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

侍從室早在1933年，蔣中正駐節南昌，指揮江西剿共時就已成立，本只是一批隨蔣奔走的參謀、秘書與譯電人員，以處理各類函件公文為其任務。但后隨著蔣權力日增，該室人事與組織亦日漸擴大。

至1940年代侍從室已擴編為三個處與侍衛長室、參事室，侍一處負責軍事、情報業務；侍二處則處理黨務、政治業務為主；侍三處則是人事調查、考核業務；侍衛長室即蔣中正之警衛單位；參事室乃研究專門性內政外交問題，以供蔣參考，頗類智囊團之組織。

侍一處主任先後為錢大鈞、林蔚、賀耀組、張治中、周至柔。

侍二處主任為陳布雷，周佛海、張道藩、陳方先後任副主任。

侍三處主任為陳果夫，羅良鑒、劉詠堯、蕭贊育先後任副主任。

侍衛長則由俞濟時專任，副侍衛長馮聖法、警衛團團長石祖德、特務團團長柳元麟。

參事室主任先後為朱家驊、王世傑，至周鯁生、陶希聖、陳豹隱、王征、張忠紱、郭斌佳、甘介侯等任參事。

隨著蔣中正中國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三個職務，兼任黨政軍三系統之主官，蔣身邊最為親近的侍從室對於戰時中國軍事、政治、外交、黨務、人事等事項的審定與意見，素為蔣所重視，甚至可決定何種情報上呈給蔣，以及左右蔣對人事的陟升罷黜，其影響性冠絕一時。

故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與委員長侍從室的出現，多被視為蔣中正權力具體化的表徵，亦是中國政治軍事化的結果。

抗戰結束后，軍事委員會撤銷，成立國防部，侍從室亦分別被併入國民政府。侍一處改組為參軍處警衛室，侍二處、侍三處則併入國民政府文官處；侍衛力量亦改編為國民政府警衛總隊，統歸軍務局長俞濟時指揮管制，繼續遂行侍衛及警衛任務。

侍從室則於1945年10月1日正式結束，並為1949年8月1日成立之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之前身。

侍從室於1936年1月改組，蔣介石任命錢大鈞做首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從當時算起，到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后的10年間，待從室第一處主任一共經歷了7任。他們按照先後順序排列是：錢大鈞、林蔚、張治中、賀耀組、林蔚、錢大鈞、商震。他們每一任的任期有長有短，一般在一年左右到兩年以上或幾個月不等。商震是最後一任，他的任期最短，只有3個月。侍從室撤銷后，他就改任“國民政府參軍長”了。

錢大鈞和林蔚都先後做過兩任，他們每一個人的任期累計都在3 年左右，林蔚比錢大鈞的任期略長一些。

關於歷任待從室第一處主任的簡歷情況，據著者回憶，大致如下：

1．錢大鈞（1936年1月一1938年3月）從1936年元月侍從室在南京改組就任時起，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他曾隨蔣介石指揮湘、黔、川、滇各省部隊堵擊紅軍和解決兩廣事變，並隨蔣介石到西安，在西安事變時被擊傷，直到抗日戰爭開始后，國民黨政府從南京撤退到武漢，於1938年3月調航空委員會主任時離職。

2 ．林蔚（1938 年4 月一1939 年3 月）從1938 年3 、4 月間在武漢接替錢大鈞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這時，待一處又增設了一個副主任，由侍從室第二組組長鄒競（字效公，保定軍校畢業）升任。

林蔚接任不久，日寇繼續西進，展開了武漢大會戰、不久他隨蔣介石從武漢撤退到重慶。在重慶市中四路曾家岩附近的德安里，選定了川軍將領許紹宗的住宅“堯廬”，作為蔣介石的侍從室第一、二兩處辦公地址，至國民黨政府遷回南京以前始終沒有變動過。1938年11月，湖南省主席張治中率省府人員從長沙撤退，到重慶見蔣。蔣介石為了顧全自己的面子，於1939年4月初派張治中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林蔚調任桂林行營參謀長（白崇禧任主任）。

3 ．張治中（1939年4月一1940年4月）從1939年4月初接任起，大約在1940年的夏初，國民政府軍委政治部長陳誠調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赴湖北恩施指揮，蔣張治中接任政治部部長、離開侍從室。

4．賀耀組（1940年4月一1942年9月）原任軍委辦公廳主任，1940年4月接替張治中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他對西南交通和經濟方面極感興趣。1942年秋，國民黨政府為了防止走私和管制物資經濟，成立了“國家緊急動員會議”，調賀耀組擔任這個機構的秘書長，負責主持。賀耀組在1942年9月間離職。

5 ．林蔚（1942年9月一1944年11月）林蔚曾任桂林“行營”參謀長，1940年桂林“行營”撤銷，成立軍委桂林辦公廳，以李濟深為主任，林蔚調為副主任。賀耀組離職后，林蔚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仍兼軍委桂林辦公廳副主任職。

6 ．錢大鈞（1944年12月一1945年8月）1944年11月底錢大鈞第二次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1945年8月任上海市長。

7 ．商震（1945年9月一1945年11月）1945年9月初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商震能同外國人用英語作一般的談話。在1941年1 月間，蔣介石為了保證西南國際交通線的安全和準備協同英、緬方面的軍隊對南進日軍作戰的目的，曾組織了“滇緬參謀考察團”。蔣介石派商震為“考察團’主任，林蔚為副主任，團員有孫立人等。這就為後來商震代表蔣介石政府出任駐美國軍事代表團長預先作了準備。商震到職不久，侍從室就醞釀改變組織系統，於1945年11月底侍從室的名義撤銷了。以原侍一處的第二組和侍二處的第四組為基礎，分別編併到國民政府參軍、文官兩處之內，成立了軍務、政務兩個局。商震在結束了侍從室第一處最後一任的職務以後，便改任國民政府的參軍長了。

從上面歷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的人選看來，完全根據蔣介石自己當時的需要和對重要人事上的安排而決定的。在這一歷史時期中，錢大鈞和林蔚都是以高級軍事幕僚長的身份，兩度隨侍蔣介石的左右。他們都是在當時蔣介石集團內部派系鬥爭中頗有影響的代表人物。

錢大鈞字慕尹，江蘇吳縣人。他早年在保定軍校六期和日本士官學校第十二期炮科畢業，曾在保定軍校八期與何柱國等同任過區隊長。後到粵軍第一師鄧鏗部任參謀。以後歷任黃埔軍校第一、二期教官和校部參謀長。國民革命軍北伐任第三團團長。以後歷任師長、軍長、“中央”軍校武漢分校八期二總隊教育長、保定行營主任、鄂豫皖三省“剿總”和武昌行營參謀長等職。

錢大鈞屬蔣的嫡系，同蔣介石和黃埔學生之間的關係很深。他同何應欽、顧祝同、蔣鼎文、朱紹良等比較接近，同桂系的關係也不即不離。

陳誠同錢大鈞雖有“師生’的關係（陳誠系保定軍校八期炮科畢業。陳在校學習時，錢大鈞曾任炮兵隊區隊長），但由於陳誠、何應欽之間的利害矛盾很深，因而陳對錢大鈞雖然表面尊敬，卻暗中排擠他。錢大鈞同東北軍、西北軍以及其他“雜牌”部隊的關係搞得還不錯，一般高級將領對他都有好感。

錢大鈞在北伐時，率部出戰動輒失利，訓練軍隊也非所長。由於他對蔣介石忠心耿耿，俯首聽命，所以蔣很喜歡用他。錢大鈞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時，在蔣身邊處理文書，安排蔣的生活行動，精細敏捷，頗稱蔣意。

1936年西南兩廣事變，錢大鈞曾銜蔣命，密赴大庚活動粵軍將領余漢謀（保定軍校六期，和錢是同學）叛變陳濟棠，收到了積極的效果，為蔣所信任。又兼任蔣的侍衛長，以蔣的近侍人員的身份，周旋於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之間，在當時顯得頗為得意。西安事變以後，蔣介石回到南京，痛定思痛，大篤曾擴情（黃埔軍校一期畢業，時任西北“剿總”的改訓處長）“無恥”、晏道剛（時任西北“剿總”參謀長）“無能”，而且懷疑錢大鈞是否受了張學良的暗示，把停放在臨潼車站備蔣行動專用的一列法國造遊覽客車調開，曾經向錢嚴詞潔問。但錢大鈞向蔣出示了蔣的批示（火車調開得到蔣批准），念及錢大鈞在臨潼華清池也被子彈射傷，蔣對他恢復了信任。

錢大鈞為人圓滑，胸無城府。他對上級恭順，然在同僚之間卻易發生齟齬。有時，他對某些黃埔學生也不假以辭色。因此，在統治集團中嫉恨他的人漸多，在蔣介石面前，他的政治地位也就不那麼穩固了。抗戰初期，國民政府從南京遷到了武漢，軍委會改組。錢大鈞得到宋美齡的支持，於1938年3月間，調任航空委員會主任、錢大鈞就任還不到一年，大約在1939年初，偶因一筆特別費已經宋美齡批准分配，但在處理時，錢只分配了少數兒個高級人員。有人把這件事向蔣告密，蔣下令將錢大鈞撤職查辦。

錢大鈞在成都落魄了兩年多，於1941年7月間，經何應欽向蔣簽准，才安排他任軍委會運輸統制局參謀長（運輸統制局是抗戰中期蔣介石在重慶控制西南國際交通運輸的重要機構，何應欽兼任主任，交通部長張嘉傲兼副主任．俞飛鵬為參謀長。抗戰後期，張嘉傲、俞飛鵬展開了私人權力的鬥爭．結果，張被俞擠走了，俞飛鵬作了該局的副主任，參謀長一缺由錢大鈞補任）。

后錢在何應欽的支持下，接替曹浩森任軍政部政務次長，仍兼運輸統制局參謀長。錢和當時軍政部的常務次長張定潘（字伯璇，江西人，桂系）相處甚好，成為何應欽的左右手。

軍政部組織龐大，人事腐敗，營私舞弊，在抗戰後期已達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蔣介石受國內、外（主要是美國）輿論的責難，於1944年11月底，下令軍政部大換班，趕走了何應欽，陳誠上了台。錢大鈞同林蔚對調職務。

林蔚字蔚文，浙江黃岩人，陸軍大學第四期畢業，是蔣介石左右的幕僚“專家”。他原任軍委會銓敘廳長，掌握國民黨政府陸、海、空軍人事管理業務多年，而且每遇調動職務，他的原職位從來是不更動的。林蔚為蔣介石服務，謹懼穩重，長於謀划，為蔣所信任。林到侍從室工作正當日寇繼續入侵、國民黨軍節節敗退之際。他偏重於對戰區的作戰規劃，關於文書和一般參謀業務的處理，由他的助手於達（待三組組長）負責。在外表上看來，他不像錢大鈞那樣活躍。隨蔣到各地活動時，也不像錢大鈞那樣，專在蔣的生活安排上，處處殷勤，講求纖巧。但是，林卻工於心計，對蔣的用人和重要意圖常能預為窺測，所以遇機一撮即合，成為蔣介石的左右手。

林蔚為人深沉平易，態度溫和，喜怒不形於色。在抗日戰爭時期，他曾任桂林“行營”參謀長、軍委會桂林辦公廳副主任和軍令部次長（1940年蔣介石撤銷掛林行營，成立軍委會桂林辦公斤，以李濟深為主任，林蔚為副主任。1943年桂林辦公廳撤銷，李濟深調軍委會參議院院長，林蔚調“軍令部’次長）

。他同蔣幫各方面的關係搞得都很好。林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還極力交結國民黨浙籍將領胡宗南、湯恩伯等以為“外援”。並靠近陳誠，為陳偵伺內情，圖謀策劃，從而得到陳誠的信賴和支持。由於林始終沒有離開過軍委會的系統，而且又主持銓敘廳多年，他對規章制度和人事關係非常熟悉，所以陳誠取得了軍政部長的地位以後，首先調林蔚任政務次長。從此林就成為陳誠的得力助手。並在以後改組國民黨政府軍委會成立“國防部”新機構後為陳誠繼續出力。

下面將蔣介石的侍從室第一處各組的情況分述如下：

第一組（簡稱侍一組）主管經理、會計出納、醫療衛生、生活福利（包括對蔣介石個人和蔣住宅的生活安排）和交際、接待來賓等項業務。

編製人員有：組長、侍從副官、侍從醫官、副官、資料員、繕寫人員（司書）以及在蔣住宅的看護、廚師、工役等。

第一組雖屬特一處的建制，但它卻擔負著侍一、侍二兩處全部機關事務管理的責任，同時還要兼顧蔣介石在駐留和外出活動的一切生活上的供應和安排。所需經費是從蔣介石個人名義的一筆特別費項下開支，並向蔣直接負責。1936 年1 月侍從室改組后，莫我若（湖南人，黃埔軍校一期生）任第一組組長。

1938 年，國民黨政府從南京撤退到了武漢，同年3 月間，蔣派前漢口公安局長陳希曾為第一組組長。陳希曾系浙江人，是陳英士之侄，與陳果夫、陳立夫是兄弟。早年同陳果夫在上海做過交易所的生意，和蔣介石早就熟識的，曾入黃埔軍校第一期。

陳希曾從1938年3月起到1945年11月底止，任侍一組組長到最後。侍從室名義上撤銷以後，在另成軍務、政務兩局的同時，仍以原來侍一組為基礎改組為總務局，隸屬國民政府參軍處，陳希曾改任總務局局長。陳生活闊綽，喜歡鋪張。

“侍從副官”是在蔣介石左右擔任接待賓客，執行“承啟”任務的副官。蔣到各地，他們也跟隨一起行動；蔣駐留時，他們就在蔣的“官邸”輪流值班，聽候傳喚。一向擔任這項職務的是黃埔軍校一期生蔣國濤、項傳遠兩人。蔣國濤，浙江奉化人，是蔣介石的族侄輩。項傳遠，山東人，曾在錢大鈞部下任過團長。他們都是蔣介石的學生，對蔣的生活習慣熟悉，而且懂得蔣對各方面人士的關係和態度。另有黃埔軍校學生周天健，也做過蔣介石的侍從副官，但任職不久就調出去了。在抗日戰爭後期，蔣介石效法美國的制度，取消了侍從副宮，改為侍從武官，並挑選軍校出身留美畢業的青年軍官代替侍從副官的職務。蔣國濤和項傳遠兩人也先後離開，被派到國民黨軍部隊里工作去了。

另外，還有一名待從副官叫蔣孝鎮（蔣介石的族孫），他是日常伺候蔣介石生活起居的。西安事變時，他隨蔣從華清池住室越牆逃匿後山的洞穴中，寸步不離，是蔣介石最親近的一個侍者。

侍從室還附設了一個醫務室，也列在侍一組的編製之內，有大夫和看護約共3 、4 人，原由侍從醫官陳方之負責主持。陳方之是浙江寧波人，早年留學日本帝大醫科，在東京同蔣介石混得很熟。本來這個醫務室是備隨蔣出發各地行動的，也擔任侍從室各處員工衛生防護和診療的工作。陳為人不加檢點，時常誇耀他同蔣的私人友誼，也不免向外泄漏過去在日本時關於蔣介石私生活的一些秘密。國民黨政府西遷重慶以後，陳方之調為參議閑職，後來任兵工署重慶大渡鋼鐵廠的醫務顧問，另由曾在德國留過學的一個姓吳的大夫繼任蔣介石的侍從醫官，負責醫務室的工作。

蔣“官邸”是指蔣介石長時期駐留的住宅而言，他在南京住過中山陵園附近和城內香林寺（即南京黃埔路）中央軍校校園，在重慶住過曾家岩德安里張群的住宅和黃山附近的別墅。蔣同宋美齡的生活很難搞到一起，有時共食，一般是分別進餐，各不相擾。在蔣“官邸”的侍從工作人員同侍從室各處其他工作人員，一律都由公家供給伙食。

侍從室官兵供給待遇，由侍一組按照原來的成規統一辦理，是很特殊化的。因為侍從室屬於國民黨軍委會的組織系統，所以在這裡的工作人員不論文職、軍職，所有官兵基本上都是比照國民黨政府規定的陸軍官佐和士兵工資待遇標準發給。除按照軍銜級別發給工資外，還另加發本人工資的2 / 3 ，作為津貼，並且官兵一律由公家供給伙食，按照不同的伙食標準分別就餐。待二、侍四兩組的工作人員（參謀、秘書、文書人員等）因為要經常在夜間辦公，還為他們準備了夜點。侍從室的工作人員平時一律著便服（中山裝），大約每隔兩年左右還發給每人呢料和嗶嘰料的中山裝各一套，以便在集會或隨蔣出發各地時著用，一切生活待遇比起當時國民黨政府的任何機關都是特別優厚的。

第二組（簡稱侍二組）主管軍事參謀業務。

它和侍二處的第四組承蔣介右的旨意，綜合軍政機要，同屬侍從室組織的核心。蔣對它的工作是十分注意的。侍二組主管的業務幾乎包括了軍委會所屬的各重要部門和其他行政部門，從作戰指揮、部隊訓練、國防裝備到交通運輸、後勤補給以及人事經理等等，無所不包。凡是蔣的參謀總長所不能決定或不敢決定的一些報告或請示的文件，都經過侍二組，由參謀人員研究審核，簽注意見送給蔣介石作最後裁定。還有來自全國各地軍政大員請示報告的文電（其中絕大部分是屬於人事和經理的文件），由於蔣介石的權力最集中，所以必須親自處理。此外，蔣介石自己發布的手令一天比一天加多，往往干涉到主管機關單位的職權，還要他們“限期具報”。因而公文泛濫，工作效率低落，因循敷衍，相率成風，給蔣自己造成麻煩，於是他大發脾氣了。

蔣在抗日戰爭中期，大約在1940 年底或1941 年初，曾想出了一套所謂“行政三聯制”，提出了所謂計劃、執行、考核的一套“理論”和辦法。並在中央訓練團的歷次集會上大肆宣傳他“行政三聯制”，蔣厲說：“你們不要當‘委員長’是一個字紙簍，什麼事都拿給我看，你們一點責任都不肯負擔，那不是對待長官及對待自己的辦法，有失政府設官分職的本意l ”

侍二組除了處理蔣介石裁決的有關統治的方針政策以及上述須蔣親自核定的文件以外，還要審閱一些來自各方面的建議和處理事務性的工作，如代擬通知召見外地各文武官員、向戰區高級指揮官電話傳達蔣的重要手令（譯成密電碼傳達）等工作。因此，侍二組的參謀業務是非常繁重的，而且參謀人員是日以繼夜地為蔣服務的。

侍二組的業務，既為蔣介石所重視，關於組長和參謀人選都是經過蔣親自批准而後任用，也是按照蔣自已規定的標準辦法處理的。它的特點就是：官階不宜過高，年齡不宜太大，以便於指揮調遣。由於待從室官兵的待遇標準提高．已經比外面優厚了，所以官階也必須降低。

因此參、秘等人員的軍銜，一般要比外面降低一級乃至兩級任用。比如在外面原來任上校或中校級的，到侍從室工作就按中校或少校級任用。這樣，一方面表明待從參謀人員的官階不大，不致引起外人的注意，另一方面參謀人員外調離開侍從室的時候，憑蔣的一句話就可以提升一兩級任用，所謂“不次之升’，表示蔣對其部下的“恩寵”，使他們對蔣感恩圖報，永遠做他的忠實奴僕。

蔣介石對侍從參謀人員的任用，首先考慮的是此人是否為黃埔軍校出身，或者是否在統治集團中服務的年限較久，更重要的是，還要看是什麼人的保薦。這一切都是先決條件。然後，還要憑他自己的經驗，召見來人，親自觀察，對黃埔軍校各期畢業學生也不例外。蔣特別注意來人的儀錶精神，他認為滿意才做最後的決定。用蔣自己的話說：“確信萬無一失者方可任用”。

由此可見，蔣對其侍從工作人員的任用是多麼注意和重視！隨著客觀形勢的發展，蔣為了對外裝璜門面，標榜參謀人員的質量，逐漸挑選從陸軍大學各期畢業和曾留學英、美的陸海空軍人員，充任他的侍從參謀的工作，並把侍從室原來少數參謀人員，先後送入陸大深造。到了抗日戰爭中後期，侍從室第二組的參謀人員，幾乎都是“清一色”出身於陸軍大學。只配備有少數一兩個英、美留學生擔任外事、翻譯工作。儘管如此，蔣選用他的侍從參謀工作人員的前提、標準和任用程序，從來沒有改變過。

1936年1月侍從室改組，錢大鈞任侍一處主任，他向蔣推薦武昌行營參謀處副處長劉祖舜（浙江黃岩人，陸大特一期畢業）任侍二組組長。劉就任不久，即轉任軍分校主任而離職，由錢大鈞自己兼任侍二組組長。當時，侍二組只有從軍委會辦公廳調來的校級參謀秋宗鼎、羅兆宗二人，連同原來的尉級參謀盧集賢等共3人。以後陸續從陸軍大學各期畢業生中選調部存誠、李矗崗、丁炎等，人員逐漸增多。並以參謀邵存誠代理侍二組組長。西安事變后，蔣介石被迫抗日，回到南京。他命侍從參謀人員協同軍委會主管部門開始研究對日作戰的計劃和國防工事配備。由於蔣介石對日作戰舉棋不定，方針不明，一切規劃無非紙上空談，並沒有認真地作好準備。“七·七”盧溝橋炮聲一響，蔣介石政府陷於手忙腳亂，這是理所當然的。

抗戰開始后，黃埔軍校一期生酆悌、劉進先後到侍從室，派在侍二組工作。不久邵存誠調三戰區，蔣派酆悌任侍，二組組長。酆悌目空一切，盛氣凌人，頤指氣使，同錢大鈞以及侍從參謀人員的關係都搞得很壞。上海戰役之後，蔣派他到湖南，旋任長沙警備司令。

1938年11月間長沙大火。蔣命錢大鈞馳赴長沙處理善後，並將酆悌判以死刑，在長沙處決。酆悌離開侍從室以後，蔣派侍從參謀劉進接任侍二組組長。大約在1937年12月初南京岌岌可危之際，蔣外調劉進到河南．任戴民權師的副師長，以後接替戴任師長。劉走後，由參謀李亮崗代理侍二組組長。

1938年3月，錢大鈞調航空委員會主任，林蔚接任侍一處主任后，由鄒競任第二組組長。不久鄒調升侍一處副主任。林蔚推薦他的親信於達任侍二組組長。於達從1937年8月間在漢口就職后，一直到1944年秋，連續在侍從室工作了6年之久，他成為歷任侍一處主任的得力助手。

於達字憑遠，浙江黃岩人，保定軍校三期和陸軍大學九期畢業。他曾在國民黨軍第一師胡宗南部任參謀長很久，同林蔚的私人關係極深。他調到侍從室工作，對於文書處理，頗為林蔚所信賴。於達在國民黨軍部隊中擔任參謀長的工作時間較長，熟悉參謀業務，對蔣極為忠實。在於達任職期間待二組同侍二處的第四組在業務上的聯繫和配合是比較密切的。通過兩處文書處理，接觸蔣的“批示”，比較全面地理解蔣的意圖和他處理各種事務的規律。從而為蔣的侍從參謀人員提供了研究和揣摩的線索，在處理所謂機要文件的審核簽擬上，更忠順地為蔣介石的統治服務。

1944年秋，於達外調新疆督辦公署參謀長，以後轉任胡宗南屬下的集團軍副總司令和一戰區副長官，由聶松溪（山東人，黃埔軍校二期、陸大九期畢業）繼任侍二組組長。1945年2月間，聶松溪調任第五十七軍軍長，由軍政部交軸司司長趙桂森接替侍二組組長，一直到1945年冬蔣介石的待從室撤銷時為止。

從上述情況看來，1936年至1945年，侍從室第一處第二組組長職務，更易了好兒個人，按照他們任職先後的順序排列，計有：劉祖舜、錢大鈞（兼）、酆悌、邵存誠、劉進、李矗崗（代）、鄒競、於達、聶松溪、趙桂森等10人。至於在這10年之間，侍從參謀人員的出入變動更大。

第三組（簡稱侍三組）主管的任務是保衛蔣的安全。包括計劃、指揮和具體行動布置等業務。它在編製上雖屬侍一處的建制，但是受侍衛長的直接領導和指揮。

1936 年1 月，侍從室在南京改組，蔣介石任命陳布雷為侍從室第二處主任。他擔任這個職務，一直到1945 年以月底，侍從室在重慶辦理結束時為止，整整10年。他主持侍二處的業務，還為蔣寫了不少文章，是蔣身邊親信的幕僚人物之一，也是國民黨統治集團中的一個重要人物．

侍從室第二處轄3 個組：第四、第五、第六組。而以第四組為核心，處理國民黨的政治、經濟、外交、黨務等有關業務。各組組長都是同這一機構共始終的。如侍四組組長陳方、待五組組長李惟果和侍六組組長唐縱，都是一直擔任組長職務的。其他人事安排上，在這10年之間變動不大，是比較穩定的。

關於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這樣一個重要人物，筆者對他了解很少，僅就從片斷的回憶里，略述他在侍從室工作中的兩三事：

陳布雷字畏壘，浙江慈溪人。早年畢業於浙江省高等學堂，以能寫時文見長，大革命以前在上海任《 商報》 總編輯。族兄陳祀懷善古文詞，是浙江省寧波地區（慈溪過去屬寧波府治）所謂知名之士，夙為蔣介石所器重。蔣任北伐軍總司令，曾聘陳祀懷做他的私人秘書，未就。陳向蔣推薦了族弟陳布雷擔任。大約在1927年北伐軍還沒有出發以前，陳布雷就到南昌隨蔣工作了。以後陳布雷歷任浙江省教育廳長兼國民黨浙江省黨部監察委員會常務委員。1931年或1932年間任南京教育部次長，旋調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葉楚槍任秘書長）。陳隨蔣多年，蔣發布的重要文電，多出其手。

1936年侍從室改組，陳調任侍二處主任。據筆者印象：從陳布雷瘦弱的身體和乾癟的面寵看來，活像一個老太婆。他說話細聲細氣，但他為蔣處理文書，分析問題，卻是很認真的。陳非常熟悉蔣的意圖，他代蔣起草的一些文電稿，頗稱蔣意。另據蔣的侍從副官透露，一遇有重大事件，蔣時常單獨約陳密談，有時談至深夜。陳為蔣密謀策劃，內容很難為局外人所知曉。

蔣介石每次對他的文、武官吏發表有關方針政策或重要決定．的講話，事先常同陳布雷商量，斟酌擬訂講話提綱。有時，蔣自己也寫提綱，再經陳為之條理潤飾。但是蔣在講話時，不習慣照念講稿，還是由他自己信口開河，速記人員照原話一宇不易地記錄下來，送給陳審閱。經過陳的一番文字加工，最後送給蔣親自核定發表。在整理過程中，有時，陳覺得蔣的原話不妥當甚至用語粗俗，就替他文飾一番。但蔣卻往往與其御用文人之見解不同，在他核定發表的文件或講話小冊子最後定稿時，仍把他的原話照樣保留下來。

陳布雷對蔣介石的心理狀態，考察極為周密。他處處留心，凡是侍一、侍二兩處發出的密電稿，都要經他一一審閱。因此，陳對侍從室的業務和蔣指示的精神，有著比較全面的了解。

此外，陳布雷還親自編製關於蔣介石的日常生活起居和行動的記錄。無論是蔣在駐留期間，或出發各地，都規定由值日的侍衛官，負責記錄蔣每天的生活起居和行動，填寫日報，交給蔣‘官邸”的侍從秘書汪日章或俞國華，匯送給陳布雷按年月編製《蔣介石的實錄》。在抗戰後期，這項工作交給秘書蕭自誠協助辦理。

陳的身體本來是很壞的。據隨他任謄錄的文書人員說．陳每天總是習慣於夜間工作，他靠吸煙刺微精神，必須服用大量安眠藥才能夠睡覺。陳患很嚴重的神經衰弱症。在抗日戰爭期間，隨著蔣介石獨裁統治的惡性發展，遭到廣大人民的反對和國內外輿論的責難與攻擊，陳似已意識到蔣政權的江河日下。

據陳的秘書王學素向筆者透露，陳布雷同侍四組組長陳方在一起閑談時，曾在無意中流露出感慨情緒，哀嘆說：“今天才知道‘領袖’（指蔣介石）的地位越高，確是既孤且危的啊！”抗戰勝利后，蔣發動了反人民的內戰，陳從侍從室第二處主任調回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1948年淮海戰役以後，蔣介石王朝已瀕於總崩饋前夕，陳布雷懷著極端傷感和無可京何的心情，竟服安眠藥自殺了。

陳布雷在侍從室第二處任主任的10年中，為蔣介石忠實服務，作了不少事情。記得1940年9月末，德意日軍事同盟協定在柏林簽字，蔣認為這是“抗戰最後勝利唯一的轉機”, 即向其部下宣示：“日寇分兵力弱，無力西進，可以放心。只有等候國際局勢的轉變，期待英美蘇的合作，造成最後勝利。”並以此旨，讓陳布雷為他起草了一個“手令稿”，於同年10月底向各戰區高級將領發出一份密電。在這份密電中，蔣極力向部下散布幻想，坐視成敗，保全實力，並以此掩蓋他對日妥協和勾結英美的活動。當時，蔣的這一思想在國民黨軍隊內部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關於侍從室第二處各組的情況，大致如下：

第四組（簡稱侍四組）它和侍二組同屬蔣介石的侍從室這一機構的核心。主管的業務是。政治、經濟和國民黨黨務，也包括蔣介石交辦的其他機密案件。

組長陳方字芷呵，江西人。早年畢業於江西省高等學堂。生平經歷不詳。蔣介石在南昌、武昌成立行背，陳方任秘書。他在楊永泰的培養下，掌握了官僚政客所慣用的一套所謂“權術”和辦法，成為楊永泰左右得力的助手。19 36 年待從室改組，蔣介石調他任侍四組組長。陳方在國民黨反動集團中工作既久，而且隨蔣介石工作多年，又繼承了楊永泰的衣缽，了解蔣介石的意圖，他為蔣出謀獻策，揣摩迎合，處理文書，敏捷精到，得到蔣的歡心和信任。陳方是國民黨統治集團的積極擁護者，他忠實地維護以蔣為首的政權，但對蔣的寡頭獨裁的作法時常表露不滿情緒。抗戰後期，陣方在重慶向筆者嶸及他向蔣建議領導方法問題。

他說在建議中提出了所謂“馬尾法’，暗示蔣的領導方法像馬尾一樣“一把抓’，是危險和不合科學的。並引項羽以拔山蓋世之雄，連一范增而不能用，劉邦起家泗水亭長，以“三不如”終能勝褚的歷史，諷示蔣的不善用人。他擔心蔣介石這種做法，對整個統治集團不利。結果，蔣介石一閱了之，對他並沒有嚓怪。陳方對詩詞書法都有一定的造詣，蔣對外的應酬文字，常出其手。尤工蘭竹，下筆迅掃，各具意態。性嗜酒，有時酒後耳熱，發發牢騷，頗帶濃厚的封建社會“名士”習氣。1945年侍從室名義撤銷，即以原侍四組為基礎，成立了軍務局，陳任局長。1949年蔣家工朝垮台，聽說他從廣州進往香港，就在那年憂憤而死。

侍四組的工作人員，組長以下有侍從秘書、科員、繕寫人員等，總共不到干幾個人。經常在組內工作的秘書，只有兩人。侍從秘憐王學素，工作時間最久，曾歷西安事變，大約在1944 年外調浙江省政府委員。還有在蔣介石”官邸”工作的侍從秘書汪日章、俞國華也列在侍四組編製之內。他們主要擔負機要文件的保管和收發的任務。蔣出發時，他們都是跟隨行動的。

第五組（簡稱侍五組）這個組原來是蔣介石專為儲備一批行政人員而設。最初由侍二處主任陳布雷自兼組長。組內設侍從秘書若干人，沒有一定的名額，也沒有固定的工作。一律按照上校軍銜的待遇，每月從侍從室領取規定標準的工資，準備蔣介石隨時召見諮詢。其中大部分人在抗日戰爭開始前後，就已經陸續分別派出去了。只有蕭贊育、李惟果在這裡的時間最久。侍從室第一、二兩處從武漢撤退到重慶，大約在1939年初，侍五組由汪日章任組長。開始主管一些關於國民黨黨、政高級人員（省委、廳局長、專員一級的）的調查考核和安排使用的業務。以後汪日章調任行政院簡任秘書，由李惟果任組長。

1940年，侍從室第三處成立，以陳果夫為主任，蕭贊育為副主任。原來侍五組的人事業務移交給侍三處辦理。這個組的職掌，改為主管外交行政。它同外交部發生了直接的聯繫。

侍五組的工作人員也不多，只有一兩個秘書。沈昌煥和邵毓麟都曾做過該組秘書。沈昌煥能講流利的英語，當時只有三十兒歲，經常任蔣介石、宋美齡同美國人之間的翻譯工作。邵毓麟原在侍六組隨唐縱搞關於日本和朝鮮的國際情報工作，後來調到侍五組任秘書，不久派到外交部工作。

還有蔣介石的速記人員也是列在侍五組的編製之內的。蔣對速記人員的工作和人選非常重視。在侍從室改組以後，一直到國民黨政權崩演時止的十幾年中，蔣一共用了3個速記人員。他們都是從中央政治學校畢業生中，經過陳果夫的親自挑選，合乎所謂“忠實可靠，萬無一失”的標準，才備蔣任用的。

1936年第一次派到侍從室擔任速記工作的是蕭乃華和蕭自誠，兩人都是湖南人。西安事變時，他們隨蔣介石住在臨漁華清池，當軍隊搜查時，由於簫乃華的抗拒而彼槍殺了。以後，長時期以來，由蕭自誠一個人擔任速記工作。蔣介石撤退到重慶后，又從“中政學校”畢業生中調來一個名叫曹聖芬（湖南人）的協助蕭自誠工作。在1944年左右，蕭自誠升任待從秘書，協助陳布雷整理、編輯有關蔣介石的言論和他的《 實錄》 的工作。

速記人員經常同蔣“官邸”的侍從秘書人員同住在一起，隨時聽候蔣的傳喚，他們也屬於蔣的近侍人員的一部分。當時，他們是在蔣介石法西斯獨裁的政治教育制度下培養出來的學生，對蔣抱著極端敬仰、崇拜，為蔣忠心耿耿地服務。抗戰中期，蔣在中央訓練團，分期分批地凋訓備戰區各機關的國民黨黨、政、軍人員，還辦了一些訓練班（兵役、人事訓練班等）。蔣介石也經常住在重災的浮圖關（蔣改名復興關）上。

他的侍從秘書和速記人員，是不離左右的。蔣會客或召見他的部下時，速記入員擔任談話記錄。特別是將在會客中的“指示”，事後還要抄交侍從室各處主管單位分別處理。由於蔣對其部下講話的次數過多，又沒有什麼新鮮內容，於是速記人員就把他講過的話，整理編印成所謂《 蔣總裁訓詞選輯》 小冊子，分發給中央訓練團的學員們閱讀。每周蔣親自參加中央訓練團舉行的“總理紀念周”，在會上總是由教育長王東原照小冊子宣讀蔣的‘訓話’，然後由蔣補充幾句話，就這樣在形式上總算是“總裁”親臨“致訓”了。

第六組（簡稱侍六組）主管倩報業務。這個組是1938年蔣介石撤退到武漢以後成立的。派唐縱任組長。它在建制上雖屬侍二處，但同時也受侍一處主任的雙重領導。而且它在侍從室內部也是一個保密的單位。

蔣介石為了鞏固他的法西斯獨裁統治，一向重視情報業務和發展特工組織。蔣在內戰期間經營的CC和復興兩大特務組織，在抗戰開始又重新充實和安排起來了。這兩個特務組織送給蔣的密報文件，在1936年侍從室改組時，是按其內容性質，由侍一、侍二兩處分別處理的。即。關於中統局的情報，是用徐恩曾的名義直接封送給侍二處（第四組）處理的，關於“軍統局”的一般情報，如對國民黨軍部隊長的貪污腐化和私生活等項的密報，均用戴笠的名義分類列表，封送給侍一處（第二組）處理。其他涉及到政治、經濟方面，.如抗戰初期四川軍閥內部矛盾和活動等情報，則由戴笠先送侍二處，經陳佈雷、陳方等閱后，會同侍一處（第二組）研究處理。1938年，蔣介石撤退到武漢，成立了三民主義青年團（簡稱三青團），復興系統的特務組織範圍更加擴大了。由於情報來源日趨複雜，而且蔣介石都要親自掌握，所以蔣在其侍從室里成立侍六組，綜核一切特工組織的情報業務。

侍六組成義之初：．從侍二組調去參謀盧集賢一人和繕寫人員數人。後來增設秘書，擔任研究和對外面特工組織的聯繫。邵毓麟和王尤生都曾在該組任過秘書。他們搞的是關於日本和朝鮮方面的特務工作。王凡生在重慶《 大公報》 星期論文上 時常發表關於戰時經濟方面的文章，也翻譯發表一些日本資產階級的論文，對外掩護他的特務身份。邵毓麟自詡為．“日本通”，他還擔任過當時流亡到重慶的“韓國”傀佩組織的聯絡工作。

關於對日作戰的日軍行動的情報，仍由侍二組處理。至於中共和八路軍活動的情報，則是侍六組業務的一部份。在抗戰後期蔣很重視這方面的情報，為他反共反人民積極做準備。並調張國疆（軍校九期、陸大十七期）任該組參謀，專搞這方面的工作。

關於組長唐縱，我只知道他是湖南人，黃埔軍校六期畢業。蔣曾派他做過駐德的副武官。抗戰初期回國。唐在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直接薰陶下，回國后，對蔣介石表示竭盡忠誠，堅決服從“領袖”，為蔣所“賞識”。唐為人外表溫和，沉默寡言。工作上非常精細、認真。1945年，侍從室名義上撤銷，侍六組業務劃歸軍務、政務兩局以後，唐調國民政府參軍處參軍。大約在1946年春升任內政部次長兼警察總署署長。從此，他就一帆風順地成為蔣介石的親信人物了。

侍六組的業務是直接秉承蔣的意旨處理的。除了侍一、侍二兩處主任可能知道有關的一部分情況以外，其業務對侍從室內部也是嚴密封鎖的。

抗戰後期，侍從室還成立了一個機要組。由蔣直接掌握，由侍二處主任陳布雷指導，專門處理蔣介石的來往電報。派他的侍從秘書毛慶祥兼任組長。組內配備秘書和譯電人員，都是經過毛慶祥親自挑選的。蔣出發各地，由機要組輪派譯電人員隨行（以前是從軍委會機要組臨時抽調的）。因此，這個組是蔣介石小朝廷內部的一個機要的通訊單位。

關於軍委會機要組（組一長毛慶樣）的業務主要包括：翻譯收發密碼電報．編製和配發各種通用與專用的密碼電本，在技術上統一控制各地公私電台。行政組織上隸屬於軍委會辦公廳。此外，機要組還運用專業技術人員，在國際、國內的無線電密碼通訊中，進行竊聽、竊取、研究和處理，是為蔣介石提供情報的一項重要的特務工作。故機要組也是軍委會保密的特工單位之一。由於這兩個機要組的領導人都是由蔣介石的親信毛慶祥一人擔任，它們的業務必然是密切聯繫著的。

蔣介石的侍衛長這一職稱是很早就有的。當侍從室還沒有改組以前，即遠在南昌行營時期，經常跟隨蔣到各處活動的，就已經由宣鐵吾（黃埔軍校一期畢業）擔任侍衛長了。以後宣鐵吾調職，由何雲繼任。何雲字玉龍，浙江人，曾任公安局長。據聞，何雲在大革命前後，曾擔任過蔣的保衛工作，對蔣非常忠實，為蔣一貫信任。工93 已年1月侍從室改組，成立了侍一、侍二兩處以後，何雲因年老多病，迭向蔣申請辭職獲准，安置他住在杭州西湖邊休養。蔣隨即派錢大鈞兼任侍衛長。

改組后的侍從室，規定侍衛長負責指揮第三組和警衛一大隊。在蔣駐留和出發各地期間，擔任保衛工作。

第三組（簡稱侍三組）設組長一人和警衛人員若干人。為蔣介石服務的普衛人員，按他們的分工，又區分為侍衛和警衛兩部分。侍衛人員，輪班隨侍蔣的左右擔任保衛工作。有軍官和軍士之分。軍官叫做侍衛官（從中尉到中校級），軍士叫做衛士（又稱便衣衛士）。他們一律著便裝（按季發中山裝，由侍從室供給），佩帶武器。在蔣駐留的‘官邸’或出發各地活動時，無分晝夜，都由待三組配備侍衛官和便衣衛士，輪流值班，擔任護衛。侍衛官幾乎全是蔣的鄉親故舊，不用外人。

侍三組的警衛人員，由警衛股、特務股和警衛大隊三部分組成。

警衛股祖任制定蔣駐留和外出活動的警衛計劃．安排內外勤人員和調動武裝警衛部隊（包括駐軍、警察和憲兵部隊），並監督檢查警衛計劃的執行情況和必要的安全措施。特務股是根據警衛計劃，同當地駐軍、警察、憲兵以及特務機關（當時各大、中城市都有軍統局派駐的特務分支機關，如稽查處之類的單位）切取聯繫，採取偵察防護等行動，以保證蔣居住和行動的安全。

警衛大隊是一支保衛蔣介石‘內廷’的親兵。大概是由三個步兵連、一個騎兵連和一個機炮連（機關槍、步兵飽）組成。大隊民是樓秉國（浙江人）。各級軍官都是從中央軍官學校和中央警官學校挑選來的。士兵都是江南人，絕大部分是從浙江師管區徵集來的”子弟兵”。蔣在南京時住在黃埔路中央軍校校園裡。又從警衛大隊中挑選了一批軍士和上等兵，編組一個衛士隊（相當一個連），經常駐紮在蔣的“官邸”附近。蔣介石左右的便衣衛士，就是從衛士隊里挑選出來的。這個衛士隊又成為蔣的“禁衛”親兵了。

蔣單獨乘飛機出發各地行動，如果不是長期駐在某地時，只帶幾個警衛和待衛人員隨行就夠了，一般是不調動衛士隊的。記得1936 年蔣介石從武漢乘民生公司輪船“民主號”入川，以及他在西安事變前，從洛陽乘火車到西安，都是有衛士隊隨行的。蔣介石住在狹西臨漁華清池時，就調了衛士隊一個區隊（相當一個排）護衛他。區隊長毛裕禮就是在西安事變時被打死的。

侍從室在南京改組時，設第三組，派蔣孝先任組娜陳善周、黎鐵漢分任警衛、特務兩股的股長。陳、黎兩人都是經戴笠向蔣推薦委任的。蔣孝先是蔣的族孫輩，同蔣的親隨侍從副官蔣孝鎮是兄弟行。他畢業於黃埔軍校一期，在“九· 一八”前後，任過北平憲兵第三團團長。蔣孝先在北平鎮壓抗日進步運動，大批屠殺革命戰士和無辜青年，堅決與人民為敵，是蔣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急先鋒。蔣孝先調侍三組組長兼任副侍衛長，關於蔣介石的保衛工作，實際上是由蔣孝先一人負責，錢大鈞不過徒有虛名，對外撐撐門面而已．蔣孝先除對蔣介石一人卑順外，卻極驕矜自恃。平時不言不笑，面部陰森可怖，侍從室的工作人員甚至有人望而遠遜。1936年10月間蔣介石在洛陽過50歲生日，蔣孝先隨行，他當時同駐西安的憲兵第一團團長楊鎮亞（西安事變時被殺）互相勾結，逮捕了大批知識青年，誣以反蔣抗日的罪名，非荊拷打。西安事變前夕，蔣孝先正在西安城內，盡情歡樂。翌日（12月12 日）清晨，他同侍一組會計蔣某（忘其名）是到城內取款的，同乘汽車趕回臨潼，在半路上被東北軍第一〇五師的崗哨截住，駛入臨潼城內。經該師駐在城內的部隊訊問。當時蔣孝先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向部隊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和姓名。嗣後，部隊又問他：“你是不是做過北平憲兵第三團團長的蔣孝先？”他答：“不錯”。於是，當即就將他執行槍決了。蔣會計被訊明后釋放，他攜款繞道逃回了西安。

西安事變以後，蔣介石回到了南京，派警衛股長陳善周代理待三組組長，錢大鈞仍擔任侍衛長。1938年，蔣介石撤退到武漢。是年3月間，錢大鈞調任航空委員會主任，離開了侍從室，蔣任王世和為第三組組長，代理副侍衛長，侍衛長一缺未補人。

王世和是浙江奉化人。據說他跟蔣有親屬關係。早年以隨從身份，跟蔣到過廣東。蔣任黃埔軍校校長時，王世和也參加了黃埔軍校一期學習。王世和體態臃腫，性情粗鄙，臨事飛揚浮躁，自以為跟隨蔣介石便足以驕人。平日好酒嗜賺，屢受蔣的呵斥，毫不在意。工酒後每肆言無所顧忌，時常賣弄他是蔣的親信，藉此自重。據他自己說，在廣東黃埔軍校時，白天在隊上學習，晚間睡在蔣的寢室門口，親加護衛，一還聽到他自己津津樂道，關於蔣介石派他伴送鄧演達出到南京城外，在麒麟門附近，由他親手加害的血腥罪行。大約1942年前後，在蔣的侍衛人員中忽然發現有人在重慶參加了青紅幫的組織和活動，據傳查出官兵有約10人。蔣聞報大為霹怒，就把王世和給趕走了。他請求到“陸大”特別班學習，聽說．在抗戰結束以後，王又被調到西北，安插在胡宗南的部下，任某個集團軍副總司令。

王世和離職后，蔣介石派馮聖法任副侍衛長，陳善周任侍三組組長。大約在1944年春，蔣調俞濟時（浙江奉化人，俞飛鵬之侄，黃埔軍校一期畢業。當時任國民黨軍某集團軍副總司令）任侍衛長。

俞濟時是侍從室的最後一任侍衛長。他從1944年起，到1945年底侍從室名義上撤銷，始終擔任侍衛長職。

1945年，侍從室結束，機構有的撤銷了，有的改組了、獨有蔣介石的侍衛長以及他所屬的警衛組織、人員和軍隊，仍舊被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轉移於國民政府的編製之內，受蔣直轄。蔣任命俞濟時為軍務局局長兼侍衛長。

1938年待從寶隨蔣從武漢轉移到了重慶以後，侍一處和侍二處的內部組織，經過調整更加充實了。蔣介石對人事權的控制，從來是抓得很緊的。按照蔣的規定奮凡庸國民黨政府軍委會和行政院所屬機關、部隊，以及中央和地方各行政；單位的高級軍、政主管人員的任免，必須經過蔣親自核定，然後交給主管部門發布命令。關於高級行政人員的儲備、考核、挑選、任用，蔣介石曾命侍二處第五組負責主管。由於業務範圍涉及的方面較廣，而且情況也比較複雜，需要調查和研究。

大約在1939年底或1940年初，陳果夫秉承蔣的意旨，提出了，由黨（國民黨）培植掌握新幹部的計劃，向蔣建議成立一個獨立單位，專門辦理人事調查、登記、考核的業務，經蔣批准。為便於蔣的直接掌握和業務保密起見，就在侍從室系統下成立了第三處。

侍從一室第三處成立，蔣派陳果夫為主任，蕭贊育為副主任。並在重慶南溫泉中央政治學校附近選定了侍從室第三處的辦公地址。原來侍五組主管的部份人事資料和它主管的業務，都移交給侍三處辦理。

侍從室第三處按照順序成立了第七、第八、第九等三個組。陳果夫身兼數職，他經常把精力放在控制陳家黨和國民覺中央政治學校的工作上。侍三處的內部業務，由副主任蕭贊育負責。侍從室第三處的工作，大體上是按照下列步驟逐步開展起來的。首先，整理原來已有的人事資料，並以此為基礎建立其業務，其次，它是通過各種組織，主要是“中央譏練團”的組織，進行聯絡、吸收和甄選各方面為蔣家王朝忠實服務的人才，最後，他們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人事登記制度，進一步調查、統計和考核，以加強人事的管理和控制。關於待三處人事登記作用，按照他們當時吹噓的說法是：“一面為集納人事資料的尾間，一面為供應人事資料的源泉。”以上也就是整個侍三處業務的主要內容。

侍三處成立后，開始向蔣政府有關機關搜集人事資料。他們以軍委會（銓敘廳）和考試院銼敘部分別提供的全國各軍事機關科長以上人員簡歷冊和全國薦任以上主管人員名冊以及全國各機關的概況、隸屬和相互關係的資料與統計圖表等，進行整理。並把這些檔案材料，作為機關登記運用的基礎。

在侍三處的工作中，是把組織工作擺在首要地位的。他們是以國民黨CC特務組織為核心，採取各種方式，對人事進行聯絡、拉攏、甄選和控制。據了解主要有以下幾種活動方式，

1．成立所謂“實業計劃學會”。

陳立夫是該會負責人。陳立夫原系北洋大學畢業。他本來是學工程的。利用“實業計劃學會”的組織，在研究“學術”的保子下，拉攏當時一些高級知識分子和知名之士，如大學教授、工程師以及科學研究工作者，通過侍從室第三處向蔣介石推薦。

2．成立“中央訓練團”受訓結業學員通訊處，隸屬侍三處。

派CC系的小頭子吳鑄人為主任，梁子青為副主任。規定“中訓團”受訓緒業的學員，回到工作崗位以後，要按時和“通訊處”聯繫。並規定學員報告的內容。除個人讀書、工作和所在機關單位的活動情況以外，還要彙報周圍旁人的思想情況。待三處根據彙報，進行考該、登記，擇優予以升遷。

隨著情況的發展，中訓團在重慶辦了三十幾期，受訓的學員越來越多了。在抗戰後期，侍蘭處取消了學員個人通訊的辦法。把各期受訓結業的學員，按地區或機關單位組成通訊小組。定期召開小組會，由侍三處指定的小組長負責彙報學員的動態和思想情況。

3．在中央訓練團成立高級班。

抽調國民黨廳、司、局長和專員級官吏來團受訓，期限半年。結業后，由侍三處登記，直接掌握，作為培養使用的對象。

4．控制考銓處。

考銓處是國民黨考試院銓敘部派在各地方的分支機關（大約兩三個省份設一個考銓處）。陳果夫首先把CC系的人塞進各地考銓處當處長，隨即掌握了考銓處。就用偷梁換柱的辦法，侍三處便可以直接指渾各地方考銓處，撒布人事“情報網”，對地方人事進行染指。

此外，侍三處還逐步建立了比較完整的一套人事登記制度和方法。它運用了人事登記的技術，把經過調查和從各個方面搜集到的人事資料，經過分析研究，製成各種登記卡片，同各種原始資料構成人事登記卷。然後按指定姓名和指定範圍，製成各類索引片，依照運用程序一索即得。

侍三處人事登記，是把已經參加登記的每一個人，編列一個號碼，製成姓名索引片。可以通過姓名索引片，查其已否登記和此人的詳細情形。他們的中心工作，還在於分類。也就是把籍貫、出身，職業、專長分成4 大類，進行登記，並製成索引片。

從上列可以看出，侍三處人事登記的目的，是對從“中央”到地方的人事加強管理和控制。對“中訓團”各期學員的登記特別重視。據姜超撤同筆者談話透露，蔣介石在1043年曾手令侍三處甄選20名陝、甘、寧籍的土木工程人才。要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要有實務經驗，同時還要曾在‘中訓團”受訓畢業而目前賦閑的。

按當時正是蔣介石發動三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以後，解放區得到進一步鞏固和擴大的時期，為什麼蔣介石在這個時候需要這麼多具備各種條件的陝、甘、寧籍的工程技術人員？其目的和陰謀何在？是頗耐人尋味的。

侍三處把“漢奸”也列入所謂“特種人才”之內。他們公然承認投降敵偽為有“功”，這種人事管理和控制的範圍竟擴大到敵偽方面去了。

侍三處於1945年11月間撤銷。關於人事考核和“中訓團”學員通訊小組領導等項業務，併入以後成立的政務局繼續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