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駕

1804年，伯駕（Peter Parker）出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弗蘭明罕（Framingham）。

1820年4月15日，16歲的伯駕受洗成為基督徒，當時他就立志將來成為一個宣教士，有朝一日到異邦去傳福音。

1827年，伯駕考入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三年後，他考入耶魯大學 (Yale College）。

1831年4月間，當“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美國最早的海外宣教團體）宣教士安路福（Rufus Anderson）來耶魯校園主領福音聚會時，促成了伯駕獻身做一個宣教士的決定。於是他向美部會提出了申請，受到接納后，重回耶魯接受神學和醫學的訓練。

1834年3月，伯駕獲得醫學博士學位並醫生資格；5月被美國長老會按立為牧師；6月1日又在紐約長老會教堂正式任命為宣教士，三天後即接受美部會的派遣去中國廣州，從而成為美國第一位來華醫療宣教士。6月3日，伯駕乘坐“馬禮遜號”從紐約出發赴中國，10月26日抵達廣州。不過12月14日他又乘坐“威廉堡號” （Fort william）離開廣州，前往新加坡同帝禮仕會合。

1835年1月1日，伯駕在新加坡為中國人開設了一家診所，這家診所一直維持到了次年的8月，不久之後他又回到廣州，在當地開辦眼科醫院。1836年5月醫院維修期間，他臨時前往澳門。

1837年7月3日，當“馬禮遜號”起程將一批遭遇海難的日本人送回日本時，伯駕作為隨船醫生參與了此次航行，並有機會在那霸的琉球人中行醫，不過這次航行的最終目的完全沒有達到。8月29日，伯駕乘船回到澳門，由於身染疾病，他無法專整料理醫院事務。因此又拖了一個月直到10月1 日醫院方才重新開門。

1838年2月，中華醫學傳道會在廣州成工，伯駕被選為副會長，他的醫院也由該會贊助。7月5日，伯駕暫時放下廣州的工作前往澳門，在那裡建立了一家醫院，這也是由醫學傳道會出資開辦的。10月1日，伯駕回到廣州。

1839年4月和5月期間，所有在廣州的外國人都被禁錮在商館之內，醫院的運作也不得不中止，伯駕醫生只能私下替人看病。外國人不再被禁錮之後，伯駕醫生的這種看病方式依然持續了一段時間，但後來由於前來看病的人太多，他的私人診所容納不下，於是佔用了英國醫生剛剛撤離的廣州醫務所，將其建為一家綜合診所而不僅僅是眼型診所。

1840年，省城的政治矛盾愈演愈烈，這令伯駕認為有必要將醫院關閉。該年7月5日，他乘坐“尼安帝克號”（Niantic）前往紐約，在美國期間，伯駕為了促進中國醫學傳道會的事業，在華盛頓、費城、紐約、波士頓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發表了許多演說。

1841年4月17日，他起程前往英國，在倫敦的六個星期中，伯駕先後造訪了劍橋、伯明翰、利物浦、格拉斯哥以及愛丁堡，收穫了許多同情和鼓勵，之後他還到巴黎作了一次短暫的考察，接著返回美國，在費城度過了大半個冬天。離開中國的這段時間，伯駕結了婚。

1842年10月4日他同夫人一起回到中國。11月5日，他們在廣州安頓下來，11月21日伯駕回到眼科醫院重新開始工作，同時挪出了一部分時間用英語佈道。

1844年3月由顧盛領導的美國公使團抵華久，伯駕和裨治文被同時任命為使團秘書，7月3日，該使團同中國簽訂了《中美望廈條約》。使團8月底離開后，伯駕誓時從這份工作中擺脫了出來。

1845年最後一天在廣州泮塘交換條約批准書時，伯駕負責翻譯工作，隨後又擔任代辦。

1847年，伯駕同美部會的關係終止。

1848年l8月，美國駐華公使戴維斯（Davis）先生來到后，伯駕辭去了代辦一職，繼續擔任公使團的秘書和翻譯。

1850年5月24日，戴維斯先生離開中國，之後伯駕繼續從事代辦之職。

1853年3月27日，伯駕陪同公使馬沙利（Marshall）乘坐美國汽船“薩斯喀那號”（susquehanna）來到上海。4月2日，他們起程赴南京，但由於船在長江擱淺而被迫折返，4日回到上海。4月29日，伯駕乘坐“拉瑞斯號”（Larriston）汽船前往香港。5月2日半夜，船在閩江口遭遇海難，不過伯駕最終還是安全地到達了香港。

1854年，伯駕同新來的美國公使麥蓮（Maclane）一起來到上海，隨後又陪公使前往北河口，英美公使在北河口聯合提出申清，希望獲准到京城討論條約事宣，他們在那裡從10月15日待到11月10日。在這期間，身為翻譯的伯駕醫生和麥都思先生不斷和岸上的官員會面。

1855年春天，伯駕回美國時被任立為駐華公使，同時他將醫院父給了嘉約翰醫生（Dr. Kerr）打理。

1857年，伯駕從公使之任上退下，之後他離開中國回到美國。

伯駕（Peter Parker）於1804年出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弗蘭明罕（Framingham）一個具有濃厚清教徒傳統的農家，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有兩個姐姐和一個妹妹。他們在父母的言傳身教下，過著敬虔、純樸的生活。因家境比較貧困，伯駕年少時除上學外，課餘時間還要到農場勞作。每禮拜日和父母家人一起到教會做禮拜，在信仰上受到很好的熏陶。1820年4月15日，16歲的伯駕受洗成為基督徒，當時他就立志將來成為一個宣教士，有朝一日到異邦去傳福音。中學時期，他父親去世。1827年，伯駕考入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靠打工賺錢支持自己讀書。三年後，他考入耶魯大學 (Ya1e College）。由於耶魯承認他在阿默斯特學院的全部學分，所以他直接升入四年級學習。在耶魯他修讀了解剖學、化學、植物學、地質學、天文學和哲學等課程，於1831年9月畢業，獲得學士學位。在耶魯期間，他不但精於學業，而且努力追求過一種聖潔的基督徒生活。在其日記中，經常出現的一句話就是：“我願更加聖潔、更像耶穌”。1831年4月間，當“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美國最早的海外宣教團體）宣教士安路福（Rufus Anderson）來耶魯校園主領福音聚會時，促成了伯駕獻身做一個宣教士的決定。於是他向美部會提出了申請，受到接納后，重回耶魯接受神學和醫學的訓練。1834年3月，伯駕獲得醫學博士學位並醫生資格；5月被美國長老會按立為牧師；6月1日又在紐約長老會教堂正式任命為宣教士，三天後即接受美部會的派遣去中國廣州，從而成為美國第一位來華醫療宣教士。

開業

1835年，伯駕在廣州創辦的教會醫院——“眼科醫局”（博濟醫院前身）是中國境內第一所現代化的醫院。

1835年8月，伯駕在廣州十三行新豆欄街租樓，開辦“眼科醫局”(又稱新豆欄醫局，即今十八甫一帶，原址已被毀）。該樓共3層，首層為地窖，第二層為候診室、診室及藥房，第三層為手術室以及可容2～3人的留醫室。后因病人增多，次年春獲當時廣州巨怡和行行商伍敦元先生捐贈，將租豐奉行一座三層樓房做為擴充業務院舍，設有接待室、診斷室、配藥室、手術室、觀察室等，候診室可以容納200多人，病房可以容納40多人。

1835年11月2日眼科醫局正式成立。由於醫術高明，免費為貧窮患者治病，求醫者日益增加。開院后不過17天，病歷表就增加到240多張，6個星期內接診450人，其中包括了幾位衙門的官員。為了使日漸增多的病人能夠循序就醫、提高效率，伯駕在病人進門后，先派發竹片製成的長方形號牌，然後病人就按照號牌上的號碼，循序進入診療室。據說這種已為當今世界各醫院普遍採用的“掛號制度”，就是源自伯駕在眼科醫局的這套設計呢！伯駕的專長本為眼科，所以一開始只看眼科的病，後來應病人的再三要求，也開始為他們看其它的病，從麻瘋病、象皮病到疝氣、腫瘤，無所不看，終於成了一個“全科大夫”。尤其在外科方面，伯駕在中國近代醫學史上寫下了幾個重要的首創紀錄：（1）割除乳癌(1836年)，（2）割除膀胱結石(1844年)，（3）使用乙醚麻醉(1847年)與氯仿麻醉(1848年)。

此外，伯駕也以割除腫瘤而著名，例如他的第446號病人就是一個嚴重的腫瘤患者，從右太陽穴一直向下長到右頰，整個右眼幾乎都被遮住了，結果1835年12月27日伯駕在鴉片鎮痛下為這名13歲小女孩施行手術，割下了這顆重達1.25磅重的腫瘤，18天後痊癒，挽回了她的性命。

眼科醫局除平常治療眼疾和各種病症外，特定每逢周四為割症日期。在眼科醫局設立的第一年（1835年11月4日至1836年11月4日）里，便收治病人2152人次，其中施行了中國第一次割除乳癌手術；一年之中診治的眼病有47類，其他病例23類，女性癌症病不治者有5宗。慕名前來訪問參觀者，不下六七千人次。到鴉片戰爭爆發時，經伯駕診治的病人已有近萬人次，且都免費。

1838年林則徐在廣州主持禁煙期間，也曾間接地接受過伯駕的診治。林則徐患有疝氣和哮喘病，曾派幕僚到伯駕處取疝帶及袪喘葯，並回贈水果等物。伯駕雖未見林則徐本人，但專為林則徐立下一個病歷，病歷編號為6565（載於1840年的《中國叢報》），這是最早保存下來的西醫病歷。眼科醫局患者的登記內容包括病案的編號、姓名、性別、年齡、籍貫、處方用藥、治療效果、手術種類、手術時間的長短，連取出的腫瘤或結石的大小等都有詳細的記錄。

停業及復業

1840年鴉片戰爭期間，眼科醫局停業關閉。1842年伯駕再度來到廣州，11月眼科醫局恢復業務，已不限於眼科，而是綜合性醫院了。此後，教會醫院都設置專職或兼職神甫或牧師，進行宣講教義的活動。但在眾多就醫者當中，對此感興趣者仍十分稀少。據曾定期到醫局協助伯駕傳教的梁發說，三年半時間裡被邀請參加禮拜聚會的1.5萬多人次中，“真誠研究真理（指基督教教義）的只有3個，而受洗歸主的人竟一個都沒有”。

儘管如此，醫局還是堅持開設下來，並且越辦越大。1844年，伯駕施行了中國第一例膀胱結石截除手術，在當時這類疾病極為常見的情況下，第一次成功所具有的示範意義是非常之大的。1847年，伯駕首次在中國應用乙醚麻醉施行外科手術，麻醉的使用更使他在短短几個月內贏得了巨大的聲譽。1848年，在醫局進行中國第一次試用氯仿麻醉法。以上2種麻醉法均為美、英籍人發現后的次年在中國的首例試用。1850年，又開始了病理屍體解剖術。

伯駕在1838年會同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與郭雷樞(Thomas R. Colledge)二人發起組織“中國醫學傳道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會員每年捐贈慈善款，支持眼科醫局，在聯繫早期的醫療宣教士方面發揮了很大的功能。伯駕自1834年抵廣州，至1857年返美國，歷2 3載，特別是1841年他漫遊歐美爭取捐助，為傳道會做了大量工作。 1855年因伯駕擔任美國駐華外交官，眼科醫局由另一個美國傳教士醫生嘉約翰接辦。

1857年4月22日，駐華公使一職被列衛廉（William B. Reed）所取代，伯駕遂結束了他在中國的宣教和外交生涯，於1857年底偕妻回到華盛頓特區定居，從此脫離了美國政界，也再沒有來中國。兩年後，夫婦倆竟喜得一個兒子，是時伯駕已經55歲。另一令人稱奇的是這位在眼科、外科與麻醉等方面都可以列入世界一流的醫生，回國后竟然沒有再為任何人看病，好象他根本未曾當過醫生一樣。不過他對中國的關注卻未中斷，繼續與其在中國的友人保持聯繫。當他得知博濟醫院在嘉約翰的領導下，在醫療宣教方面不斷取得進展時，心裡感到無比的快慰。當1885年博濟醫院為紀念伯駕開設醫療事業50周年時，他還寫信表示祝賀。

1859年，伯駕與美部會修好，並成為該差會的理事。1876年，伯駕在美擔任“中國醫藥傳道會”會長，同時受聘擔任美國國立博物館（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參議，以及耶魯大學校友會會長；他亦熱心於新成立的福音派聯盟。晚年期間他還撰寫了數本醫療宣教的書籍。伯駕前半生在中國的悲劇性經歷，是中國近代史上中西方文化、政治與軍事在激烈衝突中交匯的縮影；伯駕在美國度過他餘下後半生，於1888年在其寓所中去世，享年84歲。

1834年6月4日，伯駕告別親友，從紐約搭乘“馬禮遜號”輪船啟程，繞道好望角前往中國，於10月26日到達廣州。一個多月後，伯駕轉往新加坡，在那裡學習中文，從事醫療宣教十個月後，再次於1835年9月來到廣州。同年11月1日，伯駕決定在廣州開設醫局。在英美商人捐助下，又得到廣州十三行總商伍秉鑒的幫助——出租新豆欄街豐泰行房產的一部分給伯駕開設眼科醫局，年租金500元。該醫局當時稱“新豆欄醫局”，於11月4日開始接診病患者。不久因擴大業務而更名為“仁濟醫院”（Hospital of Universal Love，今中山醫科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的前身），意即“本耶穌基督大愛，以濟世為懷作宗旨”，伯駕自任院長。雖然此前曾有馬禮遜（Robert Morrison）、郭雷樞（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等人在澳門辦過醫療診所，但規模都很小，並且沒有延續下來。所以伯駕所創辦的這所醫院被認為是中國境內第一所正規的、現代化的西醫院。

新豆欄醫局一開始就頗具規模，有可容百多人的候診室，兼備40餘張病床，新式儀器一應俱全。伯駕的專長本是眼科，因此當初只打算為眼疾患者免費服務，贈醫施藥。其時因清政府的閉關政策，使中國百姓對西醫心存疑惑，不敢前來就醫，所以醫局開業的第一天，雖然標明免費治療，整天竟無人問津。次日一位飽受眼病折磨多年，卻又無錢求醫的婦女，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戰兢前來就診，從此揭開了西醫在中國治病的序幕。此後由於伯駕高明的醫術，和藹可親的服務，很快就贏得廣州百姓的信任。隨著伯駕治癒病人的數目增多，醫局的名聲愈加增大，前來求診的病人也就大增。根據紀錄，醫局開診后僅17天，前來求診的人數就達到240位，內中還包括好幾位衙門官員。為了使日漸增多的病人能夠循序就醫、提高效率，伯駕在病人進門后，先發給竹片製成的長方形號牌，然後病人就按照號牌上的號碼，循序進入診療室接受治療。據說這種已為今日世界各醫院普遍採用的“掛號制度”，就是源自於伯駕在新豆欄醫局的這套設計。新豆欄醫局開設之後第一年，一共診治病人2152人次，到醫院來訪問、參觀者不下六、七千人次。

在醫院日常診療工作中，大部分病人均由伯駕親自診治，診治病人數最高曾達一天200多人次。對就診病人，伯駕均嚴格實行病歷登記制度，除病人的姓名、性別、年齡、籍貫外，對處方用藥、治療效果、手術時間長短以及取出的腫瘤或結石的大小、重量等，都有詳細紀錄。在他的病歷記錄中，有一位13歲的小女孩，面部長有巨型腫瘤，從頭部太陽穴一直向下生長到右邊面頰，整個右眼幾乎都被遮閉掉。伯駕在徵得家長同意后，經過周密的準備，為這女孩進行了切割手術。當時還沒有麻醉劑，只是在手術前讓患者服用了一些鴉片劑，然後將女孩眼睛蒙住，把手腳捆綁在手術台上實施切割。最後伯駕成功地割下這顆一磅多重的腫瘤，這是伯駕來華后所施行的第一例外科手術。此後每次實施割治手術前後，伯駕都特別請畫家詳細繪下病人的病狀，保存下來，歸入檔桉，以供日後教學及研究參考。當時十三行有一位華人職業畫家，名叫關喬昌，西人稱他為琳呱（Lam Qua），有感於伯駕免費為華人治病，自願免費為伯駕畫下各種病狀，成為生動的病歷資料保留下來。如今尚存有110幅，其中86幅在耶魯大學醫學院圖書館（Yale Medical Library），23幅在倫敦蓋氏醫院的戈登博物館（Gordon Museum at Guy's Hospital），一幅在波士頓的康特威圖書館(Countway Library）；其中有30多幅是腫瘤患者的畫像。凡看過那些奇形怪狀、醜陋掙獰的腫瘤病狀的人，無不敬佩伯駕的醫術與愛心。伯駕在中國近代醫學史上首創多項紀錄，如割除扁桃腺（1836年）、割除膀胱結石（1844年）、使用乙醚麻醉（1847年）、採用氯彷麻醉方法（1848年）等。

伯駕每天清早起床，簡單就餐后，就為前來求診的人看病治療，往往一直忙到深夜。辛苦勞累不說，生活作息全無規律。但當他看到一個個病人經他治癒后離去，就心裡快慰，感到再苦再累都值了。他的服務體現了耶穌基督的博愛，中國百姓無論貧富貴賤，在他眼中皆一視同仁，他以行動見證了基督的福音。伯駕一直視醫療為傳揚福音的途徑。每次為病人施行手術前，他都迫切地為病人禱告，幫助病人信靠神，將他們交在最大的醫生耶穌手中，然後才進行手術。當痊癒后再同病人一起禱告感謝神，藉此使患者不但得到身體康復，更經歷到心靈的更新。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仁濟醫院被迫停業。戰爭期間（1840-1842年），伯駕周遊美國、歐陸、英格蘭及蘇格蘭等地，推動醫療宣教，招募醫療宣教士及募集宣教經費，同時也引進最新的醫學技術。1841年3月，37歲的伯駕與美國國務卿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的侄女哈烈特·韋伯斯特（Harriet Webster）小姐結婚。1842年11月，伯駕帶著他的新婚夫人返粵服務，此舉使其夫人成為第一位居留廣州的美國婦女。仁濟醫院復業時，已不限於眼科，改為一所綜合性醫院。伯駕在初設眼科醫局時，主要是治療眼病，後來應病人的需求，才增加診治其他病症的科目，仁濟醫院故而成為一間內外全科的醫院。

伯駕在華行醫十幾年中，先後診治過病人約53,000餘眾，內中上至兩廣總督耆英，下到渾身長滿疥瘡的乞丐，他都無分貴賤，一視同仁，秉承耶穌基督的大愛，一律細心救治。在他所挽救的許多生命中包括第一位華人牧師梁發在內，伯駕曾說：“我一生之中即使未做過其它善工，只恢復了這個為上帝所愛的僕人的健康，我也就不枉為人一世了”。後來梁發常到仁濟醫院來，向病人傳福音，也為伯駕分擔勞苦。

1838年2月21日，第一位來華美國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郭雷樞和伯駕，以及商界人士在廣州聯合發起成立了“中國醫藥傳道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hina)，郭雷樞被推為主席，伯駕為副會長。不久郭雷樞回英國長住，伯駕就成為實際的負責人。該醫藥會在聯繫早期醫療宣教士方面發揮了很大的功能。1839 年時，在華宣教士中只有兩位醫療宣教士；因著伯駕的推動，到了 1842年有更多的醫療宣教士陸續來華；五十年後，已經有61家醫院、44家藥房、100多位醫生和26位女醫生在華從事醫療宣教，許多華人也因著他們的愛心醫療而接受基督教信仰。

伯駕的醫院除了救治多人的生命外，還拯救了不少失喪的靈魂。由於仁濟醫院實行免費治療，且療效顯著，不久便聲名遠播，不少外地患者也前來求診，醫院門庭若市。為了解決人手不足問題，伯駕於1837年招收了3名華人青年，以半工半讀和帶徒弟的形式，向他們傳授西方醫術。其中最有成就者當屬關韜，他是那位經常為伯駕繪製病歷的畫師關喬昌的侄子。關韜約於1838年跟隨伯駕學醫，由於天性聰穎，且好學不倦，數年後即能獨立施行常見的眼疾手術，以及拔牙、治療脫臼、骨折等工作。因其品學兼優，深受伯駕之器重。每逢休假，伯駕就委任關韜代為主持診療工作。他精湛的醫術，良好的醫德，深受中外人士讚譽，亦首開中國人師從西人學習西醫之先河，畢業后成為中國土生土長的第一位西醫醫師。

伯駕是美國早期那些主張利用鴉片戰爭的有利時機派遣海軍到中國進行示威，乘機取得侵華權益的鼓吹者之一，而且是美國傳教士中最積極的突出代表。在鴉片戰爭期間，伯駕特地回國活動。1841年1月伯駕赴華盛頓拜訪當時任美國總統的凡·勃俊(Martin Van Buren）和國務卿福西瑟，旋被轉薦去會見新的國務卿韋伯斯特和新政權的其他人物，伯駕向他們提出，要求“立即派遣全權公使逕駐道光的宮廷”。以後又再度拜訪了新總統約翰泰勒（JohnTyler）和國務卿韋伯斯特。直至1842年9月，他還在策動曾任美國總統的亞達姆斯（John Quincy Adams）作為美國的專使來華。當年11月伯駕從美國返抵廣州，又鼓吹說南京條約簽訂后已有“足夠的證據可證明一個新的時代”已經到來，催促美國政府迅速派代表團前來中國乘機漁利。

正是由於伯駕等美國傳教士與在華商人的鼓動和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后給他們帶來的“興奮”，美國政府認為“如果要想獲得與英國相等的利益”就必須派遣專使來華與清政府進行談判。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便有1843年夏天以顧盛為專使的來華。在1844年7月簽訂中美《望廈條約》的過程中，伯駕不僅作為顧盛的譯員之一，而且為顧盛當謀士，出了不少主意，成為顧盛使華的重要助手。也正是由於這些原因，他於1844年起參加當時還設在廣州的美國駐華使館中工作，1845年至1855年任美國駐華使館頭等參贊，其間三次代理公使職務，1855—1857年正式任美國駐華公使。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前他與英法俄各國聯合向清政府提出“修約”要求，竭力擴大對華侵略權益，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侵華時，他又主張美國出兵侵佔中國領土台灣島。1857年8月伯駕卸任回國，1879年後在美國任《中國醫務傳教會》會長。

伯駕是在中英鴉片戰爭的前夜來到中國的。當時清政府實行閉關自守之政策，國家經濟制度是個龐大的自給自足經濟體系，西方剩餘資本和剩餘產品難以進入中國。另一方面，由於西方各國對中國茶葉、生絲需求龐大，反而使中國成為對外貿易的出超國。這使那些急於打開中國市場的西方國家，沮喪之餘，想方設法打破這一困局，以滿足其在數百年間飛躍發展起來的經濟擴張需要。鴉片貿易因此成為突破中國政治經濟防線的力量，於是鴉片急劇流入中國，大大損害了中國人的體質和精神，也給清政府帶來巨大經濟和政治危機。

1839年初，清廷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南來廣州，查禁鴉片。英國鴉片商敷衍他，不甘盡數交出鴉片。於是林則徐在3月24日派兵包圍了“夷館”，當時被困的外國人有三百多名，伯駕也在其中。經過一番對抗，三天之後“夷館”的領事義律屈服，遂命英商陸續繳清鴉片，不久英僑全部撤至香港和澳門。由於林則徐強硬的禁煙之舉，造成清朝政府與西方列國之間關係的緊張。1840年春，英國決定對中國出兵，6月，英國軍艦抵達廣東沿海，鴉片戰爭爆發。

當英僑撤至香港和澳門之際，伯駕卻獨自留在廣州，醫院照樣開診。到1840年6月之前，來醫院求醫者仍近一萬人次。因為他醫術高明，使其在廣東從民間到官方都頗有名望，與中國官員多有聯繫，連林則徐也先是請他開藥方為鴉片煙客戒毒，繼而請他為自己治療疝氣。林則徐本來就有疝氣病，來廣州后因勞累過度，舊病複發。7月，林則徐派人與伯駕取得聯繫，向他討教兩件事：其一，西方有無戒除鴉片的特效藥；其二，能否治療疝氣病。前者為公，後者為私。伯駕回復，沒有戒除鴉片煙癮的特效藥，但治療疝氣病有辦法，不過要病人親自來，因為他要給病人量身定製一個疝氣帶。林則徐身為欽差大臣，覺得不好把自己身體的隱私部位給外國人看，這是有失“官體”的事，於是就找了個身材和自己相彷的人做替身，派他去見伯駕。伯駕雖然對林則徐的做法難以理解，但還是給林則徐建了一個病歷，上記著：“病案6565號，疝氣，林則徐欽差大臣。”並為其診斷了病情，託人帶去了藥物和疝氣帶。經過伯駕的治療，林則徐的病情明顯好轉。

伯駕隨後為林則徐提供了治療鴉片危害的詳實資料，還曾為林搜集提供海外資料，幫助翻譯書報。《萬國律例》(Law of Nations)的片段中譯，就是伯駕所作。這些資料，對於林則徐等開明官員睜眼看世界，研究西方文明，進行外交與戰爭決策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外，伯駕還曾通過林則徐派來見他的使者，贈送林則徐一份地圖、一本地理書和一個地球儀。

1839年7月，伯駕給林則徐寫了一封信，信中詳細闡述了他對中英局勢的看法。伯駕無疑是一位反對讓鴉片荼毒生靈的人，對林則徐的禁煙立場，及中國人民所受鴉片荼毒之苦，深表理解與同情。他稱自己“特別是中國的朋友”，表示對“鴉片煙魔”的憎惡；稱讚林則徐“廉潔、愛國和仁慈”。但他婉勸林則徐放棄對抗英國的激烈行動，試圖緩和一觸即發的中英緊張關係。同時他也不諱指出林則徐由於不了解西方法律和國際慣例的欠缺而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並表示願意出面調解中英兩國的矛盾。最後他希望通過“體麵條約”的形式，規範中外關係，達到使中國對外開放的目的。這大概是第一次有人向中國官方提出放棄閉關自守國策，實行對外開放，與世界各國建立新型國家關係的建議。無論伯駕當時的主觀動機如何，這一建議具有深遠的意義。儘管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林則徐及清政府沒能接受伯駕的建議，但對於以後中國政治的演變還是有影響的。伯駕這封信，與他主動與林則徐聯繫的行動，顯示了伯駕希望通過影響中國統治階級上層人物，以圖建立新型的中西方關係，改變中國基本國策的願望。有史料證明，林則徐當年收到了伯駕的信，可是他沒有答覆。也許是林則徐考慮到中西嚴峻複雜的情勢，不宜雙方見面。兩個月後，鴉片戰爭爆發，伯駕不得不關閉他的仁濟醫院，離開廣州前往澳門。三個月後，林則徐亦被革職。到1842年，鴉片戰爭最終以清政府戰敗，簽訂《南京條約》，割地賠款而宣告結束。

伯駕的仁濟醫院在鴉片戰爭中被民眾燒毀。戰爭結束后，伯駕一面復辦醫院，一面積極從事外交政治活動。隨著他捲入政治與外交活動日深，與中華民族對立也日漸加深。1844年，中美在澳門望廈村從事《望廈條約》談判時，伯駕應聘擔任美國公使顧盛(Caleb Cushing)的部分時間秘書兼中文翻譯。《望廈條約》又稱《中美五口通商章程》，中方談判對手是兩廣總督耆英，他曾經接受過伯駕的診治。由於伯駕精通中文，熟悉中國情況，又通過行醫與中國官員結交，這給他的談判工作帶來許多便利。原來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后簽訂的《南京條約》中，對傳教問題沒有作出任何規定。這次經伯駕等人的力爭，在《望廈條約》中，加進了在華傳教自由之條款，對清政府採取弛禁基督教政策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特別是他與十三行鉅賈潘仕成等中方顧問的密切交往，促成了傳教條款的訂立和條約的簽訂。

由於伯駕越來越多地涉入美國的政治和外交事務，造成他與美部會之間的關係緊張，1845年終於被迫辭職，美部會也終止他作為該差會宣教士的資格，理由是伯駕把太多的時間用於醫療工作及外交事務，而忽略了宣教工作。同年，伯駕接受美國泰勒（John Tyler）總統的聘任，成為美國駐華外交代辦。1855年，美國政府正式委任他為駐華全權公使，仁濟醫院從此移交給美國北長老會宣教士嘉約翰（John Kerr）醫生，1859年遷入新址，改名為“博濟醫院”（Canton Hospital, Pok Tsai）。伯駕擔任駐華公使后，主張強勢外交，建議美國佔領台灣，以保持“勢力均衡”，並與英法各國聯合提出修約要求，為美國爭取更大的利益。

首先是西醫眼科技術的傳入。針對中國傳統醫術對治療眼病無能為力，伯駕開設眼科醫局，以治療眼疾為主，並藉此把西醫眼科技術傳入中國。伯駕實施的第一例眼科手術是治療瞼內翻，其方法是在眼下角通過瞼板做一個垂直交叉的切口，以避免凹陷，然後用鑷子曲郭雷樞發明)夾起上眼瞼上部外皮的摺痕，用摺疊剪刀切掉，留下靠近睫毛1/5的皮膚，這樣較之留下大部分外皮，睫毛能更為方便地外翻。手術結束后，傷口的邊緣用針縫合，用帶粘性的繃帶包紮。兩天以後，將縫合線剪開，4至5天後，病人即解除了痛苦。

伯駕在眼科技術上的第二個貢獻是在中國首次做白內障摘除手術。在最初4個月中，伯駕就實施30例白內障手術，只有2例沒有成功。此外，伯駕還治療過其他一些眼病，像沙眼、青光眼等。儘管伯駕從來沒有提及妙眼’夕這一名稱，但他屢次提到的粒狀眼瞼”、角膜豁”,‘饅性眼炎’夕等，所述癥狀顯然指的是沙眼。伯駕還介紹了一些治療藥物及方法，如用顛茄製劑或顛茄鹼、阿托品 (atropine·氯化亞汞·藍色藥丸(blue pill)等可以治療青光眼，他還記錄了馬錢子鹼在治療眼疾上的效用。雖然伯駕治療眼疾所採用的方法較之X-ray、激光及放射性同位素等是原始的，但與他同時代的眼科同輩相比是令人滿意的。對中國眼科學的發展而言，是一項奠基性的工作。

其次，伯駕在外科方而創下了中國近代醫學史上的幾項紀錄：一、割除扁桃腺。1836年，伯駕為編號2152患扁桃腺發炎的病人實施了割除扁桃腺手術，這是在中國實施的第一例割除扁桃腺手術。二、摘除結石。自1836年夏，伯駕己開始治療患有尿結石的患者，但直到1844年才實施首例切石手術。病人是一位35歲的膀膚結石患者，他一年前曾來過醫院，試用碎石術沒有成功。這次重回醫院后被告知，只有通過手術將結石摘除才能康復，最後病人同意了。像通常那樣，手術前幾星期做一些精神和身體方而的準備，給他提供福音書，宣傳基督教理，使其獲得信心后再實施手術。把己分成兩塊的結石通過側切手術取出體外，18天後病人完全痊癒。一周后，伯駕又實施第二例切石術。此後切石手術逐漸增多，最多的1851年竟達9例。三、傳入麻醉術，在外科手術首次使用乙醚麻醉(1848年)和氯仿麻醉(1849年)。1845年以前，伯駕實施外科切割術都是在無麻醉下進行的，這樣給病人帶來很大痛苦。為了減輕病人的痛苦，伯駕在實施切 除手術時嘗試採用麻醉術。最初用硫醚燦作麻醉劑，硫醚麻醉法的應用使醫院在實施外科手術上有重大進步。1847年10月，伯駕開始引進乙醚麻醉。這種麻醉方法顯然比較安全有效，但伯駕似乎沒有更多應用。1849年伯駕引入氯仿麻醉法。11月24日，伯駕首次對一例膀膚結石病人使用氯仿麻醉，結果十分成功。總之，由於麻醉術的應用，使醫生外科手術的選擇範圍大大擴展。1842年後，廣州眼科醫局雖仍以治療眼病為重點，但治療疾病的種類己涉及內外科、骨科、皮膚科、牙科等方而，手術包括腫瘤、膀膚結石、乳腺疾病、壞死性骨骼切除等。伯駕即以割除腫瘤著名。

伯駕診治病人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傳播西方醫學知識的過程。除此之外，伯駕還創作有中文醫學書籍，藉以傳播西醫學知識。據說伯駕曾著有《割除扁桃腺》)（1836年)、《摘除結石》（1844年)、《使用乙醚麻醉》（1847年)等書。伯駕開啟了醫藥傳教士著書立說的先河。伯駕之後，來華醫藥傳教士亦多有著書傳播西方醫學者，其中成就最大者當屬合信與嘉約翰。

近代意義上的醫院”應包括候診室、門診室、住院部、病房、手術室、藥房等，從這個意義上講，伯駕開設的廣州眼科醫局是19世紀中國最早的教會醫院。到嘉約翰主持的博濟醫院時，它己基本上具備了近代醫院的功能，成為一個多功能的醫療機構，成為中國歷史最久、規模最大、影響也最大的教會醫院。它不只帶來了西方的醫療技術，還帶來了西方醫院的管理辦法。在廣州眼科醫局，為便利前來就醫的病人，伯駕讓醫局看門人每天將標有中英文號碼的竹片發給前來就診者，就診者則按其到來的先後順序看病。每一位新病人的姓名、疾病狀況、號碼從醫院開張之日排起)、入院時間等都被記錄下來。這個卡片交給病人，由病人保存直至出院。每位病人的處方都被醫院保留下來，以便為病人再次就診時的開方提供參考。這就是現今世界上各醫院普遍採用的掛號制度”的最初形式，它是伯駕在廣州眼科醫局設計創造出來的，可視為他對中國醫學乃至世界醫學的重要貢獻。此外，伯駕在給病人實施重大手術時，往往要求與病人簽訂醫療協議書，以避免承擔不必要的責任。伯駕在報告中曾詳細記下這樣一份協議書:（我病人遭受結石痛苦，幾次尋求救助無效。如今我有幸受美國伯駕醫生之恩惠，將使用他的手術)刀把我的結石取出。當治癒時，不僅我一人受其恩惠，而且我的整個家庭都會感激他的偉大的仁慈。山高水深，不可逾越意即若結果不幸)，這和醫生無關，一切都是上天的旨意所定。以免空口無憑，我立字為證，作為證明交由醫生。

這當是中國醫學史最早的一份醫療協議書。作為手術前的必要手續，伯駕的這一首創今天己被廣泛應用。

隨著廣州眼科醫局的建立，尤其中國醫藥傳教會成立后，以廣州為中心，教會醫療事業擴展到澳門。鴉片戰爭后，隨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傳教士獲得了隨意到中國各地傳教的自由，教會醫院在各通商口岸甚至內地紛紛建立。到1890年以前，北京通州、張家口、太原、南京、濰坊、成都、福州、北海、常德、長沙、汕頭、溫州、揚州、蘇州、石家莊、保定、青島、南昌、無錫、蕪湖、開封、吉林、瀋陽、西安、蘭州、昆明、貴陽等均有教會醫生開展醫療事業。到1905年，教會醫院業己遍及全國二十多個省區達166所。由於教會醫院醫生和他們本國教會組織保持著密切聯繫，使他們能及時地輸入一些新技術，這使教會醫院在中國的發展保持技術優勢的同時，也使中國醫學日漸受到西方先進醫學知識的影響，推動了中國西醫學發展的進程。對此，近代著名醫史學家陳邦賢曾言: 今全國教會設立之醫院，數目與物質兩方，皆較中國自己公私設立者，多且備；各省著名之教會醫院，有如汕頭英國長老會之醫院，奉天蘇格蘭聯合自由會之醫院，杭州大英醫院，漢口英國醫院，上海倫敦會教會醫院，美國聖公會之醫院，濟南齊魯醫院，淮陰仁濟醫院，北京協和院等，皆資本雄厚，規模極大，馳名全國，每年活人無數，使中國醫學，日漸歐化。

可以說，清末來華的傳教士，尤其是新教傳教士，他們在中國開設的教會醫院對開創中國現代衛生醫療的建製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有人甚至這樣認為：中國新醫學的來源，顯而易見是教會醫學，這是沒有人能夠否認的。教會醫學校或醫院造就出來的醫師，大都為教會服務，被教會用為宣傳教義的工具，由此教義宣傳愈廣，教會醫學傳播亦愈普遍了。雖不可說中國新醫學的發展，全然由教會醫療事業所推動，但他們在此方而所發揮的重大作用，卻是必須正視的。

傳教士認為，若要長久廣泛地解除中國人的疾病痛苦，非造就中國醫學人才不可。最初在沒有醫學校的情況下，往往由傳教士醫生以收徒的方式，訓練中國生徒為醫療助手，他們逐漸掌握了西方醫學知識，給傳教士的醫療事業很大幫助，有的甚至獨立行醫，擴大了西醫的影響。在這方而，伯駕也是先驅者，他是第一位培養中國醫學學生的外國醫生。到1838年，伯駕報告中提及己有三名非常有希望的年輕人為其助手，其中一位‘巳經能實施簡單的手術’。此人應為關亞杜即（關韜)。關氏聰敏過人，西醫眼科及外科技術水平提高很快，一年後即巳成功實施二十多例白內障手術，為病人成功地切除一個重達3磅的瘤子”。關亞杜的品行及醫術頗得伯駕信任和賞識。1844年4月至9月，伯駕因參與顧盛使團外交事務而離開

醫院期間，眼科醫局交由關亞杜經營，病人並不因此而減少。四川總督不顧遠隔千里，邀請關亞杜到成都給他做白內障手術。畢華德甚至認為關亞杜館譽之隆，反在巴氏之上“巴氏”即指伯駕。1856年，清政府授予關亞杜璽品頂戴軍醫”，被委派到福建的清軍中擔任軍醫，成為中國第一個西式軍醫。伯駕前後共培養十多位中國醫學人才，以關亞杜最有成就。攤魏林回憶他在廣州醫院裡見到的中國助手說：這些青年人先前都受過良好的中文教育，後來又學會了英文，他們在醫院裡既是醫生的助手，又是翻譯。我耳聞目睹，對他們的造詣和在治病中顯示的才華，大為驚嘆。他們中不少人後來離開了醫院，在廣東省邊遠地區私人獨立行醫。這些最早掌握西方醫學知識的中國助手和醫生，便成為中國醫學業界的先導人。

但是，這種培養方式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無法滿足教會醫藥事業發展的需要。伯駕己有建立醫學校以培訓中國醫學人才的想法，嘉約翰最終將它變成了現實。1866年，嘉約翰設立附屬於博濟醫院的“博濟醫學校”，這是中國最早的西醫教會醫學校，由嘉約翰主持。博濟醫學校的學生，既有來自教會學校的學生，也有開業的中醫生。學校人數不多，1868年只有12名。1879年，博濟醫學校正式定名為“南華醫科學校”(the South China Medical Collage )，學制3年，並於同年首次招收3名女生入學，成為中國第一所招收女學生的西醫學校。1887年，香港西醫書院成立，嘉約翰把南華醫科學校的部分學生轉到該校深造，其中即包括中國近代民主主義先驅者孫中山先生。

南華醫科學校培養了中國第一代西醫醫生。嘉約翰任校長期間，一共畢業了大約一百名西醫學生，肄業離校的有50名。這一百五十多名中國西醫醫生，除大部分在廣東各地行醫外，還有的到其他省區開展醫藥事業，對西醫及西方近代科學在中國傳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南華醫科學校創辦以後，許多教會醫院紛紛設立附屬醫學校，培養醫學人才。教會大學興起后，其中許多又設立了醫學院。除醫學教育外，各教會醫院還出版一些醫學書籍及教材，如博濟醫院前後就出版過42部醫學書籍及教材，對傳播西醫學知識、培養醫學人才貢獻良多。正如陳邦賢所指出的：各醫院之功績不獨為人治癒疾病，減少死亡率，而訓練甚多中國助手，翻譯西國醫學書籍為漢文，傳布西國醫學知識於中國，其功亦不小也。

綜上所論可知，儘管伯駕等傳教士在華從事醫療事業的主觀目的是藉助醫學傳教，然而在客觀上卻為中國從傳統醫學向新醫學的轉變注入了一股新鮮血液。自19世紀開始，中國醫療衛生事業所出現的變革性的重大變化，正是注入這股新鮮血液的結果。而這一切，皆與醫藥傳教的先驅伯駕有極深的淵源。以伯駕為代表的醫藥傳教士在中國的行醫傳教帶動晚清中國醫學近代化的進程，而伯駕也藉此在很大程度上參與了改變中國的歷史潮流，並成為這股浪潮中一朵閃耀的浪花。

英文

1.Journal of an Expedition from Singapore to Japan，with a visit to Loo-choo（《從新加坡途經琉球前往日本考察日誌》），該書介紹了這些島嶼及島上居民，試圖通過在英國受過教育的當地人的幫助，在日本開創傳教事業，18開本；75頁，倫敦； 1838年。

2.statements respecting hospitals in china（《有關中國醫院的陳述》），前言為寫給愛丁堡皇家醫學會副主席、醫學博士約翰·艾伯克龍比（John Abercrombie）的一封信，32頁；倫敦和格拉斯哥；1842年。

3.Fifteen Reports of Opthalmic Hospital at Canton（《廣州眼科醫院的十五份報告》）報告在廣州和澳門不定期出版，有時間隔三個月出，有時半年，有時一年甚至更長時間，以獨立小冊子出版，同時也刊登在《中國叢報》第4~20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