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工作會議

2014年11月6日，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率先掛牌成立。12月16日、28日，廣州和上海知識產權法院相繼成立。

2014年12月，最高法在廣東省深圳市和遼寧省瀋陽市設立第一和第二巡迴法庭。12月28日，劉貴祥、胡云騰被任命為最高法第一、二巡迴法庭庭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在剛剛成立的北京知識產權法院調研時指出，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成立是全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成果，標誌著中國知識產權保護進入新階段。

胡云騰接受記者採訪時曾表示，“由最高法巡迴法庭來審理跨行政區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一方面有利於避免地方保護主義干擾，保證案件審判更加公平公正；另一方面也有利於最高法本部從繁重的審判工作中解脫出來，騰出更多精力研究制定司法解釋、出台司法政策，更好地發揮司法引領社會公正的作用，更好地行使對全國各地法院的監督指導職能。”

1996年，呼格吉勒圖被認定為“4·9”姦殺案的兇手。案發62天後，法院判呼格吉勒圖死刑，立即執行。2005年年末，趙志紅落網並交代“4·9”命案是他所為。2014年11月20日，呼格吉勒圖案進入再審程序。12月15日，內蒙古高院對再審判決宣告呼格吉勒圖無罪，之後啟動追責程序和國家賠償。2014年12月19日，內蒙古公、檢、法等部門啟動呼格吉勒圖案的追責調查程序。12月30日，內蒙古高院依法作出國家賠償決定，決定支付李三仁、尚愛雲國家賠償金共計2059621.40元。

法學專家、司法部研究室原主任王公義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冤假錯案的發生，主要原因有法治概念不強，人權保障概念不強，以及案件管理不科學。建立完善錯案責任追究機制，應以法律規定來制約，以機制來制約機構，以體制監督，在建立制度、完善制度、執行制度上下功夫。

原廣東健力寶集團董事長、總裁張海一審被判15年有期徒刑。關押不到6年時，他通過多次違法減刑提前出獄。像張海這樣的案例並非孤立，針對“有錢人”、“有權人”違法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問題，全國檢察機關開展專項活動。截至去年8月，全國檢察機關已建議將711名罪犯收監執行，其中原廳局級以上職務犯罪罪犯76人；共發現違法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案件線索428件。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阮齊林表示，減刑假釋司法腐敗問題的關鍵點在於監獄是比較封閉的，因此監管人員相對強勢。相似的案例還有很多，要麼用錢開道，要麼用權力關係開道，為的就是實現減刑或保外就醫，而這樣的空子隨著一系列司法程序的越發嚴格，正在變得越來越窄。

2014年7月至12月底，公安部組織全國公安機關開展了緝捕在逃境外經濟犯罪嫌疑人專項行動，代號“獵狐2014”。截至2014年12月31日，“獵狐2014”專項行動共抓獲外逃經濟犯罪人員680名，其中投案自首390名。公安機關共派出70餘個境外緝捕組，抓獲的逃犯涉及69個國家和地區。

2014年10月10日，公安部聯合最高法、最高檢、外交部發布了《關於敦促在逃境外經濟犯罪人員投案自首的通告》，還與最高檢聯合下發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機關與檢察機關密切協作，開展對職務犯罪境外逃犯的緝捕工作。“獵狐2014”專項行動領導小組副組長孟慶豐稱，《通告》在獵狐行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投案自首的390名逃犯中，有332人是在通告發布后自首的。

2014年12月，最高檢下發《關於依法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規定》，對檢察機關依法保障律師六項權利作出明確規定，促進檢察機關規範司法，維護司法公正。曾被律師抱怨的會見難、閱卷難、調查取證難“三難”問題，今後將在檢察機關得以規範解決。

全國律協刑事業務委員會副主任許蘭亭認為，近年來，對律師執業權利的保障確實有很多進步之處。“閱卷難”現在基本已不存在，案件自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偵查機關移送到檢察院的全部案卷材料，辯護律師都可以查閱、摘抄、複製。至於“會見權”，現在除了危害國家安全案件、恐怖活動案件、特別重大賄賂案件等三類案件外，辯護律師只要拿律師證、委託書、會見介紹信就可會見，不再需要偵查機關批准。

2014年2月28日，最高法開通網上申訴信訪平台，5月30日又開通全國視頻接訪系統，截至12月31日，最高法建成17套遠程接訪系統，利用該系統完成接談3342件。全國檢察機關所有控告申訴案件進入統一業務應用系統辦理，實現控告、舉報、申訴、諮詢、答覆“一站式”服務。公安部明確19種應導入法定程序辦理的涉法涉訴信訪事項範圍。

法官熊俊勇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過去申訴信訪人與最高法、當地法院之間是分別交流，如果個別當事人不如實反映案件審理真實情況，把責任完全推向下級法院，則容易影響最高法法官的判斷；同時當地法院對最高法處理意見的反饋也難以及時掌握，不利於進一步回應訴求。視頻接訪克服了最高法與地方之間的空間障礙，三方會談中，地方法院能充分表達意見，也可在即時了解最高法的判斷與態度之後，根據意見就地化解矛盾。

十八屆四中全會要求，推進審判公開、檢務公開、警務公開、獄務公開。除了裁判文書上網、老賴信息曝光、開通政法微博微信和新聞客戶端外，最高法還開展了全國法院新聞發布例會制度。最高檢出台了《人民檢察院案件信息公開工作規定(試行)》，“人民檢察院案件信息公開網”已在全國內地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開通。司法部於2014年在山西等9省(市)11所監獄開展深化獄務公開試點工作。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葉林表示，我國司法機關從最早的知識產權裁判文書公開上網，到如今的法院、檢察院的所有案件文書都要公開，變化幅度非常大。司法公開從整體上看可以說是從結果公開到過程公開，從形式公開到實質公開，從有選擇公開到全方位公開，從向當事人公開到向全社會公開。客觀上促進了公眾對司法機關的關注和監督，有效保障了人民群眾的知情權、監督權。此外，司法公開對於逐漸統一司法裁判的尺度也有重要意義。以前會出現相互衝突、矛盾的判決，司法公開后，可以減少不必要的個案判決差異。

2013年12月28日，在中國實施了50多年的勞教制度壽終正寢。勞教制度廢除后，全國勞教場所轉型為強制戒毒康復、社區矯正以及成為拘役、短刑犯等關押場所。截至2014年11月底，全國累計接受社區服刑人員218.9萬人，累計解除矯正145.9萬人，現有社區服刑人員73.1萬人，社區服刑人員在矯正期內重新違法犯罪率一直保持在0.2%左右的較低水平。

國家行政學院政府法治諮詢研究中心主任楊偉東認為，廢止勞教制度，是中國司法改革的重大進步。勞教制度廢止后，建立違法行為矯正制度或者叫社區矯正制度，既能夠解決問題，又能保證公民權益不受侵犯，“我們不再用勞動教養對慣偷等惡習加以制裁，而是通過社區矯正加以糾正，改變他們的行為方式和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