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怕情多
生怕情多
《生怕情多》是2011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諸榮會。
《生怕情多》講述了:一個個歷史人物,並不是某種文化價值的符號,而一個個特殊的人。作者不是從整個人生上看他的主人翁。而是從特別的角度,揭示其在嚴峻歷史關頭的特殊選擇全書聚焦於歷史人物的“尷尬”,這個視角,這個觀念,是有些卅鑽的,刁鑽得有點出格。但這刁鑽中恰恰顯示了諸氏多年的苦心中進發出來的智慧。
她們的青春蒼白而又艷麗,媚俗而又雅潔,短暫 而又長久;她們的命運偶然而又必然,無助而又無奈,可悲而又 可嘆;她們的人生軟弱麗又堅強,可恥而又可敬。複雜而又簡單……
諸榮會,1964年生,江蘇溧水人。大學畢業后做過多年教師,現為江蘇教育出版社副編審、新語文學習雜誌社社長兼主編。從教期間發表過教育教學文章四十多萬字,出版教育教學著作數種,發表以散文為主的文學作品百餘萬字,出版散文集《最後的桃花源》、《秋水蒹葭》,系列文化大散文作品集《風生白下》、《風景舊曾諳》等多種,多次獲得有關報刊徵文獎和文學獎,多篇作品被轉載和被選入各種選本、讀本和課本。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江蘇省書法家協會會員。
伍子胥雖然主觀上只是為了報“家仇”,可他要報這一“家仇”卻
不得不與“國家”為敵,且是他自己的“祖國”。因為在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時代里,所謂“國家”,“國”就是“家”,“家”就是“國”,當然,那“家”,是國君的,而不是一般人的;相反,般人若不忠於國君,便是不忠於國家。因此。楚國是楚王的“國”,或者說楚國就是楚王的“家”,伍子胥要找楚王報仇,某種程度上便是對楚國的背叛。便是與祖國為難。而這是無論如何也是一個人所難以去做的。從這一點來說,楚王實際上綁架了整個楚國
商鞅:作法自斃
商鞅死後,他當初制定的各項法令。秦惠文王並沒有廢止,相反還如既往地大力推行。這在中國歷史上不說是絕無僅有,也是極其罕見。似乎秦國上下反對的就是他商鞅這個人,而非他的新法。不僅如此,當秦國在戰國七雄中最終崛起而統一天下時,秦人似乎也並不感謝商鞅,因為我們沒有見任何史料上有關於秦國人為商鞅“謀反”一案平反的記載;而事實上。說商鞅“謀反”實在有違事理,因為他最終也既沒有背叛秦國,也沒有割據自立,也沒有對秦國的一城一池有過任何攻擊的行為。然而,說商鞅“謀反”似乎也一點沒錯.因為有“法”為據,更何況
這“法”正是他商鞅自己制定的。
梁武帝:台城悲歌
我們無法將那個在台城之中因得到侍者的一個雞蛋而淚流滿面的老人,與荊襄大地縱橫馳騁、漢水岸邊縱論攻戰、枕席之間奪人社稷的英雄形象重疊在一起,但他們確確實實是同一個人。他在臨餓死時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梁之江山,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既是如此,那麼他最後的流淚意味著什麼呢.恐懼,留戀,後悔,抑或自悼?只有他自己知道。
據說中國的文人雅士們之所以愛竹,其原因是竹子有“節”。薛濤很愛竹,據說她晚年隱居浣花溪旁。住處曾遍種枇杷和翠竹,然而她的身份卻是一名妓(伎);為妓(伎)者似乎是最無“節”可言的,但薛濤就是喜歡竹子,而且千百年來,人們似乎競也容忍了她的喜歡,以至於今天的望江樓公園在“簡介”上競公然寫著這樣的話:辟這座公園,是為了紀念薛濤;公園內之所以種那麼多竹子,是因為薛濤愛竹。這樣的大度在中國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迹。
包拯:一死即永生
站在今天來看這一切,我們不能不深思:清官當然好,像包拯這樣的清官當然更好,我們應該尊敬;明君當然也好,像宋仁宗這樣的明君的確難得,也很值得我們尊敬;但是明君加清官的政治,雖然令人神往,但終究也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歷史的進程,最多只能為歷史增加一點戲劇效果,但這種戲劇效果終究只屬於戲劇而不屬於歷史,因為歷史更看重的是政治效應和社會意義。
王安石:獨守千秋
我們在總結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時,是不是不該忽視一點,這就
是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所謂的“經典”之中,確實存在著太書生氣、太不切實際的東西,思維方式上又存在著非此即彼、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單向思維的集體無意識,最終行為上又缺乏一種預先自我……
趙孟頫:成全的是藝術
鄭和:海上帝王
秦淮八艷:就那點事兒
葉名琛:註定多義
翁同:聰明一世
盛宣1.不:腳踩兩隻船
賽金花:何日彩雲歸
趙聲:一枚綠葉
熊希齡:此君一出天下暖
張自忠:漢奸·英雄
胡適:我從山中來
柳亞子:走出賜福堂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