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中華
宣中華
宣中華(1898—1927),原名鍾華,乳名洪霖,字廣文,筆名伊凡,浙江諸暨牌頭中央宣村人。
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五四運動時期杭州著名的學生運動領袖,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浙江傑出的革命活動家。民國4年(1915)夏,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被選為杭州市學生聯合會執行部理事長,不久又兼任浙江省中等學校以上學生聯合會理事長。1921年春應陳望道函請,到上海參加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不久,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年底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受到列寧的接見。1924年1月10日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3月當選為浙江省黨部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兼中國國民黨浙江省黨部黨團書記,負責省黨部的全面工作。同年12月利用軍閥之間的矛盾,與中共杭州地委共同領導浙江人民掀起的自治運動,有力配合了廣東革命政府的北伐戰爭。
1927年四·一二政變期間,中國國民黨右派在杭州發動政變,宣中華在中共杭州地委安排下,經鐵路工會負責人薛暮橋幫助,化裝成貨車列車長離杭返滬。4月13日不幸在龍華車站被特務識破而被捕。4月17日深夜在上海龍華英勇就義,年僅29歲。
宣中華
1909年在本村日智初小畢業,后又考入本區同文公學讀高小。當時,深重的民族災難和嚴酷的社會現實,在少年宣中華的心靈中,烙下了“創巨痛深,莫可名狀”的傷痕。宣中華奮筆疾書,在作文中痛斥清政府之腐敗,帝國主義列強之野心,籌劃“御外侮,衛國家”之策。他的愛國熱情受到了同文公學進步教師的賞識和讚譽。
1915年夏宣中華考入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求學。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宣中華以極大的愛國熱情,從校園到街頭,四處登台演說,散發傳單,張貼標語。宣中華被推選為杭州學生聯合會的理事長,成為“宣言四方,力護新機”,“從事社會運動甚力”的“革新運動之先鋒”。
領導“一師風潮”
1919年12月,他們以《浙江新潮》第二期發表一師學生施存統所寫的《非孝》一文為由,兩次派員查辦一師,指責經亨頤支持在校內刊行《浙江新潮》,“提倡過激主義,主張廢孔非孝、共妻共產種種邪說,用以破壞數千年來社會之秩序”。
1920年2月,齊耀珊、夏敬觀乘學生放寒假離校回家之機,下令撤換經亨頤,逼迫陳望道等辭職。少數留校同學,在宣中華等人的組織領導下,立即憤怒抗議反動勢力的陰謀,並緊急發函通知回家同學過完春節提前返校,共謀對策。3月,大部分同學聞訊趕回學校,進行罷課抗議和示威活動,爆發了震動全國的“一師風潮”。學生們的正義鬥爭,得到了全省、全國各界以致海外華僑的聲援和支持。作為這次風潮的主要發動者和領導人的宣中華,在鬥爭中顯示了傑出的組織才能。宣中華不但率眾前往省公署、教育廳同反動當局進行面對面的說理鬥爭;而且,在3月29日反動當局出動大批軍警,包圍一師,企圖強行解散學校、驅遣學生的危急關頭,宣中華領導全校同學與700餘名軍警展開搏鬥,並在杭州市各校學生的大規模聲援下,終於挫敗了反動派的陰謀,取得了鬥爭的初步勝利。
“一師風潮”勝利結束后不久,宣中華等進步學生,又趁熱打鐵地領導杭州各校學生,開展了驅逐省長齊耀珊和教育廳長夏敬觀的鬥爭。他們一方面指派學聯代表到省內各府揭露齊、夏的罪行;一方面發動數千名學生到省議會請願,要求“彈劾齊、夏”。在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下,終於迫使省議會於6月16日通過了“彈劾省長齊耀珊案”。夏敬觀由於悔罪態度較好,僥倖免於彈劾。第二天,齊耀珊就被迫辭職,離開了杭州。這一鬥爭的勝利,是當時全國學生運動中最為突出的事件之一。
投身革命
宣中華
1921年春宣中華應陳望道邀請,去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工作;不久,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並往返於滬杭之間進行革命活動。夏秋間,宣中華由中共黨員沈定一介紹,到蕭山衙前農村小學任教。他以農村小學為陣地,從事革命活動。與其他進步青年教師經常深入紹興、蕭山等農村,幫助貧苦農民學習文化,宣傳革命道理,引導農民組織起來與反動政府、地主豪紳作鬥爭。9月,與沈定一等組織發動了以蕭山衙前為中心的蕭紹農民運動。在短短的一二個月時間內,蕭紹平原有82個村的農民組織了農民協會,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抗租減租鬥爭。10月宣中華以浙江農民協會代表身份前往蘇俄,出席共產國際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這次出國之行,使宣中華有機會親眼目睹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后蘇俄發生的巨大變化,對他的思想轉變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與會期間,宣中華提出了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
1922年4月宣中華與俞秀松等籌建社會主義青年團杭州組織。下半年,又應中共黨員沈定一邀請,赴蕭山衙前,任東鄉教育會總幹事。在此期間,他一方面從事農村調查,另一方面協助創辦進步刊物《責任》,並在該刊上發表許多文章,揭露反動軍閥及外國帝國主義罪行,呼籲人民起來鬥爭。為此,遭到反動派的忌恨,而被通令緝拿,《責任》周刊也被同時查封。
國共合作
1924年1月10日經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討論決定,批准宣中華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宣中華作為跨黨的浙江省中國國民黨黨員代表,出席了1月20日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宣中華回到浙江,即於3月30日在杭州籌建成立了中國國民黨浙江臨時省黨部,併當選為執行委員,負責組建各縣市黨部和領導工農民眾運動。他經常在臨時省黨部機關刊物《浙江周刊》上發表文章,積極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傳,因而屢遭軍閥當局的通緝。
中國國民黨浙江臨時省黨部的建立,標誌著第一次國共合作在浙江的實現。但在這個國民革命統一戰線內部,自始至終存在著左、右兩派的鬥爭。
1925年5月業已反共叛黨的沈定一,在出席中國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回浙后,即與戴季陶等國民黨右派密謀策劃,於7月5日在蕭山衙前主持召開了中國國民黨臨時浙江省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會上,戴季陶、沈定一極力兜售“戴季陶主義”,反對國共合作,反對階級鬥爭學說等等。宣中華當即在會上憤怒地予以駁斥,宣中華的發言得到了與會大多數代表的擁護和支持。大家紛紛起來譴責戴、沈等右派背離中國國民黨“一大”路線,破壞國共合作的叛賣行徑,並挫敗了他們在選舉出席中國國民黨“二大”代表人選問題上企圖排斥共產黨員的陰謀。
衙前會議之後,沈定一變本加厲地反對浙江各地的國共合作,並於1925年11月參加了在北京非法召開的所謂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即西山會議),完全蛻變為國民黨極右派。宣中華早先曾受過沈定一革命思想的影響,共同從事過革命活動,相互關係頗為融洽。但對於沈定一反共叛黨的行徑,宣中華卻深惡痛絕,明確表示與沈鬥爭到底。同年12月15日,宣中華在海寧硤石鎮東山亭主持召開了中國國民黨浙江各縣市黨部聯席會議。會議通電全國,憤怒聲討西山會議派的反動行徑;決定成立全省各縣市黨部聯席會議,代行臨時省黨部職權,與沈定一把持的右派臨時省黨部實行了徹底決裂。
1926年1月宣中華在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浙江省中國國民黨組織作黨務工作報告,對沈定一等人的分裂活動,予以徹底揭露和批判。國民黨中央鑒於沈定一的叛逆行徑,決定予以黨紀懲處。會後,宣中華回到杭州,於3月6日在杭州湖濱民眾教育館演講廳,支持召開了國民黨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會,決定正式成立省黨部,宣中華被選為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並由中共上海區委指派,擔任省黨部中共黨團書記。以宣中華等共產黨員為首組成的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得到了廣州國民黨中央的承認與支持,從而取得了反對國民黨右派的重大勝利。
此後,宣中華積極從事組建浙江臨時省政府和迎接北伐軍入浙等重要工作。1926年底,他赴南昌與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會晤,商洽有關臨時省政府的人選問題。返浙后,即於1927年1月以特派員身份赴寧波,組建浙江臨時省政府,併當選為臨時省政府政治委員會委員。隨後,他率省黨部代表團去溫州等地迎接北伐軍由福建進軍浙江。2月17日,北伐軍進駐杭州,不久浙江全省光復。2月24日,在杭州主持召開省黨部執行委員會會議,再次當選為執委會常務委員。在中共黨組織和以宣中華為首的國民黨左派省黨部的領導下,浙江革命形勢迅猛發展,工農運動空前高漲,各縣市的各級工會組織和農會組織紛紛成立,工會和農會會員隊伍迅速壯大。
被捕犧牲
宣中華生前照
面對急劇惡化的形勢,宣中華赴滬向中共上海區委作了彙報,然後回杭參加杭州地委召開的緊急會議,明確指出:必須提高警惕,密切注意國民黨右派的新動向,做好爆發突然事變的應急準備。
4月11日,杭州市公安局局長章烈執行蔣介石的密令,在杭州反動了“四·一一”反革命武裝政變。大批軍警突然包圍和封閉了左派佔優勢的國民黨省黨部、省政府、總工會、學生聯合會等機構,搜捕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宣中華因得到革命同志的通知,得以及時轉移,暫避他處。經中共杭州地委緊急研究,鑒於宣中華已遭通緝,無法在杭州繼續活動,決定派人秘密護送他去上海。
4月13日夜,宣中華秘密來到滬杭甬鐵路工會負責人薛雨霖(薛暮橋)的家中,共商赴滬安排。14日晨,宣中華化裝成鐵路列車長,在薛雨霖和杭州鐵路工會共產黨員沈樂山、方仁郎等護送下,由艮山門搭乘火車赴滬。下午,當火車抵達上海近郊龍華車站時,不幸被密布在車站周圍的國民黨特務發現而遭逮捕。國民黨反動派以為可以從他身上挖出整個江浙地區中共黨組織的線索,15日,上海警備司令楊虎等在龍華警備司令部提審宣中華。面對誘降和酷刑、槍殺威脅,宣中華不為所動,正氣凜然地說:“你們殺了我,無非只不過一個宣中華,但千千萬萬個革命者會來殺你們的!”“中華今為革命而死,雖死無憾”。4月17日深夜,遍體鱗傷的宣中華被押解至龍華荒郊,慘遭殺害。
《曲江工潮》
1920年,宣中華創辦,是浙江省第一張工人報紙。
《殺宣統》
1922年下半年,宣中華赴蕭山衙前開展革命工作,在進步刊物《責任》上發表許多文章。特別是《殺宣統》一文,轟動全國。在這篇文章中,他不但慷慨激昂地說:“清室是國民的仇敵,正應殺得乾乾淨淨以雪大憤”;而且義正詞嚴地痛斥北洋軍閥政府,是“完全和清室一鼻孔出氣的'封建餘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