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多弼

羅多弼誕生於1947年，從小就喜歡學習語言。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還是中學生的他在電視中第一次看到記者採訪瑞典漢學奠基人高本漢時，立刻被這位學者儒雅的風度所傾倒。1968年，革命浪潮席捲全球，瑞典同樣興起了中國熱。羅多弼那時候和所有左翼青年一樣，成天捧讀《毛澤東文選》。這年秋天，羅多弼在斯德哥爾摩大學結束了哲學和俄語學士的學業，帶著滿腦子“又紅又專”的革命理論和階級鬥爭學說，去找高本漢的學生馬悅然學習中文。我問：“為什麼你這一代歐洲青年如此喜歡毛澤東思想？”他沉吟片刻，說：“歐洲的知識分子有一個傳統，認為在做學問的同時，也有責任當社會批評家，批評我們社會不好的地方。到了六十年代，我們都認為，充斥在歐洲政壇的官僚主義，對民主構成了威脅。而在1965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主張要縮小三大差別，即縮小腦力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差別，還要縮小男女在權利上的不平等。站在歐洲的背景中，我們當時以為，毛澤東所談的是和我們同樣的問題。”正因為此，當1969年底老師馬悅然幫他申請到香港進修中文一年，羅多弼毫不猶豫地奔赴香港。 1970—1971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學院進修。一年後回瑞典讀研究生，研究歷史哲學，尤其注意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關於中國古代史分期討論問題，后因到北京的瑞典大使館工作而中斷研究。

1973一1976年羅多弼任瑞典駐中國大使館文化專員。這三年是真正讓羅多弼深入了解中國的三年。在大使館，羅多弼只能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紅旗》等不到十種報刊。這時他發現，在那時候中國只有一個聲音，而沒有真正的爭論，所以他無法認同毛澤東認為西方沒有民主的觀點。”

1977-1987年羅多弼在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任教。1980年獲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為：《1928一1929年期間中國無產階級文學的爭論》。1980年起研究中國哲學家戴震的哲學思想。著有論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等學者的論文。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羅多弼的研究活動最集中地代表了瑞典漢學的成就和發展方向。他在左傾運動興起的年代開始研究漢學，以滿腔政治熱情研究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的思想學說、中國社會現狀、現代政治革命的發端和新文化運動，表達了他對中國革命的理想主義的羨慕和興趣。除了一些關於李大釗、陳獨秀的研究與譯介文章之外，他早期研究活動的一篇力作是《1928-1929年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論爭》，這本專著是他的博士論文，由時代背景、論爭內容、論爭的延續和論爭文章選譯四個部分組成，綜合研究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一個重要運動，即二十年代末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這本著作的基本目的是弄清如下問題：二十年代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的內容及其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所討論的文學內容的關係。其主要觀點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的中心問題在新文化運動初期就已經被界定了，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只是論爭的形式而不是文學理論的實質性問題。

這本著作代表了1980年前後國外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水平，它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研究者羅多弼具有比較廣博的歷史文化知識，他成功地聯繫中國文化傳統，並把這場運動放在國際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討論的大背景上加以研究，對這場運動發展的來龍去脈及其性質的論述比較清楚。二是持論公允，羅多弼對參與論爭的各團體和各位代表人物的評價不帶政治偏見，也不以其歷代地位的變化任意褒貶，而是根據史實，予以客觀的評介。

羅多弼認真審視了中國現代文化思想內容的發展軌跡。從公元前221年中國作為中央集權制的統一國家出現直到19世紀末，儒家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始終佔主導地位，雖然現代社會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促進了思想文化的發展，但其基本內容不變。因此，羅多弼把1915年《新青年》雜誌問世到1930年左聯成立這段歷史作為相對完整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的過程加以研究。1919年以前，新文化運動性質比較單純，主要是反對以儒教為中心內容的封建文化。1919年以後，在重建甚麼樣新文化的問題上出現了分歧，從“問題與主義”之爭開始，“科學與人生觀之爭”、“中國社會性質之爭”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這一系列的辯論成為新文化理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部分具體分析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的內容。當時，中國學者研究這個問題時關心的是各種政治觀點的進步，并力圖解釋參與論爭的兩派、即被那些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攻擊為“資產階級”和“反動派”的魯迅及其論爭的對手在政治上都是正確的。這種帶有政治定向的分析不可能冷靜而公正地檢查論爭雙方的政治態度與文學觀點的關係。羅多弼則採取比較客觀的態度具體分析了一組重要的論爭文章，包括《文化批判》和《太陽月刊》上的大部分作品、魯迅、冰禪(胡秋原)、茅盾以及梁實秋等人1928年前後寫的文章。

八十年代以後，羅多弼繼續發表了一些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章，他的學術態度顯得非常理性。在一篇文章中，他具體討論了1919年到1949年的中國現代文學的一些基本問題，明確表達了對“文學可以成為政治宣傳的武器”的說法的質疑。在另一篇文章《新的形勢與努力》中，他介紹了后毛澤東時代中國的新形勢：“四人幫”垮台之後，中國政治文化領域中的政治自由程度增強了，知識分子們仍然在尋求一種可能，以期在創建團結穩固的社會秩序的同時，更好地促進個人的發展。當然，隨著整個歐洲左傾運動的退潮，羅多弼的學術興趣與研究方向也有明顯的轉變，如同他的前輩高本漢、馬悅然那樣，他的學術興趣轉到中國古代史和文化哲學研究領域，這導致他寫出了一系列關於戴震和儒家學說的文章。

羅多弼研究中國古代哲學的一部重要著作是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的譯介。他依據安正輝的《戴震哲學著作選注》作底本，參閱了其它版本和古籍資料，譯出了這本書。羅多弼的譯本忠實於原著，確切地傳達了戴震的哲學思想，戴震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他的思想可貴之處，不僅在樸素的唯物觀，還在於他的著作顯示了高度的思辨色彩和嚴密的邏輯形式，這是中國古代哲學著作中一慣缺乏的東西。

羅多弼對戴震的一些基本觀點如“氣化流行”“生生不息”的物質運動說作了客觀的解釋，指出中國的太極也就是運動著的物質的原始狀態。對戴震的“人生而後有情、有欲、有知，三者血氣心知之自然也”的反理學觀點，在書的註釋中充分肯定了其歷史價值。

羅多弼還發表了一系列論述戴震哲學思想的文章，如《戴震哲學中“情”字的內涵》以及《戴震和儒家思想的社會作用》。在前一篇文章中，羅多弼討論了中國儒家文化傳統對人的情慾與天性的基本態度，充分肯定了戴震對宋明理學“存天理、滅人慾”理論的批判，肯定了戴震對朱、程理學把人慾的滿足、感情的充實作為非道德觀念來理解的批評。後者是一篇探討戴震哲學思想的力作，目的是研究戴震對新儒家(即宋明儒家學派)的批判，同時也客觀地評述了儒家學說的某些社會作用。

在《戴震與儒家思想的社會作用》一文中，羅多弼首先對歷史上儒家各學派作了一個總的評論。他分析了近代學者們對儒家的不同態度，認為過去關於儒家思想的討論有偏差，學者們往往趨於問題的一端，忽略了儒家學說積極的一面。歷史上偉大的儒家哲學家，都是社會的批判者，如孔子、孟子、荀子、朱熹、王陽明、李贄等人，他們所處的時代道德與政治的衰敗，導致他們企圖尋求新的社會統一和諧的途徑，但儒家的思想觀中包含著較多的保守因素，曾被社會各階層的人們為各自不同的政治利益作出不同的闡釋。他尤其對宋明理學作了深刻分析，指出理學有兩個衡量現實的尺度，在經驗世界里，氣代表一切，在抽象的哲學世界中，一切理論服從理的要求。朱程的學說有批判社會道德衰敗的積極意義，但更多的是顯示出扼殺人性的殘酷的一面，並最終成為封建社會晚期國家的統治哲學。因此，羅多弼更加推崇戴震對新儒家理論的批判，他認為戴震不僅是著作等身的學者，而且是清代的大思想家。

羅多弼之所以對中國古代哲學傳統感興趣，目的是要了解傳統思想對當代文化的建設作用。因此，他對古代哲學文化的研究，客觀上促進了他對當代中國思想文化的重新認識，他的另一篇著作《馬克思主義、新儒學和文學》便是他從事中國古今思想文化對比研究的成果。在這篇文章中，羅多弼對比分析馬克思主義與新儒學作為不同的意識形態對文學產生的作用，批評了正統意識形態干預文學創作的現象。

羅多弼的另一篇力作《反思傳統：后毛澤東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和儒學》，可以被看作是他深刻批判中國傳統的封建意識的綱領性文章，具有豐富的思想內涵。在這篇文章中，羅多弼分析了傳統儒家哲學和左傾政治對中國當代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全面批評了左傾正統意識。

羅多弼也指出了儒家正統與左傾正統的本質區別，儒家主張“中庸”，左傾思想強調“鬥爭”；儒家認為家庭是社會的基礎，重視家庭的社會作用，左傾理論按階級性質確定人的社會關係，家庭有時被認為是階級意識的障礙。但他討論的更多的是后毛澤東時代作為教條的正統意識喪失了絕對權威后的情形，伴隨著左傾正統思潮的瓦解，馬克思主義重新引起了人們的興趣。

關於當代中國政治文化建設的討論是羅多弼近年來重點研究的課題，如果說，前邊介紹的文章主要是對左傾時代極權主義意識的分析和否定，那麼，他的另一篇文章《尋求誰的富強：后毛澤東時代國家主義的反思》則著重介紹了近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對鴉片戰爭以來形成的國家主義的反省，分析了這個國家主義已經開始分解的進程。羅多弼深刻了解中國現代國家主義形成的歷史過程，十九世紀末，面臨著西方列強和日本帝國主義給中國帶來的屈辱，中國人的正統觀念從“文化主義”一躍轉變為“國家主義”，自秦漢以來被看得無比重要的儒教，為國家與民族的利益高於一切的觀念所代替，知識分子開始把文化看作為拯救國家於危亡的工具。

羅多弼不僅深入研究了這種國家主義的本質特徵、形成過程，以及在現代文學領域中的特殊位置，而且探討了這個國家主義在近年來逐步瓦解的過程，尤其客觀地評價了中國共產黨的一些領導人和一批傑出的中國學者為擴大個人精神領域和社會政治文化的空間所作的艱苦努力。

總的說來，羅多弼的研究側重於三個方面：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和中國歷史文化。這是跨度相當大的學術領域，羅多弼還處在對淵博的中國文化知識加深認識和刻苦鑽研的階段，他憑著敏銳的思辨能力和不懈的努力，成為同時在中國古代和現代文化不同領域中取得顯著成就的漢學家。1990年，他成為斯德哥爾摩大學漢學系的中國語言和文化教授，並擔任了東亞語言學院的院長，正如他的前任馬悅然教授那樣，除了堅持大量的科研工作，他還承擔了繁重的教學任務，以不倦的精力參與和組織各種文化活動，為中瑞文化的相互交流和滲透作出了艱苦的努力。

《翻開瑞典的漢學研究史》/羅多弼撰；李筱眉譯，見《漢學研究通訊》第十五卷第二期（總號第58期）。

博士論文《1928一1929年期間中國無產階級文學的爭論》。

1987年發表題為《戴震與儒家思想的社會作用》的哲學論文，並把戴震的哲學著作《孟子字義疏證》翻譯成英文，1988年問世。

論文《新的形勢與努力》

論文《戴震哲學中“情”字的內涵》

論文《戴震和儒家思想的社會作用》。

論文《反思傳統：后毛澤東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和儒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