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

“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衍生於結構主義，而結構主義又源於“結構”這個技術名詞。“結構”是用於建築和生物學上的詞，也是人們運用它去認識事物的最常規的方法之一。但由它演變為結構主義，卻經歷了一個久遠的過程，甚至可以追溯到文藝復興時期。它在發展中經過歌德的自然哲學階段，然後分別向洪堡和索緒爾的語言學和湯普遜的生物學兩條平行的道路發展。但現代結構主義受影響最大的，當屬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的理論。索氏在自己的語言學研究中，打破傳統語言學家只注重“歷時態”的研究方法，而主張“共時態”的研究方法；主張語言的整個系統，反對孤立不變地研究語言的要素。索氏的“系統”概念，就是後來“結構主義”的概念。索氏還提出了“語言”和“言語”之間的區別，認為語言是一個完整的符號系統，而個人的語言行為則是言語，語言記號是概念和音像之間的一種聯繫。這一思想為後來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家發展成為“符號學”。20世紀20年代前後，莫斯科出現了以羅曼·雅各布遜為代表的莫斯科語言學小組，他們的活動對俄國文學“先鋒派”和“未來派”均產生過影響。雅各布遜後來移居布拉格，在他的帶領下，30年代前後形成了“布拉格語言學派”。該學派於1929年舉行首次集會，但至1935年才與莫斯科語言學派劃清了界線，“結構主義”才正式出現在語言學家的著作之中。布拉格學派在其著名的“布拉格提綱”中認為，語言被表述為功能系統，是一個表達手段的系統，它的運用始終與目標有關。這就是日後發展起來的結構主義思想的基本原則。60年代，以喬姆斯基為首的“轉換生成語言學派”在美國形成。喬氏把生成能力看作是語言最重要的特點，強調語言能力的天賦性和內在性。他還特彆強調語法的轉換規則，認為它是無所不能的。喬氏還指出語言的結論有“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深層結構說明語義，表層結構說明語音。喬氏的理論對法國結構主義學派產生了很大影響。至此，結構主義的基本特點已經形成：它是一種並不怎麼屬於哲學的方法，它所注重的是事物的模式研究，而不注重事物的本質研究；強調事物客觀結構的作用，而否定入對事物的主觀作用；強調事物的整體結構，而忽視事物的局部；強調事物的形式（例如記號、符號等等），而忽視事物的真正內容；強調以“共時態”方法去研究事物，而反對用“歷時態”方法去研究事物。

上述各結構語言學派的涉獵範圍主要在語言學方面，真正把結構主義運用到社會學、哲學、文藝文化等方面的，是法國結構主義學派（由於其代表人物均集中在巴黎，所以也稱之為“巴黎結構主義學派”）。最早把結構主義引入社會學中去的，當推列維-斯特勞斯。列維-斯特勞斯研究的領域是人類學。在30年代，他就開始這方面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旅居美國，在那裡結識了雅各布遜，從而開始接受結構主義的方法。他還把荷蘭學者對印尼人類學研究所使用的結構主義方法直接應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去，逐漸形成了他自己的結構主義人類學。1962年，他發表了《野蠻人的心靈》，引起很大的轟動，揭開了法國結構主義高潮的序幕。列維-斯特勞斯在這部著作中，不僅運用了索緒爾以來各語言學派結構主義的方法，而且還把弗洛伊德學說中的“意識”、“無意識”等概念引入到自己的研究中去。此外，別具思想意義的是，列維-斯特勞斯在他的這部著作中，批判了薩特存在主義的“辯證理性”，這標誌著結構主義取代存在主義的時代到來。接著，法國各結構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紛紛登台：有運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從事語言心理分析的雅克·拉康，他提出了“鏡像論”來解釋人們的認識活動；有運用結構主義方法從事文化史研究的米歇爾·富科，他提出用“知識型”的概念去解釋人類各種類型的文化差異；有結構主義文藝理論家羅蘭·巴爾特，他提出“結構式的人”的概念去解釋文學作品中的想像人物；還有著名的語言文學理論團體“太凱爾”（Tel Quel），這是1960年由索萊爾、法葉等人在巴黎創辦的先鋒派文學理論團體，他們主張對文藝作用及其語言進行結構分析，並提倡所謂的“創造性”的閱讀方法。在如此濃重的結構主義氛圍中，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出現也就毫不足為奇了。

最早把馬克思主義與結構主義相提並論的人，並不是阿爾都塞，而是當時年青的人類學家呂西安·塞巴格。塞巴格也曾加入過法國共產黨，讀過<<資本論>>後來他同法國共產黨的路線相左，便試圖把馬克思主義納入結構主義的軌道。1963年，他發表了《馬克思主義與結構主義》的著作，第一次正式論及結構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關係問題。塞巴格在這部著作中認為，結構主義是一種最好的科學方法，這一方法在歷史、本體論、精神分析和馬克思主義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還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社會現象的總體性的理論，結構主義則在於了解人類的現實。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愈來愈變成一種“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則不是科學的東西。而結構主義則是科學的方法，因此馬克思主義應該和結構主義結合起來。只有這樣，才能理解馬克思關於社會現象的總體性理論，才能明確理解人類現實。塞巴格在結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結合方面開了先河，但因他過早辭世，沒有留下其他作品，所以並未引起理論界的注意。除塞巴格之外，列維-斯特勞斯、拉康和皮亞傑等人在他們的著作中均涉及到結構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關係的問題。他們一致的觀點是：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存在著結構主義的方法，他們自己的結構主義方法就是從馬克思主義中來的，所以他們贊同“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真正代表是路易·阿爾都塞。

阿爾都塞，1918年10月26日出生於阿爾及利亞首都郊區比曼德萊鎮的阿爾都塞是一個銀行職員的兒子，從中學時代起，他就回到了法國。在準備大學會考的學習階段，他認識了當時的哲學教師、柏格森主義者、神學理論家讓·基冬。在他的影響下，阿爾都塞加入了當時所在學校里昂帕爾克中學的青年基督教組織。青年時期的這段經歷，對他晚期的思想有很大的影響。1939年夏，阿爾都塞考入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同年底被應徵入伍，次年6月隨軍被德軍俘虜，被關押在集中營直至戰爭結束。1945年，阿爾都塞重返課堂。1948年，在著名科學史家和哲學家加斯東·巴歇拉爾（Gaston·Bachelard）的指導下，通過了教師資格考試論文《黑格爾哲學內容的概念》，獲哲學教師資格，並留校任教，同年加入法國共產黨。此後，他除教學外，主要從事18世紀政治歷史和哲學方面的研究。60年代初開始，他參加理論界關於“青年馬克思”和“人道主義”問題的大討論，發表了一系列別具一格的論戰性的文章。1965年，阿爾都塞把自己發表過的文章彙集成冊，以《保衛馬克思》的書名發表。同年底，他又和幾個青年同事一起，發表了《讀〈資本論〉》。阿爾都塞的思想理論由此引起很大的轟動。尤其1968年5月，法國青年學生掀起“五月風暴”，他們把阿爾都塞當作自己的精神領袖。1975年夏，阿爾都塞在亞眠畢加爾底大學通過了哲學博士學位的答辯。他遞交的論文有：《費爾巴哈的哲學宣言》、《保衛馬克思》、《讀〈資本論〉》和《孟德斯鳩：政治和歷史》。70年代末，阿爾都塞的思想發生了變化。一方面他對法共的政治路線持愈來愈激烈的批評態度；另方面青年時期的信仰死灰復燃，使他對共產主義的運動前途喪失了信心，從而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危機論”。他個人也陷入了嚴重的精神危機，而從1980年11月起不得不退出了理論界，直至1990年10月逝世。阿爾都塞的著作，除上面提到的幾種外，主要還有：《列寧和哲學》（1969）、《答約翰·劉易斯》（1973）、《哲學和科學家的自發哲學》（1974）、《自我批評提綱》（1974）、《立場》（1976）以及《法共22大》（1977）等。阿爾都塞的獨特思想結論都反映在他的這些著作之中，而他的這些思想結論都是他運用“徵候閱讀法”（Lecture Symptomatique）讀解馬克思的原著之後產生的。所謂“徵候閱讀法”這個概念，是阿爾都塞汲取了巴黎結構主義語言學派的研究成果之後產生的。巴黎結構主義語言學家提出了“創造性”的閱讀方法，這種方法認為，每一個著作的著者在寫作時均處於一種“不及物狀態”，所以他寫下的文字必然具有“二維”的功能：一維是表面書寫語的意思；另一維是字裡行間看不見的那層意思，這層意思更加重要。結構語言學家的這些觀點是從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中得來的。阿爾都塞的“徵候閱讀法”，就是根據語言文字一維中所表現的“徵候”，把二維的意思從作者的“理論框架”的深處“挖掘出來”。依據這種讀解法去研讀馬克思的原著，阿爾都塞對馬克思的思想發展以及對馬克思主義均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解釋。首先，阿爾都塞認為，馬克思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是發現了歷史新大陸，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依據這一論斷，阿爾都塞得出如下結論：第一，在馬克思的思想發展中，存在著一個“認識論的斷裂”。這是阿爾都塞借用他的老師巴歇拉爾關於科學發展認識論有關的概念，解釋馬克思的思想發展。巴歇拉爾從否定的哲學出發認為，任何一門科學在創立的時候，必有一個“認識論的斷裂”，這一斷裂否定了舊的認識，確立了新的認識，“斷裂”為新舊學科之間劃清了界限。阿爾都塞認為，在馬克思的思想發展中，“認識論的斷裂”確確實實是存在著的，這個斷裂的界限在1845年。1845年之前，馬克思的思想處於非科學的“意識形態”階段；1845年之後，是“非意識形態”的科學階段。這一斷裂的標誌著作是《費爾巴哈論綱》。

由此，阿爾都塞得出馬克思思想發展的分期法：

阿爾都塞的這種分期法基本上是正確的，意義在於澄清當時國際上流行的青年馬克思的思想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說法。但他硬性地把馬克思分成兩個，卻是錯誤的。第二，阿爾都塞在論述馬克思思想發展的時候，特彆強調他的人道主義思想的變化。他認為，馬克思在1845年之前是受人道主義思想支配的時期：先是受康德、費希特的影響，是理性加自由的人道主義時期；而後是受費爾巴哈影響，是“共同體”的人道主義時期，在整個這一時期中，馬克思並不曾受黑格爾思想的影響。這一階段後期，在“人的解放問題”上，馬克思寄自由資產階級身上的希望破滅，轉而把希望放在無產階級身上，要求哲學同無產階級結成同盟，並認識到，要用“物質批判”去摧毀普魯士的專制制度。這個時候，馬克思已逐步拋棄人道主義。1845年以《費爾巴哈論綱》為標誌，馬克思的思想發生了“認識論的斷裂”，也就是與非科學的意識形態決裂，等於向人道主義決裂。因此，阿爾都塞斷言，成熟后的馬克思思想是“反人道主義”的。阿爾都塞反人道主義的觀點是對存在主義的反動。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法國存在主義盛行。50年代以來，存在主義者抓住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一些“事實”，抓住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某些事件，例如“匈牙利事件”，大做文章。借口把馬克思主義與存在主義相結合而大肆鼓吹以“我”即“主體”為中心，強調人的“散朴性”（facticité）。阿爾都塞則根據巴黎結構主義“主體移心化”的觀點，提出與存在主義對立的反人道主義的論點。他大聲疾呼：“必須把人的哲學神話打得粉碎，在此絕對條件下，才能對人類世界有所認識”。（《馬克思主義和人道主義》）他認為，在馬克思的思想發展中，馬克思同一切哲學人本學和哲學人道主義的決裂不是一項次要的細節，它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前提，又是與馬克思的科學混成一體的。阿爾都塞的這些觀點，對於粉碎西方資產階級學者歪曲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化的企圖，起了積極的作用。第三，阿爾都塞認為，發生認識論斷裂之後的馬克思思想也是“反經驗主義”的。他認為，經驗主義單純地把直接的“感覺”和獨特的“個體”作為本質的存在物而作為加工對象，而科學則總是以現有的概念，即“一般甲”作為加工對象，它既不加工純粹的客觀“材料”，也不加工絕對的“事實”。由“一般甲”（概念原料）加工成“一般丙”（概念或認識），即由“抽象”轉化為“具體”這個過程，只涉及理論實踐的過程，即完全“在認識過程中”進行。“一般甲”和“一般丙”之間，從不存在本質的同一性，只有真實的轉化性。費爾巴哈恰恰把二者混淆起來，處於費爾巴哈階段的馬克思也是如此。後來當馬克思有意識地放棄經驗主義意識形態的時候，他就拋棄了這種意識形態的混淆。於是，阿爾都塞得出結論說，馬克思主義是“反經驗主義”的。根據這種觀點，阿爾都塞反對馬克思本人把自己的辯證法說成是黑格爾辯證法的“顛倒”。因為黑格爾用觀念運動去解釋科學工作的現實，把抽象到具體的整個過程當作是概念的自生。由於這個原因，黑格爾不承認真實的質的不同和質的轉變，不承認理論實踐過程本身在本質上由中斷所構成。這實際上是把思維與存在、思維過程與存在過程、思維“具體”與“實在具體”等同起來。因此，馬克思用“顛倒”的概念向我們指出的“清算”，不可能是一種與經驗主義決裂的另一種相反的理論。第四，阿爾都塞認為，馬克思在其發生認識論斷裂以後的思想，正如不是一種人道主義一樣，是一種反歷史主義的理論。阿爾都塞提出這一論點的全部根據，就是否認主體（人）創造歷史，而強調歷史是“無主體過程”，他說：“我們認為，全部歷史對象的科學是建立在已知的、現存的歷史對象基礎上的，對象成了已往歷史的結果。從現在出發並建立在已出現的客體的任何認識的進行，只不過是這一客體的在過去基礎上的現在的投影”。（《讀〈資本論〉》）另外，阿爾都塞也汲取了巴黎其他結構主義學者的見解。例如列維-斯特勞斯主張“拋棄主體（人）這個討厭的寵兒”，而認為歷史不是一個發展過程，而只是一連串的結構。福科也認為，歷史上的人是象海市蜃樓那樣瞬間即逝的東西，留下來的是“世界、世界的秩序和人的本質，而不是人”。巴爾特也和富科的觀點相同，完全否認客觀歷史的存在。可見，包括阿爾都塞在內的巴黎結構主義者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強調“共時性”，主張從橫斷面去對待歷史。阿爾都塞正是由此出發，認為馬克思從《哲學的貧困》開始，就把“反思的次序”倒轉過來，特別注意考察

事物的“總體的特別結構”，以便理解它的各環節的“構成關係”以及“歷史的特殊結構”，在此過程中，馬克思特彆強調事物內部各方面的“同時存在”和“相互依存”的關係。與此同時，阿爾都塞還提出了“兩個客體”的理論，認為在認識過程中存在著“實在客體”和“認識客體”。實在客體是變化的，所以是有歷史的；認識的客體是不變的，所以是沒有歷史的。阿爾都塞用上述理由去說明馬克思主義是“反歷史主義”的命題，用意是強調馬克思的歷史科學是建立在認識客體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現實客體基礎上。換言之，馬克思在創立歷史唯物主義的時候，是以已知的、現存的歷史對象為基礎的，是從已知的歷史材料抽象出來的，而不是直接從現實中得來的，也不以現實材料為材料去作出革命性的結論。阿爾都塞據此批評了葛蘭西“絕對歷史主義”的觀點。葛蘭西認為，在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中，“歷史”是中心，“唯物主義”是次要的。阿爾都塞反對這種說法，但他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反歷史主義”的，卻是一種誤解。因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與結構主義的歷史觀不同，它認為，人們按自己的物質生產的發展建立了相應的社會關係，他們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係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範疇。這些觀念和範疇也同他們所表現的關係一樣，不是永恆的，它們是歷史的產物。

此外，阿爾都塞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實行了“補充”，提出了“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新理論。按照這種理論，“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內容如下：

——宗教國家意識形態機器（各種教會制度）；

——教育國家意識形態機器（各種公私學校制度）；

——司法國家意識形態機器；

——政治國家意識形態機器（各種政黨的政治制度）；

——工會國家意識形態機器；

——信息國家意識形態機器（報刊、電台、電視等）；

——文化國家意識形態機器（文學藝術體育等等）。

阿爾都塞之所以提出這樣的新理論，是因為他覺得馬克思乃至列寧的著作“缺乏”有關國家的理論，特別是缺乏有關工會與國家的關係、缺乏國家意識形態機器方面的理論。他的這些思想為後來他的學生、著名的結構主義政治學家濮蘭查斯（Nicos·Poulantzas）所發展。

在認識論方面，阿爾都塞也進行了解釋和“補充”：

第一，阿爾都塞提出了“理論實踐”的新概念。阿爾都塞把人的社會實踐區分為“政治實踐”、“意識形態實踐”和“理論實踐”。所謂政治實踐，就是把一定的社會關係作為原料加工成一定的產品（新的社會關係）。意識形態實踐無論表現為宗教、政治、倫理、法律或藝術，都在加工自己的對象，即加工人的“意識”。理論實踐或科學實踐則是把現有的“經驗”實踐（人的具體活動）的產物加工為“知識”（科學真理）。阿爾都塞指出，理論認識的過程表現為：思想→初級理論（表象復現、直覺）→抽象概念→認識（“思維具體”）。據此，阿爾都塞認為理論是一種實踐，而且是一種特殊的實踐，它作用於特殊的對象，並製造出特殊的產品：“認識”。阿爾都塞的這一提法是與經驗主義針鋒相對的，但他的這種提法卻模糊了實踐與理論的界限，片面強調思維的活動，從而陷入了“理論主義”的泥坑。

第二，阿爾都塞提出了矛盾“多元決定”的概念，這也是阿爾都塞在認識論方面引起爭議的最著名的論點之一。“多元決定”這個概念，阿爾都塞承認是從結構語言學和心理分析學那裡借來的。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心理分析中，使用“意識”和“無意識”的概念去解釋人的心理行為，解釋人的語言和夢境，從而認為人的表面語言行為和夢境都是隱藏的思想的變形，要判斷出真實的思想，需要從“多元”方面加以考察。結構主義語言學家汲取了弗洛伊德拉康的上述觀點，並根據相關主體化的特點，把功能看作是主體對於外部世界來理解自己的方式，結果就產生了多功能主義。從上述觀點引伸出的“多元決定”，阿爾都塞用以解釋社會矛盾。他認為社會任何的矛盾和構成成分都由多元決定，根據這一觀點，社會經濟結構的革命不能閃電般地一下改變現存的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由革命所產生的社會，由於多元決定的關係，舊因素可以保持下去或死而復生。阿爾都塞還用這一概念去解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以及成功之後“斯大林主義現象”的產生原因。總的說來，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論”是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片面理解。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明確規定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關係；在社會歷史觀方面又明確肯定了一元論歷史觀。阿爾都塞卻以“多元決定”來代替一元決定論，這顯然是錯誤的。

上述是阿爾都塞的主要理論觀點，也就是通常人們所說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內容。這些理論觀點曾引起東西方理論界很大的爭論，或褒或貶各執其辭，至今仍然不息。但不管怎樣，下面幾方面事實卻是不容置辯的：從研究方法上來看，阿爾都塞並沒有脫離巴黎其他結構主義者的窠臼，儘管他矢口否認自己是結構主義者，但也承認自己的理論與結構主義術語“調情”超過了允許的程度；由於研究方法上的錯誤，致使他的理論存在著許多錯誤，如“斷裂”問題、“理論主義”傾向、“多元決定”以及“意識形態”問題等；在20世紀60—70年代，阿爾都塞的理論對打開法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新局面、保衛馬克思的某些方面的學說上，曾經作出過一定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