騷體

騷體

騷體,讀音為sāo tǐ,指古典文學體裁的一種。模仿屈原離騷》的文體。起於戰國時楚國,以大詩人屈原所作《離騷》為代表。

引證解釋


指古典文學體裁的一種。起於戰國時楚國,以大詩人屈原所作《離騷》為代表,並因此而得名。這類作品,富於抒情成分和浪漫氣息;篇幅較長,形式也較自由;多用“兮”字以助語勢。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樂府》:“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制歌。”郭沫若《談詩歌問題·新詩並未拋棄中國詩歌的傳統》:“由四言而騷體,由五、七而長短句,乃至由詞而曲,曲再要加入襯字襯句,都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
屈原
屈原
先秦文學中的騷體是韻文體裁的一種,得名於屈原的作品《離騷》。由於後人常以“騷”來概括《楚辭》,所以“騷體”亦可稱為“楚辭體”。由於漢代司馬相如的《長門賦》、《大人賦》,班固的《幽通賦》,張衡的《思玄賦》等作品與《離騷》體裁相類,所以後者亦被稱之為“騷體賦”。這樣,“騷體”又包括了與《離騷》形式相近的一些賦。
騷體是屈原在楚國民歌的基礎上所創造的一種抒情韻文,以《離騷》為代表,一般篇幅較長,句式靈活參差,多六、七言,以“兮”字作語助詞。另外,過去有人總結過,“騷”調以虛字為句腰,腰上一字與句末一字平仄相異為諧調,平仄相同為拗調;《九歌》以“兮”字為句腰,句調諧拗亦同。騷體可以稱詩,亦可以指賦。漢以後署名蔡琰的騷體《悲憤詩》後半部分,韓愈的《復志賦》,柳宗元的《懲咎賦》、《閔生賦》等均可歸入騷體類。
騷體主要作家:屈原、宋玉、蔡琰。代表作品有《九歌》、《離騷》等

特徵


較之屈原以前的詩歌形式,騷體詩主要有以下特徵:
一、句式上的突破。
屈原以前的詩歌句式,基本上是四言體。這種句式,比起我們如今所能看到的、傳說中堯舜時代的三言句式,無疑是一大進步。就它所具有的藝術表現力來說,《詩經》特別是其中的國風民歌,可以說是達到了它的高峰①。
但是,這種四言句式,畢竟節奏短促、單調呆板,容量也有限。在表現比較複雜的社會生活和思想感情時,它的束縛和局限,就突出地顯露出來了。倒是國風中的那些雜言體,如《伐檀》、《行露》等,以及楚國、吳越民間流傳的《徐人歌》、《越人歌》、《滄浪歌》等,由於字句參差、節奏自由,在抒發思想感情上顯出了長處。
屈原在早期寫作《橘頌》時,所採用的還是這種四言體。但到了他受讒被逐,胸中積滿了悲憤和痛苦,想要將它化為詩濤噴注的時候,他就再也不能忍受這種四言體的束縛了。他大膽地學習民間的“俗歌俚句”“不拘於四言”②的經驗,有意識地採用民歌中常常出現的五言、六言、七言的新句式,保留詠唱中的語氣詞“兮”,創造了一種以六言為主、摻進了五、七言的大體整齊而又參差靈活的長句句式。《惜誦》就是屈原突破四言體式而創造的第一首“騷體詩”。
初看起來,“騷體”句式只比四言句式多了二、三個字,但它的作用卻是小看不得。這二、三字的增加,使全句的容量一下擴大了許多。而且正如前人在分析七言長於五言時說的那樣,由於“每句多兩字,故轉折而不迫促”,更適宜於“言情出韻”③。因此,屈原“騷體”長句句式的創造,實在是對四言體的一個重大突破。
二、章法上的革新。
屈原以前的詩歌,如《詩經》里的國風,一般都採用分章疊唱、反覆詠嘆的形式;許多詩,只在每章中變動幾個字,來表現場景的推移或感情的遞進(如《芣苡》、《將仲子》等)。這種形式,與詩歌合樂有關,是樂章形式的反映。它有便於記唱和加強情緒的作用,但同時也帶來一個缺點,就是使全詩的容量相應縮小了。
屈原所創製的“騷體詩”,雖然也合樂,但章法卻已大為不同。他放縱自己的思濤,在詩中自由奔瀉;或陳述,或悲吟,或呼告,或斥責;情之所至,筆之所到,全不拘古詩的章法。正因為如此,後世有些注楚辭者,想要按說《詩》的辦法,也給屈原的詩分一下章次,結果都不免碰壁④。宋人錢果之就看出了屈原的這一革新,明確指出:“古詩有節有章”,屈原之賦卻“有節無章”。
屈原“騷體”不拘於古詩的章法,卻有自己的章法。他的詩,有發端,有展開,有迴環照應,甚至還採用“亂曰”的形式結尾,對全詩內容或主旨進行概括和總結,其脈理是極其分明的。這顯示出屈原詩歌既具有“憑心而言,不遵矩度”的創造精神⑤,又具有“以意運法”、“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的“神明變化”的特點⑥。
三、多種形式的交互為用。
“騷體詩”的基本形式和特點,已如上述。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這種新的詩體,在屈原手上並不是凝固不變、單調劃一,而是極其靈活、極富於變化的。屈原適應不同內容的表現需要,無論在句式上,還是在體式上,都不斷有新的變化和創造。
從句式上來說,《離騷》所用的就是“騷體詩”的基本句式,即六言長句,但又摻合了五、七言甚至八言,使之參差多變,在節奏上比較舒徐,適合於抒發詩人那沈鬱頓挫、悱惻纏綿的感情,表現出迴腸盪氣的情韻。而《九歌》,則直接採用了民歌中常見的半句加“兮”(如《越人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的句式,節奏輕快、跳躍,適合於表現娛神歌舞的歡樂、婉轉的情調。在《懷沙》以及《抽思》、《涉江》的“亂詞”中,屈原又採用了四字一頓、句末加兮的短句句式(××××,××××兮),節奏短促相承,語氣勁捷有力,表現出強烈感情的突然迸發。
從體式上說,屈原不僅有“長篇抒情體”《離騷》,表現他那時間上跨度較大、空間上又無往而不及的身世遭際和浪漫主義神遊;並在情節結構上創造了客主詁難、問答的形式(“女嬃”勸告、“靈氛占卜”等),使之在“鋪敘中有峰巒起伏”、“長而不漫”⑧,有如“黃河百里一曲、千里一直”⑨。而且還創造了《天問》這樣“瓖琦卓詭”、一問到底的“問難體”,《招魂》這樣排比鋪張、“艷絕深華”的“賦體”,《九歌》這樣由多首短章串聯而成的“組歌體”,《橘頌》這樣托物寄興的“詠物體”。如此多變的體式,交互為用,使得屈原的詩歌,呈現出“變動無常,淜浡不滯,體既獨造,文亦赴之”⑩的繽紛多姿的奇特景象,真是雲蒸霞蔚、璀璨奪目,毫無漢代效顰者的那種板滯、沉悶和單調。
正是由於屈原這富於革新勇氣的創造,我國文學史上一種既區別於先前的《詩經》,又有別於後起的
四、體制上的擴展。
屈原以前的詩歌,一般都是直抒己懷的抒情詩。它們往往即眼前景,就身邊事,述胸中志,表現一時、一地的某種感觸和心境。反映在詩歌體制上,大多只是十多行、數十行的短章。《詩經》中也有一些表現王朝先祖建功立業的史詩(如大雅《生民》、《綿》,魯頌《闊宮》等),或反映當代政治、軍事重大事件,表現朝廷近臣憂慮國事的抒情詩(如大雅《桑柔》、《抑》、小雅《六月》、《正月》等),以及某些農事詩(如豳風《七月》等),在體制上出現了向中、長篇演進的趨勢。但總的來說,詩三百篇以短章為其基本體制,即使是規模最宏偉的《閟宮》,也只九章一百二十一句,四百八十四字。
屈原的“騷體詩”,特別是《離騷》,雖然仍屬抒情詩,但其所表現的,就不是一時、一地的感觸和心境了。他要在極其廣闊的規模上,展現自己大半生追求理想美政的歷程,和在這一鬥爭中所經歷的歡樂、憂慮、痛苦和失望。這樣繁複的生活內容和豐富的思想感情,在短短十幾句、幾十句的篇章中,是怎麼也容納不下了。為此,屈原一面從《詩經》中那些已經突破了抒情短章體制的詩歌吸取成功的經驗,一面又將戰國以來縱橫家們鋪陳排比、恣肆不羈,非把所思所慮說得雲詭波譎、淋漓盡致才罷的遊說之辭的特點,運用到抒情詩的創作中來,從而把舊詩的體制大大擴展,造出了一種氣勢宏偉、有著極大容量的長篇體制。屈原的主要詩作《天問》,雖還採用四言句式,體制上卻已實現了對於古詩的大突破⑦,達到了三百八十多句、一千五百餘言。而此後的《離騷》,則長達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六十九字,奠定了我國古代詩歌的長篇體制。
五、七言詩的詩體出現。
它的出現,給春秋以來的詩歌體式帶來了一次大解放。明人吳景旭說:“經之後、賦之先,天地間忽出此一種文字”,“總覽斯文風格,鑿空不經人道,自應別名一體,以‘騷’命之可也。”⑪李維楨也稱讚屈原“以一人之手,創千古之業。”⑫對屈原來說,這樣高度的評價,可謂當之而無愧!
註釋
①後世曹操四言詩較之於《詩經》,頗有創新。
②⑤魯迅《漢文學史綱要》。
③見施補華《峴佣說詩》。
④如朱熹說《楚辭》,即每首分章。其《楚辭集注·離騷》說開首四句曰:“此章,賦也……”即是一例。
⑦筆者以為《天問》之作早於《離騷》。拙作有《對〈天問〉寫作年代的推測》,載《爭鳴》82年4期;《離騷作於頃襄八、九年考》,載《復旦學報》82年1期。
⑧沈德潛《說詩啐語》。
⑨劉熙載《藝概·詩概》。
⑩陳第《屈宋古音義》。
⑪吳景旭《歷代詩話》。
⑫《楚辭集注》明李維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