處主任，1942年12月又當選為濱海區專員公署專員。1943年12月至1948年9月，謝輝先後任濱海行政公署主任和濱海區專署專員等職，始終孜孜不倦地為抗戰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努力工作。

在抗日民主政權建設中，謝輝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團結教育士紳，發展地方抗日武裝，保障人民權利，及時解決部隊給養，做了大量工作。當時莒縣少數上層人物，過去對謝輝很傲慢，有的曾是冤家對頭。謝輝以團結抗戰為重，不咎既往，不念舊惡，耐心做他們的工作，使一些人不僅本人為抗戰出力，還動員勸說親朋子女參加革命。謝輝在特委期間，遵照黨的“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的指示，利用熟悉情況的有利條件，四處奔波，說服了以“佛教會”、“大刀會”、“金鐘罩”等名義組織起來的各抗日武裝聯合對敵，統一於黨的領導之下。他依靠當地黨組織，籌建了莒南、莒縣和日照縣大隊等地方武裝，壯大了堅持濱海地區武裝鬥爭的八路軍山東縱隊二支隊，為開闢和建設濱海根據地作出積極的貢獻。

在解放戰爭中，謝輝率領濱海區廣大幹部和民工隊伍積極支前。他四處籌軍糧、備衣物，做軍鞋，推米磨面的場合時常能見到他的身影。在華東野戰軍的魯南、萊蕪、孟良崮、南麻、臨朐、膠河等戰役中，濱海區送出大批擔架、軍糧和慰問品。不久，他根據上級黨組織的統一安排，奔赴支前第一線，參加了濟南戰役、淮海戰役，以及渡江、解放南京的戰役，一直轉戰到贛東北。

在濟南戰役中，謝輝任魯中南支前委員會副主任；淮海戰役中任華東支前司令部前方辦事處主任。他堅決貫徹華東局提出的“把民工隊伍當學校辦”的指示，細緻地做民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並始終在第一線指揮，做到軍隊打到哪裡，擔架隊跟到哪裡。他以身作則，行軍時以一個普通民工的姿態出現在支前隊伍中，和民工打成一片。行軍路上見傷員被子單薄，就把自己的大衣脫下蓋在傷員身上；看到民工的鞋子爛了，就把自己領的鞋送給他。有時他親自抬傷員，給傷員喂水、喂飯、喂葯，還時常幫助民工推車、背槍、背糧袋。在糧食發生極度困難的時候，他果斷地抽出一部分幹部民工到駐地籌糧。

在渡江戰役中，謝輝任華東支前司令部贛東北辦事處主任。他率領民工隊伍從安慶南下渡江支前，愈走愈遠，語言不通，飲食不習慣，又要急行軍，引起民工思想情緒不穩定。對此，謝輝多次召開幹部會議作動員，他以“解放全中國”的口號鼓舞士氣，深入民工連隊，解決實際問題，穩定了民工情緒，使隊伍順利渡過長江，到達上饒，勝利地完成了支前任務。

領導水利建設，創造卓著業績

1949年8月，華東地區全部解放。謝輝回到山東，先後任山東省人民政府民政廳廳長、省政府副秘書長、城市建設局局長、中共山東省委國營工業部部長等職。在這些崗位上，謝輝仍然保持著戰爭年代革命精神和艱苦樸素的作風，以全部精力投入工作。1954年，濟南搞“十大建築”，他作為城建局長，除了組織強有力的施工隊伍外，還親臨現場掌握情況，檢查施工。每到一處，他不僅聽取彙報，而且深入施工現場，傾聽技術人員和工人的意見，檢查操作規程的執行情況，嚴格質量要求，圓滿完成了任務。

1956年9月，謝輝調任三門峽工程局任副局長。三門峽水利樞紐是黨中央國務院確定的“一五”期間全國重點工程之一，也是我國在黃河上建設的第一座大型水庫。在工程建設過程中，黨和國家領導人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雲、鄧小平等都親臨工地視察指導，全國各地大力支援。當時三門峽城市建設剛剛開始。從全國各地抽調而來的幾萬名工程建設大軍面臨生活、生產等各種困難。工程的領導者們在黨的領導下，相信和依靠群眾，克服和戰勝各種困難，創造工程建設條件，立志把三門峽工程建設好，向黨和全國人民交一份滿意的答卷。謝輝分工抓生產。一到任就投入到緊張的項目開工建設中。當時，工程局黨委為了保證工程建設，將工程指揮部搬到大壩鬼門島上二層台階小平房。謝輝把行李搬到壩頭，吃、住在工地，很少在辦公室。在工程開始階段的開挖、爆破中，他白天和施工人員一起現場研究解決問題，晚上就睡在工地簡易工棚里。大家看到他經常在工地，善於傾聽工人、工程技術人員意見，組織好生產，都說謝輝是個爽直能幹而又平易近人的人，是個好領導。一天晚上，工地組織神門島爆破時，突然飛起的一塊大石頭一直落到500米外的鬼門島謝輝住室屋頂上。負責爆破的技術員緊張萬分，連忙跑過去推開門，只見那塊大飛石正落在謝輝的床上。所幸謝輝並不在屋內，他正在施工現場忙碌著。謝輝不分晝夜的操勞，感動了同志們。有人以“他的功夫在‘室’外”為題，寫文章稱讚他與工程技術人員打成一片，善於研究總結生產中的規律和堅持深入現場解決生產中問題的好作風。與他一同共事的人都稱他是一個“勇猛的戰士”。

謝輝在三門峽工作的四年，正是三門峽水利工程建設最關鍵、最緊張的時期。謝輝作為主要指揮者，在關鍵時刻、關鍵問題上都親臨現場，親自指揮，表現出了敢打硬仗、善於指揮的領導者的氣魄和風度。

黃河三門峽截流是三門峽工程關鍵性的一個戰役，由謝輝分工主管。根據列寧格勒設計分院意見，選定1958年11月15日至12月15日為截流最適宜時間，並擬定1000個流量（立方米每秒）作為設計流量，截流拋投物依此來準備。沒想到該年黃河是個豐水年，到11月16日流量仍在2000立方米每秒以上，而且降勢緩慢。在這種情況下，大家對是否按期進行截流有很大分岐。尤其是蘇聯專家堅持要延期進行截流。工程局黨委經過研究認為，截流是三門峽從第一期工程轉入第二期工程的轉折點，只能前進，不能後退。謝輝積極執行局黨委的意見，他說：“有人主張等待，可季節不等人，等到黃河結了冰，還怎麼截流？今年不截流，一拖工期就是一年啊！……不怕它，才能征服它。憑咱們中國人這股倔強勁兒、聰明勁兒，啥樣的敵人征服不了啊！”在與蘇聯專家達不成一致意見的情況下，謝輝經過周密的調查，提出先進行“截流演習”的意見，這樣，巧妙地解決了分歧。謝輝說：“如能進佔的話就幹下去，否則即停下來。”這樣，11月17日8時截流按原計劃如期進行。總指揮張海峰、截流指揮謝輝在鬼門島上進行截流動員，發出了截流的命令。在截流中，謝輝第一個值班。他從夜班跟到第二天的白班，眼熬紅了，嗓子喊啞了，小車司機讓飲事員送來饅頭、雞蛋和開水，謝輝像什麼也沒有看見，他只休息了兩個小時就又上了工地，他想親自摸索出斬斷神門河的規律。

截流中，遇到的一大技術難題就是如何解決進佔中的塌方，這也是施工中遇到的一個關鍵問題。因為截流採用自卸汽車拋投石塊進佔的辦法，如果一塌方，連車帶人都將掉進浪濤翻滾的黃河。謝輝與多年治黃的“老黃河”和工人、技術人員一起研製出“安全排”——用鋼軌作底盤，上面加方木綁紮成一個長方形的排子。這種“安全排”放在戧堤進佔口的邊沿，保證了大型自卸卡車安全拋投，並且增加拋投的強度，給汽車司機和前沿陣地的突擊隊員壯了膽，保證了戧堤的安全進佔。“安全排”在使用過程中又經過改造，變得體積小、重量輕，可以用吊車移動，大大縮短了移動時間，加快了截流進度。這種“安全排”博得在場蘇聯專家康年柯夫的稱道，他說：“中國人真聰明！”

工程在進入第二期截流中又出現了一個新問題：戧堤前沿的料物常常被水沖走。為了避免戧堤塌方，值班指揮動用了四面體，謝輝知道后，非常著急地說：“這四面體是關鍵時刻攻堅用的，過早用完了，以後怎麼辦？臨時澆築也來不及，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呀！”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又請教“老黃河”，請他們出主意。他們提出了用“葡萄串”來代替“四面體”的辦法，“葡萄串”是用8號鉛絲編成像網一樣的一串一串的籠子，把大石塊裝進去，當拋投一般石料站不住腳時，就拋投這種“葡萄串”，既解決了問題，又節省了“四面體”。三門峽截流經過8個晝夜的連續奮戰，終於取得成功，在超過設計流量一倍的情況下，提前完成截流任務。謝輝和他的同事們創造了截流史上的一個奇迹。

截流工程勝利完成後，局黨委根據實際情況，研究決定1959年澆築混凝土100萬立方米，即“大幹一百萬”，提前一年實現部分攔洪。這是三門峽工程的第二大戰役。為了保質保量地完成大幹一百萬的任務，謝輝與其他幾位領導相互配合，提出了“十分任務、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幹勁”的口號。謝輝坐鎮指揮，天天過問日完成計劃量，及時發現和解決施工中存在的問題。他敢打硬仗但並不蠻幹。澆灌到7月份，天氣熱了，製冰的氨機還沒有安裝好，援建的專家提出要停止澆築。謝輝找技術人員和工人開座談會，研究出了搭草棚遮陰涼和勤噴水搞養護的降溫辦法，使澆灌既不停工，又保證了質量。嚴格質量要求是三門峽工程建設中的一個重要方面，謝輝在工程指揮中非常重視這項工作，嚴格質量標準。工程施工人員為抓進度與質量驗收部門發生爭執，謝輝知道后毫不含糊地說：“要聽質量驗收部門的。”有一次澆灌中，遇到一塊倒坡的大石頭，蘇聯專家提出這會影響澆灌質量。謝輝立刻說：“你的意見對，聽你的。”立即組織人將石頭炸掉。

謝輝是一個政治上非常清醒、無私無畏的人。在三門峽大壩大幹一百萬的時候，正是河南“放衛星”風盛行的時候。施工指揮人員也想趕風頭，於是將施工停下來，安排了一個場面，擺出圍殲架勢，準備也放一個“一天萬方大衛星”。謝輝在夜巡工地時發現了這一情況，立即進行制止，批評他們說，為圖虛名準備四五天，就為放一個衛星，造成人力物力浪費，得不償失。一句話說得在場人員心服口服，隨即重新部署，當夜就開盤正常澆築了。他不圖虛名，不願以所謂的政治來影響國家工程建設，影響正常生產的大無畏精神，贏得了廣大幹部職工的信任。許多工程技術人員都願與他在一起，稱他是個無私務實的領導幹部。

在謝輝的率領下，三門峽建設者們用滿腔的熱情和奮鬥精神，7月份即將大壩按經濟斷面澆築到310米高程，從而使三門峽大壩提前在1959年汛期發揮了部分攔洪作用。接著，三門峽建設者們一鼓作氣，連續作戰，全年完成混凝土澆灌量103.8萬立方米，實現了“大幹一百萬”的目標。

1959年12月，謝輝被任命為三門峽工程局局長。他帶領全局職工不畏困難，艱苦奮鬥，1960年6月，大壩按經濟斷面澆築到340米高程，達到了全部攔洪的要求。1960年底，三門峽大壩基本建成，比原定工期提前了兩年。而且經過驗收鑒定，被認為是進度快、質量好的工程。謝輝作為工程的主要領導，依靠科學、實幹精神，完成了三門峽工程建設任務，贏得了幹部群眾稱戴，被譽為工地上不可缺少的指揮員。

1961年初，謝輝調任河北省副省長。在河北期間，他指揮了1963年河北省發生的有水文記錄以來第一次特大洪水的抗洪搶險。毛澤東同志發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號召后，謝輝又投入到海河工程上，擔任治河常任副總指揮，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忠誠勤政務實，美名永存史冊

謝輝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職務有多高，都始終以人民公僕的姿態，赤膽忠心為人民做貢獻。在戰爭年代，他處處關心群眾，發動群眾種棉織布，粉碎了敵人的經濟封鎖。他察看實情，慰問群眾，帶領群眾挖防空洞，防備敵機轟炸。他任縣長、專員期間，親自主持制訂了機關工作人員參加生產的制度。他經常對機關的同志說，參加生產不光是根據地建設的需要，也是聯繫群眾的好方法；人民的勤務員如果經常不參加勞動，他與群眾的感情就會慢慢淡薄，關係就會越來越疏遠。對自己的生活，謝輝總是要求很低。他經常廢寢忘食地工作，自覺保持和發揚黨的艱苦奮鬥作風。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時期，他當專員多年，吃的穿的和當地農民一樣。他有一頂當地農民戴的氈帽，已戴了好多年，帽沿已磨破。一年春天換下來時，被通訊員隨手扔掉了，謝輝又把它拾了回來，對通訊員說：“洗洗至少還能戴一冬。”通訊員知道他的脾氣，便洗凈補好放到了馬背的褥套里。他又戴了幾個冬天。在吃的方面，謝輝同其他機關人員一樣吃大鍋飯（按當時的供給制度，專員可吃小灶）。有時開會到深夜，肚子餓了，就讓通訊員拿兩個粗面煎餅，用開水一泡，撒上點鹽，就算一頓夜宵。

解放以後，生活條件好了，謝輝仍然保持著艱苦奮鬥的精神。他的職務越來越高，但是生活還是非常儉樸，對自己嚴格要求，不搞特殊化。在三門峽工作期間，他與其他領導一樣，和工人們住一樣的平房，等職工都住進樓房，他才搬進新房。在河北省擔任副省長時，全家人都住在非常破舊的平房中。他對子女的要求也非常嚴格，從不允許他們搞特殊。五個孩子，兩個大的從小就被送去參加革命，其他三個孩子都是靠自己奮鬥，當兵、下鄉后工作在很普通的崗位上。

“文化大革命”初期，謝輝遭受林彪、“四人幫”的政治迫害和肉體折磨，健康受到損害，患了嚴重的心臟病。後來在中央有關領導的關懷下，他才重新出來工作。他又將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全然不顧自己的病情。1968年6月25日，謝輝準備進京向水電部彙報工作，商定大清河的治理規劃。中午，由於過度疲勞，心臟病突發，經搶救無效逝世，時年5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