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商君列傳

《漢書·藝文志》著錄"《商君》二十九篇"，班固注曰：

"名鞅，姬姓，衛后也，相秦孝公。"《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或著錄《商君書》，或著錄《商子》，皆曰5卷。

末代鄭樵《通志·藝文略》、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都說"今亡三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則說"今亡其一"，可能是他們所見的版本不同，因而所記的缺佚篇數也不一樣。今本《商君書》共有26篇，其中兩篇只有篇目而無內容，加上《群書治要》卷36引《商君書·六法》中一段，實際只有24篇半。

學術界頻有爭論。一種意見認為《商君書》基本是偽書，持這種看法的有郭沫若、黃雲眉、顧實、劉汝霖等。另一種意見是基本肯定《商君書》的作者是商鞅，持這種看法的除史志的編著者外，還有呂思勉、譚獻等人。第三種意見認為，《商君書》是商鞅遺著與其他法家遺著的合編，此書非作於一人，也非寫於一時，持這種看法的有高亨等人。我們的看法是，前兩種意見有些牽強，第三種意見有一定道理。《韓非子·五蠹》篇說："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這說明商鞅確著有此書。

《上七韓非子·內儲說術》引"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這與《商君書·靳令》、《說民》篇文字大致相同。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最後說："余嘗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

《商君書》正好有《開塞》、《農戰》篇，這說明韓非、司馬遷所見到的商鞅的著作，基本都在《商君書》中。但此書在後人編纂或流傳過程中，攙人一些其他法家的言論，這是不可避免的。

《商君書》側重記載了法家革新變法、重農重戰、重刑少賞、排斥儒術等言論，主要反映了法家的政治思想。

首先是革新變法思想，這是法家思想的精髓。《更法》篇詳細記述了商鞅與甘龍、杜摯在秦孝公面前爭論變法的問題。

針對秦孝公怕變更法度、改革禮制受天下人非議的想法，商鞅說："行動遲疑就不會有名，做事猶豫就不會成功。我勸君王還是趕快下決心變更法度吧，不要怕別人的批評議論。法度是愛護人民的，禮制是利於國事的。所以聖人治國，只要能使國家強盛，就不必沿用舊的法度；只要有利於人民，就不必遵守舊的禮制。"針對甘龍"因襲人民的舊禮俗去施行教化，不費什麼事就能成功。依據舊法度治理國家，官吏既很熟悉，人民也能相安"的說法，商鞅說："這都是俗人的言

論。

夏、商、周三代的禮制不同，而都成就了王業；春秋時五霸的法度也不同，而都成就了霸業。所以聰明的人創造法度，而愚昧的人受法度的制裁；賢人改革禮制，而庸人受禮制的約束。我們不能和受禮制約束的人商討大事，不能和法度制裁的人計議變法。"針對杜摯"效法古人就沒有錯誤，遵守舊禮就沒有姦邪"的說法，商鞅說："古代的政教不同，我們效法哪個古人？帝王不相因襲，我們拘守誰的禮制？禮制、法度要隨著時代而制定，命令要符合實際的需要。所以我說，治理人民，並非一個方法；為國家謀利益，不必效法古人。"

"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成為商鞅倡導變法的名言。《開塞》篇從考察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入手，論證了戰國末年只能實行法治，才是唯一可行的治國道路。"聖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則後於時，修今則塞於勢"。從而說明只有變法革新，才能使國家富強興盛。

其次是重農重戰思想，這是法家思想的重要內容。《商君書》中有關重農重戰的論述最多。如《農戰》說："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善為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靳令》說："農有餘糧，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朝廷讓人民拿剩餘的糧食捐取官爵，農民就會賣力耕作。《算地》說："故聖人之為國也，入令民以屬農，出令民以計戰。……勝敵而革不荒，富強之功，可坐而致也。"國家富強的功效就在農戰兩項。

《去強》說："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兵起而勝敵，按兵而國富者王。"《墾令》篇還提出了20種督促人民耕墾土地的辦法。如國家按統一標準徵收地稅，農民負擔的地稅就公平了，國君講求信用，百官不敢作弊，農民就會積極耕種土地。可見。重農重戰。是法家治國的根本大計。

加重刑罰，輕微獎賞（有時也說厚賞）、是法家的重要思想。《錯法》

篇說："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於其勞，賞必加於其功。功常明，則民競於功。為國而能使其儘力以竟以功，則兵必強矣。"《去強》篇說："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興國行罰，民利且畏；行賞，民利且愛。"加重刑罰，減輕賞賜，就是君上愛護人民，人民就肯為君上死。加重賞賜，減輕刑罰，就是君上不愛護人民，人民就不肯為君上而死。《去強》又說："以刑去刑，國治；以刑改刑，國亂。故曰：行刑重輕，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國削。"也就是說，用刑罰來免除刑罰，國家就治；用刑罰來招致刑罰，國家就亂。《開塞》說："治國刑多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可見法家是重刑而輕賞的。

對如何執行刑罰時，法家主張要統一刑罰。《賞刑》說："所以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后，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后，不為虧法。"這就是說，執行刑賞對誰都一樣。

其四是重本抑末，反對儒術。這也是法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壹言》篇說："能事本而禁末者，富。"所謂"末"就是指的商業和手工業。《農戰》篇說："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為政，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可見，法家對儒家的儒術是排斥的。

法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家，法家著作是民族傳統文化遺產的重要部分，批判地吸收民族文化遺產的精華，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事業具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