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貿易區戰略
自由貿易區戰略
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是中國新一輪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中國共產黨的十七大把自由貿易區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以周邊為基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路。
推動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
自由貿易區已成為大國開展戰略合作與競爭的重要手段，正在加速改變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這是因為自由貿易區已經超越了經濟範疇，兼有外交、政治方面的戰略意義。它通過更加優惠的貿易和投資條件，將成員的經濟利益緊密聯繫在一起。經濟利益的融合又加強了成員之間的政治、外交關係，形成各種利益共同體。這一趨勢使國家之間的競爭演變為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的競爭。自由貿易區的大發展，對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也使中國和平發展面臨更多的機遇和挑戰。在世界各國特別是大國競相發展自由貿易區的形勢下，如果置身局外或落於人後，中國的發展空間就會受到擠壓，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就可能處於不利境地。
中國成為世界多邊貿易體制核心成員
為此，2008年5月9日，中國商務部和海關總署聯合發出《關於規範“自由貿易區”表述的函》，對自由貿易區的概念內涵予以澄清，並對名稱的使用提出建議。該通知函的發出，對正確理解自由貿易區內涵，順利實施中國中央提出的自由貿易區戰略，準確把握未來方向，採取適合中國國情的相關政策措施，是非常必要的和及時的。
全球自由貿易區發展勢頭迅猛
全球自由貿易區發展勢頭迅猛
當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形勢、判斷趨勢、把握機遇、應對挑戰。據此，《世界經濟區域集團化趨勢、影響及對策》課題組對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世界經濟區域集團化發展對我國的影響及相應對策，歐洲經濟一體化發展對我國的影響及相應對策，北美建立自由貿易區及我國的因應對策，亞太地區經濟合作對我國的影響及對策，東亞和中亞經濟集團化發展對我國的影響及對策，等等。研究表明，80年代中期以來，世界經濟區域集團化趨勢日益明顯，發展速度之快、範圍之廣，令人矚目：歐共體1985年開始建設統一大市場，1992年底基本告成；美、加、墨已簽訂建立北美自由貿易區協議；亞太地區經濟合作向組織化發展，次區域性集團紛紛湧現；其他地區各種不同形式的經濟合作組織和聯盟也在積極醞釀和構築之中。世界經濟這一發展態勢並非偶然，它是世界局勢緩和以及冷戰結束后經濟矛盾突出和競爭加劇的表現，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必然階段。
同時，研究還發現，區域經濟一體化一般是從建立自由貿易區開始，通過逐步取消區內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促進區內商品貿易自由化，然後向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等更高階段發展。自由貿易區具有“貿易創造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區內成員均可從中不同程度受益，有利於經濟貿易的增長。然而，由於自由貿易區固有的排他性，即區外貿易夥伴享受不到自由貿易區優惠待遇，加之“貿易轉移效應”，非成員國的產品競爭力遭到削弱。也就是說，遊離於自由貿易區之外的國家，在國際市場競爭將處於不利境地。1991年11月12日，中國雖然已成為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成員，但由於該組織只是一個論壇性質的，也有人稱其為“聊天的地方”，所以其推進的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和經濟技術合作計劃亦屬“非約束性”的，不具有自由貿易協定這類機制性安排的約束力。儘管如此，中國在尚未加入自由貿易區這種機制性組織的情況下，參與非約束性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也不失為一種次優選擇。通過APEC平台，可以秣馬厲兵，做好參與機制性的區域經濟貿易組織的準備，包括多邊和雙邊自由貿易區，以擺脫長期遊離在外的局面，最大限度地利用“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使中國從貿易自由化中獲取最大化利益。由於中國從復關（GATT）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談判歷經數年磨難，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入世談判又到了關鍵時刻，中國集中精力解決WTO成員地位問題，組建自由貿易區的可行性研究雖在推進之中，但正式提出的時機尚未成熟。1999年，時任總理的朱鎔基在馬尼拉召開的第三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提出，中國願加強與東盟自由貿易區的聯繫，這一提議得到東盟國家的積極回應。2000年11月，朱鎔基在新加坡舉行的第四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首次提出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構想（即“10+1”），並建議在中國—東盟經濟貿易合作聯合委員會框架下成立中國—東盟經濟合作專家組，就中國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關係的可行性進行研究。
2001年3月，中國—東盟經濟合作專家組在中國—東盟經濟貿易合作聯合委員會框架下正式成立。專家組圍繞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影響及中國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關係兩個議題進行了充分研究，認為中國—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對東盟和中國是雙贏的決定，建議中國和東盟用10年時間建立自由貿易區。這一建議經過中國—東盟高官會和經濟部長會的認可后，於2001年11月，也就是世界貿易組織宣布中國將於12月成為正式成員之際，在汶萊舉行的第五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正式宣布。2002年11月，第六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在柬埔寨首都金邊舉行，朱鎔基和東盟10國領導人簽署了《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定到2010年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這標誌著中國—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的進程正式啟動，也是中國的第一個自由貿易區工程。
《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提出了中國與東盟加強和增進各締約方之間的經濟、貿易和投資合作；促進貨物和服務貿易，逐步實現貨物和服務貿易自由化，並創造透明、自由和便利的投資機制；為各締約方之間更緊密的經濟合作開闢新領域等全面經濟合作的目標。
2004年1月1日，自由貿易區的先期成果——“早期收穫計劃”順利實施。2004年全年早期收穫產品貿易增長40%，超過全部產品進出口增長的平均水平。2004年11月，雙方簽署自由貿易區《貨物貿易協議》，並於2005年7月開始相互實施全面降稅。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自2005年7月《貨物貿易協議》實施以來，中國與東盟的貿易進出兩旺，自由貿易區降稅對雙邊貿易的促進作用日益凸顯。至2007年，中國對東盟的平均關稅水平已由降稅前的9.9%降低到6.6%。東盟國家也對中國相應地實行了降稅。以關稅較高的泰國為例，2005年其平均稅率由12.9%削減到10.7%，2007年則又進一步降至6.4%，進一步打開了雙方貿易增長空間。根據中國海關統計，2006年中國與東盟貿易總額達到1608.4億美元，同比增長23.4%；2007年雙邊貿易額達2025億美元，同比增長25.9%。雙邊貿易實現了穩健、持續的增長，取得了互利雙贏的結果。
2007年1月，雙方又簽署了自由貿易區《服務貿易協議》，並於7月順利實施。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順利推進及其成果，充分證明中國選擇以自由貿易區方式深化對外開放，加強與其他國家和地區合作，實現互惠互利、共同發展，是順應經濟全球化趨勢和各經濟體尋求和諧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中國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正確抉擇。因此，繼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之後，中國加快了自由貿易區商談的步伐，形成了由近及遠、從周邊向全球展開的自由貿易區建設態勢。至十七大提出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之前，中國正在建設的自由貿易區已有5個，正在商談的自由貿易區7個，共涉及29個國家和地，涵蓋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四分之一。另外，還有一些國家提出擬與我國組建自由貿易區，其中有的正在學術層面上進行探討或做預可研。中國的自由貿易區建設已進入到一個全面快速發展的新階段。
制定自由貿易區戰略規劃及實施細則
中國雖已提出“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的概念，但人們並不了解其具體內容，更不知發展目標及行動舉措，因此，該戰略仍停留在上層和少數操作部門層面上，致使地方和企業不能及時跟進並採取相應行動，以充分、有效地獲取自由貿易區所產生的效益。鑒於此，應抓緊研究制定自由貿易區戰略的近、中、長期規劃以及實施方案，包括目標明確、可操作性強的具體實施措施等，為自由貿易區戰略順利、有效實施鋪平道路。
2014年12月5日，習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學習時發表了講話。他指出，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是我國新一輪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七大把自由貿易區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黨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以周邊為基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路。這次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安排這個內容，目的是分析我們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面臨的國內外環境，探討我國加快實施這個戰略的思路。
2015年12月17日，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的若干意見》，提出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是我國新一輪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黨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黨的十八屆三中、五中全會進一步要求以周邊為基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路。當前，全球範圍內自由貿易區的數量不斷增加，涵蓋議題快速拓展，自由化水平顯著提高。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外貿發展機遇和挑戰並存，引進來、“走出去”正面臨新的發展形勢。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是我國適應經濟全球化新趨勢的客觀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必然選擇。
國家戰略
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
加快從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強國，鞏固外貿傳統優勢，培育競爭新優勢，拓展外貿發展空間，積極擴大進口。樹立戰略思維和全球視野，站在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相互聯繫的高度，審視中國和世界的發展，把中國對外開放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戰略目標
近期目標是，加快現有自由貿易區談判進程，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逐步提升已有自由貿易區的自由化水平，積極推動與我國周邊大部分國家和地區建立自由貿易區，使我國與自由貿易夥伴貿易額占我國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達到或超過多數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水平；中長期目標是，形成包括鄰近國家和地區、涵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及輻射五大洲重要國家的全球自由貿易區網路，使我國大部分對外貿易、雙向投資實現自由化和便利化。
戰略思路
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認真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按照“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要求，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堅持統籌考慮和綜合運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堅持與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和國家對外戰略緊密銜接，堅持把握開放主動和維護國家安全，逐步構築起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路。
重要手段
習近平強調，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是適應經濟全球化新趨勢的客觀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必然選擇，也是中國積極運籌對外關係、實現對外戰略目標的重要手段。
重要平台
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發揮自由貿易區對貿易投資的促進作用，更好幫助中國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為中國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間。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是中國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定、爭取全球經濟治理制度性權力的重要平台。
四個原則
四個原則：一是擴大開放，深化改革。通過自由貿易區提高開放水平和質量，深度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拓展開放型經濟新空間，促進全面深化改革，更好地服務國內發展。二是全面參與，重點突破。全方位參與自貿區等各種區域貿易安排合作，重點加快與周邊、“一帶一路”沿線以及產能合作重點國家、地區和區域經濟集團商建自由貿易區。三是互利共贏、共同發展。以正確義利觀指導自由貿易區戰略的實施，尋求利益契合點和合作公約數，推動我國與世界各國和各地區共同發展。四是科學評估，防控風險。努力排除自由貿易區建設中的風險因素，同時，提高開放環境下的政府監管能力，建立健全並嚴格實施安全審查、反壟斷和事中事後監管等方面的法律法規，確保國家安全。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
擴展區域包括陸家嘴金融片區、金橋開發片區和張江高科技片區。其中，陸家嘴金融片區，共34.26平方公里，東至濟陽路、浦東南路、龍陽路、錦繡路、羅山路，南至中環線，西至黃浦江，北至黃浦江。金橋開發片區，共20.48平方公里，東至外環綠帶，南至錦繡東路，西至楊高路，北至巨峰路。張江高科技片區，共37.2平方公里，東至外環線、申江路，南至外環線，西至羅山路，北至龍東大道。
中國（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
中國（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以下簡稱天津自貿試驗區）是中國中央政府在天津直轄市設立的區域性自由貿易園區。它是中國大陸北方第一個自由貿易區，也是繼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之後，中央政府設立的第二批自由貿易試驗區之一。
天津自貿試驗區總面積119.9平方公里，涵蓋三個片區：天津港東疆片區30平方公里，是北方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物流中心的核心功能區；天津機場片區43.1平方公里，是天津先進位造業企業和科技研發轉化機構的重要集聚區；濱海新區中心商務片區46.8平方公里，是天津金融改革創新集聚區，也是濱海新區城市核心區。
天津自貿試驗區的戰略定位是，以制度創新為核心任務，以可複製可推廣為基本要求，努力成為京津冀協同發展高水平對外開放平台、中國改革開放先行區和制度創新試驗田、面向世界的高水平自由貿易園區。總體目標是，經過三至五年的改革探索，將天津自貿試驗區建設成為貿易自由、投資便利、高端產業集聚、金融服務完善、法制環境規範、監管高效便捷、輻射帶動效應明顯的國際一流自由貿易園區，在京津冀協同發展和中國經濟轉型發展中發揮示範引領作用。
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
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於2014年12月31日經國務院正式批准設立，實施範圍116.2平方公里，涵蓋三個片區：廣州南沙新區片區60平方公里（含廣州南沙保稅港區7.06平方公里），深圳前海蛇口片區28.2平方公里（含深圳前海灣保稅港區3.71平方公里），珠海橫琴新區片區28平方公里。
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
2014年12月31日，國務院正式批複設立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從此成為中國大陸境內繼上海自貿試驗區之後的第二批自貿試驗區。
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範圍總面積118.04平方公里，包括平潭、廈門、福州3個片區。其中平潭片區43平方公里、廈門片區43.78平方公里、福州片區31.26平方公里。平潭片區重點建設兩岸共同家園和國際旅遊島，在投資貿易和資金人員往來方面實施更加自由便利的措施。廈門片區重點發展兩岸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合作示範區、東南國際航運中心、兩岸區域性金融服務中心和兩岸貿易中心。福州片區重點建設先進位造業基地、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兩岸服務貿易與金融創新合作示範區。
一是提高貨物貿易開放水平。與自由貿易夥伴共同削減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相互開放貨物貿易市場，實現互利共贏。
二是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推進金融、教育、文化、醫療等服務業領域有序開放，放開育幼養老、建築設計、會計審計、商貿物流、電子商務等服務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在與自由貿易夥伴協商一致的基礎上，逐步推進負面清單談判模式。
三是放寬投資准入。大力推進投資市場開放和外資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優化外商投資環境，實質性改善我國與自由貿易夥伴雙向投資准入。積極穩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各項試點，加強與自由貿易夥伴貨幣合作，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
四是推進規則談判。對符合我國需要的規則議題，在自由貿易區談判中積極參與。參照國際通行規則及其發展趨勢，結合我國發展水平和治理能力，加快推進知識產權保護、環境保護、電子商務、競爭政策、政府採購等新議題談判。
六是推進規制合作。加強與自由貿易夥伴就各自監管體系的信息交換，促進在監管體系、程序、方法和標準方面的適度融合，減少貿易成本，提高貿易效率。
七是推動自然人移動便利化。為我國企業境外投資的人員出入境提供更多便利條件。
八是加強經濟技術合作。適當納入產業合作、發展合作、全球價值鏈等經濟技術合作議題，推動我國與自由貿易夥伴的務實合作。
關於健全保障體系，一是要繼續深化自由貿易試驗區試點，在上海等自由貿易試驗區內先行先試，探索最佳開放模式，為對外談判提供實踐依據。二是要完善外商投資法律法規，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保持外資政策穩定、透明、可預期。三是要完善事中事後監管的基礎性制度，加強對市場主體“寬進”以後的過程監督和後續管理。四是要繼續做好貿易救濟工作，依法開展貿易救濟調查，維護國內產業企業合法權益。五是要研究建立貿易調整援助機制，在減少政策扭曲、規範產業支持政策的基礎上，對因關稅減讓而受到衝擊的產業、企業和個人提供援助，提升其競爭力，促進產業調整。
關於完善支持機制，一是要完善自由貿易區第三方評估制度，通過第三方機構對自由貿易區談判進行利弊分析和風險評估。二是要加強對已生效自由貿易協定的實施工作，提高協定利用率，用足用好優惠措施。三是要加強對自由貿易區建設的人才支持，逐步建立一支政治素質好、全局意識強、熟悉國內產業、精通國際經貿規則、外語水平高、談判能力出色的自由貿易區建設領導、管理和談判人才隊伍。
為了響應世界經濟發展新形勢，提升世界各自由貿易區的整體自由化水平，積極推動世界範圍內建立自由貿易區，促進世界各國對外貿易額的大幅度提升，輻射五大洲國家的全球自由貿易區網路，使大部分對外貿易、雙向投資實現自由化和便利化。加勒比自由貿易聯盟組織、加勒比自由貿易區，聯合世界各地自貿區研究機構團體及個人學者、專家共同發起成立了世界自由貿易區聯合會。旨在為聯合會會員提供全球自貿區資訊及研究的最新動態，促進各地方會員的交流，通過資源導入、全球招商等方式幫助會員實現各自的戰略目標。藉此使得各自貿區的信息溝通更加便捷，提高合作效率，促進各國/地區之間的自由貿易，最大程度發揮自貿區的作用。
世界自貿區聯合會定位於聯合國經濟社會發展組織特殊諮詢機構，是相對於政府機構的外圍組織，在官方行為過程中作為第三方，起到輔助和補充的作用。自貿區聯合會將致力於自貿區研究、創新、自貿區合作、企業培訓等領域，全面整合各種資源，成為諮詢交流平台、合作促進平台、研究平台、培訓平台、糾紛仲裁平台和投資平台。
世界自由貿易區聯合會作為國際性的非盈利組織，將充分貫徹自由貿易的精神，促進自由貿易區之間的深度合作，充分挖掘各國自由貿易區的協同效應，實現雙邊貿易、雙向投資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並通過對各國自由貿易區的深度研究和交流，發展成為聯合國經濟社會發展組織特殊諮詢機構。
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對外經濟研究所國際合作室主任張建平表示中國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十分迫切。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是我國參與全球競爭、應對全球和區域經濟治理格局變化、構建開放型經濟體系的客觀需要，有利於爭取到更多話語權。在自貿區的平台上，相互投資的創造效應將使新的全球供應鏈和區域生產網路不斷拓展，開放型經濟體系的內涵將不斷得以充實。
當前，在全球和區域經濟治理格局中，發達經濟體試圖通過TPP、TTIP和歐日自貿區等自貿區談判，推進某些大國為主導的經濟一體化進程，獲得新的全球競爭優勢。中國等正處於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的新興經濟體，要想更好地維護國家利益、培育新的國際競爭優勢，就必須適應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趨勢，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我國只有在自貿區建設進程中不斷提高開放水平，加快服務業開放步伐，加快實施投資注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加快推進促進公平貿易和可持續發展領域的新議題規則制定，才可能爭取到更多話語權。
隨著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的上升，一些低附加值的製造業產能正從我國轉移出去，也促使我國必須加倍努力，發展具有品牌價值和技術含量、高附加值貨物貿易，加快服務業發展，提高資本在服務業和高附加值製造業的新的集聚，實現經濟轉型升級。在此過程中，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有利於我國拓展新的外貿空間，與自貿夥伴構築新的全球供應鏈和生產網路，讓更多合作夥伴分享我國的大市場和高增長，進而與越來越多的國家構築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
知名財經專家鄭曉軍在表示，中國要想更好地維護國家利益、培育新的國際競爭優勢，就必須適應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趨勢，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加快推進知識產權保護、環境保護、電子商務、競爭政策、政府採購等新議題談判。加快推進促進公平貿易和可持續發展領域的新議題規則制定，才可能爭取到更多話語權。中國要在海外尋找一個橋頭堡陣地，建立自己的產業生態圈，最好的形式就是設立真正的世界自由貿易園區——“自由貿易區”。
目前國內的自貿區還主要是為國外企業進入中國提供了便利，對於中國企業走出去並沒有太大幫助。更何況某些自貿區在涉及自由貿易的五大要素（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資金、投資、企業）中，服務貿易遠談不上自由、在准入限制、牌照限制、運營歧視外，資金流動和外匯兌換還受限制、投資負面清單較長、企業稅收優惠很少，只有涉及貨物貿易方面的一些優惠，這與原來的保稅區沒有本質區別。由此看來，這些國內自貿區的設立，局限性還是很大，遠遠不能對沖TPP等帶來的影響。
中國企業要走出去，必須尋求到海外去設立真正的世界自由貿易園區。以“加勒比自由貿易區”（由安地卡及巴布達發起，加勒比共同體成員國參與建設的自由貿易商業園）為例，在自由貿易的五大要素（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資金、投資、企業）中，貨物貿易完全沒有關稅、服務貿易完全自由、資金流動和外匯兌換完全不受限制、直接投資沒有負面清單、企業和個人稅收還全免。加勒比自由貿易區的成功建設，相當於我們在加勒比海建立了橋頭堡和根據地，企業只要過去做產業就行了。實際上，加勒比自由貿易區相當特別，除了主權和司法管轄權歸目的國政府以外，其他的政策都由加勒比自由貿易區主導，企業在人才引進、土地出讓和變性、產業政策、稅收政策、總體規劃、貨物進出口、資本流動等各方面，都可以做到最優惠。在加勒比自由貿易區，園區還可以根據整個園區的產業規劃和功能定性，負責其中某個子園區的建設，到中國招商引資。這既協助了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也滿足了中國企業大規模走出去的需求。
目前，中國和其他國家與地區在談的自貿區確實很多，但都是指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而不是自由貿易園區。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市場化運作更可能成功，可以通過民間團體和民間資本到海外，與當地政府談妥各種條件，按市場規律設立自貿區，不僅能為企業減輕各種稅收負擔，還可以突破各國對中國企業的投資限制和擔憂，免除企業應對各種組織騷擾的煩惱。
世界自由貿易大會
自由貿易區戰略
世界自由貿易大會是全球自由貿易領域的最高級別大會，是世界級的投資、貿易、金融、旅遊、文化、人才交流合作平台。本次世界自由貿易大會將聚焦於中國自由貿易區戰略下的“一帶一路”合作機會，為各國政府和經濟開發區提供一個招商引資、貿易促進和旅遊推廣的高層對話和專業交流平台。
這是中國新領導人的一項“頂層設計”。——英國《經濟學人》雜誌；
“這一具有前瞻性的工程是邁向正確方向的一步。”——羅文尼希；
“如果上海自貿區配套措施跟得上，它將對世界貿易產生巨大影響。”——羅文尼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