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秦書

該書描寫的是發生在民國十八年（1929年）前後陝西的一場大飢荒，這段歷史被稱為民國十八年饑饉。故事發生的地點就是作者的故鄉寶雞扶風絳帳鎮。小說的主線是以關中西府周家寨中的三兄弟為主角，講述旱災發生之後，周家寨的大戶周克文與三個兒子圍繞賑災濟民而產生的糾紛與矛盾，導致了最終父子失和、兄弟反目，乃至整個村莊在巨大流民的衝擊下成為了一片廢墟。

時代背景

1929年陝西（包括整個西北）發生旱災，管制陝西以至西北的西北軍政府為了爭奪地盤，正積極籌備與南京中央政府決戰，不僅不救災，反而加緊催逼軍糧，甚至把外地援陝的救濟糧圈為戰備物資，還以阻止中央軍進陝的名義瘋狂炸毀鐵路，幾乎掐斷了外地援陝的通道。小說即以此為故事背景。

創作歷程

2009年，經過多年的思考和沉澱，張浩文向中國作家協會報送了一個長篇創作計劃。該計劃在當年被中國作協確立為重點扶持項目。此後3年，他聚精會神、奮筆疾書，《絕秦書》在2013年殺青。

周克文

周克文是一個飽讀詩書擁有仁心智慧的民間宿儒。耕讀傳家是周克文的理想生活狀態，他對土地的態度是非常真誠的，他的地施的肥比別人多兩遍，這不僅是因為自己家底殷厚，而是堅信人不哄地，地不欺人，在弟弟周拴成要把祖田賣掉時他出高價想計策也要把它買下來。在暴利的驅動下，家家戶戶種大煙，周克文卻不為所動果斷改種糧食和棉花，這是與他的仁善思想分不開的。小說還給周克文之智慧以充足的表現空間。遭遇土匪搶劫，他主動以銀元換時間，給土匪講故事感化土匪；棉花分期成熟，收穫不及時就會折損，他利用換工的方法成功解決難題，且主動換工給黑丑，既幫助他先將地種好又教他農活技術，從而幫助了孤兒寡母；棉花收穫前裝狼叫避免了鄉民偷摘，后又將第一批收摘的棉花分給鄉民；在納糧繳稅這件事上，他左一個孟子，右一個資治通鑒，旁徵博引地說服縣長，巧妙地化解了民眾與政府的衝突，也使自己免於落下一個謀反的罪名。

周立功

周立功是周克文的二兒子。《絕秦書》通過周立功這個人物有意地碰觸到了東西方文化衝突的交匯點。周立功這個人物似乎是晏陽初的縮小模擬版。與晏陽初一樣，周立功從小生活在有敬學傳統的家庭，後來又接受了新式教育，接觸到了西方的思想。他從學習中國文學轉向社會學，跟隨晏陽初搞平民教育，力圖改變農村現狀，實現民族自救。

儘管周立功滿腹學識和抱負，但由於沒有深入了解農民和看不清政治經濟形勢而導致鄉村建設失敗。他沒有成功說服大家，卻無意中以愛情征服了引娃。他寫文章痛斥煙毒，可謂真誠而魯莽，根本不了解政治之複雜且又貪生怕死，還是引娃日夜兼程去搬救兵救了他；辦實業沒有資金，連吃飯都成問題，是引娃用了自己的私房錢才使他每頓能吃上油潑面。最後引娃以生命換回了周立功的飯費，他卻對她的去向毫不知情。

引娃

引娃，作為一位不知自己父親母的抱養女，從小被周拴成從別的地方抱來，作為自己能夠生兒子的藥引子，就註定了她的命運不會太好。她的到來，果然給周家引來了兒子周寶根，然後她長大后，被賣到北山畔康家堡，也是作為藥引子而買走的，但卻有一個名頭：媳婦。她是被嫁過去的，雖然那家就根本沒有孩子，更不要說兒子了。她到那家后，那家就生了兒子，她就成了保姆。她想著等著孩子長大了，自己就有了丈夫，日子會好起來的，結果，五歲那年小丈夫出天花，就死在了她的懷抱里。那家的女人再不懷孕了，公公就想強姦她，她只好又跑到周家寨。這時候的引娃己經二十歲了。

但農村習俗，出嫁的女兒是不能在娘家過年的，於是每年過年時，她就被送到山上的窯洞里，每次都差點凍死。她喜歡周克文的兒子周立功，那個北京來的大學生，甚至不惜主動送上自己的貞潔。但這個男人，她的堂哥，不愛她。他有他的追求。這個時候，跑到西安的她無路可走，只好去賣水，認識了石猴，石猴對她極好，把她從死亡邊緣搶救過來。但她不愛石猴，後來發現周立功從上海回來了，要辦紡織廠，開始沒有經費，為了給他籌錢，她要把自己賣給妓院，但太便宜，妓院老鴇讓她去頂人死，給三十個大洋，她同意了，讓石猴把錢交給周立功，她就這樣被人槍斃了。

周栓成

周栓成是周克文的弟弟，他想方設法要活得比哥哥更體面，卻總是差強人意。分家產時絞盡腦汁左思右算，最後還是“栽了跟頭”，只分到很少一部分；眼看著哥哥家一個又一個“帶把兒”的小子出世，自己媳婦的肚子卻多年不爭氣；好不容易有了兒子，想方設法培養他，怎料這個“慫兒子”卻是樣樣不如人。

當家中己無餘糧度日，周栓成抱著最後期望，拿出家中剩下的最後一些口糧打發兒子去外地“背些糧食”回來，未曾想不肖的兒子竟揣著“父親一定還留有存貨”的想法，自私地丟開全家人的寄託，拋父棄母，自尋活路，再也沒有回來。

這些打擊己經讓周栓成幾乎無力支撐下去。這時，相依相伴的老婆餓到不行出門找吃食，卻一路恍惚摔斷了腰，從此離世。這最後的致命一擊讓周拴成再也堅持不住了。他拾掇好老伴，料理完最後的家務，把老伴抱入棺材里安放好，然後自己也穿上壽衣，躺進棺木。

周立言

周立言是周克文的三兒子。事實上，單從經濟上來說，周立言是兄弟中為周家家業做出最大貢獻的人。他小學畢業就被父親送去外面商鋪學做相公，學成以後創辦自己的燒酒坊，酒坊生意紅火，周家家產也從這裡開始翻番，成了周家寨第一大戶。然而他卻是周家最安靜的人物，順從父親，認真擴大家業，在全家團聚時說上幾句話。順應著這種默默無聞，周立言就連最後走向死亡也帶著些許緩慢。

飢荒之時，周立言為護送父親的糧食，日夜兼程行走在彈雨中。不料，躲過諸多關卡，卻在即將到達目的地的時候，在黑暗之中被哥哥周立德的手下用手槍誤傷。因為傷勢過重，最後周立言死在哥哥懷裡。

作品主題

這部小說雖然寫災難，可又不僅僅止於災難。災難只是一種表徵，在它背後潛藏著深刻的社會總體危機。因此作者用更多的筆墨，更寬闊的視野，去描繪、還原、打量那個特定的時代，思考近代鄉土中國所面臨的諸多問題：農村經濟的凋敝、社會組織的解體、士紳階層的退化、傳統價值觀的解體、暴力的循環……這一切從根基上啃嚙著不斷遭遇革命卻轉身艱難的農耕社會，使它病痛纏身卻慣性依然，最終由於急病亂投醫和無藥可救，耗盡了自己的生命，千瘡百孔的龐大軀體在更大規模的暴力革命中轟然倒地。

《絕秦書》將傳說中飢荒年代出現的賣兒鬻女、人吃人的現象，演繹到了殺父烹食的地步，將人性中固有的醜惡推到了極致。與此同時，小說中引娃為了救助心愛的人，以30塊大洋出售了自己的生命；周克文為了向龍王祈雨，寧願拿自己的愛孫做祭品，為了賑濟饑民，他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產並且獻出了兩個兒子的生命，將人性的善推向了極致。無論是至善還是至惡，都抵達了人性的極限體驗。

文學敘事與歷史敘事的根本不同在於歷史敘事只是陳述歷史事實和結果，而文學敘事則重在敘述某個歷史事實發生過程中人的心理和精神上的變化。《絕秦書》對至善至惡的敘述，在抵達人性體驗極致的同時，也抵達了文學書寫的極致。小說將大旱災放在關中社會歷史的風雲變幻中敘述，對關中社會歷史的描寫從兩個層面上進行，一是政治社會，二是鄉村民間組織。

民國十八年前後的中國政治社會是由軍閥爭霸、軍政合一、社會革命勃興、全球經濟危機構成的。陝西關中集中地濃縮了當時中國政治的複雜狀況。鄉村社會處於一種自治狀態，鄉村自發的權力結構是在族長、土匪與軍閥三足鼎立的統治下形成的。對周家寨來說，權力來自作為族長的周克文、作為土匪的劉壽娃，以及作為軍閥的馮玉祥的軍政府。而周家寨的百姓則是這三種勢力共同統治與盤剝的對象。《絕秦書》非常巧妙地結構了這種權力關係，並演繹了這種權力關係的戲劇性變化。劉壽娃曾經是周克文家的長工，后又成為搶劫周家的土匪，最後在與軍閥的激戰中，他又成為周家的救星，最終為保衛周家而死。軍政合一的官府與族長周克文之間既有對立又有聯合，周克文作為族長和鄉紳，成為百姓與官府之間的紐帶，在飢荒發生時既代表百姓為民請命，又代表官府暗中平息民變。周克文的長子周立德在土匪逼迫下離家從軍，最終成為族長周克文與軍政府的一條紐帶，從而加強了族長周克文對百姓和土匪的統治力和威懾力。而在以劉壽娃為代表的土匪和軍政府之間，也是一個既相互對抗又相互利用的關係。這一層層的複雜關係像一條條繩索捆綁在百姓的身上，成為構成大飢荒的人禍因素。

在這一複雜而豐富的社會結構中，小說不僅真實地揭示了民國十八年陝西大飢荒的社會背景和歷史必然性，而且以文學的方式提出了中國社會現代轉型的緊迫性，以及中國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根本問題。中國在由農耕社會向現代工商業社會轉型，從而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中，不僅面臨經濟結構本身的阻力，更面臨國民素質、社會倫理、思維習慣，乃至文化價值觀上的重重障礙。

《絕秦書》將一幫上至邀功高攀不顧百姓死活的殘忍之徒，下至食人果腹的庸眾展現在讀者面前。該書將人性的殘忍與惡毒直陳目前，令人昏聵。飢荒之下，慘景橫生，難以想象人在飢餓面前殺人吃肉，己然變成了只為活命的動物，己經沒有反思自己所作所為的能力，完全喪失了人之為人的尊嚴和底限。彩蓮想在餓死之前見父母一面，說不定還有些活命糧食，誰知爬回家去也逃不過餓死後被父母烹煮；單眼為了獨吞糧食，失手打傷父親，最後乾脆將其掐死，而且毫不畏懼地吃掉。

飢荒面前，活生生的食肉剝皮，何來同情何來父子。人相食的慘景拷問著人性，災難激發了人性之惡，也促使人們對人性之惡進行反思。西方社會國家需要每個公民的貢獻，更保障每個公民的權力，而在中國的鄉土社會，尤其在關中軍閥統治時局下，政府行為沒有可約束力量，百姓自然沒有權力保障。軍閥組織既不保一方平安，也不為富一方百姓，為自己的統治可以犧牲民眾。因此，在這樣的社會格局下，施以仁治才有盛世，否則一遇災難和侵略，整個民族便每況愈下，乃至於天災人禍齊至之時，整個社會便貧病交加，民不聊生。

藝術特色

敘事

《絕秦書》真正超越其他同類作品的，還有作者的文化視角和對文化衝突的深刻展示。小說描寫的周家寨在關中西府一帶，這裡既是中國農耕文化的發源地，又是作為禮樂文明的發祥地。因此，《絕秦書》描寫的關中西府是中國傳統文化最根深蒂固的地方，作者著力刻畫的儒家思想的代表周克文有著深厚的歷史和現實基礎。他是農耕文明和禮樂文明兩條傳統的融合體，是最完整、最完美的中國傳統的化身。

《絕秦書》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敘述是從兩個層面展開的，一是通過對周克文的塑造，集中展示了以耕讀傳家為傳統的中國農村社會的主流文化；二是通過對民風民俗的描寫，展示了作為中國農村社會日常生活的民間文化。這兩個層面的傳統文化都是周家寨人共同遵守的生活規則和價值觀。周克文既是晚清秀才，飽讀經書，又是一個地道的農民，精通耕作之道，合耕讀為一體。他以一個鄉村族長的身份，全面而執著地延續著中國傳統文化的道德理想和價值觀。

此外，小說對西方文化的敘述主要集中在兩條線索：一是周立功的思想和行為；二是大飢荒中教會組織的賑災行動。周立功從北京讀完大學后立志回鄉踐行鄉村改造，繼而又興辦工廠，可以說從思想到行為全面代表著西方文化。然而在與以其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以及各種社會文化勢力的鬥爭中，鄉村改造和興辦工廠先後失敗，表現出西方文化在當時的處境艱難。小說對基督教組織的傳教行為有多處觸及，集中的描寫是在教會組織賑濟饑民的部分。作者雖然沒有表現出明確的主觀傾向性，但通過周克文的言行客觀地反映出那個時代基督教思想與中國農村社會文化的隔膜和對立，即使教會組織賑災，仍然被周克文認為是在拉攏饑民入教，是一種企圖毀滅中國傳統禮教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周克文的放賑救災，除了出於根深蒂固的仁愛和兼濟天下的儒家思想外，還被賦予了抵制教會組織，與基督教爭奪信眾，維護儒家禮教的目的。因此，放賑成了一場壯烈的文化戰爭。

20世紀以來鄉村小說的敘事傳統主要有三種：一是以魯迅為代表的立足於理性批判的現實主義傳統；二是以廢名、沈從文為代表的立足於詩性敘事的浪漫主義傳統；三是以趙樹理、柳青為代表的立足於社會歷史變革視角的所謂“史詩“傳統。《絕秦書》的敘事是這三種傳統的合流。小說的基調是現實主義的，對歷史真實的還原是其最基本的寫作意圖。但同時，作者以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主體立場，在人性、社會、文化三個層面展開了尖銳而深刻的理性批判。《絕秦書》作為一種災難敘事，其最重要的價值就在於文化層面上展開的理性批判。無論是對以周克文為代表的傳統文化，還是對以周立功為代表的現代文化，作者的立場都是批判性的。

小說總體敘事語調客觀冷靜，例如小說里單眼父子合作抓活人，吃活人的描寫驚心動魄，尤其當單眼連父親都吃了的時候，作家依然客觀冷靜地描述過程，他沒有跳出來譴責，也沒有大段的暴力描寫，他只是白描，雖然字數不多，但寫盡了人間蒼涼，人世殘酷。

《絕秦書》對鄉村自然、對民情風俗、對愛情、對女性及其心理的描寫處處溢出詩性的浪漫，詩化的語言俯拾即是，深得廢名、沈從文式的靈性。沈從文的湘西、汪曾祺的高郵、賈平凹的商州，本來都是貧窮落後的地方，但在他們筆下變得美麗而富有詩意。《絕秦書》的不同之處在於，這種詩意化的浪漫敘事與理性批判的現實主義精神毫無隔膜地融為一體，作者對鄉村自然的讚美、對以社火為代表的民情風俗的輕鬆而又生動的描繪，特別是對以引娃為代表的女性的禮讚，與其批判立場似乎沒有任何不協調之處，反而相得益彰。

此外，儘管作者並未局限於社會歷史變革的視角，但《絕秦書》確實具有史詩的質地，是以現代理性精神和詩意化的敘事唱出的一部關中鄉村歷史風雲的史詩性的小說。

《絕秦書》屬於宏大敘事，從絳帳到西安，從北京到上海，從周家寨明德堂到秦嶺土匪窩，從軍閥營地到西安水市，場面宏闊，細節豐盛，頗有囊括關中民情風習之氣概格局。

作者希望小說有眾多獨特的人物，有趣的故事和豐富生動的細節，但同時又力圖最大限度圍繞周氏家族，展不歷史原貌與進程，尤其希望呈現極為豐富多彩的關中民風民俗。按傳統現實主義長篇小說的做法，他可以通過塑造所謂典型人物來達到這個目的。若干評論，也按此標準來評價此書。但張浩文明顯不按傳統路數走。這導致他在理性與感情，觀察與想象，記錄與虛構之間左右搖擺。這種搖擺可以說構成了《絕秦書》最基本的藝術面貌與品格。

語言

《絕秦書》的語言富有詩意，帶有濃厚的關中風味，採用家族書寫的模式，在民俗風情的展示中塑造了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小說里秦腔戲文與人物水乳交融，傳神地表達出人物的內心和情感，對人物形象的刻畫起到神來之筆。

張浩文在《絕秦書》里，小說的敘述語言基本是通順的書面語，但也化用了很多方言土語，讓敘述變得潑辣、跳踉。不過，總體看，敘述語言還是樸素，簡單，不誇張，不濫情，就像關中的人，黃土一樣誠實。而且樸素、簡單里，也有著厚重在，厚重亦如黃土地。

《絕秦書》里方言土語的使用，尤其對於塑造人物，揭示人物性格，呈現心理，渲染小說氛圍，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不足之處

第一，小說被命名為《絕秦書》未必恰當。《絕秦書》古已有之，而且還入選《古文觀止》，但那是晉國給秦國下的絕交書，而非滅絕之意，與小說《絕秦書》毫不相干。此外，且不說一場大飢荒是不是能絕得了秦，重要的是這個名稱遠遠不能囊括小說的意義指向，反而將小說的意義局限在了一個並不重要，甚至不存在的指向上，限制和誤導了小說的意義指向。

第二，周立功的形象未臻於成熟。首先，周立功作為現代文明的代表顯得過於單薄和脆弱。及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的現代文明已經發展到了爆發五四運動和社會革命的程度，絕非一種單薄脆弱的勢力。其次，周立功作為現代人，雖然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理性精神，但缺乏足夠的人道主義精神，因為中國的現代意識中人道主義精神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內涵。而周立功除了大年初一到山上的土窯洞去看望引娃這一齣戲外，更多地表現得冷漠、殘酷，缺乏熱情。特別是對引娃的愛的態度，完全不像一個現代人所為。再次，對周立功結局的處置簡單草率，缺乏象徵意味。作者似乎只意識到了周立功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弱點，而沒有意識到周立功也是小說中現代文明的代表者，其最後的結局應該寄託著作者對現代文明在中國發展的必然走向的思考，而不是讓其草草赴死。在中國現代化的道路上，啟蒙與革命是兩條并行的道路。啟蒙的力量並不脆弱，而且還遠沒有終止。

第三，作者的文化立場應該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小說中，作者雖然對周家寨延續的傳統禮教給予了批判，但也可以看出作者從情感角度對這種文明難以割捨的熱愛和認同，而對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些敘述卻表現出與小說人物周克文立場的混同，或者說作者的主體立場與其敘述對象的文化立場沒有充分剝離。這在很大程度上對理性批判構成了干擾和弱化。

陝西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李震：“該書分別從人性層面、社會層面和文化層面來刻畫在民國十八年陝西大災荒的小說，是一部寫作手法詩意化的現實主義小說，極為難得，是繼《白鹿原》后又一部描寫關中大地風土人情的巨作”。

陝西省作家協會黨組書記惠莉：“作者視野開闊，對每個人的個性刻畫鮮明，寫作上用了大量的本地方言，文字獨到，《絕秦書》的出版豐富了陝西文學的成就”。

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院長、教授劉復生：該小說的意義，不只是在海南文學史或者陝西文學史上佔有一定的地位，而是在中國文學史上會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將作品放置於當代長篇小說的創作情景下意義也是非凡的。

海南師範大學教授畢光明：《絕秦書》小說給人們展現了一個真實的民國，一個民不聊生的舊中國。這部小說寫災難，通過民國十八年的一段歷史展現了人性的衝突，作者通過大量的細節塑造了民國審美形象，顯現了社會構成力量。此外，作者所塑造的周克文這個大儒的形象，旨在表現人的善、人道主義、新舊人道主義的對比。

海南省作家協會秘書長梅國云：這無疑是一本具有強烈啟示意義的書。作者張浩文用了近乎三分之二的篇幅為大災難鋪墊，但是卻並沒有通過渲染大災難，博眾眼球，獲得最大的發行量，搬上影視的創作本意，而是為了深刻揭示造成大飢荒的社會根源。其意義是，人類不可違天，但人禍可控。

《絕秦書》首先在《中國作家》雜誌2013年第四期和第五期兩期連載。然後，該書的單行本在2013年出版，並且被推薦為國家重大出版項目。

張浩文，海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在《天涯》、《鐘山》、《花城》、《中國作家》、等刊物上發表中、短篇小說及散文隨筆百萬字，國內《小說評論》、《文學自由談》、《文藝報》、《文學報》及國外《僑報》（美國）等媒體都發表過有關張浩文小說的研究和評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