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湖橋文化遺址

湘湖成湖於宋代，由於長期湖底淤泥沉積，遺址表土厚達3—4米，因而遺址內的文物保存比較完整。1990年至今，跨湖橋遺址經過三次發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骨器、木器、石器，以及人工栽培水稻等文物，經測定，其年代在7000--8000年間。由於跨湖橋遺址的文化面貌非常獨特新穎，被評為“200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2002年11月，在跨湖橋遺址發現了距今約8000年的獨木舟及相關遺跡，這是目前國內、外發現的最早的獨木舟和相關遺跡。2003年5月，在湘湖的下孫自然村又發現了與跨湖橋文化同類型的遺址——下孫遺址。

2004年12月，在有全國11家權威博物館和考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參加的跨湖橋遺址學術研討會上，北京大學文博學院教授、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中國文物專家組成員嚴文明代表參加“跨湖橋”考古學術研究會”的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8所大學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故宮博物院等11家權威的博物館和考古研究機構的35位專家學者，宣布“跨湖橋文化”正式命名。跨湖橋遺址的發現，將浙江的人類文明史提到了8000年前，打破了長江下游原來所認識的史前文化格局，證明了浙江的文明史是由多個源流譜系組成的，為研究整個長江流域的文化提供了重要線索，具有重大的文化價值。“跨湖橋文化”的命名，意味著它將與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馬家浜文化等史前文化並駕齊驅，成為浙江日前年代最早的考古文化概念，這是蕭山文物考古史上的重大突破，也是我區文化事業建設的一項重大成果，對於進一步豐富蕭山文化內涵，提高蕭山知名度，擴大蕭山對外交流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

蕭山區委、區政府決定結合湘湖開發，在跨湖橋建立遺址公園，當前，跨湖橋遺址保護主要要做好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申報、遺址保護和遺址公園規劃建設等工作。同時，加大跨湖橋文化的宣傳力度，積極開發與跨湖橋遺址相關的文化產品，使其為蕭山各項事業發展發揮更大的作用。

遺址經歷了1990年、2001年、2002年等多次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木(竹)器、骨角器，發現了灰坑、黃土台、殘存牆體等建築遺跡，尤其是發現了獨木舟及相關木作加工遺跡。專家確定為一處內涵豐富、文化面貌獨特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遺址的位置處在於古湘湖跨湖橋西，且在跨湖橋自然村中，故把遺址定名為“跨湖橋遺址”。由於有兩次考古發掘的成果，並在專家建議下，於次年5月舉辦了影響深遠的“跨湖橋遺址學術研討會”、“跨湖橋遺址考古發掘新聞發布會”和“跨湖橋遺址考古發掘成果展”；2002年又被國家文物局評為“200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跨湖橋遺址的年代早於河姆渡遺址，文化面貌獨樹一幟，不同於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原有的其他考古學文化，是一種新的發現。遺址內涵豐富，特徵明確，整體性強。除跨湖橋遺址外，還在附近地區發現了與跨湖橋遺址同類型的下孫遺址，並對下孫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在2004年12月召開的跨湖橋考古學術研討會上被命名為“跨湖橋文化”。

距今歷史：7000-8000年

考古地位：是浙江境內發現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為探討長江中游和下游的文化關係提供了重要線索，也為研究當時整個長江流域的文化格局以及此後的變遷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文化類型及承繼關係：其器物特徵不同於長江下游地區已知的各支考古文化，是一支全新的、獨立的文化類型。

浙江省跨湖橋遺址位於杭州市蕭山區西南約4公里，浙江第一大河錢塘江與浦陽江流經這裡。遺址及周圍地區是古湘湖，現已大部分淤積，正是這些三四米厚的湖床淤泥有效地保護了下面七八千年的古老文化。跨湖橋遺址發現以來卻受到了“冷落”，直到2004年，跨湖橋文化才作為我國東南沿海地區一種獨立的文化類型被考古界所確認。

跨湖橋遺址處在舊湘湖湖床的下面，早在20世紀初，湘湖就已經名存實亡。古湘湖湖底千百年來形成的淤泥，成為製造磚塊的優質原料，淤泥保護了跨湖橋文化，也同樣使這古老的文化遭受了嚴重的災難。

1970年前後的某一天，湘湖村的村民聽到一個消息：杭州磚瓦廠要在冷飯灘附近設立一個新的取土點。消息一傳開，湘湖村村民連夜突擊，圍堤抽水，搶佔陣地。當時冷飯灘一帶屬於無法正常耕種的沼澤地帶，取土的第一步必須圍堤抽水。那一晚，一家新的磚瓦廠誕生了，這就是後來的蕭山城廂磚瓦廠，挖土製磚的人們便在不知不覺中蠶食舊湘湖底下的這座文化寶庫。

跨湖橋真的是河姆渡的“後輩”？參加跨湖橋遺址發掘的工作人員不願意相信。但由於第一次發掘出土的文物較少，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對跨湖橋遺址重要性的認識，研究工作未能進一步深入，跨湖橋遺址就在這些懷疑中被“冷凍”了十年。就在它受“冷落”的幾年間，跨湖橋遺址第一次發掘現場已遭到破壞，考古學家再也難以找回這一遠古人類的居住區。

200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浦陽江流域進行新石器時代遺址專題調查，調查步驟是從上游往下遊走，跨湖橋是調查的最後一站。12月20日，考古調查隊來到跨湖橋進行試掘，沒有新發現。幾天後，根據當地民工的指引，轉移到取土坑東部繼續探掘，終於發現了文化層堆積。這時，這一地帶已經被列入磚廠冬天的取土計劃，為了保護遺址，考古隊馬上決定再一次進行搶救性發掘。

這次發掘於2001年5月正式開始，發掘的面積並不大，僅為350平方米左右，卻出土了一大批陶、石、骨、木器，其中陶器復原器近150餘件。出土器物形態及其組合迥異於河姆渡、羅家角等附近地區發現的早期文化遺址，可明確為一個新的、獨立的考古學文化類型。

為了再次給跨湖橋的文物測定確切年代，考古隊把取到的標本送到北京大學等5個不同的權威機構進行科學測定，測出的數據達28個之多。得到的結論卻是驚人的一致，這些科學研究無可辯駁地說明，跨湖橋文化距今為7000至8000年。“冷凍”了十年的跨湖橋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併入選了當年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這次發掘還傳出一個“垃圾堆里撿珍寶”的美談，因為這次發掘挖出了一個遠古垃圾場，而品種繁多的千古垃圾又是傳遞古人生活、生產、思想、文化等重要信息的載體。古人往往將村落臨水的濕地當作傾倒垃圾的場所，跨湖橋遺址的第二次考古發掘結果，再次證明了這點。出土的大量牛骨、鹿骨等正是古人吃剩的垃圾；大量的陶器碎片正是古人的遺棄物；破碎的骨耜正是古人丟棄的已不能使用的生產工具……

但跨湖橋文化卻不能理解為僅僅是古人遺棄的垃圾，跨湖橋遺址在第一次發掘中，就已發現了建築遺跡和多處房屋遺跡。更為重要的是，還發現了兩座貯藏窖，裡面貯滿了橡子，這是古人貯藏的食物。顯然，第一次考古發掘，挖到的是古跨湖橋人的居住區。?結合前後兩次的考古成果看，跨湖橋是一個完整的文化遺址。

這次發掘的結果使跨湖橋遺址作為獨立的文化類型引起國內專家的極大興趣，為了補充更多的資料，同時也是為了搶救地下文物不受進一步破壞，2002年9月底，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開始了對跨湖橋遺址的第三次發掘。

由於跨湖橋遺址被破壞嚴重，第三次開挖的探方大多處在遺址的破壞邊緣，所以大都不完整，實際發掘面積約350平方米。但就在這裡，卻“駛出”了人類最古老的獨木船。

考古工作人員以前就聽村民說在這一帶發現過木船，跨湖橋的發現者鄭苗也曾報告發現過“小船”，但在前兩次發掘中並沒有發現古船。跨湖橋真的有古船嗎？考古隊暗暗地把尋找古船的蹤跡作為這次發掘的目標之一。

最早發現古船的蛛絲馬跡是在11月11日，當時考古人員正在探方里整修台階，在地下第9文化層里，突然發現了一個木製品，形狀看起來很像是木船的一個角。一下子，在場所有人的精神都振奮起來，似乎重大的發現立刻就要揭曉一般。隨著清理面積的擴大，獨木舟的一個凹面顯露出來。因為早就相信這裡有古船，這個發現讓現場的考古隊員興奮異常：“我們發現了獨木舟！”

經過不斷發掘，在相臨的三個探方里都發現了船身。獨木舟的船頭直到19日才被發現，由於當時船身中段還埋在一個隔梁里，而且船寬度不一，所以還以為這是兩條各長2米多的獨木舟。21日，考古隊員打掉了中間的隔梁，世界第一古船的真面目才完全地展現在今人面前，而且長達5.6米。在這條獨木舟的兩側，還發現了許多木棍，專家推測這些木棍是用來固定或支撐獨木舟的，並推測這裡是一個獨木舟的生產或修理作坊。

2003年10月初，考古學家再次對跨湖橋遺址進行發掘。這次發掘從2002年發現的遺址東側開始，出土了一批陶器、木器、骨器碎片，其中有一隻保存完整的骨哨。考古人員希望通過對跨湖橋遺址的深入發掘，更全面地了解距今八千年的跨湖橋遺址文化。

目前，對於跨湖橋遺址的發掘仍在有序進行。

黑陶豆

跨湖橋遺址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木器、骨角器等，還在遺址中發現了灰坑、黃土台、殘存牆體等建築遺跡。由此，專家確認跨湖橋遺址是一處內涵豐富、文化面貌獨特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

在出土的文物當中，陶器最為精緻和獨特，其製作的精緻程度要高於河姆渡時期，除器形規整勻薄外，主要指彩陶與黑光陶工藝。彩陶保存的鮮艷程度十分好，而且發現的完整器物較多，彩陶的分佈位置及組合形態也十分清晰。

陶器的彩飾分為厚彩和薄彩兩種，都施於均勻細膩的陶衣上。薄彩一般施於圈足盤的內壁，有紅、黃、黑等色，從口沿向內垂掛的環帶紋、半月紋最為普遍。另外，還有一些雙腹盤從上到下分層設組，各有題材，十分講究，專家推測這類器物不是實用器皿，而已經被充任禮器、祭器。最有特色的是厚彩，施於器物的外部，如罐的肩頸、圈足盤的圈足等位置。彩紋一般為以圓形鏤孔為中心的放射線，肩頸部位多以組合紋飾出現，其中“太陽”紋引人注目。在手法上，點彩別具個性，往往與條紋、波浪紋相配合。厚彩材質似乎加了某種作為粘合劑的泥料，脫落後留下的乳白色痕迹仍舊清晰可辨。

黑光陶一般見於豆、罐兩類器物。浙江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良渚文化也出土了很多泥質黑皮陶，初見很容易相混，其實胎質完全不同，外露的光澤也是不一樣的。跨湖橋出土的這種黑光陶主要是一些紅內黑的器物，如缽類器，內壁十分光亮，為江南其它考古學文化所不見。專家推斷，這些黑光陶除了應用還原焰燒造技術外，還經過精心的打磨。器物上常見周正的弦紋、棱紋，分明使用了輪制技術。考古界一直認為距今6000多年前才有了慢輪修正術，跨湖橋出土的陶器卻把這一時間推進了1000年。

跨湖橋陶器的群組合也十分新穎。從器名上看，也只有釜、罐、缽、豆、甑幾種，但形態卻完全是新的。如缽型釜、扁腹雙耳罐、盅型缽、雙腹豆。而且紋飾也愈加豐富與成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拍印的方格紋的出現，在以往的浙江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這種紋飾從未出現過，但在跨湖橋遺址卻出土了相當的數量，而且多呈菱形。另外還有藍紋、篦紋、指甲紋、戳印紋以及“工”字、“卜”字、三角形、方形、圓形等鏤空形式。

出土的有機質遺物中，骨器數量不少，包括耜、鏢、鏃、哨、針、緯刀、簪、雙尖叉形器及一些功能不明的複合工具。骨耜用大型哺乳動物的肩胛骨製作，端部有圓型插孔用以裝柄，經研究發現成孔方式是用火燙灼后再行挖鑿的。另外還有很多用動物肢骨的骨壁、肋骨加工而成的骨具，磨製精緻。出土的一件骨針長9厘米，最大徑不足2毫米，孔徑不足1毫米。同時還出土了緯刀、雙尖叉等紡織工具。

跨湖橋的動物群比河姆渡遺址簡單，從出土的動物遺骨來看，包括鹿、豬、牛、狗、獾、鷹、鱷和豚等。豬、牛等動物的牙齒磨損度普遍較高，這是跨湖橋人肉食大多來自狩獵的證據，因為老邁的動物缺乏抵抗力，容易成為捕殺對象。說明狩獵在跨湖橋時期佔據非常重要的地位。

跨湖橋遺址還出土了很多木槳，其中一半是半成品，上面滿是清晰的刀砍斧削痕。數量最多的是木錐形器，尺寸近似筷子，中間稍粗，一端平頭，另一端尖；另一種木錐的一端削成扁舌形。另外還出土了數件木“簪”。

遺址出土的石器也很有特色，器形主要有斧、錛、鑿，還見有極少量的鏃、石片形刀、石杵、磨盤等。石質多為青灰色的硬質沉積岩，附近地區無法找到這種岩材，應該從遠方交換得來。

編輯本段建築特徵

跨湖橋遺址的建築遺跡主要分佈在遺址中心區。1990年發掘區揭示4處房址遺跡和多處相關的建築遺跡，即灰坑、房址、墓葬、灰溝、柱洞及一些特殊建築遺跡，還有用鵝卵石鋪設村落道路的遺跡。從成排的柱洞及出土的“獨木梯”分析，跨湖橋遺址以木構建築為主要建築形式。出土的少量榫卯殘件及獨木舟的製造技術分析，跨湖橋遺址已經具備了相應的木作技術。跨湖橋遺址發現以木樁立骨的土牆建築，土牆內以30厘米間距埋設木樁，這一發現表明，土牆式建築在比河姆渡架空式干欄建築更早時已經存在了。

跨湖橋遺址出土有數萬件(片)，經專家拼復的有200多件。大多器形規整，厚薄均勻，保持在0.5厘米以內，以夾砂陶、夾炭陶為主，還有少量夾蚌陶。製作工藝以泥條盤築為主，輔以分段拼築、貼築。出現慢輪修正技術。陶器的燒成溫度在750~850℃間，總體上要低於河姆渡遺址早期的800~850℃。這說明跨湖橋文化陶器的工藝成就是在原始的燒造條件下完成的。器類與器形以釜、罐、缽、盤、豆為基本陶器群。線輪、紡輪別具特色。陶容器以圜底器、圈足器為主，平底器少見，不見三足器。陶器的紋飾有條帶紋、波折紋、環帶紋、垂掛紋、太陽紋、火焰紋、十字或交叉紋等，裝飾工藝包括印、戳、刻、鏤、貼等手法。菱格、方格的拍印紋在浙江新石器時代遺址中極為罕見，亦是跨湖橋陶器文化的顯著特徵之一。彩陶是跨湖橋文化最重要的特徵。彩陶占陶器的2%，紋飾多施於罐、圈足盤、豆等三種器形。跨湖橋文化早期的主要形式為盤內彩，手法較為成熟；晚期薄彩、厚彩並存，彩紋豐富而規範。彩陶作彩於陶衣之上，陶衣為跨湖橋彩陶文化的構成元素。陶衣有褐黃色衣、灰白色衣、紅色衣、黑衣等，其中黑衣十分光亮，與紅衣、灰白衣比，附著力較強。黑光陶和外紅內黑(光)陶器是體現跨湖橋遺址比較先進、又能被成熟運用的陶衣成就，體現了跨湖橋文化陶器製作的水準。東南沿海地區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尚無其他遺址出現如此豐富的彩陶。在年代上看，跨湖橋文化是中國最早出現彩陶的遺址之一。

跨湖橋遺址出土骨器不多，遺址出土有耜、鏃、鏢、錐、針、匕、匙、哨、叉等100餘件，分別用於農耕、漁獵、紡織、縫紉、生活用具等。以動物肩胛骨、肢骨、頭骨及魚骨、鹿角為原料，加工方法採取切、割、削、磨等。與河姆渡、羅家角遺址比較，其骨料的取捨、加工和器形的分類特徵基本一致。骨耜採用鑿孔插裝法安柄，與羅家角遺址相同，而與河姆渡遺址的捆紮安柄法不同。

遺址出土有錛、斧、鑿、鏃、錘、磨棒、磨石、璜形飾件等135件，功能包括生產工具、加工工具、裝飾品3大類。石器的石料采自附近山區，以沉積岩為主，少量火山岩。石料的選用與工具的用途相關。錛均為沉積岩中的泥岩，礪石均為沉積岩中的沙岩，磨棒則有基脈岩、沉積岩、火山岩3種，裝飾品用瑩石。石器加工主要採用打、琢、磨的方法。其磨製水平很高，大多通體磨光。遺址出土大量磨石，其中包括礪石。瑩石類裝飾用具中出現鑽孔技術。遺址出土較多的是石錛，與遺址中發現的數件錛柄一起，成為跨湖橋人製作獨木舟或其他木器加工工具的重要證據。石錘為跨湖橋石器的特色之一，從石錘的製作工藝和敲砸痕迹、崩疤破損情況分析，跨湖橋人已經使開始用不同石錘進行粗細加工之分。

遺址出土木器較少，這與保存條件有關。出土的器物有錐、叉、弓、鏃、勺、槳、鏟、浮標、梯、器柄及一些不名物，功能包括生產工具、漁獵工具、紡織工具和建築工具等。材質有馬尾松、青岡、麻櫟、櫸、糙葉樹、柘、春榆等。加工技術包括坎、削、鑿、刻、磨等，許多尖錐利用火烤法增加其硬度。木器中不名器物較多，有砣形器、槌形器、管形器、雙尖形器、尖槽形器、鏟形器、啞鈴狀器、凹形器等。除獨木舟外，跨湖橋遺址還發現了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十分罕見的木弓。木弓，殘長121厘米，弓柎完整，用韌性良好的桑木邊材削制，外捆紮樹皮增加其強度，說明當時的製作技術已比較成熟。

所展現的原始經濟形態

第一，稻作農業。尤其是出土了1000多顆稻穀、稻米和稻殼。從粒型分析結果看，跨湖橋遺址古稻穀的粒型，有50%以上的稻穀明顯短於普通野生稻，顯示栽培稻的牲特徵，為沒有完全分化的原始栽培稻。在地層上分析，栽培稻標本在跨湖橋遺址早期文化層中已經發現，說明跨湖橋遺址從一開始就開始了稻作生產實踐；中期地層中發現集束狀帶莖桿的稻禾標本，所存均為秕谷，說明栽培稻處於原始的低產量階段。遺址還發現了農業生產工具骨耜，為以插裝方式的骨耜，有平頭和雙刺兩種。這一結果表明，長江下游地區在距今8000年以前已經開始利用或馴化水稻了，從而使這一地區的稻作歷史又向前溯近千年。

第二，採集經濟。跨湖橋遺址文化層中有機物堆積豐富，在局部地方可見到大量的殼斗科植物種實的殘骸，主要發掘的植物遺存有薔薇科的桃核、梅核、杏核，殼斗科的麻櫟果、栓皮櫟、白櫟果，漆樹科的南酸棗，菱科的菱角，睡蓮科的芡實等，還發現了豆科、葫蘆科、山茶科和蓼科的植物種子和果實。毛桃、野生梅、杏子等含糖、含水量較高，不易貯藏，采后即食；櫟屬樹木的果實、菱角、芡實等成熟果子或澱粉量高，水分含量較少的採集后便於貯藏。遺址有不少橡子坑發現，其製作相當考究，先挖出筒狀或袋狀的坑，口部乃至邊壁用木料搭成框架結構；有的橡子坑還被二次利用，坑口形成焦積的鍋底狀灰燼燒土坑。這說明橡子坑的使用不是長年的，而是具有季節性的；也證明了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儲藏坑，是針對橡子食性進行加工的程序的一個環節。採集在跨湖橋先民的食物生產中佔有重要的地位，是獲取食物的重要途徑。反映採集信息特徵在跨湖橋遺址中是一種穩定的文化現象。

第三，漁獵經濟。跨湖橋遺址出土動物骨骼共計5125塊，保存狀態較好，除1292塊骨骼過於破碎，缺乏明顯的特徵和形狀，無法鑒定外，已知魚類、爬行類、鳥類和哺乳類動物有32種，分別為蟹、鯉魚、烏鱧、龜、揚子鱷等7種；天鵝、雁、鴨、鷹、雕、丹頂鶴，灰鶴、鴴屬等鳥類12種；海豚科、鼠、貉、狗、獾、虎、豹貓、貓科、犀、小型食肉動物、豬、麋鹿、梅花鹿、小型鹿科、水牛、蘇門羚等哺乳動物15種。許多哺乳類動物骨頭有火烤遺留的黑焦面，肢骨端部砸斷的現象也比較普遍，反映了燒烤食肉和吸食骨髓的行為。遺址出土的明確的狩獵工具中，有弓、鏃、鏢等。浮標的發現，說明當時已經開始出現結網捕魚的行為。漁獵經濟在跨湖橋遺址中佔有重要地位。

第四，家畜飼養。跨湖橋遺址已發現有狗、豬、水牛等家畜動物骨骸。雖然，跨湖橋遺址的居民獲取肉食資源的生存方式以漁獵為主，但是飼養家豬的行為已經形成。跨湖橋遺址有家豬是我們迄今為止發現的南方地區最早的家豬，而且這些資料還啟示我們中國南方地區家豬起源的時間可以繼續向前追溯。

第五，原始紡織。河姆渡文化中的骨匕的功能定為緯刀，這種紡織工具在跨湖橋遺址中同樣發現。遺址出土的陶線輪，發現有纖維質線圈，與紡織有關。啞鈴形器的中段留下的淺痕表明是繩線牽引留下的痕迹；棒形器兩端有槽額，是用來捆綁繩索的，或可以理解為原始紡機的構件。

2002年3月27日，來自北京大學、故宮博物院、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學等單位的20餘位專家會聚蕭山，針對跨湖橋文化類型進行深入探討和研究。面對著疑團重重的跨湖橋文化，許多在場的專家學者禁不住發出了“太意外”、“看不懂”的感嘆。

高超的彩陶製作技術

跨湖橋文化是一種高齡文化，它的稻作農具骨耜，在製作上十分粗糙，遠不及河姆渡骨耜精細，出土的大量獸骨也表明古跨湖橋人還是以狩獵為主。但是，7000年前的跨湖橋人卻掌握了高超的陶器製作技術，特別是通體磨光的黑光陶器，似乎與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中的黑皮陶器有著某種聯繫。難怪當初會有專家認為跨湖橋文化是河姆渡文化的後輩，至今專家們也無法解釋跨湖橋文化遺存中的這種“青春色彩”。

骨針和蠶絲線

在跨湖橋遺址的第二次考古發掘中，還出土了不少負載重要信息的寶貴物品，其中就有一枚精巧的骨針。這枚骨針針眼相當細小，即使採用今天的棉紗線或滌綸線，要穿過這個小針眼也不容易。那麼，古人究竟用的是什麼線？當時不可能有棉紗線或滌綸線，要穿過這麼細小的針眼，只能使我們想到了蠶絲線。難道距今七八千年的跨湖橋人已經在接觸蠶桑了？考古學家至今也不能得出答案。

使用中藥的祖先

跨湖橋遺址中還有一個小陶釜，底部有煙火熏燒的痕迹，釜內有一捆植物莖枝，共約30餘根，長度在5至8厘米之間。由於陶釜已燒裂，古人將其丟棄了。陶釜內的植物成了考古工作者關注的重點，他們推測這捆植物是遠古的中草藥，遂將標本送往藥品檢驗所進行檢測。但由於標本的有機質不足，難以確定其具體的藥性和名稱，只能定為“莖枝類”。雖然至今也無法確定是什麼中草藥，但這一考古新發現對研究我國中草藥的起源，尤其是煎藥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黏合劑

細心的考古工作者在清理陶片時，還意外地發現一塊黑光陶片上有修補的痕迹，但是，目前還不清楚古人是用什麼黏合劑來修補陶器的。

跨湖橋的毀滅

從目前的考古發現看，跨湖橋文化是突然之間消失的。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作為跨湖橋文化繼承者的證據不足，這種文化缺環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尚是未解之謎。

有很多專家認為，跨湖橋文化的毀滅，最可信的推斷就是毀於海水侵襲。據地質水文資料載，從全新世初期開始，東海大陸架發生了一次大規模的海侵，這次海侵在距今6000-7000年達到高峰，包括會稽山脈在內的寧紹平原周圍地區，淪為一片淺海。這次大規模的水淹對跨湖橋文化的前途帶來了根本性的影響，錢塘江、浦陽江泛濫更加速了這一帶環境的惡化，今日兇猛的錢江大潮就可以證明這一點。

結合歷史記載來看，今天會稽一帶的自然環境最符合大禹治水的歷史條件，如果這段神話是史實，那麼跨湖橋遺址大約不幸落在治水無為的鯀的時代，治水的失敗就是跨湖橋遺址結局的寫照。

跨湖橋文化的難解迷團給江南沿海一帶的考古科研提出了一個個新的課題，只有等待著考古發掘及研究工作的進一步深入，讓這些迷團大白於天下。

跨湖橋遺址出土了很多奇形怪狀的木器、石器，這些器具的本來面貌是怎樣的？跨湖橋人到底將文明推進到什麼程度？經過對這些奇特器具的研究，考古學家做出了解答。

據考古資料顯示，一萬八千年前的北京山頂洞人可能掌握了鑽木取火技術，但遺址中並沒有出土取火工具。跨湖橋遺址出土的奇怪的工具，經考古學家考證是弓鑽取火的工具，說明跨湖橋人已經掌握了人工取火技術。

通常一個弓鑽是由鑽柄、鑽身、鑽頭和弓等部件組成，從跨湖橋文化遺址發掘的一些史前文物看來，弓鑽的主要部件已經具備——從弓鑽的組成看，骨制複合器就充當鑽柄。

在跨湖橋文化遺址發現的複合器由動物骨頭做成，因為被長期使用，其表面表現出古玉所特有的包漿狀。木質管形器是鑽身，木錐則充當鑽頭，尖端有黑色炭化現象，炭化稍上方有一個“小台階”，這是為了防止木錐尖端無限制往下鑽取。

這些工具拼接起來就成為弓鑽，然後在木塊里加入引火物質，再配上一個用木條做的帶繩索弓弦的弓，將繩索繞在轉桿上，將弓來回拉動，就能取得火苗了。

跨湖橋遺址出土的“黑光陶”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尤其是罐口的7條環狀平行弦紋。這些環狀平行弦紋到底是用什麼技術製作出來的，一直是個謎。隨著考古發掘工作的深入，一個木質陶輪底座出現在考古學家的面前，這個木質陶輪底座不僅解開了環樁平行弦紋的謎底，更由此證實了跨湖橋人已經掌握了慢輪制陶的技術。

黑光陶器的弦紋就是用陶輪修整技術加工成的。製作黑光陶時，只要將未乾的陶胎置於陶輪的轉盤上，並仔細對中，用一手轉動轉盤，另一手用木器、骨器或石器接觸要修整的胎體，經過多次轉動后，就可以在胎體上留下所需的環狀弦紋了。

陶輪的出現是制陶業的一場革命，以往陶器製作都是用泥條盤築，然後通過手工捏拍製作而成。這樣製作出來的陶器不夠圓，厚度不均勻。而慢輪制陶技術使得陶器形狀更好，厚度均勻，弦紋則能大大增加陶器的美觀。之後，在慢輪制陶技術上發展起來的快輪制陶技術則更先進，它曾製作出厚度只有2毫米的“蛋殼陶”。

世界最古老的陶器發現於江西萬年縣仙人洞遺址，距今12500年前。而跨湖橋文化遺址是8000年左右的，也就是說，其間經過近5000年的勞動探索，先民們終於發明了慢輪制陶技術。

據考古資料認定，世界最早的陶輪出現於西亞兩河流域，距今5700到5300年。以往，在我國距今7000年左右的半坡遺址已經發現了陶輪加工特徵，但沒有發現陶輪。而此次跨湖橋文化遺址發現木質陶輪底座，也就證實了中國的陶輪技術先於西亞兩河流域2000多年。

在研究跨湖橋“黑光陶”黑亮之謎時，專家發現8000年前湘湖人已會海水製鹽。

考古學家在對40件黑光陶陶片的表面和內部化學成分進行測試時發現，被測陶片基本是夾碳陶，而且氧化鉀和氯化鈉的含量非常高。

黑光陶中高含量的氧化鉀並不完全來源於陶器的胎土，還來源於草木灰。同時，黑光陶表面氯化鈉含量最高達1.83%。這些鹽和氧化鉀經過一系列化學反應后，形成鈉鉀鋁硅酸鹽玻璃相，從而使黑光陶又黑又亮。

但這些鹽是從哪裡的來的？實驗數據表明，通常海水的食鹽含量是大大低於黑光陶表面所測出的食鹽含量的，由此可能推斷，古人制黑光陶時應該是有意識地加入一些利用古老海水製鹽法製作出來的原始食鹽。同時，古人還在制陶實踐中逐漸摸索出了利用草木灰、食鹽和黃鐵礦作泥釉的制陶工藝。

在跨湖橋遺址還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獨木舟。這隻獨木舟出土時船頭朝東北，船尾向西南，非常狹長，接近船尾有一小部分因為磚瓦廠取土而被截掉。船現長5.6米，船身最寬處為53厘米，船體深20厘米，船幫有部分被損壞，因而寬窄不一。考古專家依據古船出土的地層年代，推斷出獨木舟的“年齡”約為7600到7700歲。

跨湖橋的這條獨木舟的發現，把迄今發現最早古船的年限再次向前推移。在此之前，江蘇武進曾發現距今2000多年的獨木舟，這條獨木舟在很長時間內被認為是我國最早的古船。河姆渡遺址也曾出土過7000年前的船槳，以及可沖氣浮於水面的獸皮，但並沒有發現木船的整體。從世界範圍來看，最早的古船要算是埃及墓穴出土的“太陽船”，距今約5000年。在英國約克郡曾經出土過距今達9500年的船槳，但並沒有發現整船。跨湖橋古船的發現，把全國紀錄和世界紀錄一下子向前推了2000多年，堪稱一個飛躍。

我國最早的稻物遺存

在跨湖橋遺址中還出土了農用工具骨耜，這些骨耜使考古學家開始關注跨湖橋的農業遺存。

為了深入了解跨湖橋是否開始種植水稻的問題，研究人員對跨湖橋遺址進行了植物硅酸體分析和植物遺存調查。植物硅酸體分析結果顯示，除第11層外，其他各層都有來自稻葉片運動細胞的遺存，並且形狀較大，與現代栽培粳稻的相似。稻物遺存調查顯示，湖橋遺址中有大量的稻穀、米和穀殼等古稻遺存中，穀粒型與現代栽培稻的秈稻相似。研究結果表明，跨湖橋遺址的古稻可能是尚未完全分化的群體。雖然，跨湖橋人以狩獵為主，並沒有創造河姆渡人那樣輝煌的農業文明，但他們已經掌握了水稻種植技術。

跨湖橋遺址是新發現的考古學文化類型，內涵特殊，不同於以往確立的河姆渡文化與馬家浜文化體系，為我國東南沿海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研究打開了新的視野，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價值。1999年跨湖橋遺址被蕭山市人民政府公布為文物保護點。

為了保護跨湖橋遺址，2001年，蕭山區政府禁止當地磚瓦廠在遺址範圍內取土。第二年蕭山區人民政府又下達文件要求當地磚瓦廠停產，在遺址範圍內取土二十多年的蕭山城廂磚瓦廠也在停產之列。2003年，蕭山區政府在遺址現場設立了值班人員。

跨湖橋遺址獨木舟及相關遺跡的保護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2004年10月召開了有全國及省、市有關專家參加的獨木舟保護方案論證會，通過了《跨湖橋獨木舟遺跡原址保護可行性方案》，各項保護工作正有序進行。

2004年12月17日下午，在“跨湖橋遺址考古學術研究會”上，來自著名權威機構的35位專家學者一致認為，跨湖橋遺址的文化面貌新穎獨特，其器物群基本組合、制陶技術、彩陶風格等不同於浙江境內任何一支已知的考古文化。因此，可將跨湖橋遺址視為一個單獨的文化類型，這意味著“跨湖橋文化”作為一個全新概念，成了中國考古界的一個共識，與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馬家浜文化等全國數十個考古文化概念並駕齊驅。跨湖橋文化的命名，不僅是蕭山歷史文化悠久的實證，也給江南沿海一帶的考古科研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是中國考古學中一個嶄新的研究成果。

跨湖橋遺址陳列館建設工程也於2005年12月18日開工，建築面積700平方米，位於湘湖旅遊度假區內，並於2006年4月20日正式對外開放，館內集中展示跨湖橋出土的珍貴文物，是蕭山8000年歷史的縮影。

館中的陳列廳分為三部分，第一展廳以出土陶片精心拼接成的釜、罐、缽、盤、豆等陶器為主，並展示部分牛、鹿、狗等獸骨，十分引人注目的太陽紋彩陶和黑光陶陳列其中。第二展廳展出的有獨木舟以及船槳、禾科類紡織物、石器、骨器等，其中的骨器和石器非常精緻優美。影視廳播放的是全面介紹跨湖橋遺址考古過程及其意義的紀錄片，全面展示了8000年前跨湖橋人類製造獨木舟、古老磨床以及畜養的家豬骨骼、種植的稻穀的場面。

目前，蕭山區委、區政府決定結合湘湖開發，在跨湖橋建立遺址公園，並為跨湖橋遺址積極申報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最早走近跨湖橋遺址的是杭州磚瓦廠的一位廠醫，名叫陳中緘。陳醫生多年來養成了一種習慣，那就是巡視湘湖一帶磚瓦廠取土坑。每次他都能在這些土坑裡找到一些被路人視作破爛，他卻稱為文物的東西。隨著揀到的“破爛”越來越多，陳中緘把情況報告了縣文物主管部門，卻沒有得到回應。

真正讓跨湖橋遺址走進考古學家視線內的是一個叫鄭苗的學生。鄭苗家在湘湖邊，從小學開始他就對這些出土物感興趣，看到一些精緻奇特的，便揀回家裡。就這樣，鄭苗一直到上大學還保留著收集古物的習慣。由於在學校他多少接觸了一些文物方面的知識，意識到自己收集到的古物很可能是珍貴文物，就把他的發現告訴了老師。

1990年5月30日，蕭山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接到浙江廣播電視大學蕭山分校的電話，告知有同學在城廂的挖土現場發現了文物，這個同學就是鄭苗。文管會的工作人員立刻趕到學校，看到了鄭苗出示的一些石器、骨器。第二天下午，工作人員在鄭苗的帶領下來到城廂磚瓦廠的取土現場。現場一片狼籍，隨處可以見到陶片、獸骨。憑著職業的敏感，他們馬上發現了掛在取土坑剖面上的文化層堆積。

跨湖橋遺址在遲到近20年後，終於被正式發現，而此時，該遺址已歷經20年的取土。為了搶救文物，文管會在取得磚瓦廠的支持、配合后，決定進行考古發掘。

1990年10-12月，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和蕭山博物館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對地處杭州蕭山湘湖之濱的跨湖橋遺址進行了首次發掘。這次發掘的總面積為330平方米，除發現建築遺跡、房屋遺跡外，還發現了一些陶器、石器、木器、骨器等。由於遺址深埋於古瀉湖底部，長期的浸水環境及深厚淤土的隔絕作用，一些有機骨質的骨木器很好地保存下來。

這些出土的文物中，引起考古工作人員極大關注的就是彩陶。當時發掘的陶片大多由考古隊員自己清洗，彩陶就是在清洗陶片時發現的。從此跨湖橋遺址發現太陽紋彩陶的話題在浙江考古圈中流傳開來。因為在浙江乃至東南沿海地區的新石器時代，彩陶極為罕見，河姆渡遺址只發現過三片，而且無論是用彩還是圖案均很生澀。從跨湖橋出土的彩陶來看，跨湖橋時期彩陶的製作工藝遠比河姆渡成熟先進。

這些文物讓考古學家們興奮不已，為弄清遺址年代，考古工作者將出土的木塊送到國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進行年代測定，經測定得知跨湖橋遺址的年代為距今7000年至8000年之間。

結論出來后，很多專家都表示懷疑。在浙江有南北兩支最古老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河姆渡文化和馬家浜文化，兩者距今都有7000年的歷史。新發現的跨湖橋遺址雖然年代比河姆渡文化和馬家浜文化都早，但在文化類型上卻不像是二者的源頭。那麼跨湖橋文化與河姆渡、馬家浜文化到底是什麼關係？由於跨湖橋出土的陶片展示了陶器製作技術上的“成熟進步”，並且明顯比河姆渡的早期陶器要先進得多，於是專家推測：跨湖橋文化遺存是河姆渡文化的一個地方類型，並且年代與河姆渡文化晚期相當。

跨湖橋文化遺址要早於河姆渡遺址1000年，是當時發現的浙江省境內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跨湖橋遺址的文化面貌非常獨特，是一種獨立的文化類型。這一發現，把浙江的文明史提前到了8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是浙江悠久歷史和深厚文化積澱的重要證據，她也再次有力地證實了長江流域也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

跨湖橋遺存距離浙江境內的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都很近，但其面貌又如此迥異，是一種獨特的文化類型----跨湖橋文化。它的發現表明，浙江境內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情況絕非以前認識的那麼簡單，而是由多個源流譜系組成。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就成為今後史前考古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

跨湖橋

位於形似葫蘆的湘湖狹腰處，將整個湘湖一分為二：橋西南稱上湘湖，橋東北為下湘湖，跨湖橋及其兩端的長堤，處在茫茫無際、碧波蕩漾的湘湖之中，四周青山環抱。無論是是秋月當空，還是桃花春汛，跨湖橋都會以一幅幅姿態各異的絕妙美景給人以大自然美的享受，湘湖八景之一的“跨湖春漲”與“跨湖夜月”就是因此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