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靜

蘇靜，一九三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一軍團司令部作戰參謀、偵察科副科長、科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一五師司令部二科科長，東進支隊司令部秘書長兼軍法處處長，一一五師政治部保衛部部長兼敵工部部長、戰時工作委員會公安處副處長，山東軍區政治部秘書長。解放戰爭時期，任山東軍區司令部參謀處副處長兼情報處處長，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部情報處處長、作戰處處長兼情報處處長，中南軍區司令部作戰處處長兼隊列處處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南軍區副參謀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軍務部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計劃委員會副主任。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代表，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共產黨第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

聶榮臻元帥回憶中的功臣

聶榮臻元帥在回憶錄中這樣評價蘇靜：“紅軍過草地，蘇靜同志在前面開路是有功的。”紅一方面軍長征時，紅一軍團奉命為開路先鋒。當時的軍團長為林彪，政委是聶榮臻，蘇靜雖是軍團的一個小小偵察參謀，卻是先鋒中的先鋒。

紅軍進行史無前例的戰略轉移，情報偵察至關重要，一著不慎，就會有全盤皆輸之虞。紅軍爬雪山，過草地，都是人跡罕至之處，再加上張國燾擁兵自重，率紅四方面軍鬧分裂，更使黨中央所在的紅一方面軍（即中央紅軍）雪上加霜。中央紅軍突破天險臘子口后，減員嚴重，只有3000多人，又多是老弱病殘之輩，飢餓、疾病、疲勞使他們的體力已經達到了極限，每多走一兩天路程，都有可能造成可怕的非戰鬥減員。未來的路上仍然軍情、民情、地形三不熟，危機四伏。因此能否在情報上達到知己知彼，儘可能地少走彎路，避開優勢敵軍，是紅軍最終到達目的地的保證。為確保長征的勝利，毛澤東親自到一軍團指揮部隊北上。偵察參謀蘇靜的工作壓力可想而知。每天晚上，他把偵察員們搜集來的情報分析匯總，根據新的情報連夜繪製新的行軍路線圖。第二天天沒亮，蘇靜就會帶上最新的行軍路線圖向毛澤東報告當天的行軍路線，為紅軍儘快到達目的地做出了重要貢獻。長征途中，蘇靜為中央紅軍繪製的路線圖達數百張之多，現在仍有數張完好無損地保存在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這都是見證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踏遍大江南北，歷經千辛萬苦的珍貴史料。

1935年秋，紅軍到達陝北后，曾經力圖向北發展，一軍團主要將領林彪、左權帶領蘇靜到瓦窯堡以北地區進行實地勘察，不料陷入沙漠，迷失方向。眼看夜幕將至，林彪、左權等人心急如焚，但誰也不知道該怎麼回去。大家想來想去，最終都把目光集中在騎著一匹老馬悠哉悠哉的蘇靜身上。左權將軍心直口快，對蘇靜說：“大家都說你點子多，就快想想辦法吧。”蘇靜自幼飽讀詩書，博聞強記，當然知道“老馬識途”的典故，心中早有了答案。他沒有直接回答左權，而是不慌不忙地下了馬，放開僵繩。正如蘇靜所料，老馬很快就帶著他們踏上歸途。從此，蘇靜成為林彪手下的小諸葛，得到林彪的賞識。抗戰爆發后，紅一軍團改編成115師，許多將領都要降一、兩級以上使用，蘇靜卻被提升為偵察科科長。

1938年，八路軍115師進駐晉西孝義地區，國民黨方面派了一個蔣乾式的高參到115師進行“聯絡”事宜。那個高參到八路軍后，極為活躍，頻繁拉攏、收買師部機要人員。很快，一名師部譯電員被拉下了水。

當然這一切都逃脫不了蘇靜的那一雙鷹眼。幾天後，蘇靜不動聲色地處理了那名譯電員，然後連續數日大魚大肉宴請國民黨高參。這位高參欣喜若狂，欣然赴宴。宴席中，蘇靜代表八路軍殷勤勸酒，高參及其隨員們也心懷鬼胎地頻繁回敬。很快，蘇靜不勝酒力，開始胡言亂語，將八路軍一些機密“情報”也說了出來。每到三更半夜，那位高參便會將他收集到的情報發給上司，屋裡電台“嘀嘀嗒嗒”，蘇靜則在隔壁房間的被窩裡將高參發出的電碼原原本本記在本上。通過對故意泄密內容和國民黨電碼的反覆對照，蘇靜輕而易舉地將國民黨的電報密碼弄到了手。對於上述功績，如果不是當時的老領導主動說出來，蘇靜是絕對不會向任何人提起的。

林彪麾下的得力幹將

長期作為蘇靜的老上司，林彪比誰都更有對蘇靜的發言權。1946年初，東北戰場很不明朗，林彪統率下的東北民主聯軍主力從山海關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處境極為艱難，很需要打一個大勝仗以鼓舞士氣。然而部隊裝備奇缺，駐地分散，群眾也沒有充分發動起來，想打大勝仗非常困難。林彪把希望寄托在前方總指揮部情報處處長蘇靜身上。林彪知道，老部下蘇靜在關鍵時刻總會給他驚喜。

事實也正如林彪所料。蘇靜和他手下的100多名情報人員迅速活躍在廣袤的黑水白山間，冒著嚴寒收集敵情。2月11日，蘇靜獲悉敵89師近兩個團脫離其主力到達秀水河子，離主力有3天的路程，很快上報林彪。林彪當機立斷，迅速就近調集7個團的優勢兵力一舉將其全殲。這是林彪率部進軍東北以來打的第一個漂亮的殲滅戰。4月15日，在蘇靜準確的情報保障下，林彪指揮部隊又在大窪一舉殲滅敵87師4400人。當時，敵87、89兩個師均屬黃埔悍將陳明仁的74軍，戰鬥力極為強悍，在東北戰場多次給部隊造成重大傷亡。林彪能夠連續重創74軍，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蘇靜的情報保障得力，做到了知己知彼。大窪戰鬥結束后，林彪高興地對秘書季宗權說：“一個蘇靜等於十萬兵。”正是由於有蘇靜作後盾，林彪此後作戰經常通過電台直接指揮師、團一級作戰，作戰效率大大提高。

1948年秋，國共兩黨為爭奪東北舉行遼瀋決戰。電影《遼瀋戰役》中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林彪和毛澤東之間在戰略上的分歧。分歧原因在於林彪對攻佔錦州信心不足。紅軍時期，林彪就擅長運動戰，不喜歡攻堅。四平之戰前，林彪多次運用圍城打援的戰術得心應手地消滅大量敵軍於運動之中。但是1947年6月，林彪率領重兵圍攻四平，結果遭到國民黨悍將陳明仁的重創，從此，林彪再也不回四平。對於攻堅，林彪確實存在一定的畏難情緒，即使東北解放軍已在東北戰場取得了決定性優勢，也是如此。

在毛澤東的一再要求下，林彪最終定下攻錦決心，率領數十萬大軍南下攻錦。錦州之戰成為決定國共兩黨兩軍在東北命運的關鍵。解放軍重兵圍困錦州后，守敵在范漢傑的指揮下作困獸斗，國民黨又調集10萬大軍向錦西葫蘆島方向增援。當時錦州與錦西之間只有40公里，其間雖有塔山，實為坡山，無險可守；周圍制高點均為敵軍佔領，又東臨渤海，極易遭到國民黨海軍的炮火攻擊。敵守城司令范漢傑又是黃埔軍校一期出身，曾在日本、德國考察學習過西方軍事，在國軍中堪稱“能戰之將”。錦州開戰之初，蔣介石沒有把握，要他突圍，他卻力主死守。在范漢傑的慫恿下，蔣介石親自在葫蘆島海面軍艦上督戰，大有一舉殲滅解放軍於錦州城下之勢。

由於東北野戰軍缺乏攻堅經驗，攻城部隊傷亡在一天天的增加。當時東北野戰軍南下攻錦，燃料只夠單程使用，如果就此撤圍北上，不僅毛澤東和黨中央不滿意，東北野戰軍花費多年心血才建立的重炮、坦克、裝甲車等重裝備也要扔在錦州城下。在這種情況下，林彪只有咬緊牙關背水一戰，一面攻堅，一面打援。為了對付國民黨從西面開過來的十萬援軍，林彪硬著頭皮抽調2個縱隊、2個獨立師、1個炮兵旅死守塔山。部隊部署好后，林彪還是不放心，又向塔山增派了蘇靜就地督戰。林彪對蘇靜的信任和期望可見一斑。塔山陣地指揮員們雖然在口頭上戲稱蘇靜為“監軍”，行動上卻不敢有絲毫的怠慢，寸土寸血地守衛著防線。

錦州久攻不克，東北野戰軍高級將領都非常著急，蘇靜這個“監軍”當然也難以靜下去了。一天，為早日打下錦州，蘇靜和野戰軍炮兵司令朱瑞冒險深入到錦州外圍的義縣去收集情報，結果造成朱瑞不幸觸雷犧牲。朱瑞是山東革命根據地創始人之一，也是人民軍隊炮兵的創始人。他的犧牲一度在屯集在錦州城下的數十萬攻城部隊心中籠上一層陰影。而在此前，粟裕將軍指揮華東野戰軍一舉攻下山東省會濟南，顯示了非凡的攻堅藝術，消息傳到東北野戰軍，林彪和部隊的思想壓力就更大了。

自解放戰爭以來，只要各戰場出現僵局，出現新問題，粟裕總是第一個打破僵局，找到答案。毛澤東也經常把粟裕作為各戰區指揮員的樣板和楷模，在全軍範圍內通電嘉獎。一向心高氣傲的林彪當然對此不是很服氣。但他也深知，攻不下錦州，自己以後在毛澤東心中的地位肯定要貶值，東北野戰軍在兄弟部隊中也要感覺矮三分。就在這時，蘇靜幫助林彪找到了答案。

原來蘇靜在深入前沿時發現，2縱5師在攻打義縣時採取了坑道近迫作業的攻城方法，部隊傷亡很小。蘇靜當時就敏銳地意識到這個方法可以在所有攻城部隊中推廣。10月5日，蘇靜向林彪面呈以坑道近迫作業攻佔錦州的建議。林彪聽后極為興奮，攻城的思路一下子就出來了。他當即電令攻城各縱隊、師，每個師以2/3的兵力搶挖高寬各為1.5米至2米的交通溝至敵陣地50~60米處。

錦州很快陷入解放軍縱橫交錯的坑道之中，攻城部隊在坑道的掩護下傷亡大為減少，野戰軍的炮兵甚至能從坑道中抵進到離城根只有100米的地方射擊。當錦州爭奪白熱化之時，范漢傑一度計劃乘解放軍傷亡增大之機向城外反攻。可是看著城外的坑道越來越多，越來越密，卻看不到解放軍的人影，范漢傑的心中不由一涼，哀嘆道：“守城無望了！”10月15日，錦州城破，范漢傑兵敗被俘，仍然對解放軍的坑道抱怨不已。

遼瀋戰役取得勝利后，林彪又指揮東北野戰軍迅速入關，用不到兩天的時間就攻下敵軍防守嚴密的天津城，給困守北平（即北京）的傅作義以極大的軍事威懾。天津之戰之所以打得很漂亮，其中相當程度上是因為解放軍在錦州之戰中積累了相當豐富的攻堅經驗，攻堅信心也大大提高了。說到底，蘇靜的建議使東北野戰軍迅速成長為一支善於攻堅、敢於攻堅的部隊。

對於上述功績，東北野戰軍和第四野戰軍的主帥林彪一直銘記在心，蘇靜將軍卻濃縮為攻打錦州出謀劃策這一點上，真是謙虛之至。

在國民黨高級將領中，也有人非常佩服蘇靜將軍。他就是曾經在華北擁兵五十萬的名將傅作義。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蘇靜代表解放軍與北平守將傅作義的代表鄧寶珊將軍共同起草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協議書。當雙方達成一致意見后，毛澤東以林彪、羅榮桓的名義寫了一封致傅作義的信。此信很可能跟1946年10月11日傅作義在攻佔解放區重鎮張家口后在報紙上刊登過一封有侮辱性的《上毛澤東書》有關。傅作義當時聲稱，如果共產黨勝了，他傅某甘為毛澤東執鞭。誰知剛剛過了兩年多時間，形勢急劇逆轉，解放軍兵臨城下，傅作義不得不考慮如何才能夠為自己的軍事生涯劃上一個體面的句號。毛澤東在給傅作義的信中，曆數傅作義在三年內戰中追隨蔣介石犯下的罪行，聲稱要追究傅作義的內戰責任。勝利者的志在必得溢於言表。

毛澤東的信措辭過於嚴厲，不僅鄧寶珊將軍看了大感意外，就連傅作義的共產黨籍女兒傅冬菊也擔心此信會刺激傅作義。作為和平大使，蘇靜這時一方面敏銳地感覺到這封信可能是毛澤東親自寫的，不能不送；但是又認為傅作義作為一代名將，也有極強的軍人自尊心，萬一看到信后思想發生變化，前面的努力可能要功虧一簣。思前想後，蘇靜向上級建議此信還是暫時不送給傅作義本人。林彪、羅榮桓、聶榮臻等人表示同意。結果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信只送到傅作義的女兒那裡。

後來事實證明，傅作義確實接受不了那封信。1949年2月1日，《人民日報》刊發了該信全文。本來在1948年12月25日，中共已經宣布蔣介石等40餘人為罪大惡極的頭等戰犯，傅作義也名列其中。傅作義當時就對中共的“既往不咎”的寬大政策表示懷疑。傅作義的親信開導他說：“這一定是中共一批青年幹部做的，毛先生一定不知道。”和平起義后，傅作義心中始終有個疙瘩——害怕中共算舊賬。現在看到毛澤東的信，傅作義情緒異常激動，更加認定中共不信守承諾，連忙寫信給林彪和羅榮桓，表示：“兩年半戡亂戰爭的嚴重災難，我願擔當錯誤責任，願意接受任何懲處。”

與此同時，傅作義舊部在思想上也產生波動，事態開始複雜化。林彪接信后連忙宴請傅作義，作了大量解釋安撫工作，才使事態有所平息。傅作義還是不放心，決定親自到西柏坡向毛澤東負荊請罪，也是為了進一步摸一下中共的底。

1949年2月下旬，傅作義到了西柏坡后，受到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熱烈歡迎，毛澤東再次鄭重代表中共向傅作義作出既往不咎的保證，併當場列出傅作義為和平解放北平立下的功勞以及抗戰期間為中華民族所做的卓越貢獻。傅作義這才在思想上完全放下了包袱，全身心投入到爭取綏遠舊部接收改編的工作中去。

蘇靜的冷靜變通儘管很微妙，但是隨著傅作義思想認識上的進步和對北平和談中細節的了解，對將他引向光明的和平使者蘇靜將軍充滿了感激之情，同時也為他的睿智和膽識所傾倒。倘若傅作義將軍在起義前看到毛澤東的信，很可能因一時義憤作玉石俱焚之舉。解放后，傅作義將軍送給蘇靜許多禮物包括毛衣、手錶等當時的奢侈品，成為二人友誼的見證。

細節決定人品。蘇靜非常注意細節，一生謹慎，又文而有節，在“文革”中以高尚的政治品質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讚賞。

蘇靜參加革命后，長期在林彪手下工作，和林彪的關係當然也不一般。平型關大捷后，林彪被國軍誤傷，蘇靜當時就在林彪身旁，是他將林彪扶下馬靠在了路邊。解放戰爭後期，由於蘇靜的出色表現和林彪的賞識，蘇靜又擔任了第四野戰軍的副參謀長。

然而，在解放后，隨著政治運動的發展，蘇靜和林彪的關係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這個變化也許只有蘇靜最清楚。

蘇靜家離林彪家只有一條街之隔，步行也頂多十幾分鐘，然而蘇靜到林彪家也只去過兩次。一次是在編寫《毛澤東選集》有關東北戰場的註釋時，羅榮桓讓蘇靜到林彪家徵求意見；另一次則是九屆二中全會閉幕不久，林彪在家中召集參加軍管幹部了解軍管情況，而且去之前蘇靜已經徵求了周恩來的意見。按說，蘇靜即使經常到林彪家走動走動也無可厚非。相互走動也是組織紀律允許，人之常情。蘇靜為什麼沒有繼續保持和林彪的親密關係呢？是他早就看出林彪在政治上要栽大跟頭，還是另有隱情？然而，蘇靜在一次同子女的談話時卻給出了這樣的答案：“一方面是因為沒有直接工作關係，另一方面是林彪過去受傷身體很不好，不便去打攪。”恐怕這兩點是當時經常到紅得發紫的林彪家中串門的林彪死黨以及江青等人都沒有考慮到的，他們考慮的只是政治利益。而蘇靜考慮更多的是對一位老首長的關心和愛護，而不是攀龍附鳳以求飛黃騰達的功利主義.

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摔死後，蘇靜成為理所當然的審查對象。周恩來總理親自就蘇林關係向蘇靜問話：“你就去過林彪家兩次？你夫人和子女就沒有去過林彪家？”蘇靜回答道：“據我所知，他們都沒去過。”周恩來認為情況屬實。

但是為了整倒蘇靜，以前到林彪家比誰都勤快的江青專門羅列了蘇靜的一大堆材料送到毛澤東那裡。蘇靜自認為心底無私天地寬，一向寡言少語的他反而在聲討他的群眾大會上索性高聲喊道：“我與林彪的關係最密切！”

這句話很可能是蘇靜一生之中嗓門最大的一次聲明，也可能是最有快感的發泄。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下，這種發泄很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價。在政治運動中，牆倒眾人推往往是眾人選擇的遊戲規則。蘇靜此時的聲明無異是引火燒身。奇怪的是，蘇靜的言行，更讓人感到他人品的偉大，毛澤東也覺得此人敢講真話，人品可貴。李先念則感嘆地說：“過去我們對蘇靜同志也不了解，只知道他給林彪當過副參謀長，現在一查倒成了好事，我們反而對蘇靜同志了解得更清楚了。”也有好心人為蘇靜捏了一把汗，蘇靜不以為然。他心裡清楚，清者自清，濁者自濁。

蘇靜儘管文化水平較高、戰功卓著，但在日常生活中一直保持低調。“九一八”事變后，蘇靜從海外回國參加紅軍，是當時紅軍隊伍中少有的知識分子。紅軍繳獲的照相機等高檔戰利品也只有他會使用。現在陳列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軍事博物館的朱德元帥在機槍訓練班上的講話照片是紅軍時期拍攝的第一張照片，作者就是蘇靜。老首長羅榮桓元帥知道蘇靜喜歡攝影，在一次出國訪問歸來時，專門為蘇靜將軍帶了一部有長焦鏡頭的萊卡牌照相機。羅瑞卿大將曾戲言，蘇靜是紅軍中的第一部照相機。然而將軍一生喜好攝影，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許多開國元勛照過相，卻從來沒有主動提出過和首長們合影。心如止水的蘇靜，也沒有感到有什麼遺憾。不過，他覺得遺憾的是沒有和傅作義將軍合影，他們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友誼。

退休后的蘇靜對自己的歷史功績看得很淡，但對自己的老部隊和老首長卻有一種難以割捨的情結。這種情結從未因為任何暴風驟雨而變味。在“文革”中受審查時，他就冒著掉頭的危險坦然表達過和林彪的關係。解放后，蘇靜不喜歡當領導，編寫四野戰史是他最大的願望。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羅榮桓就委託蘇靜組織編寫四野戰史的班子。可是隨著林彪在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四野戰史的編寫顯得十分敏感，主要原因就是林彪太不好寫了。上個世紀90年代，陳雲同志曾經提議讓蘇靜擔任四野戰史領導小組副組長。1997年，由於蘇靜將軍對編寫四野戰史持不同意見，又加上癌細胞已經嚴重擴散，遂主動辭去副組長職務。一個月後，將軍病逝於解放軍309醫院，就像他名字一樣靜悄悄地走了。

2010年12月19日，由北京八路軍山東抗日根據地研究會主辦的“紀念蘇靜將軍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顧秀蓮，羅榮桓元帥之子羅東進中將，鄧寶珊將軍之子鄧成城，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朱佳木，劉亞樓上將夫人翟雲英等社會各界代表，近百人參加了座談會。

顧秀蓮在座談會上回憶了當年在蘇靜將軍身邊工作的情景，高度評價了蘇靜同志為中國經濟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羅東進詳細地介紹了蘇靜將軍的戎馬一生，羅東進指出，蘇靜同志把自己畢生的精力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實事求是，堅持真理。一生淡薄名利，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廉潔奉公。紀念蘇靜同志，就是要學習他崇高的思想品質和革命風範，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而努力奮鬥。

家屬代表、蘇靜將軍長子蘇笑前回憶到：“父親教會我們在工作中要認真負責、兢兢業業；在生活中要艱苦樸素，謙虛謹慎。”父親對自己要求嚴格，遇事當前要，多為他人著想，自己和家人都深受父親影響。蘇靜將軍女兒蘇曉晴表示，“蘇靜將軍紀念文集”資料專集正在整理過程中，準備出版發行。

座談會由八路軍山東抗日根據地研究會副會長李維民少將主持。中央國家機關工委組織部原部長李振國、95歲高齡的老革命王樂天、蘇靜將軍家鄉地方黨委政府負責人王耀光、吳芳華等嘉賓先後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