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屏江

1915年入學，1921年畢業於永城高等小學。1924年考入北京大學，經常接近進步師生和共產黨人，又閱讀了大量進步書刊，接受了馬克思主義。1925年5月，參加北京學生在景山公園舉行的國恥紀念大會。6月，參加聲援上海“五卅”反帝愛國運動。8月，參加北京各界群眾在新華門召開的反對關稅特別會議的國民大會。1926年3月，參加北京學生在天安門舉行的反對八國最後通牒國民大會，抗議日本艦船炮擊大沽口和各帝國主義聯合侵略中國的罪行。1927年在民主革命處於低潮時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8年畢業后，到陝西省政府任監印，繼續從事黨的工作。1930年受黨組織委派，返回永城，以教書為掩護領導當地革命鬥爭。1931年2月，任中共永城縣委委員，負責聯絡和內務工作。深入農村，向農民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組織窮人會，發展黨組織。1932年7月，領導永北薛湖、山城集地區農民抗繳鴉片煙捐的鬥爭，搗毀國民黨區公所，逼迫反動當局免除了當年全部煙稅。9月，參與組織和領導了永城火神店武裝暴動。暴動失敗后，被敵逮捕，轉押到開封河南省監獄。在敵人酷刑嚴訊、高官厚祿引誘面前，寧死不屈，百折不撓。被敵人以“豫東共黨要人”的罪名，判處長期關禁。1936年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被釋放返里，投入抗日救亡運動。1937年11月，任中共永城縣工作委員會書記和“民眾抗日動員委員會”委員兼民運指導員等職，培訓抗日骨幹，領導全縣的抗日救亡運動。為反擊國民黨永城頑固勢力，帶領學生隊到徐州第五戰區請願，得到李宗仁的支持。1938年5月永城淪陷后，組建抗日武裝學生隊，打日軍、捉漢奸，爭取“雜八隊”抗日。1938年9月，又幫助縣長魯雨亭組建抗日游擊隊，接受共產黨的領導，被編為湖西人民抗日義勇隊第二總隊第二十九大隊，后被編為新四軍游擊支隊第一總隊。並爭取雜八隊聶永煦等部歸編了新四軍或八路軍。1940年夏調任新四軍第六支隊（后改為八路軍第四縱隊、新四軍第四師）政治部宣傳部長。後到中共豫皖蘇邊區黨委宣傳部工作。1941年5月隨新四軍第四師向津浦路東轉移的途中，不幸犧牲。

1932年夏，中共永城縣委鑒於永城農民種植大煙的很多，官府又加重了煙稅數額，農民怨聲載道，縣委決定發動農民開展反抗煙稅鬥爭。麥收剛過，劉屏江就開始走村串戶“賣紙筆”了。6月中旬的一天，薛湖一帶的農民在劉屏江等率領下，數千人手拿杈把、掃帚、揚場杴，高喊著口號，從四面八方擁向山城集國民黨區公所。區長陳金新及所有官員聞訊嚇得躲藏起來。憤怒的群眾將區公所砸個稀巴爛。同時，縣城周圍的群眾在盛稅堂等領導下，包圍了縣城，砸開城門，擁進城內，迫使縣長熊文煦當眾焚燒了煙稅徵收登記冊，免除了當年的全部煙稅。

接著，由於中共徐州特委執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強制永城、宿縣、蕭縣等中共組織發動武裝暴動，使基層組織暴露出來。國民黨反動當局到處搜捕共產黨員。劉屏江冒著生命危險安排中共黨員疏散隱蔽，許多黨的骨幹在他安排下轉移到外地，為革命保存了一批力量。而他卻因沒有及時轉移遭國民黨永城縣軍警逮捕，關押在永城監獄。后又押解到開封河南監獄。國民黨對他酷刑嚴訊，軟硬兼施，逼他自首反共。但他寧死不屈。一次，獄長逼他寫自首書。他即喝令“拿紙筆來!”獄長喜出望外，急忙令人拿來筆墨紙硯，磨墨展紙。劉屏江隨即飽蘸筆墨，“刷刷刷”一氣寫了幾張紙。只見上面有的寫著：“國民黨政治黑暗，官府腐敗，獨裁賣國，踐踏民主，欺壓百姓，決沒有好下場!”有的直接寫著：“打倒國民黨反動派!”獄長看了暴跳如雷，惡狠狠地大喊：“槍斃!”後由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斡旋，國民黨河南省當局便以“共黨要人”、“豫東匪首”的罪名，判以長期關禁。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國民黨釋放政治犯，劉屏江才被釋放出獄，返回永城原籍。

1937年11月初，劉屏江作為永城中共黨組織的代表參加了中共蘇魯豫皖特委在蕭縣黃口召開的擴大會議。會後，根據特委指示，成立了中共永城縣工作委員會，劉屏江任書記。工委充分利用國共合作的關係，公開領導抗日救亡工作，協助國民黨永城縣縣長魯雨亭成立了永城縣民眾抗日救亡動員委員會，劉屏江等工委成員皆被選為委員。劉屏江還被徐州第五戰區總動委會任命為永城民眾運動指導員。

為了培訓抗日骨幹，縣工委即以“動委會”名義舉辦了有180餘人參加的抗日青年訓練班。劉屏江、王卓然、陳建平等均在青訓班任教，講授《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李宗仁的《戰時七項禁令》等。軍事教官由國民黨永城縣保安大隊長郭鳴棠擔任，此人系國民黨CC派分子，思想反動，仍大講“攘外必先安內”等反共論調。劉屏江發動學員開展驅郭鬥爭。一夜之間，大街小巷到處貼滿了“打倒破壞抗日分子郭鳴棠”、“驅逐郭鳴棠出永城”等大字標語。第二天，劉屏江找到縣長魯雨亭，堅決要求撤換郭鳴棠。魯雨亭全力支持抗日，不幾天便以郭鳴棠“破壞抗日，破壞國共合作”為名，上報李宗仁將其撤職。

根據抗日救亡工作需要和特委指示，劉屏江等又通過縣長魯雨亭以青訓班學員為基礎組成抗日工作團，分赴各區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工作團在鄉下集會演講，教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劇，組織抗日聯庄會，反對土豪劣紳惡霸，清算聯保主任和保長的賬目，改選撤換民憤較大的保長。劉屏江則日夜往返於各區，指導工作團工作。工作團在鄉下僅月余時間，全縣500多個保長被撤換300多個。

然而，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卻引起了一些頑固反動分子的恐慌，國民黨永城縣黨部書記長，CC分子趙鐵卿與地方反動勢力王鳴岐、侯海若、蔡紫若、郭鳴棠等相勾結，策劃阻撓抗日救亡運動。他們聯名上告到國民黨河南省黨部，誣衊工作團在鄉下“宣傳赤化”，“胡作非為”，“無法無天”。省黨部立即責令魯雨亭“克日解散工作團，解散動委會”，“並聽候處置”。

面對反動勢力的猖狂進攻，劉屏江等奮起反擊，他與王卓然一起徒步趕到商丘專署交涉。他責問：“為什麼解散工作團？抗日何罪？反霸何罪?”強烈要求保留抗日工作團。商丘專員李正濤回答：“此系省黨部的指令，專署無權更改。”

劉屏江從商丘返永城后，立即召開工委緊急會議，研究了應急措施。

接著他們把工作團員全部召集到縣城，劉屏江情緒激昂地講話：“我們在鄉下的抗日活動，引起了一些頑固分子的恐慌，他們到開封告了我們一狀。省黨部竟不分青紅皂白，責令解散抗日工作團。我和王先生到商丘專署，要求保留工作團，他們卻不答應。”劉屏江提高了聲音，大聲問道：“我們抗日工作團解散不解散?”100多名工作團團員異口同聲：“決不解散!”接著，王卓然帶頭喊起了口號：“不做亡國奴，堅決抗戰到底!”

劉屏江接著說：“同學們，王先生我們幾個商量了，此處不講理，自有講理處。永城在軍事上屬於第五戰區管轄，河南省黨部不講理，我們就到徐州去找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去。”“對！對!到徐州找李宗仁去!”大家情緒激昂，恨不得馬上趕到徐州，得到李宗仁的支持。魯雨亭親筆修函給李宗仁，並捐助100塊銀元支持。

次日一早，劉屏江與王卓然、王更生、陳建平率領100多名學員出發了。他們高舉著“永城縣抗日救亡隊請願團”的大旗，徒步奔赴徐州第五戰區總動委會請願。經過兩天的急行軍，步行210華里，到達徐州九里山軍營。

劉屏江等人不顧旅途疲勞，又趕到第五戰區總動委會，找到了李宗仁的高級顧問、總動委會秘書長劉漢川。次日劉漢川來到九里山軍營，代表李宗仁對永城的抗日救亡工作表示堅決支持。當天下午，李宗仁又在司令部接見了永城請願團代表。

請願團返回永城后，劉屏江和王更生立即面見魯雨亭。魯雨亭看了李宗仁的複信，決定採納劉屏江等人的意見，讓抗日工作團接管各區鄉政權。在劉屏江等帶領下，永城的抗日救亡運動又出現了新的高潮。

1938年5月12日，永城淪陷，劉屏江等轉移到鄉下繼續領導抗日鬥爭，不甘做亡國奴的永城人民紛紛聚眾抗日，各種名目的抗日隊伍迭起。但這些群眾抗日武裝成分複雜，紀律渙散，號令不一，各霸一方，各行其事，群眾稱之為“雜八隊”。為了引導他們成為真正的抗日隊伍，劉屏江和盛稅堂、王卓然等做了大量的工作，促其聯合起來，一致抗日。同時，他們又把原抗日工作團團員重新組織起來，建立起抗日武裝學生隊，並派隊員到各“雜八隊”任職，幫助、教育、聯合“雜八隊”抗日。

在此同時，劉屏江又幫助魯亭組建抗日游擊隊。在游擊隊走哪條道路的問題上，他與王卓然、陳建平給魯雨亭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同舊軍人出身的劉子仁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促使魯雨亭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歸編了新四軍。

1940年夏，劉屏江調到新四軍第六支隊政治部任宣傳科長，后又調到豫皖蘇邊區黨委宣傳部工作。1941年5月在隨軍轉移津浦路東時，不幸犧牲，時年34歲。新中國建立后，即被追認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