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堂薈記

《玉堂薈記》成書距崇禎朝復亡僅百餘日。如書中記杜三策冊封琉球，旁及彭湖島（今澎湖）及東島（按指台灣）情況，可補史闕。記“當日周延儒、薛國觀、溫體仁、王應熊諸人門戶傾軋之由、政刑顛倒之故，頗能道其委曲，多正史之所未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書中記載的關於北方吸煙的原因和煙草種植歷史，其中崇禎皇帝禁煙的決定，足見朝廷決策的輕率與顢頇：

煙酒古不經見。遼左有事，調用廣兵，乃漸有之，自天啟年中始也。二十年來，北土亦多種之。一畝之收，可以敵田十畝，乃至無人不用。己卯，上傳諭禁之，犯者論死。庚辰，有會試舉人未知其已禁也，有僕人帶以入京，潛出鬻之，遂為邏者所獲。越日，而僕人入死西市矣。相傳上以煙為燕，人言吃煙，故惡之也。壬午，余入京，鬻者盈衢，初以為異，已而知為洪督（洪承疇）所請開其禁也。

這段文字介紹了煙草傳播到北方是由於“遼左有事，調用廣（州）兵，乃漸有之”，天啟年間煙草種植廣泛。由於明成祖朱棣曾為“燕王”，北京為“燕都”，而“煙”與“燕”同音，“人言吃煙，故惡之也”，所以崇禎皇帝於十二年（1639年）下令禁煙。崇禎十三年，有一位進京趕考舉人的僕人因為吸煙而論死。崇禎十五年，煙草解禁，據說這次開禁是薊遼總督洪承疇提出來的。

楊士聰為明朝周延儒門生，其所著書對周延儒多有回護，不客觀；而攻擊黃道周、倪元璐等人亦非公心。“論明末事多有偏頗，如有謂毛文龍部將孔有德降清，是因為袁崇煥被殺，令讀者啞然。”“以為由於誅袁崇煥失遼人之心，殊非實錄”。另外書中兼哉神怪猥褻瑣事，採錄稍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