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積中

張積中為太古學派北宗領袖，貢生出身，后屢試不第，遂絕意仕途。道光年間拜周太谷為師，傳習太谷學派，合儒釋道三家為一。1856年(咸豐六年)，因揚州戰亂，攜家眷北上濟南，不久遷居於長清縣黃崖山，以避亂相號召，講學授徒。所授以儒家學說為主，旁及道藏、釋典、醫藥、武術等，聽者甚眾。到1861年，黃崖山中遷入的逃難、避亂的官紳眷屬和百姓已達8000餘眾。為免受潰兵騷擾，張積中命弟子修築山寨，購置武器以自衛；凡入山者以其半數財物歸公，又派人在肥城、濟南等城市設立商號，以養山寨。這些措施引起當局懷疑，認為張積中聚眾山中，圖謀不軌，遂上書告變（張積中和黃崖教派的舉動雖然沒有明顯反政府傾向，但實際已然阻礙了清政府政治權力向鄉村社會的滲透）。1866年 (同治五年) ，山東巡撫閻敬銘命張積中出山投案對質，遭拒絕，遂派大軍萬餘人圍攻山寨。11月，山寨被攻破，張積中及其親眷均舉火自焚，所眾幾近全部被殺。

張積中是黃崖山一帶抗清運動的領袖，他出身官僚地主家庭，親友中頗多在清政府中任職者。其胞兄張積功，咸豐初任臨清知州，於1854年太平天國北伐援軍攻克臨清時“殉難”，甚得清廷賞識，以其無子，遂以積中之子紹陵為嗣襲蔭。積中堂弟張積馨，同治、光緒間做過四川、陝西按察使及代理陝西巡撫，後為免受其牽連，又改名集馨。積中姨表兄吳載勛，1852年後歷任文登、武城、淄川、泰安、歷城知縣，1861年又署理濟南知府，與積中關係頗密。曾任范縣知縣的秦雲樵，既是積中密友，又是其兒女親家（子紹陵岳父）。咸豐年間曾任清廷江北大營軍務幫辦的雷以諴，也是積中好友。積中年輕時讀書頗多，自取得貢生功名后卻屢試不第，遂絕意仕進。1831年，積中與同鄉好友李光炘前往揚州，同拜周谷為師，學習宋明理學，並參禪修道。積中以“師事久，頗得其術”。周谷字星垣，號太谷，安徽石埭人。年輕時曾“求師訪道，足跡遍海內”。晚年自號峪峒子，居揚州，“貫穴六經，傍通老釋，自辟門戶”（《安徽通志籙》卷6，《太谷列傳》）。加之“能練氣辟穀，符籙役鬼，遨遊士商間，門徒寢盛”，遂成為太谷學派的創始人。（肥城縣誌·黃崖紀事略》，光緒十七年刻本）因太谷學派發源於江蘇泰州、揚州、儀征等地，道教色彩較濃，故又被稱為“泰州教”。周谷死後，積中與李光炘成為學派領袖。其中李光炘為南派領袖，一直在揚州、泰州等地收徒講學。積中開始也在揚州一帶活動，后又北上山東，在青州、濟南、肥城、長清、博山、淄川等地聚徒講學，遂成為北派領袖。

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后，一路勢如破竹，於1853年2月、3月間由武漢經九江、安慶，直逼南京。此前，積中經欽差大臣周天爵以“奇才”保薦，已得入兩江總督陸建瀛幕府。3月19日太平軍攻克揚州后，積中又在江北大營幫辦大臣雷以諴幕府參與機要。1856年4月太平軍破江北大營，攻克揚州，雷以諴被革職查辦，充軍新疆。積中乃舉家北遷山東，投靠在濟南做候補知縣的兒子張紹陵及表兄吳載勛。因不願在官場中應酬，遂“以會城不可居”為由搬出濟南，轉往長清馬山投奔親友，嗣即“卜居牛山後之書堂峪”。不久，肥城中黃崖庄生員劉耀東聞訊來訪，“見積中大悅，執弟子禮焉，割宅以居積中，積中遂遷中黃崖”（同上書）。此後張積中即在親友中廣泛傳播本派學說，還在濟南、泰安及其附近地區吸收了部分門徒，其中即包括淄川東南鄉東坪村的司冠平等人。他們這一學派成員不很多，在濟南及附近地區遊山玩水，討論學術，過著相對平靜的隱逸生活。

1859年，捻軍由皖北大舉進入山東，濟南近郊常見捻軍“邊馬”活動，長清、肥城亦常有捻軍過境，使積中感到原本平靜的生活大受影響，遂又應邀舉家東遷淄川、博山交界的東坪，住在弟子司冠平家。同年，領導過淄川農民抗漕鬥爭的劉德培被捕脫逃后也至司冠平家，積中遂與德培相識，兩人志趣相投，約日後共同起事（《三續淄川志·兵事門》，民國九年石印本）。司冠平後來參加了劉德培1861年領導的淄川起義，佔據縣城，並曾於1863年3月奉命南下邀請捻軍與長槍會軍北援淄川。1863年8月，淄川起義失敗，劉德培自刎殉難，司冠平則逃往黃崖，後來在黃崖慘案中犧牲。

1861年3月，捻軍活動到博山一帶，地方又為清軍騷擾，積中在東坪一帶無居法住，只好舉家遷回黃崖故居。在此以前，山嶺上已有石寨，系當地紳耆、民眾為避難而修築。至此，積中以為“北方當亂，此（山）可避兵”，遂率先“築室山上”（《山東軍興紀略》，卷21）。當時，捻軍在山東南部活動頻繁，聞警來黃崖投奔積中而避亂者漸多，積中遂“益以其術教人”（肥城縣誌·黃崖紀事略》）。吳載勛時尚在歷城知縣任內，為署理山東巡撫清盛賞識，1861年4月又署理濟南知府，同年8月，因防守省城有功，奉旨賞戴花翎（《吳載勛履歷》，載於《山東近代史資料》第1分冊，第146頁）。吳載勛在濟南官紳中積極宣揚太谷學派學說，“推崇積中不容口”，於是在省官僚士紳因吳載勛引介往黃崖拜積中為師者亦漸多，積中遂在原有石寨基礎上，繼續擴修山寨，購置弓弩甲仗，組織徒眾“習戰事”，以為自保守御之計（《山東軍興紀略》，卷21）。“聞者以為可恃”，遂互相輾轉介紹汲引，來黃崖投奔者漸達數十家、百餘家（肥城縣誌·黃崖紀事略》）。當年9月，捻軍又至長清一帶活動，尤其是1862年、1863年，捻軍深入山東腹地，四周遠近士紳民眾前來黃崖避亂者更比以往增多。積中遂多方予以接濟，“凡入山避難者，山上設粥，山下設湯，來者皆得飲食”。既而，積中又在黃崖山設立醫藥局，施藥治病，遠近士紳民眾多感其惠，前來歸附者益眾（《同上書》）。與此同時，積中在黃崖山“壘石為兩寨，自築大寨山巔，引河水環山麓”，並不斷購進武器，增設武備房，隨後又增設了文學房（《山東軍興紀略》，卷21）。山頂所築大堂，為祭祀堂，“旁列兩廡，重簾迴廊，崇階復戶”，階下為池，有橋為之間隔，有如泮池。池南所築台為詠歸台。左右各有門，左為天根，右為月窟。門外石徑迂折，為採藥徑。山腰增置小亭，稱對松亭（《肥城縣誌·黃崖紀事略》）。積中為約束徒眾，告誡他們：“從學者，深戒吝財戀色，資裝妻妾，勿須顧問。”從此，積中“以神自畜”，不再輕易接見來訪、投奔者。遠方初來山者，一般安排在文學房，令吳載勛（1862年10月以淄川城失陷革職，隨後來黃崖投奔積中）、趙建、劉耀東等授讀所刊《指南針》。五日一聽講，鄉農不能誦習者任其去留。需進謁積中者要泥首（以泥塗臉）九拜，積中往往正襟高坐，並不答言。太谷孫婦李素心、積中侄女張靜娟地位僅次於積中，專屋列居，進謁者如同見積中，也要泥首九拜，兩人亦高坐不答。即使是吳載勛等其他入門較早之男性高足也“莫敢抗禮”。積中每年數次在祭祀堂禮神，總是深夜參拜，升降禮節繁縟，李素心、張靜娟均盛裝挾劍而侍，旃檀燎燭，熏赫霄漢，數十裡外可見其光，不是生徒者不得入堂同參（《山東軍興紀略》，卷21）。黃崖地方本頗荒僻，自積中築室定居以來，連年置田築室，大興土木，致“屋宇鱗次”，遂漸成市集。積中還規定，“凡入山者，不得私其財，納其半立籍”。這樣，積中逐漸積累起一些資本，遂在肥城孝里鋪、濟南城內城外、東阿滑口、利津鐵門關、海豐埕子口以及安丘、濰縣等地，相繼設肆（店鋪）貿易，分別取號泰運通、泰來、泰祥、泰亨等（《肥城縣誌·黃崖紀事略》）。

1865年10月，濰縣縣民王小花治裝舉家遷往黃崖，知縣靳昱聞報感到奇怪，遂令差役掩捕，刑訊逼供，王小花據實相告。靳昱在給山東巡撫閻敬銘稟文中報稱：“拿獲王小花，供稱曾有人召其往黃崖山，認張積中為師，彼處聚眾多人。”閻敬銘派員密查，據報：“張積中系前任臨清州知州全家殉難之張積功胞弟，世襲雲騎尉，現山東候補知縣張紹陵之本生父，習靜居山，以授徒講書為業。即省中官幕亦有挾眷居山者，並無違悖情跡。”閻敬銘又派員各處訪聞，均稱：“張積中於咸豐年間曾為前湖廣總督臣周天爵明保，並在兩江各處戎幕，現年逾六十，學問優長，多以性理教人。”但閻敬銘又以王小花語涉可疑，遂飭令靳昱將其提省究辦，研審數日，知王小花並不認識積中，系聽友人傳言，慕名而往。閻敬銘認為積中既系忠藎之家，宗族親戚科第簪纓，似不至於聚匪為非。此案遂延宕未結。

1866年10月間，益都知縣何毓福訪聞縣內民人冀宗華等糾眾謀亂，遂稟告青州知府閻廷佩，各率勇役將冀宗華及其同夥冀兆棟捕獲。冀宗華等供稱：“同黨有冀雄及臨朐人郭似圊（嗣清），濰縣人劉顯庚、劉洪鰲、陳壽山，同師黃崖張琪（積中），師命率集人馬，期九、十月間舉事。”劉顯庚等人聞同黨被捕入獄，於是潛逃隱匿。何毓福搜查城內其儲藏武器之處，僅得刀矛數件及四言示諭。臨朐知縣何維望率兵役掩捕餘黨，郭似圊等率眾持械反抗，格傷兵役，終以寡不敵眾被縛。及審訊，供言與冀宗華所言相同，同時供出同夥劉名教、闞益成等“均結盟師張琪，期十月十九日陷濟南，再陷青州，令似圊、洪鰲集眾，至期趨省”。接著何維堃又捕獲四人押解青州，閻廷佩督同新任益都知縣魏正藻審訊，並將結果一併上報撫署，內稱：“拿獲匪犯冀宗華、冀兆棟，供出同拜黃崖山張七為師，現山中業已聚集多人，令彼等赴青州一帶勾匪，定期九、十月間起事，先取青州，后取濟南。”閻敬銘飛飭提犯至省究辦，一面又令山東布政使丁寶楨派兵拿積中到案對質（《閻敬銘圍剿黃崖山奏摺》）。

與此同時，山東布政使丁寶楨也接到益都、臨朐兩縣稟報，當即由省城派巡捕官守備唐文箴會同肥城知縣鄧馨、長清知縣陳恩壽，於1866年11月1日赴黃崖山欲捕拿積中到案。唐文箴、陳恩壽先至，宣稱奉命“諭積中入省，念其老，且世大家，無意殺之也”。但積中深藏山寨，閉匿不出。唐文箴等守至夜間，山上眾人聞訊聚集，準備質問來山官員。已經準備出山的吳載勛聞訊，急促唐文箴等速回。唐文箴等遂乘馬連夜奔回，山上民眾有多人隨後追趕，陳恩壽家人黃紳被殺。剛抵黃崖的鄧馨，正要入寨，聞炮響乘馬逃回，其僕從也被殺（《山東軍興紀略》，卷21）。

當時，在東平行營的閻敬銘，得到稟報后仍然存疑。鑒於積中子紹陵系山東待補知縣，遂派員責令紹陵隨同丁寶楨所派員弁赴肥城，勸父出山自白。時紹陵已乞假赴揚州，並已進入黃崖寨了。閻敬銘又令繕諭囑已出山之吳載勛轉交紹陵，言明利害；復出示諭十餘通，遍貼寨門內外。

11月2日，山上民眾將各處山路堵塞，禁絕人行，並集合各附山居民入寨防守。3日，山頂矗立紅旗一面，寨牆則遍立尖旗，寨前為純黑色旗幟，寨後為純紅色旗，而沿山路運送柴薪、糧草、煤燭進山者絡繹不絕。當夜尚有山民數百名下山至下巴、歸德、馬家山、辛庄及肥城石罔、東張庄活動，並向鄉民徵購馬騾。又有武定府鹽民軍滿載武器，自大清河泛舟船至孝里鋪上岸入山。山之四周，皆聞炮聲，黃崖南、北、中三村寨居民陸續遷往山頂。所有寨隘也都安裝了巨炮。閻敬銘慮及各縣稟報言過其實，遂檄營務處道員潘駿文往黃崖，先進駐孝里鋪，再飭吳載勛招積中下山。吳載勛奉勸數次，積中仍不出山。不久，丁寶楨由省城騎馬到長清，令吳載勛與長清知縣林溥入山諭積中，至則不得入，時道員潘駿文也進駐平陰，均以積中“逆跡大著”，先後上報閻敬銘（同上書）。

11月4日，山上民眾頭裹紅巾，分路下山，先後殺東張庄鄉紳數人及驛遞馬夫兩名。同日，在東平行營的閻敬銘，也獲得了黃崖山變故的消息。在他看來，黃崖已成匪徒嘯聚之地，加以黃崖逼近省垣，終繫心腹之患，尤其是又以“才人”積中為首舉事，“計必多端”；再者，捻軍仍在運河之西盤旋，難免與黃崖勾結，局勢將更難控制。因而“必須及早除滅”。鑒於黃崖山山勢深廣，非多集兵力，難以密為環裹，遂函囑赴嘉祥剿捻的山東按察使潘鼎新，先暫守河牆，若捻軍南返，即分營赴黃崖助剿。隨後，閻敬銘一面飛調河防各軍，勻抽隊伍，派參將姚紹修帶2個營1000人為第一隊，游擊王正起帶4個營2000人為第二隊，閻敬銘自督知府王成謙帶8個營4000人為第三隊，並調副將王心安帶3個營1500人為第四隊，先後於11月5日、6日“星夜向平陰進發”。另外，又先期調派千總王萃帶其馬隊，隨營務處潘駿文星速先往黃崖，踩看山路。隨後，閻敬銘即督各軍兼程並進。11月5日，千總王萃馬隊先行抵達距黃崖18里之水裡鋪，將活動在當地的部分黃崖民眾擊退。

11月7日以後，閻敬銘所帶各軍先後到達長清南鄉，形成對黃崖山的包圍。11月7日，繼王萃之後到達水裡鋪的第一隊清軍，在姚紹修指揮下，即時督隊入山。小路如線，山民在此設有站卡，積中高足劉耀東親率部分民眾駐守。及見清軍攻來，該卡民眾恃隘列隊抗拒。因民眾佔有有利地形，雙方酣戰多時，官軍仍不能入山。姚紹修親自放炮轟擊，擊斃民眾10餘人，並乘山民陣地稍亂之機出擊。劉耀東率眾阻拒，為清軍長矛刺中犧牲。雙方激戰之際，游擊王正起亦率所部清軍第二隊由黃崖山東口趕到，與姚紹修第一隊清軍“合力猛戰”，民眾遭受夾擊，力漸不支，不得不往山上退去。是役，清軍奪獲山民抬炮、鳥炮、竹桿多件，旗幟數十面，並在庄中起獲號衣40餘件，上面寫有“太平天國徠”字樣。隨後，姚紹修、王正起二軍又尾隨民眾之後展開追擊，沿途山民所設各處要路山口石卡，均為清軍拆焚佔據。清軍還連夜分路直登上山，佔據山中要害之處，山民被迫全部入寨閉守。

11月8日，知府王成謙也率第三隊8個營清軍趕到黃崖山，隨即分登各處山頂，四面布圍，斷絕積中突圍之路。9日，各營俱已趕到黃崖山前會齊。閻敬銘察看山寨形勢，見出山歧路極多，認為須將各軍密佈於要隘，層層把守，方能一網打盡；否則一旦攻破寨垣，必有乘間逃脫者，難免將來死灰復燃。但鑒於各軍賓士數日，多已疲憊不堪，遂傳諭各營，暫緩進攻，以養精蓄銳；又懸示勸降，以期瓦解解散之；還將吳載勛調至行營，令再繕寫諭函，派專人送入寨中，令積中早日出山；同時一面飛飭各軍，將黃崖山四面大小遠近各山口，概行設防堵截，派令各營各哨分別扼守。適值兗州鎮總兵范正坦亦奉命率兵趕到，濟東道衛榮光調到同知劉時霖1個營，泰安知府錫恩、肥城知縣鄧馨亦各帶勇役民團前來助剿，處處協同先到之清軍防守。此時，官兵加上團勇，總兵力已達馬、步隊12000餘人。

11月10日，副將王心安帶所部3個營開始登山，又斷絕了山寨小泉汲道，使積中師徒“遂無勺水可得”矣（《閻敬銘圍剿黃崖山奏摺》）。

11月11日，閻敬銘派遣入山送函之人下山，攜回積中復函。積中在復函中，除先為自己辯誣外，又告以“不逞之徒，劫令主盟，勢不能出”之意，同時要求官方寬以時日，“請暫將大兵撤出山外，俾得反覆陳詞，婉言解散。若一面進攻，一面招納，則上憲不能示人以信，困獸猶鬥，兄又何辭能勸諭諸同人耶”（《山東軍興紀略》，卷21）。這些話被官方稱為“要脅狂言”。閻敬銘曾再次出告示稱：“寨內居民自行投首，概不加誅。張琪始則閉匿不出，繼則入圩自守，並出山焚掠，抗拒官兵，罪無可逭，能縛獻張琪者，破格給賞。張琪孤身老悖，豈能禁遏眾人，全在爾等，勿為所惑。大兵已集，勒限兩日，各自謀生，即張琪自行投首，亦曲示法外之仁。”示諭傳入寨內后，迄無一人出山。寨內民眾時時開槍拋石，營勇常有被擊傷者。是日，張紹陵出謁閻敬銘，閻敬銘又勒限一日造出寨內官僚居民名冊，再令吳載勛致函積中，許以出降不死。同時，閻敬銘又令諸營將校各挑一隊靠近寨牆，分別豎起8尺或1丈高之白旗，上書“脅從罔治，投降免死”8個紅色大字。當晚，積中又復函吳載勛，內稱：“人心洶洶，不能舉步，須從緩造冊。”而據民間傳言，積中要求從緩造冊系緩兵之計，而實已派人出山秘密聯絡武定府一股鹽民軍及運河西之捻軍來援。而當時捻軍正在曹州活動。曹州府附近州縣上報閻敬銘稟文及淮軍劉銘傳、潘鼎新兩軍致閻敬銘公函也稱，所獲捻軍人員有供出“渡河赴救黃崖”者。閻敬銘遂以“該匪逆勢已成，難事姑容”為借口，準備次日一早發動總攻（同上書）。

11月12日黎明，按照閻敬銘部署，主攻部隊知府王成謙督率所部4個營由黃崖山西面進攻，游擊王正起率兵4個營由黃崖山東面進攻，兩路夾擊，形成鉗制之勢。山頂大寨地處懸崖陡壁，上山之路又為“羊腸烏道”，本極難攀，而寨牆藉助山勢築成，尤為險峻，易守難攻，但清軍卻憑藉前兩日暗中窺探好的山路及準備好的鉤梯，直逼積中山寨之下。寨內民眾為捍衛家園，同仇敵愾，拚死抗拒，一時槍石如雨，先後擊傷清軍營弁數十名，“血雨流注，呼聲撼山”。知府王成謙為爭頭功，由黃崖山西面接連放出開花炸炮，將寨牆上站立應敵之山民擊斃多名。姚紹修乘機率部由西寨門攀牆直上，守備曹正榜亦率部由懸崖之下開路爭攀。寨內民眾仍相持不退。在西寨門一帶民眾與王成謙西路清軍相持之際，東寨門一帶民眾也與游擊王正起所率東路清軍展開了浴血搏鬥。開始，王正起由黃崖山東口督兵猛攻東寨門，守寨民眾頑強反擊，終將清軍擊退。王正起手刃後退數勇，“極力逼趕”，第二次猛攻山寨，始得逼近寨牆，並“扒牆上攻”。寨內民眾仍飛石如雨，沖在前面的清軍千總萬年清頭部被擊成重傷；另一千總張福興腰、腿也被擊成重傷，但兩人仍“俱各帶傷摧堅，略無退阻”。後面的王正起亦極力督攻，奮猛喊呼，所部清軍始得從矢石槍炮之中沿崎嶇險陡之路，分路同時往牆上攀登，終於攻上寨牆。西路軍王成謙部姚紹修、曹正榜兩軍亦由西路攻上寨牆。適副將王心安也由東山分隊趕來增援。這樣，三路清軍相繼攻入寨內。而寨內民眾仍在寨中持械抗拒。清軍且進且戰，分進合擊，寨內民眾武裝精銳七八百人在弓箭、石塊等用盡后，為清軍盡數“殲除”。其他奪路衝出寨牆者，突圍途中遭駐紮於各隘口分扎之清軍參將宋延德、都司李元、游擊郭大勝、守備李炳武、同知劉時霖、縣丞裕凱等部分路截殺，鮮有逃脫者。官兵先後屠殺寨內民眾1700餘人，墮崖落溝而死者不計其數，以致流血成川。積中、紹陵父子在寨破后，率同親戚及其家屬數十人均在大堂自焚殉難，其餘民眾及入援鹽民軍千餘人，亦先後為官兵悉數捕殺，無一得脫（《閻敬銘圍剿黃崖山奏摺》）。官方檔案也記載說，“合寨死斗，無一生降”；“生為傾資，死為盡命”。寄居山上之官僚及弟子等男女共計200餘人，也有全家共同自焚而死者。所剩婦女兒童也有400餘人，亦均視死如歸，“形色洒然，笑語如平常者”。積中弟子韓美堂等數人被俘后，皆願從師而死，而別無供詞。清軍從烈火中收得黃色帷幕等所謂違禁之物及部分鉛塊、硝磺，以為罪證，並將積中遺體從灰燼中拖出，梟首示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