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育瑾

張育瑾(1914～1981)，字景瑜，古琴演奏家、古琴理論家，諸城大台村(今屬膠南)人。他終身從事藝術教育事業，曾任山東藝術專科學校音樂科副主任，並授古琴。同時與詹澄秋發起組織濟南古琴研究會，有會員40多人，自任會長。《桐蔭山館琴譜》是由王既甫傳授的諸城琴派最早的琴譜，只有抄本。建國后，張育瑾與妻子對它進行了整理，將原來豎寫的簡字譜改成橫寫，並配上簡譜和節奏，1960年4月由北京研究會油印傳世，而後又經他倆修改，1980年由青島文化局、青島文聯油印出版。這一項大膽的革新嘗試，受到古琴家的歡迎。《琴譜正津》是瀕於滅絕的琴譜理論書，經他多方搜求，終於求得，於1962年油印傳世。他曾發表過《山東諸城派古琴》、《琴曲<關山月)的調查研究》等文章；還寫有《琴曲<廣陵散)之研究》、《古琴入門》、《三分損益在管律上的矛盾》等論著。他的古琴演奏風格奔放灑脫，獨樹一幟。他在琴曲的理論研究上的貢獻，使諸城琴派得以不絕，並在樂壇上佔據一席之地。他曾為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山東分會常務理事。

張育瑾同志，山東省膠南縣人。生前曾任小、中學教員，山東大學教學行政科長、山東藝專音樂科古琴教師兼付主任、濟南古琴研究會負責人、山東海洋學院教學行政科科長，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中國音樂家協會山東分會第一屆代表大會常務理事等職，是一位有成就的山東諸城派古琴家，在古琴的理論研究及教學工作方面有突出的貢獻。張育瑾同志因患癌症，不幸於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九日於青島逝世。張育瑾同志與夫人王鳳襄同志，在五十年代整理了諸城古琴最早的琴譜——《桐蔭山館琴譜》，由北京古琴研究會印刷出版；使這一珍貴資料得以傳世。他還寫過有關古琴研究的論文多篇，如《山東諸城古琴》、一九五九年發表在《音樂研究》第三期上；《關山月探源》發表在一九六二年《音樂研究》第四期上；還有《廣陵散研究》等。

張育瑾同志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是位有影響的古琴藝術家，他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熱愛民族音樂事業，遵循黨的文藝方針政策，多年來潛心研究山東諸城派古琴的淵源及風格特點，在如何繼承這一珍貴遺產，如何使這門古老的藝術以嶄新的面貌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方面，曾下苦功探索試驗，幾十年如一日，並在濟南、青島等地傳授琴藝，培養人才，為我國的民族音樂事業做出了較大的貢獻，他的逝世是我省樂壇一大損失。

今天，我們特發表本文以紀念這位卓有成就的古琴藝術家。

張育瑾同志是山東膠南縣大台村人。生前，他是山東省音樂家協會第一屆理事會常務理事、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對古琴事業，他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演奏、教學、理論，尤其是理論。他象我國絕大多數古琴家一樣，並不是職業音樂家，但卻對古琴藝術傾注了畢生的心血，除1961年在山東藝專擔任一年多的專職古琴教師外（由於國民經濟困難，藝專停辦而來能繼續下去），主要是在山東大學、青島海洋學院做教務工作。

張育瑾同志逝世快一年了，每當我想起這位熱心於古琴事業的長者，總覺得似乎對他欠缺些什麼，在我與他不多幾次接觸中，常常聽到他熱切地談論古琴藝術的得失和他對振興這門藝術的想法。七年前，作為一個脫離琴壇十多年的琴人，我給慕名未識的張育瑾同志去過一封信，很快就得到了迴音。他說他高興地得到一個“知音”，並熱心為我物色樂器，以便重操舊業，還介紹了當時山東古琴事業的狀況。1977年1月間，我借隨省京劇團赴青島演出之便，得以見到這位仰慕已久的古琴家：魁梧的身形、質樸的面容，“啊――我們是未見面的老朋友了！”他親切地笑著，伸出了手……。這次會面，他彈了他最喜歡的《搔首問天》、《長門怨》等曲，那內在含蓄、清微淡遠的演奏風格一下於吸引了我，我也彈了《憶故人》、《瀟湘水雲》。一時間我們都陶醉在這古樸典雅的音樂氛圍中。那時，我們常常見面，有時欣賞古琴錄音資料，有時聽他講述山東諸城古琴派的歷史、名家。他還把諸城琴譜《琴譜正律》送給了我。

79年初，他來濟南參加山東省音協理事擴大會議，他在會上發表了恢複發展山東古琴事業的意見，他希望把力量用新結集起來，成立古琴研究會，培養接班人、為這衰落的古琴事業，他不知疲倦地奔走、呼籲。他對我說：“山東的古琴快要失傳了，你教些學生吧！”可是我卻回答“我自己的琴都學了沒用，再教些學生又有什麼意思呢？”——他苦笑、沉思，似乎也找不出話來回答我，我們都深知個人力量之微小、單薄，都心照不宣地沉默著……。我看到他由於對事業的焦慮，臉上本來就不少的皺紋，好象更多也更深了。當時，我為什麼要說出這樣使他失望的話呢？

今年年初，從青島傳來張育瑾同志逝世的噩耗I

夏天，省音協委託我去青島看望張育瑾同志的夫人王鳳襄同志、她是山東百年前有名的諸城三王”之一的古琴家王心源的孫女，這位嫡傳古琴家也是將近七旬的老人了。她與張育瑾同志的古琴都傳自她的父親王秀南先生（過去我國古琴界曾有“育瑾之琴受自內室”的誤傳），數十年來他倆朝夕共處切磋琴藝，有時王鳳襄同志操琴，張育瑾同志吹簫，家庭里常常充滿了中國古典傳統藝術的情趣，她的身體本來就不太好，育瑾同志去世后，她的身體就更差一些。我去看望她時。雖是赤日炎炎的盛夏，卻總感到家裡冷清清的，牆上掛著那張明代益王琴“一天秋”……。

我總想寫些什麼，為山東一百多年來形成、興旺而至今又趨衰落的諸城琴派，也為悼念這位為振興這一琴派而不懈努力數十年的張育瑾同志。

（一）

早在十九世紀前半期，山東諸城就有了兩位影響較大的古琴家，一位縣王雩門（字冷泉．別號曇花子）。一位是王溥長（字既甫）。有關他們的淵源情況，只知道王雩門宗金陵派，王溥長宗虞山派。至於這兩個長江下游南岸的古琴流派何時傳來山東，就無從查考了。在這兩個古琴家的教學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兩個不同的傳授系統。到十九世紀後半期，王溥長的兒子王心源的琴藝大大超過了他的父親，成為出色的古琴家，在當時的齊魯琴壇上，他與王雩門（冷泉）被稱為“諸城二王”。二十世紀初，又出現了王心源的學生、傑出的古琴家王露（字心葵、號雨帆），這時又有“諸城三王”之說。經過半個世紀的教學活動，兩個傳授系統中都已有了大量的傳人，諸城琴派的別緻風格、獨有曲操都已形成了。在王露的演奏和教學中，也開始體現了兩個傳授系統合流的趨向。學琴、造琴及琴人雅集蔚然成風。這時，可以說正是諸城琴派的興旺發達階段。

此時的中國，正處於新興的資產階級思想的萌芽時期，民族意識的抬頭，使得國內一些政治家、學者和教育家們對代表中國古典文化的古琴音樂有了一定的重視。1911年，維新派領袖康有為將諸城琴派中傑出的演奏家王賓魯（學燕卿，王雩門的學生）介紹至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古琴．王賓魯在南京教琴達十年之久（最後客死在那裡），培養出很多學生，其中出色的有徐卓（字立蓀）、邵大蘇、孫宗彭等。他不僅對諸城派的琴曲作了不同程度的加工，還創立了更為接近民間的、通俗的彈法，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流派——“梅庵”派（後人以他授琴之所“梅庵”命名）。梅庵派實際上是諸城派的一個支流。王賓魯去世后，由他的門人徐卓、邵大蘇將王的殘稿《龍吟觀琴譜》整理編纂成《梅庵琴譜》（1931年刊印）。由於王賓魯的傳人眾多（包括徐卓以後的再傳弟子）和《梅庵琴譜》的刊印（59年由江蘇省音樂家協會重印一次，香港亦翻印過一次），作為諸城琴派的這一支流，在今國的影響卻遠遠超過了在山東的諸城派本身。

1919年，在資產階級革命家和學者章太炎的推薦下，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將諸城派古琴家王露請至北京大學擔任古樂導師。王露是王心源最得意的學生，也是當時北派琵琶的代表人物，青年時期東渡日本學習西洋音樂六年並得學士學位，回國后曾在濟南大明湖畔組織德音琴社並傳授琴藝，他在當時我國琴壇上的聲望是很高的。在北京大學任教期間，他寫的有關中國古典音樂的理論文章和輯訂的部分古琴譜、琵琶譜，都發表在1920年出版的期刊《音樂雜誌》上。可惜這位精通中外、博學多才的音樂家，在北京大學只工作了兩年便病故了，年僅四十四歲。

隨著王賓魯的南下和王露的北去．山東諸城派古琴自本世紀初開始流向全國．對我國近現代琴學的發展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在山東，由王心源的學生王露、兒子王熙麟（字秀南）教出的一代琴人中，知名的有詹智睿（字澄秋）、李華萱、王生香、張育瑾、王鳳襄多人，現僅王鳳襄同志一人了。再下一代琴人還有一些，但並沒有能全面掌握這一派藝術的傳人，這也正是張育瑾同志晚年耿耿於心的事情。

近百年來．我國處於外國帝國主義列強的不斷侵略和長期內亂的年代。有關諸城琴派的資料和物器是很少留世的。據王鳳襄同志回憶，早年家中有琴，有箏，有瑟，藏琴多達二十多床。到解放時，僅剩下兩床古琴和一個箏了。只是祖傳的手抄本《桐蔭山館琴譜》由於他們二人的悉心保管才免於在多年戰亂中散失。

解放后。張育瑾同志毅然擔當起為這個琴派立傳的重任。他奔波於濟南青島等地，尋親訪友，核對材料。又在山東大學圖書館、青島市圖書館查閱有關資料，寫成了論文“山東諸城古琴”，發表在國內外影響較大的音樂刊物《音樂研究》上（1959年第3期）．這篇論文，對諸城琴派的淵源、立調體系、琴家琴譜情況、獨有曲操和傳授系統作了較為詳盡的記載和論述，可以說是研究我國近現代琴史的重要文獻。二十多年來，一些國內外古琴專著或文章中有關山東諸城琴派的介紹，幾乎無例外的引用了張育瑾同志這篇論文中的材料和觀點。

（二）

對於諸城琴譜的傳世，是張育瑾同志一生中另一重大貢獻。

《桐蔭山館琴譜》是諸城琴派最重要的琴譜。它是由王溥長（字既甫）——王作禎（字心源）——王熙麟（字秀南）祖孫三代傳下來的（到王鳳襄時已是第四代了）。《桐蔭山館琴譜》收錄了十五首琴曲，是諸城古琴最早的曲子，後來的《琴律正律》、《玉鶴軒琴譜》、《梅庵琴譜》等諸城派琴譜中的部分曲子，都來源於此。這部琴譜在歷代傳授過程中輾轉抄錄，並無刻本。

解放后，張育瑾，王鳳襄同志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整理了這部琴譜。可貴的是在只有左右手指法而沒有精確節奏的古琴“減字譜”上，增加了一行簡譜，這樣，這部“有節奏”的古譜，更多地保存了諸城古琴的本來面目，大大提高了這部祖傳古的學術價值。

1960年4月，《桐蔭山館琴譜》由北京古琴研究會油印100冊，這部珍貴的手抄譜終於有了自己的刊本，有了傳世的保證。1980年4月，《桐蔭山館琴譜》又由青島市文聯、市文化局重新油印一次，重印本的文字說明部分略有修改（但這次重印中核對較倉促，曲操部分不如60年印本準確）。

另一部諸城琴派的重要琴譜《琴譜正律》是1877年左右去世的王雩門先生生前輯訂的。這是一部早已散失了的手抄本琴譜，它所收集的琴曲部分來自《五知齋琴譜》（清代康熙間徐祺所輯），部分來自《桐蔭山館琴譜》》、其中部分曲子曾經王雩門先生加工過、1961年春，在山東諸城農校張浩同志處發現一抄本，但曲子不全。同年冬天，在濟南詹澄秋先生（王露弟子）的舊書箱中發現了王雩門先生親筆抄寫的全部《琴港正律》（共上下兩本），當時正在山東藝術專科學校教授古琴的張育瑾同志深知這部琴譜對研究諸城琴派淵源的重要意義，因此，在《琴譜正律》重新發現后，他立即設法安排了這部琴譜的刻印工作。1962年4月，這部珍貴的琴話已工整地刻印成冊，共油印五十本。張育瑾同志對事業的熱忱和實幹精神，終於使這部珍貴的資料免於失傳。

（三）

對於古琴事業，張育瑾同志是個有心人。他每次去外地出差，總不忘琴訪，他生前與我國著名古琴家查阜西先生保持著學術上的聯繫，與下一輩青年琴家李祥霆、龔榮生等也常通過書信研究琴學，每逢琴人來訪交談。如涉及學術方面，他總是不厭其煩地作些筆錄。因此，在他遺留下來的筆記或書信中．就有不少有價值的材料或線索，如他通過與一些琴人的交往，了解到近百年來山東境內除諸城一帶和濟南青島兩大城市外，蓬萊也流傳過古琴，得張勁夫下傳王杏東（均已故）的線索；濰縣也有古琴，得孫仙坡下傳張郇丞（現在青島）、田翔千（現在濰坊）的線索，而我們過去只知道山東聊城有位常往北京的古琴家夏博齋先生（已故）。他在1979年底給山東音協寫的古琴工作年終總結材料中，列出了他歷年來搜集到的山東現有琴人名單共26人，並儘可能地記下了這些健在琴人的工作單位或家庭住址，以上這些，給今後山東古琴事業的恢複發展和研究工作無疑帶來很大的方便。

在他的筆記中，還著到他通過與王露的弟子謝毓鵬（現在青島）的交談．記下了早期北派琵琶的一些演奏特點和曲目。

作為老一輩的古琴家，張育瑾同志並不是一個固步自封的守舊者，他勇於接受新的事物。有一次他在我家看到我的琴上按了一個新改革的調弦裝置，他立即記下式樣回去製作；79年10月間，他提出用電子計算機翻譯古琴減字譜的設想，並與海洋學院電子計算室的同志多次商談，如能成功，則可以較快的使大量古譜復活。可惜由於種種原因未能把這一設想付諸試驗。（近幾年來我國有多處音樂工作者不約而向地提出過這一設想，據悉上海音樂學院音樂研究室於今年夏天已著手這方面的研究。）

嚴肅、認真，站張育瑾同志的治學態度。關於琴曲《關山月》的淵源調查，又是一個很好的說明。《關山月》是諸城琴派的一首小品。最早傳授此曲的王賓魯先生去南京授琴以後，《關山月》一曲就很快地流傳開來，全國古琴界幾乎無人不彈。這一方面是因為它短小精悍，是非常適合於初學者作為練習的琴曲（古琴歷來是沒有專門的練習曲的）；也由於它具有古琴曲中少有的那種北方民歌風格吸引著各派琴人。可是這首琴曲曾在一段時間內被認為是漢代就有的鼓角橫吹曲中的歌曲，后經唐代詩人李白為之重新填詞（其中一首名為《關山月》）而流傳至今。熟悉諸城琴派歷史的張育瑾同志卻對此持懷疑態度，他通過多方面調查研究和查閱資料，終於找到了原譜，弄清了情況，古琴曲《關山月》原來是山東泰安地區民歌《罵情人》，在1901年以後由岑體仁、王賓魯移植、更名而成的。張育瑾同志就此寫了一簡文章“《關山月》探源”發表在北京古琴研究會編的內刊物《琴論綴新》上（1962年第2期）。後來，又易名為“琴曲《關山月》的調查研究”公開發表在不定期刊物《音樂論叢》上（1963年第4期）。

對一首重要的傳統樂曲產生年代的錯誤判斷，往往會導致一系列的錯誤推論，造成音樂學學術領域內的概念混亂，張育瑾同志的文章澄清了史實。其學術價值也正在於此，目前《辭海》中音樂部分有關《關山月》的條目，即按張育瑾同志文章的觀點編寫的。

他歷年來寫作的論文除《山東諸城古琴》、“《琴曲“關山月”的調查研究》外，還有《琴曲“廣陵散”之研究》（發表在山東音協編的刊物《音樂學習資料》I979年第4期上）、“弦樂泛音之研究”、“三分損益在管律上的矛盾”（均為未完成稿）、“漫談梅花三弄”（未定稿）；古琴初級教程《古琴入門》（未刊印）和前面提到的與王鳳襄同志一起整理編纂的《桐蔭山館琴譜》。從這裡可以看到，張育瑾同志利用業餘時間為古琴的理論研究工作是化費了不少心血的。他的未發表的遺稿還需要我們進一步整理，相信裡面會有不少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和重要資料。

為了普及古琴音樂，張育瑾同志在1979年底為青島市電台文藝部撰寫了專題音樂節目談談古琴。並錄製了《陽關三疊》、《關山月》、《長門怨》等古琴曲，我們從對諸城琴派的歷史和傳授系統的分析，可以認為張育瑾同志所留下的這幾首琴曲錄音保留了諸城古琴的早期風格。不僅有欣賞價值，同時也是琴學研究中寶貴的音響資料。

（四）

諸城琴派在一百多年前形成．到本世紀初是它的興旺發達階段，隨著王賓魯的南行和王露的北去，即開古琴教學進入近現代高等學府之先河。由此，這一琴派也逐漸流向全國，它的獨有曲操《秋風詞》、《關山月》、《長門怨》在二、三十年代就風行全國，各派琴人都愛彈奏，它的琴譜也被多次刊印。至今在全國範圍內還可以找到不少諸城琴派的後裔，他們分佈在南京、南通、上海、北京、河北、陝西和山東。作為一個古琴的藝術流派，對近現代琴學產生如此大的影響，在我國琴壇上是非常突出的，它不僅由於一些歷史上的原因（如清末民初愛國的學者們對諸城琴家的推崇），也由於諸城古琴善於吸收民間音樂營養而充滿了藝術發展活力的緣故（它因此被一些重雅輕俗的人視為“俚俗”）、近百年來我國琴壇充斥著神秘、復古、保守思想，而這個在僻遠的縣城裡形成發展起來的琴派卻相對地較為接近生氣勃勃的民間音樂，象王賓魯這樣的演奏家勇於把有礙大雅的小調（即民歌）放在古琴上彈奏，而且在演奏技法和音樂風格上．較之其它琴派，更具有通俗性，這是難能可貴的，這也正是這一琴派得以在全國廣泛流傳的主要原因。

到解放前後，在山東，諸城琴派的繼承和教學重任實際上落到張育瑾、詹澄秋等一代琴人的肩上了。由於種種原因他們教授的學生，都是以此作為業餘雅玩的愛好者和藝術學校的付科學生，其中始終未出現具有專業水平的出色者，再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又幾乎前功盡棄，在山東已很難找到仍然操縵的琴人了。

79年張育瑾同志來濟南參加省音協理事擴大會議后，爭取到集中精力搞古琴的機會。他制定了復古琴教學和研究的計劃，在得到本單位領導的支持后，他在筆記上興奮地寫下了這樣的意願：從明天起我就要全力以赴完成計劃了。這是我一生很大的轉折，也是我多年夢寐以求的，也很可能是我一生的最後一段。不管怎樣，我能在風燭殘年中對古琴作最後的貢獻了，是個極大的安慰。但願‘風調雨順’，一往無阻，他立即物色了學琴的人選，並開始授現但是，一年多后，病魔卻無情地中斷了他的計劃、奪走了他的生命！

面臨著諸城琴派在山東後繼無人的危機，張育瑾同志的最後幾年是在憂慮的心情中渡過的。在最後一年多的時間內，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還在盡一切努力來挽救這一局面。直到他在病榻上彌留之際，還伸出乾瘦的雙臂象撫琴那樣晃動著：古琴，還搞不搞哪？！……。這是多麼感人肺腑的情景啊！

張育瑾同志逝世后，京滬等各地琴人無不為之哀婉．青島海洋學院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儀式．在花圈、唁電、唁函中，還有他生前的同事、知音和事業的支持者前副省長余修同志從濟南寄來的輓詩，輓詩的最後一句是“所幸後繼兩窈窕”這是指最後向張育瑾同志學琴的兩位女青年，現在她們的古琴由王鳳襄同志繼續教下去，願她們早日學成以告慰於九泉的張育瑾老師。

對山東的古琴事業，我省有關領導部門也正在研究採取積極的措施使之後繼有人．張育瑾同志生前的願望，一定能在後人的努力下得以實現。

註：《古琴家張育瑾和山東諸城琴派》是在山東諸城琴派古琴家張育瑾去世半年後寫的，雖是悼念的文章，當時我儘可能把山東諸城琴派的情況整理在其中，這些內容大都是從張育瑾先生處得來（和他及王鳳襄的的談話，張育瑾的文稿、筆記等）。其中有關琴曲《關山月》來源的說法，現在看來應該重新認識，因為數年後發現在《梅庵琴譜》的祖本《龍吟館琴譜》中，本來就有《關山月》曲譜，《龍吟館琴譜》是未刊印的抄本，現存荷蘭萊頓大學圖書館，是荷蘭漢學家、古琴家高羅佩（R.van Galik，1967年去世）在中國得到帶去荷蘭的。

順便提及，這篇文章中關於張育瑾的師承是這樣的說法："她（指王鳳襄）與張育瑾同志的古琴都傳自她的父親王秀南先生（過去我國古琴界曾有"育瑾之琴受自內室"的誤傳）"。在青島我在張育瑾家中和他們交談時，特意向他們提及查阜西先生"育瑾之琴受自內室"之說，他們倆告訴我這個說法是查先生弄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