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彰風

饒彰風(1913—1970)，廣東大埔縣茶陽鎮下馬湖村人，原名饒高評，別名蒲特、張楓。祖父饒福田，是清代秀才，擅長書畫。父饒仁山曾在龍川縣貝嶺鎮做小生意。他因父親生意失敗，小學畢業之後，曾輟學兩年。民國16年(1927)，他以入學考試成績名列第一進入大埔中學就讀。民國19年考入公費的廣州陸地測量學校，三個月後，又轉入中山大學預科，後轉入中山大學農科。在中山大學期間，他常以“追光”的筆名在《民國日報》的副刊《黃花》上發表文章。民國21年夏，他利用暑期回鄉之機，邀集幾名志同道合的青年，出版《小小》刊物，揭露國民黨統治的黑幕，被公安局長羅錫蘭視為眼中釘，密謀逮捕他，終因埔中同學掩護而脫險。返廣州后，又與杜埃等辦起了刊物《天王星》，喊出了進步、革命、抗日救亡的呼聲，在北京、上海等地均有發行，在全國引起了一點反響。國民黨廣州公安局把它列為共產黨嫌疑犯，他遭追捕，不得已離穗到港。《天王星》事件稍息，他回到上海，通過暨南大學何家槐介紹，參加了“左聯”。后因父親病重，回到家鄉。

居鄉期間，得一位海外歸來的親戚支持，他在茶陽辦了一家文化書店。他以文化書店為陣地，大量銷售進步書刊。文化書店又是中共的地下交通站，香港、潮汕、興梅與閩西一帶來往的地下工作者，常在此進出。

民國24年(1935)，他到西河溪南埠福良（現在的溪南小學）學校，后又到梧崗小學教書，並開辦婦女夜校，宣傳抗日。這段時間，他還常以“追光”的筆名在汕頭的《星華日報》發表雜文、評論、小說和詩歌，宣傳抗日，評論時局。

民國25年(1936)夏，他回到廣州，參加了“突進社”並主編“突進”雜誌。中共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在香港成立，他成了“南臨委”在中山大學第一批發展黨員的對象。8月，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並被介紹到香港“南臨委”機關工作。民國27年春，中共廣東省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他被選為中共廣東省委委員，任宣傳部長。廣東文化界抗日救亡協會成立，他又兼任了這一協會的領導工作。民國28年2月，任“東江特委”宣傳部長。

民國32年(1943)12月，東江縱隊成立，他被任命為“東縱”秘書長。抗日戰爭剛結束，他被廣東區黨委派往香港。抵港后，他化名張楓，以東江大富商的身份，在各種場合出現。不久，又創辦了“為民主運動努力，為建國大業服務”的《正報》。因《正報》以黨刊的面目出現，宣傳上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東江縱隊北撤煙台后就停刊了。接著，黨又決定復刊《華商報》，他為《華商報》的復刊工作四處奔波，日夜操勞，還要撰寫重要社論，審閱重要文稿。為了把《華商報》辦成團結和爭取中間力量的報紙，還爭取陳嘉庚為復刊作了“蜀道如天，憂心如搗，還政於民，仍在健斗”的題詞。《華商報》在廣東、廣西、江西、福建、湖南、重慶等省市都有發行，是一份影響不小的報紙。此外，他還在東江游擊區抽調了一批幹部在香港建立了電台和“新華南通訊社”，被中共中央任命為該社社長。香港成立了東縱辦事處后，他又兼任了辦事處主任。“文委”成立后，他又與廖沫沙一起負責了“文委”工作。

民國36年(1947)3月，他曾離港赴南洋各地作統戰工作，團結華僑上層人物，陳嘉庚先生、陳育民先生等，都曾積極捐款，支援解放戰爭。

民國37年(1948)2月，黨組織又派他在新加坡組織“新華社新加坡分社”，出版《新華周報》，他任分社社長。5月，馬來西亞的形勢惡化，英國殖民主義者頒布了“英屬海峽殖民地法令”，宣布共產黨為非法組織，他因此於6月離開新加坡，繞道泰國返香港。

他返港后，仍以《華商報》為據點，繼續開展活動，經常邀請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章伯鈞、蔡廷鍇等開座談會，向他們介紹解放戰爭進展情況。之後，他又積極組織護送愛國民

主人士離港赴京參加政治協商會議，受到周恩來的表揚。

連貫北上后，香港的統戰工作，實際上就落在他的肩上。其時，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軍政要員都忙著尋求出路，他適時地做了大量的爭取工作。兩航起義（即國民黨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靈甫號、重慶號兩艦的起義，曾天節、李潔之、鄭蔭桐的起義，福建省銀行香港分行的起義等都是他直接參與策動的。此外，在運送大批的藥品、布匹、膠鞋、紙張等軍用物品回內地，支援游擊隊和南下解放大軍方面，他也付出了極大的心力。

廣州剛解放，他便於1949年10月17日抵達廣州，參加接管工作。隨後負責建立華南分局統戰部，先後擔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統戰部副部長、部長，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長職務。建國初期，有四五百名民主人士、進步人士雲集廣州，都由統戰部分別安排了適當的工作。此外，他還爭取動員過不少知識分子從外地回來參加新中國的建設，不少人後來都成了工作中的骨幹。在“左”的錯誤政策泛濫時，他敢於挺身而出，堅持實事求是，保護了不少人。全國政協副主席胡愈之曾稱讚說：“彰風同志很好，是做統戰工作的能手。”

1958年，他被指為“犯有嚴重右傾投降主義、嚴重的地方主義和嚴重的反黨活動性質的錯誤”而被撤銷了中共廣東省委委員、統戰部長和廣東省政協主席職務，降兩級，下放到連平縣山區當書記。直至1960年才又調回廣東省科委任省科委副主任，中共廣東省委文教辦公室副主任、主任，廣州外國語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等職務。

“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又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誣為“走資派”、“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受盡了殘酷的迫害，終於在1970年9月12日慘死在樂昌監獄。

1980年4月3日，中共廣東省紀律檢查委員會發文，撤銷1958年對他的處分決定，恢復其政治名譽。

饒彰風是大埔縣茶陽鎮人，小時候很喜歡看“外江戲”（即現在的廣東漢劇）。早年參加革命后，又與杜埃、江沐等地下黨員，經常在鄉間小學和大埔中學，利用漢劇和漢調音樂作宣傳，因而彰風同志很小就與漢劇漢樂結下不解之緣。解放后，饒彰風在華南分局、中南局、廣東省委先後任統戰部長。1954年，大埔民聲漢劇團（廣東漢劇院前身）首次到廣州演出就得到饒彰風的重視，他看到闊別30多年的“外江戲”格外親切，他廣泛地向演職人員了解情況。由於建團不久，演職員的經濟生活困難，劇團資金常有捉襟見肘，舞台設備破舊不堪，饒彰風了解到這些情況后，一方面建議文化主管部門加強領導，多方給予支持，另方面邀請各界人士召開座談會，為劇團提出修改、提高劇目的意見，並親自參與《林昭德》一劇“包公夜思”的構思，還字斟句酌的修改《昭君出塞》的曲詞。同時，又與省、市劇團聯繫，請來了馬老師（崑劇）、姜老師（京劇）、梁老師（粵劇）輔導演員基本功訓練、提高藝術表演水平。他還組織粵劇、漢劇同台演出，在兄弟劇種劇團中，開展學習活動、藝術交流，為藝苑譜寫了新篇章。在民聲漢劇團為廣州觀眾上演的《百里奚認妻》、《打洞結拜》、《昭君出塞》、《林昭德》和先後向粵劇團學習移植的《秦香蓮》、《搜書院》等劇，其中都飽含著彰風同志辛勤勞動。

1955年春，當廣東省委決定民聲漢劇團參加華南人民慰問團的時候，饒彰風與僑務部門的領導商量，要求把來自梅州僑鄉的藝術之花培植起來。在僑務部門的支持下，特地為劇團從海外購進了一批化妝品（珠頭），發動廣東、福建在海外一批熱心漢劇的華僑，還捐款購置服裝、道具和地毯等。

1956年，省委決定以原民聲漢劇團為基礎成立廣東漢劇團（1959年轉為廣東漢劇院）。彰風同志通過文化主管部門特地從惠陽地區文教辦公室抽調黃一清副主任到劇團任黨支部書記兼團長，並補充饒淑樞、羅九香、梁素珍、曾謀等一批藝術骨幹。

許多藝人在回憶往事時談到，饒彰風對藝人關心入微，他一貫把思想和實際問題分開，從不“頭髮鬍子一把抓”，對思想問題，總是以理服人，使人心悅誠服；對合理的要求，總是有求必應，或是主動關心照顧的。1955年春節前，民聲漢劇團在廣州待命演出，彰風同志像鄉親一樣來看大家，又似父兄一般風趣地對演職員說，“你們逛大街、上南方大廈還穿一雙木屐，是吧？”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接著，他很隨和地說：“你們上街別再穿木屐了，明天讓你們都穿上解放鞋！”在頃刻的靜默中，他又笑呵呵地說開了，“人逢佳節倍思親嘛，春節快到了，劇團的經濟情況還不好，組織決定每人發5元錢，先寄回家去給親人買肉過年！”這些感人至深的言行，無不令人熱淚盈眶。1960年，國家正處在經濟困難時期，饒彰風知道劇團買不到草紙作卸妝用，他便自己掏錢，從連平縣買來200多斤草紙，送給劇團。

饒彰風對戲曲的推陳出新也是很重視的。他一貫主張在劇目演出問題上搞“兩條腿走路”、“三並舉”，尤其提倡漢劇要多演現代戲。他說漢劇不革新就不能前進和發展。他經常向外地劇團要好劇本提供給廣東漢劇院演出，並安排學習觀摩。

歷歷往事難忘懷。黃桂珠生前在談到廣東漢劇的發展時說：“彰風同志的確是培育漢劇之花的好園丁，我們事業的每一個成就都是和他的關懷分不開的。”著名演員梁素珍更有感觸地說：“彰風同志對前輩藝人是如此的關懷愛護，對我們年青一代的成長寄予熱切的期望。他經常說，年青人有志氣，要使自己有點成就，接好前輩藝人的班，就要處理好個人的戀愛、婚姻、家庭。在演員中更要提倡晚婚和計劃生育。”

饒彰風不僅對廣東漢劇院（團）如此盡心儘力，對整個廣東漢劇事業的發展也是不遺餘力。惠陽地區漢劇團的前身——連平漢劇團，就是在他下放連平當縣委書記時一手組建起來的。大埔漢劇團和梅州各縣的木偶、漢劇團到廣州演出時，他同樣的熱情關心演員，幫助劇團及時解決演出方面的困難。

有人說饒彰風同志是廣東漢劇的“後台老闆”，彰風同志確是苦心扶植和辛勤培育“南國牡丹”的好園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