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

江蘇揚州，揚州市街，揚州市魯迅（今揚州附屬）、初畢業。，半臨徒。錄取揚州院系級科。科畢業，考取校專業研究，南京大學獲得碩士學位。1985年考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從唐弢教授攻讀博士學位，於1988年畢業並獲得博士學位。隨即分配至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先後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1991年與友人共同創辦《學人》叢刊，1996年起擔任《讀書》雜誌主編，2002年受聘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曾先後在哈佛大學、加州大學、北歐亞洲研究所、華盛頓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柏林高等研究所等大學和研究機構擔任研究員、訪問教授。主要著作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1990）、《無地彷徨："五四"及其回聲》（1994）、《汪暉自選集》（1998）、《死火重溫》（2000）、《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兩卷本，即出）等。編有《文化與公共性》、《發展的幻象》等。多種著作、論文被翻譯為英文、日文、韓文、法文等。

採訪汪暉思歷。注、級視角，

答題答案跟。始試圖扭轉思，徒勞，禮形倔強執拗。索跟思。，注角，思汪暉。

這種"不同"很可能與他來自一個南方城市的一所師範學院有很大關係。雖然他後來考取了研究生、博士，但他的很多同學至今在農村、縣裡的中學教書。汪暉一再強調，是後來環境的不同造成了各自不同的道路，他的很多同學都是非常出色的人。現在雖然他們在很不同的環境中，但大家都成為業務骨幹，為培養當地的大學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汪暉對他們的讚美是發自內心的，以至於他總是不自覺地重複他同學們的"聰明"和"了不起"，在整理他的採訪內容時我們不得不把重複的地方一再刪掉。

其實我們發現汪暉先生是一個很理想化的人，所以他才對中國的底層群眾投以那麼大的關注。但我們想，他也應該是一個矛盾的人，畢竟他也贊同"人不能拔著自己的頭髮離開地球"。所以在談及自己的理想時，他說自己真正希望的是過一種四處漂游，自由自在的生活；希望找到一處安安靜靜的地方念書，不需要很好的條件，只要可以隨意地看書，自由地思考。

問：在我們的採訪對象中，談及上大學前的經歷不外乎兩種：一種是應屆生，一種是上大學前有過工作或者上山下鄉經歷。不知道您是屬於哪一種？

答：我上大學前是工人。17歲的時候我從揚州市魯迅中學（今揚州大學附屬中學）畢業，沒有下鄉，因為年齡比較小，不能正式分配工作，先後在兩個工廠做臨時工。第一個是一家制罐廠，我在那兒做絞肉工。主要的工作就是把肉從冷庫拉到車間，然後用大臉盆把肉放到絞肉機里攪拌，比較辛苦，蠻消耗體力的。我幹了有半年多，就換到另一個工廠揚州毛紡廠，在擋車車間做打包工。做了大半年後，也到年齡了，就被正式分配到揚州市無線電一廠。我進廠的時候就已經聽說要恢復高考了。所以在那兒工作的幾個月，實際上是一邊工作，一邊等待考試。

問：後來您考取的是哪一所大學？

答：我考取的是揚州師範學院中文系。雖然中國十年沒有高考，但我們自己其實都在讀許多書，對文學有很大的興趣。當時大家對高考有說不清的感覺。父母希望我參加考試，當時許多人也在準備。我那個時候年紀小，覺得即使是下鄉也挺好的，考大學就是換一個環境，並沒太大感覺。其實在工廠也很愉快。

問：參加高考時給您比較深的記憶是什麼？

答：高考在我們的生活中是一個很重要的事件。當年我有兩個很深的印象：

一個印象是，我們"文革"十年都是在中小學度過的，非常自由，不像現在有那麼多競爭，要那麼拚命地複習考試。當時的課內知識是不夠的，所以每個學期我們都要學工、學農。在這個過程中，小孩子們是一種很友善、平等的關係，當然也會有很多其他問題，打群架了，鬧事了，就像《陽光燦爛的日子》里似的，但都很平等。後來到了工廠大家也是一樣的。高考給我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大家突然面臨非常激烈的競爭：就是十年的畢業生同時競爭一年的大學生名額，而第一年全國招考的大學生是非常少的。這個競爭第一次讓我們意識到同伴之間的差別。大家原來都是一樣的同學，在一起玩，忽然通過考試人就分開了，命運也不太一樣了。周圍的人對你的看法也變了，你是大學生，他不是大學生，或者他是重點大學的大學生。現在當然差別也大，但那個時候好像顯得更厲害。所以這個是我面臨的第一次競爭和分化，是涉及到孩子之間友誼的一個考驗。這個是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件事。

第二個印象，就是報文理科。我母親是文科的大學老師，文革時，文科當然受的破壞是最大的，文科老師受的批判也最多，文科帶出來的問題都是很嚴重的。包括我父母當時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衝擊。所以我父母堅決反對我學文科，絕不允許我報文科。在父母堅決反對的情況下，我就開始複習理科。但到了報名的時候，別人到我家送報名表，正巧父母不在家，我就自作主張填了中文。可是當時我還從來沒複習過文科。所以考試我的總分並不高，只有語文高一些。

問：為什麼那麼喜歡學文科，甚至不顧父母的想法自作主張地填中文系？

答：因為我喜歡啊，從小就一直讀這些書。雖然父母反對，但還是從小受到他們的影響，家裡也有很多藏書。

問：上大學前想沒想過將來要做什麼？

答：我們的少年時代是在文革中度過的，那個時候和現在不太一樣的一點是，未來是特別不確定的。一方面你知道你可能會下放，會去工廠；但另一方面，其實特別不確定，你不太知道你以後會做什麼。現在年輕人會想，我要到一個外企去工作，我要拿多少工資，考試的時候就在設計整個一生的未來。但我那個時候沒有。這與現在的人真的不一樣，可能不光是我，而是一代人的經驗。

問：念大學時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答：那個時候的同學都非常用功，以1977年為背景產生出來的這一代人，我覺得是空前絕後地用功，那麼用功非常少見。等到79級、80級以後，情況就發生明顯變化。雖然那個時候念書的條件好了很多，但念書的熱情好像不那麼高了。可能是因為這十年有人做了知青，有人作了工人，覺得耽擱了；而且77、78年是中國社會非常特殊的思想解放時期，在那樣的條件下，大家都極為熱情地讀書。

當時大家都超時讀書，很早起來背書，很晚才休息。學校後來覺得這樣不行，規定11點所有教室燈都要關掉，而且宿舍的燈泡度數也很低，只能一般照明。為這個我還捲入到與學校的衝突，因為我們把宿舍的燈泡換了個度數大的。但即使關燈以後，還有很多同學想方設法念書，所以晚上11點以後你到教室會發現裡面都點著蠟燭。那真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

問：在大學中收穫最大的是什麼？

答：首先是學到了很多知識， 77、78級幾乎是中國恢復高考後中惟一有幸得到老一代學者教育的大學生，這個情況在79級以後就很少了。我記得很多文革時靠邊或者被打倒的老專家、老權威，在1977年以後還有那麼一段短暫的時間走上講台。我所在揚州師範學院是個小學校，但中文系當時非常強，很多老師在其工作的領域裡與全國任何一個學校比，都是領先的。很多全國著名的老教授，當時都給我們上本科的課程。我們受過這一代老師的教育，與後來的大學生有一點點不一樣。說不清楚具體不同的是什麼，可能在看待文學、歷史方面和他們有些不太一樣的地方，這個不是用語言能說清楚的。

第二個收穫最大，就是確立了自己的興趣。中學的時候沒想過將來要怎麼樣，就是想做點事。念大學時形成了興趣和對未來的想法，並開始考慮通過什麼方式來實現。比如說，我就決定自己需要考研究生。

問：談到這一批大學生，很多人評價他們是非常幸運的一代，有非常好的歷史機遇，您怎麼看待這種說法？

答：你說的機遇我很難說清楚。因為77、78屆學生的分配與所在的學校有很大關係。比如你畢業於南京大學，那麼大學和省政府機關等地方有很多好單位等著你。我在揚州師範學院的大部分學生畢業后還是去做中學老師。這一點與今天大學生不同，今天的大學生不是定向的。我們那個時候大學生畢業分配基本上還是從哪兒來回哪兒去，回到你的老家去重新分配，甚至哪個中學都是決定了的。我現在很難評判這個好還是不好。今天的大學生自主性很大，但今天中國的大學畢業生人數多，而且已經積累了這麼多年，擇業也是非常困難的。

當年從不好的方面講，就是個人缺少選擇職業的自由，將來到哪去由不得你。我當年是考上研究生了，雖然當時大學也表示要留我在學校教書，但我已經做好思想準備到一個中學去。

現在我的很多大學同學都是農村、縣裡、城裡中學教書的骨幹，而且有些還榮獲了各種各樣的榮譽。當然也有當校長的，但大部分都是在中學里。尤其我回老家的時候，還是蠻感慨。他們長期做這樣的工作，而且做得非常好，貢獻非常大。現在農村的中學培養了很多大學生，這與他們的勞動是完全不能分開的。但今天的大學生基本上就不願意再回那裡做老師了，這是個很大的問題。很多農村民辦老師工資無著落，農村嚴重缺師資，這個得問問我們的社會，用什麼樣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一方面國家硬性安排是有問題的，因為你限制人的自由；但另一方面，國家要用什麼樣的政策，鼓勵大家去那些地方，否則這個社會一定是越來越分化的。

考取大學對我們這些人確實是個機遇，但從另一方面看，也不是什麼特別的機遇。我在這件事的認識上也是有矛盾的，一方面現在就業的多樣性很讓人羨慕，但另一方面，對那一代人來講，有了一個學習的機遇，畢竟受了這樣系統的訓練后，他們才能做很多事情。

問：您談的這些對我們有一些新的啟發，在此之前我們並沒有接觸過這樣的話題。

答：可能因為你們採訪的都是名牌大學畢業的人，都是出名的人。而我是從一個非省會城市大學畢業的人，我比較了解這一點。我到過中國很多名牌大學，在國外還呆過好多年。

雖然我在學術的道路上可能走得遠一點，但我從來沒有覺得我大學同學們的智慧就比別人差，從來沒有。對於我的這些同學，有一點我是非常清楚的，就是這些人是非常聰明而且非常用功的，後來他們的職業發生分化只是因為大學后所處的環境不同。有的人做了一輩子中學老師，有的人考了研究生，有的人有了別的機遇，做了各種各樣的事。後來很多人出了名，做了很重要的領導工作，但這個跟他們個人的智力沒什麼關係。他們中有的確有非常非常優秀的人物。

雖然揚州師範學院的基礎教育非常紮實，但到了第四年基本就是教你怎麼去做一個中學教師，而不是教你如何去做研究。它的教育方向就是這樣的，而且我的同學年紀也比較大，他們考慮問題相對實際一些。尤其那個年代年齡偏大的人外語相對差一些，而考研究生外語是先決條件。其實有的人非常有能力，可是他英語不行，不能考研究生，喪失了進一步深造的機會。

然而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做得很好，我覺得這個社會分工就是這樣的。77級的各個同學，基本上都是學校教學的骨幹，或者是校長或者主任。有幾個同學，印象中被評了很多獎，據說是非常優秀的獎勵。我不太懂中學老師的評級，反正被認為是非常非常好的老師。我覺得他們是很了不起的一些人。

問：您認為是什麼造成了這種分化？

答：就是考試嘛！因為分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大學的等級制度。即使上了大學，還有大學的等級，名牌大學和地方大學差別是非常大的，分配取向也是非常大的。像我念大學的時候南京大學是全國性分配，而且省級機關、很多大機構都向它開放。而我們學校就不一樣了。中國大學的分級制度是一個很重要的分化根據，你進什麼大學實際上對你的未來起極大的作用。當然再後來的一個改變就是考研究生，你考到什麼地方，獲得的資源和地位是不一樣的。我到北京念書時的機遇跟我在揚州時完全不同。這個就是中國教育體系裡面的等級。這個在西方也是一樣的，哈佛大學的學生跟一個地方學校的學生機遇是不一樣的。當然他們的流動性可能比我們好一些，我們現在也比過去好一些。雖然大學名牌與非名牌還是不一樣，但就業是自由的。我們那個時候是國家分配，國家只給你這樣的編製和名額，你不要想跳出這裡到別處，你不可能自由去申報另外的單位，不管你有大多能耐，沒有用的。這是當時規定的。我所說的三六九等的問題並不僅僅是現在才分化的，只是分化的方式是不一樣的。當時是用國家強行規定的辦法，讓這些人到這些農村、縣裡的中學去。中國社會應該讓不同的區域通過教育體制獲得公平利益，而不能讓好的地方越來越好，壞的地方越來越壞，最後壞的地方大量出現農民孩子失學的問題，因為整個教育水平低，沒有好的老師，學校辦不好，孩子上學也考不取大學。一代一代就變成這樣惡性循環。

人先天的差別有多大？我認為沒多大。即使有影響也是很小的。之所以造成分化都是因為後天條件造成的。我的社會理想就是讓這些人有更公平的機會，這是一個社會應該更努力做到的。

問：接下來我們談談《讀書》雜誌。現在很多學術類的雜誌生存困境很大，《讀書》現在的狀況怎麼樣？

答：《讀書》沒有生存困境，平均每期發行十多萬，在經濟上完全自負盈虧，而且每年還上交三聯書店很多利潤。《讀書》應該是知識界比較成功的一份刊物。

問：一般來講都說"曲高和寡"，《讀書》是如何作到不僅品位高，而且廣泛受到讀者歡迎？

答：第一，雖然《讀書》是有很多學術內容的刊物，但給我們寫作的這些學者和知識分子並不是像給學報寫論文的那種寫法，所以《讀書》還是有很多好看的文章，還是很多人都願意看。第二，我們追求的是讓《讀書》成為一個社會公共論壇，這樣一個論壇不斷地觸及當代人們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問題、危機、矛盾以及我們未來的前景。這樣的討論一展開，就會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當然，我們主要是從"讀書"的角度提出這些問題，但只要你觸及這些問題了，自然就有很多人會關心、會看。另一點是《讀書》堅持多樣性。《讀書》當然有自己的標準和取向，但裡面能容納不同的聲音，不同的問題，所以它有一定的廣泛性。《讀書》的作者群落是好幾個輩分的人，包括費孝通、清華大學去年去世的著名水利學家黃萬里先生，都是快100歲的人；中年一代給我們寫文章的也很多，像王蒙。再往下的像王安億、葛兆光、陳平原等等。現在又有更年輕的。海外的留學生，甚至西方的學者、亞洲地區的學者都給我們寫稿子。所以《讀書》的知識資源比較豐富，別的雜誌想得到這樣的資源就比較難。

當然，更重要的一點是，中國有非常廣泛的讀者群，他們有很好的讀書習慣。《讀書》的讀者完全分佈在不同的社會階層。

問：每一本雜誌都有自己的定位，《讀書》的定位是什麼？

答：是以"書"為中心的思想評論、文化評論。書有"大書"、"小書"、"書里"、"書外"，不光是讀書本，也包括讀社會這本"大書"。所以形成的是一個公共論壇，揭示社會的一些問題，引發思考。當然最重要的一點，至少是我做主編的時候，我確定它基本不是一個振臂一呼的雜誌，也就是所謂喊口號的雜誌，它的基本目的是讓人思考。它發表很多大家的思考在裡面，讓讀者也參與到這種思考和討論當中來。比如說大家經常說WTO帶來的機遇、挑戰等等，但《讀書》想到的是WTO本身存在的問題，《讀書》雜誌的聲音和一般媒體的聲音是不一樣的。在大家一般肯定的時候，我們會想到這其中的很多其他問題。這些文章組織在一起，就推動人們對我們所處世界的處境的思考，這個我想是《讀書》的一個方向吧！

問：但現在有一部分讀者反映，《讀書》似乎越來越專門化了，不再像以前那樣具有普及作用。

答：有一些文章是專門化的，這個就涉及到一個問題，《讀書》一定程度上也有與大眾趣味之間的……怎麼說，一種互動吧。假定我們社會的閱讀都變成了大眾口味，稍微難一點我們就不肯去看了，我覺得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這會讓我們喪失反思能力。今天你在大街上走一圈，會發現娛樂性的刊物有無數種，多一種少一種都無所謂。《讀書》堅持有一定的挑戰性，包括知識上的挑戰性是必要的。當然不是說難懂就是好的，不是這個意思。但我覺得《讀書》不能完全變成大眾刊物，如果是那樣，這個社會也挺悲哀的。就像現在香港、日本很多地方，他們只看連環畫，連文字都不看了。在日本的地鐵里都是賣連環畫的，文字很少。我覺得這個對我們的社會不是什麼好事情，這樣對待知識和思想問題，說明這個社會有很大危機。

我們的社會已經有很大危機，比如缺少反思能力，總是跟著潮流走，《讀書》不太願意這樣。我寧願做出一定的犧牲，也要保留它這一部分。我們盡量要作到好看，但不能說完全討好大眾口味。我知道在這樣一個時代，大家都喜歡輕鬆，所以已經很少有同類的刊物願意再做與《讀書》同樣的事情。但《讀書》在這件事上不能放棄。《讀書》發表一些難懂一點的文章，是因為背後都是有問題存在。如果整個社會變成除了搞笑沒有別的，蠻可悲的。我不是反對人家做這個，因為社會也需要這個，但如果一個社會連一份兩份嚴肅一些的刊物都不能容納的話，我覺得不僅是這個刊物的悲哀，也是這個社會的悲哀。

問：現在是一個商業化的社會，《讀書》又是一份自負盈虧的雜誌，但你們似乎很少做自我宣傳，為什麼？

答：我們自己的確是很少做宣傳。很多朋友也說，《讀書》也應該多做一點宣傳，也許將來會做的。但《讀書》的方式就是這樣的，已經形成一個傳統，就是讓大家自由來去。這是一個樸素、低調的方式。

我剛才說了，《讀書》不是一個振臂一揮的地方，大家討論的問題很尖銳，但不是故意說一些刺激人的話，讓大家騷動一下。我不欣賞這種方式。《讀書》觸及的問題本身都是特別嚴重的問題，我們要做的就是讓一些人認真的思考和想象這些事情的重要性。

刊物嘛，做宣傳當然也是重要的，但有的時候你也得相信讀者。文化產品，《讀書》也好，一個人寫作的論文也好，一個人的研究著作也好，一本小說也好，最終的判斷掌握在讀者手中。你說廣告重要嗎？廣告是重要的，但讀者的判斷是最重要的。文化、思想、學術不同於一般的商品，不同於空調、酒，這是不一樣的。不是說我反對廣告，我不反對，而且《讀書》這方面應該說做得不夠……只是我覺得，有時候這也是一種姿態，因為實在不喜歡變成商品。

問：《讀書》上的廣告多嗎？

答：很少。只有一些書的廣告，我們不登別的廣告，除了出版社宣傳圖書的插頁廣告。

問：如果有廠家要求做廣告，你們登不登？

答：基本上沒有做過這些東西，而且我覺得，突然有一個廣告發在《讀書》上，熟悉《讀書》的讀者會很不習慣。我現在很難確定，但基本方針是不登。

當然《讀書》是要生存的，在生存和廣告之間做抉擇的時候也許我們會妥協，這個不是不可能。但問題是現在我們沒有生存的壓力。

而且我覺得《讀書》是為大家服務的。也許因為我不是商人，也不是三聯書店的人，只是應他們的邀請做主編。對我來講，我們做的事情很大程度上帶有義務的性質，我沒想過要用它賺錢，我想的是要讓它為大家服務。這是真實的一個狀況。但坦白地講，現在我們的編輯待遇很不好，我們會盡量改善編輯工作條件，但這個改變不是把《讀書》變成賣的商品，如果這樣的話，《讀書》也就不是《讀書》了。

問：您自己是如何讀書？

答：我讀的書是跟自己研究有關的，跟一般人可能不太一樣，最近幾年主要在讀17、18世紀的一些史料。當然我也讀一些新的研究書。每天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讀書，只要沒什麼特殊的事情，就從早上讀到晚上。

問：您覺得這些年來，您的內心世界與外部的大環境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

答：首先沒有一個人能完全超越自己的時代，社會的變化對我們這些人從生活到職業都有很大的影響。第二，有影響不等於你完全要順著時代的潮流，你有順應，有適應，也有反抗，有協調，有各種各樣的過程，無非就是這樣。

你在這個社會生活，你不能拔著自己的頭髮離開，你總是要跟著社會在很多方面發生變化。但每個人畢竟已經有自己的世界觀，自己的生活態度，所以不可能說我什麼都適應，什麼都贊成。一個知識分子更是這樣。對我來講，我的生活方式並沒有因為外部環境有什麼變化。但改革開放以後，我能夠做學術研究，發表文章，在國外教書，這個在過去是不可能的，這也是社會變化的一方面吧。但不等於說，這個社會所有的價值我都要接受，不是這樣。

補充採訪：

1. 對您來說，20年來幾個比較關鍵的轉折點是什麼？您覺得在一生最重要的幾個選擇關頭，您把握得如何？您把握的標準是什麼？

人的一生都在選擇。我自己還沒有來得及總結我的一生，這個問題我得以後再回答了。

2. 為什麼要離開社科院的工作到《讀書》來？在《讀書》工作過程中，遇到過動搖的情況嗎？您是怎麼解決的？

我在《讀書》只是兼職，並沒有離開我的研究工作。我來《讀書》純屬偶然，因為三聯書店的董秀玉總編輯邀請我來，我不能推辭。我本來沒有長期做編輯工作的打算，也許因為不斷地面臨挑戰，所以反而留下了。我從來沒有因為遇到困難而動搖，動搖總是因為內心感到懷疑才會發生。

“一個人一生能做出來的東西其實很有限，我希望盡我有限的能力做得好一點。”2

003年學術新人獎獲得者、人文學院教授汪暉如是說。

“人文研究課題一般都需要很長的時間，需要大量閱讀、研究和思考，不是一年兩年就能完成的，要靠積累，靠傳統，不能急功近利。人文學術成果的意義有時候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呈現出來。影響很大的作品未必都是價值很大的成果。”一直就行走在這條路上的汪暉對“路況”感觸頗深，他的即將由三聯書店出版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一書的寫作過程歷時十三年。

汪暉是文革后第一屆大學生，他是在魯迅的學生唐弢先生的指導下完成的博士學位，在人文研究領域已經耕耘20多載，來清華大學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且研究成果頗豐。他的第一部著作就是研究魯迅的，后擴展到思想史方面。他撰寫的《反抗絕望：魯迅及其〈吶喊〉〈彷徨〉研究》一書是新時期魯迅研究著作中被引用最多的著作之一，在中國現代文學和魯迅研究界被公認為新時期魯迅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先後在大陸和台灣出版了三個版本。一些魯迅研究學者將該書視為改變魯迅研究範式的重要著作。他完成的《賽先生在中國的命運：中國近現代思想中的科學概念及其使用》、《地方形式、方言土語與抗日戰爭時期“民族形式”的論戰》、《嚴復的三個世界》、《科學話語共同體與新文化運動的起源》、《章太炎與近代中國思想中的個人觀念》等論文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好評，其中若干論文已經分別被翻譯為英文、日語、韓語。他撰寫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中國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科學主義與社會理論的幾個問題》等長篇論文先後被翻譯為英文、日文、韓文、法文、義大利文、阿拉伯文，在《社會文本》(美國)、《世界》（日本）、《創作與批評》（韓國）、《當代批評》（韓國）、《世界報外交雜誌》（法國）、《宣言》（義大利）等重要學術刊物發表。

在撰寫《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的過程中，隨著研究的深入，碰到的問題也越來越多。汪暉沒有在某一個層面停下來，因此該書的出版日期一次又一次推遲。“文科做到一定的程度，跨學科的性質會出來。如果要進入一個新的領域，就要花很多的精力，需要進行大量的閱讀和積累。” “一個好的課題會讓你越來越深入地做下去。在撰寫《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的13年中，出版過一些階段性成果，有歷史的，也有理論的，但都是為了解決這部著作中的一些問題而展開的。剛開始寫作時沒有想到會花這麼長的時間。”

發現一個問題，找到一個解決方向，都會令汪暉興奮不已。“一個好的課題會讓你越來越深入地做下去。在撰寫《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的13年中，出版過一些階段性成果，但都是為了解決這部著作中的一些問題而展開的。剛開始寫作時沒有想到會花這麼長的時間。”通過深入的研究，發展出既能回應當代世界的變化和問題，又植根於深厚的傳統之中的學問，進而形成自己的獨特的學術視野，這是汪暉立志努力的方向.

女，1963年出生，武漢人。1991年藥理學碩士畢業后留校任教，2002和2004年分赴英國Institute of Food Research分子生化實驗室和美國Howard University藥學院進行合作研究。現為醫學院藥理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系主任，校工會副主席、基礎醫學院副院長。曾獲霍英東教育基金會全國高校青年教師獎、中國藥理學會Servier全國青年藥理學工作者光榮稱號及寶鋼教育基金全國優秀教師獎。主持和參加國家自然基金及省部級課題二十餘項，科研成果分獲湖北省自然科學和科技進步三等獎、湖北省衛生廳科技進步一等獎。主編或參編教材11部。發明專利4項。發表科研論文84篇，其中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49篇，SCI收錄論文10篇。

代表性論文：阿魏酸鈉對乙醇所致小鼠肝臟抗氧化功能改變的拮抗作用、阿魏酸鈉減輕對乙醯氨基酚致小鼠肝損

汪暉受訪時，總結了這一階段的回應方式：“作為學者，我反對學術不端行為，也倡導學者應該遵循基本的學術規範。因此作為當事人，在面對學術批評和指控的時候，最坦蕩的態度就是平心面對學術界的評判。學術共同體的判斷是最終的，個人辯解並不是決定性因素，如果有錯就得承認，如果舉報不實，學術界也會有公論。”

他提出，鍾彪、舒煒以逐條分析的方式澄清事實，但在媒體中沒有受到重視。他又補充說，3月下旬，《中國青年報》記者寫信要求採訪，他建議該報暫緩報道，表示願意在回國后與該報記者逐一核對原文，做出全面的回應，避免不必要的錯誤和混亂，但媒體不願意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