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園詩存序

作品名稱：《南園詩存》序

昆明錢侍御灃既喪[1]，子幼，詩集散亡，長白法祭酒式善[2]、趙州師令君范[3]，為蒐輯僅得百餘首[4]，錄之成二卷。侍御嘗自號南國，故名之曰“南園詩存”。

當乾隆之末，和珅秉政[5]，自張威福，朝士有恥趨其門不以希進用者，已可貴矣。若夫立論侃然[6]，能訟言其失於奏章者[7]，錢侍御一人而己。今上既收政柄[8]，除慝掃奸[9]，屢進疇昔不為利誘之士，而侍御獨不幸前喪，不與褒錄[10]，豈不哀哉！

君始以御史奏山東巡撫國泰穢亂[11]，高宗命和珅偕君往治之[12]。君在道在敝，和珅持衣請君易，君卒辭。和珅知不可私干[13]，故治獄無敢傾陂[14]，得伸國法。其後君擢至通政副使[15]，督學湖南[16]，時和珅已大貴，媒糵其短不得[17]，乃以湖北鹽政有失，鐫君級[18]。君旋遭艱歸[19]，服終[20]，補部曹[21]。高宗知君直，更擢為御史，使值軍機處[22]。君奏和珅及軍機大臣常不在值之咎，有詔飭責[23]，謂君言當，和珅益嗛君[24]。而高宗知君賢，不可譖[25]，則凡軍機勞苦事，多以委君。君家貧，衣裘薄，嘗夜入暮出，積勞感疾以殞。方天子仁明，綱紀猶在[26]，大臣雖有所怨惡，不能逐去，第勞辱之而已[27]。而君遭其困，顧不獲遷延數寒暑[28]，留其身以待公論大明之日，俾國得盡其才用，士得盡瞻君子之有為也。悲夫！悲夫！

余於辛卯會試分校得君[29]，四年而余歸，遂不見君。余所論詩古文法，君聞之獨喜。君詩尤蒼鬱勁厚，得古人意。士立身如君，誠不待善詩乃貴。然觀其詩，亦足以信其人矣。余首聞喪，既作詩哭之；今得集，乃復為序以發余痛雲。

[1]錢灃（1740—1795）：字東注，號南園，雲南昆明人，清書畫家。公元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御史，通政司副使。侍御：御史。

[2]法式善（1752—1813）：字開文，號時帆，吉林長白山人。清文學家。公元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進士，曾官至國子監祭酒。

[3]師範：字荔扉，雲南趙州人。公元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舉人，官安徽望江縣知縣。令君：此指縣令，知縣。

[4]蒐：同“搜”。

[5]和珅（1750—1799）：字致齋，清滿州正紅旗人。襲世職，乾隆時執政二十餘年，官至軍機大臣，文華殿大學士，封一等公。乾隆晚年對他倚任極專，因此他更加植黨營私納賄。嘉慶皇帝登位，責令他自殺，抄沒家產極多，時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之語。

[6]侃然：剛直貌。

[7]訟言：公言，明言。

[8]今上：當今皇上。即嘉慶皇帝仁宗。

[9]慝（tè）：邪惡。

[10]褒錄：嘉獎、表揚並加以記功錄名。

[11]國泰：旗人。和珅私黨，任山東巡撫，虧空官幣幾十萬兩銀子，事情敗露后，押送京師伏法。穢亂：醜惡，罪惡。

[12]高宗：即乾隆皇帝。

[13]干：求。

[14]傾陂（bì）：傾斜不正。此指不公正，偏袒。

[15]擢（zhuó）：提升。通政副使：通政司副長官。通政司掌內外奏章，設置軍機處后，通政司遂為閑職。

[16]督學：即提督學政，管一省的科舉考試，由中央各部門出身進士的官員擔任，錢灃即由通政副使督學湖南。

[17]媒糵（niè）：比喻挑撥是非，陷人於罪。媒，酒母。糵，曲糵。

[18]鐫（juān）：削。錢灃因和珅誣陷，詔降三級。

[19]旋：不久。遭艱：遭父母之喪，又稱“丁艱”。

[20]服：服喪。

[21]部曹：明清時各部司官的通稱。

[22]直：通“值”，當值，上班。軍機處：清代輔佐皇帝的政務機構，掌繕寫諭旨，記載檔案，商承處理軍國要務。人數不多，權力顯要。

[23]飭責：告誡和責備。飭，通“敕”，命令，訓示。

[24]嗛：通“銜”，懷恨。

[25]譖（zèn）：進讒言，說人的壞話。

[26]綱紀：法制。這句含有諷刺，法制猶存，卻不能剷除奸惡。

[27]第：只，僅。

[28]顧：卻。遷延：拖延。此指再多活幾年。

[29]辛卯：公元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會試：明清時每三年一次在京城舉行的考試。比鄉試高一級。分校：科舉考試時校閱試卷的官，時姚鼐以禮部員外郎任分校。

該文為著名書畫家錢灃的詩集作序，重在贊其忠直敢言、與權臣和珅鬥爭的行為，哀其不待公論大白天下而死，惋惜人才之意溢於言表。最後提到錢氏的詩，只用了“蒼鬱勁厚”四字，由其人而見其詩，其詩也就不待多說了。

姚鼐（1731－1815），安徽桐城人。公元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進士，官刑部郎中。公元1810年（嘉慶十五年）重宴鹿鳴，加四品銜。長於古文。晚而工書，專精王獻之，為方寸行草，宕逸而不空怯，時出董其昌之外。其半寸以內真書，潔凈而能恣肆，多所自得。有論書六絕句。卒年八十五。

昆明錢灃侍御已去世，兒子年幼，詩集散失，長白法式善祭酒替他收集，僅得到一百多首，抄錄成二卷。錢侍御曾經自稱南園，因此給它取名《南園詩存》。

正當乾隆末年，和珅執政，妄自尊大，作威作福，朝中士大夫中有把奔走他的門下來企求升遷重用認為是恥辱的，就已經很可貴了。至於立論剛直，能夠在奏章中公開指斥他的錯誤，不過錢御 史一人罷了。當今皇上已經親自主掌政事，掃除姦邪，多次進用往昔不被利誘的人，可是錢侍御偏偏不幸早已死去，不能參與褒獎錄用，難道不令人悲傷嗎！

錢君當初任監察御史時彈劾山東巡撫國泰污穢混亂，清高宗命令和珅偕同先生前往處置。錢君在路上衣服破舊，和珅拿衣服請他換，他最終拒絕，和珅知道不能私下求情，因此處理這個案件不敢徇私舞弊，國法得到伸張。那以後錢君被提升做通政副使，出任湖南學政，當時和珅已特別顯貴，不能尋到先生的短處加以陷害，便以湖北鹽政有錯誤為借口，降低他的職務。錢君不久因父母喪事回家，服喪期滿，被補授為部曹。高宗知道他正直，再提升他做御史，讓他值守軍機處。他又彈劾和珅及軍機大臣不值班理事的錯誤，有詔書進行告誡責問，認為他說的正確。和珅更加忌恨錢君。高宗知道錢君的賢德，不可能進讒言，就將軍機處所有勞苦的事，都交給他去辦。錢君家貧，衣裳單薄，出入軍機處常兩頭不見天日，積勞成疾而死。當今皇上仁愛賢明，法制還在，大臣縱然對先生懷有怨恨，也不能驅逐，只能用勞苦來屈辱他罷了。可是他遭受和珅的困辱，不能多活幾年，留著他的身體以等到公眾的評論完全明白的一天，使國家能夠盡量發揮他的才能，士人能夠盡量地看到君子有所作為。痛心啊，痛心啊！

我在辛卯年禮部會試擔任閱試卷的官員時認識錢君，四年後我回到家鄉，竟沒有再見到他。我所評論的詩及古文法，錢君聽到后特別歡喜。他的詩蒼勁深厚，深得古人的旨意。士人如果能如同他一樣注重品德修養，那麼確實不必等到擅長寫詩就已經很可貴了。然而讀他的詩，也就完全相信他這個人了。我以前得知錢君去世，已經寫了詩歌哀悼他；如今得到他的詩集，於是又寫下了這篇序文，用來表達我的悲痛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