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和會

1922年的中國，北方先是第一次直奉大戰結束，奉軍慘敗退回東北。直系掌控北京政權，之後黎元洪被請回代行總統職權，國會重開。可內閣卻屢屢難產，或是任命的總理拒絕上任，如伍廷芳、唐紹儀；或是內閣被哄下台，如王寵惠組織的“好人內閣”。北京政壇上演著一幕幕“你方唱罷我登場”的鬧劇。

南方則是烽煙四起，廣東先是北伐軍挺進江西，後有陳炯明部兵變，孫中山被迫離開廣東，爾後又是劉震寰、沈鴻英等組成討賊軍與陳家軍在廣東激戰。四川則是熊克武派與劉湘派之間的軍閥內戰。廣西則為滇軍、桂軍的拉鋸。福建則由徐樹錚策劃兵變，成立“建國軍政制置府”，逼使李厚基下台。吳佩孚組織討逆軍進逼福建，徐樹錚離開福建，制置府垮台。湖南則上演著趙恆惕與譚延闓的權力角斗。一時間，南北兩地戰火衝天，政爭無窮，真可謂“城頭變幻大王旗”，此時的中國依舊是暗雲壓城。

脆弱的和平

1923年初，風向標似乎為之一變，南北各地的掌權者高談起了“和平、統一”。

1月4日，張紹曾內閣成立，此次內閣是黎元洪復職后的第一次正式組閣，也是自1917年國會解散以來眾、參兩院通過的唯一符合法理的內閣，張紹曾因而躊躇滿志，希望在他任期內實現全國統一，從而青史留名。

1月8日，他致電西南各省，主張“對內先謀事實上之協商，對外完成法律上之統一”，建議召集各省實力派、政黨領袖、在野名流在北京舉行“國事協商會”，協商和平統一問題。並派出大批代表分赴西南各省聯絡，還打算讓孫中山擔任全國鐵路督辦，以表善意。孫中山亦在眾參兩院通過張內閣案后，於1月3日寫信給張紹曾，提到“文自今夏直軍將士表示尊重護法以來，認為和平統一時機已至”，表示願意贊助和平統一，並派徐紹禎居中聯絡，商議和平統一方法。

此時，孫中山領導的討賊軍在廣東取得勝利，先後收復梧州、廣州等地，陳炯明部或潰退、或倒戈，陳炯明被迫退據惠州。廣東戰場上討賊軍的勝利使得北京張紹曾內閣更加重視與孫中山的協商。

1月25日，孫中山在上海寓所發表和平統一意見。次日，發表和平統一宣言，提議北方奉直皖三系及西南各省在統一未完成前划境自守，互不侵犯，根據“化兵為工”原則，裁去全國現有兵額之一半。宣言一經發表，黎元洪、張紹曾、段祺瑞、張作霖、盧永祥紛紛通電錶示贊成，黎、張二人並準備派代表前往上海與孫中山商討和平統一的具體方法，但因1月26日廣州發生江防事變，滇桂軍與粵軍發生衝突，胡漢民、鄒魯逃往香港而終止出發。不過孫中山在回到廣州之後，仍然在2月24日發表通電，重申裁兵統一的主張，並於28日任命胡漢民、孫洪伊、汪精衛、徐謙為辦理和平統一事宜全權代表。

黎、張二人也作出回應，3月27日派丁槐以總統特使名義赴廣州慰問孫中山，4月7日又派王寵惠以內閣代表名義南下，與孫中山代表胡漢民、徐謙等進行和平統一問題的談判，胡等提出北京政府撒銷閩、粵兩省督理為南北統一的先決條件，孫洪伊還提出黎元洪下野的條件。然而4月16日，沈鴻英在吳佩孚的指使下進攻廣州，孫中山命駐滬和談代表向王寵惠表示強烈抗議，並於4月19日致電上海議和代表，提出北方如欲言和，應先罷免吳佩孚，否則和談可以終止。這一條件是張紹曾內閣根本不可能答應的，也不敢同意的。因而此次上海南北和會無疾而終。

當黎元洪仍夢想著“和平統一”時，曹錕已等得不耐煩了，欲儘早坐上總統的位子，於是“驅黎”的鬧劇上演了。

4月26日，馮玉祥等率軍官數十人向張紹曾內閣索餉，張內閣無奈於6月6日宣布總辭職。

6月7日，曹錕又唆使北京駐軍第九、第十一、第十三師和步軍統領、毅軍、警察廳等單位代表五百餘人前往總統府要求總統發放欠餉，並進一步讓馮玉祥等北京駐軍軍官總辭。黎擔心兵變，被迫離開北京，前往天津避難，途中受直系軍閥王承斌的脅迫，黎元洪不得不通電國會宣布辭職。

“驅黎”成功后，曹錕原打算召開國會選舉總統，不料國會議員紛紛離開北京，總統選舉無法進行。而全國各地也紛紛通電，聲討直系在“倒閣、驅黎”時採取的種種無恥手段，直系一時名聲掃地，狼狽不堪。為減輕來自各方的壓力，曹錕希望拉攏國民黨、西南諸省實權派和北方奉皖派系，緩和與他們之間的緊張氣氛。於是曹錕放出風聲，表示願與孫中山和談，通過孫洪伊、楊度與國民黨駐滬代表徐謙等人接觸，並於7月2日和19日先後致電孫中山，表示願意響應孫中山的倡議，召開南北和會，實行兵工政策。但孫中山此時已對“曹吳分離”已趨悲觀，因而不願與曹錕有任何瓜葛。

7月4日回信於徐謙，直言：“中國現局墮落，…乃革命不徹底之所致。……從今以後，…再從事於徹底之革命”。

7月9日，致電上海國民黨中央會議否認“孫曹攜手”，7月12日致電孫洪伊，對於曹錕希望會談一事持懷疑態度，表示不相信曹有和談之誠意。這一次的南北接洽又是無功而返。

淺議和會失敗之原因

1923年上海南北和會的失敗，確實令後人嘆息，如果歷史朝著和平統一方向發展呢？那結果……。但歷史不存在假設，存在即為合理，我們只能就有限的材料，對當事人所作所為做一些自認為客觀的評論。真相究竟是如此嗎？恐怕當局者也無法確切了解。

就黎元洪而言，作為直系捧出的總統，對於自己地位的不穩固，恐怕是不言自明的。欲做穩總統寶座，就需勢力的均衡，但奉系剛敗，與直系關係是勢同水火，再說黎作為湖北人，對於北方的事務也沒有多少發言權，但作為曾任南京臨時政府的副總統一職，又參加過武昌首義的黎元洪，與孫中山、老同盟會員的關係當然要比與奉、直更近一些。因而黎希望南北和會能夠成功，將孫派吸收入北京政府，以達到穩固其地位的勢力均衡。

張紹曾作為內閣總理，希望南北一統的心情更為迫切些。只有統一，政令才能順暢，只有統一，才能使其胸中乾坤得以施展。但張對於究竟是黎孫聯合，還是孫吳，亦或孫曹聯合併不太關心，作為吳佩孚的親家，他可能更希望是孫吳聯合。

吳佩孚作為直系的軍事強人，他更喜歡用“武力統一”，但他也明白武力統一的難度，不說西南諸省，單就北方的奉系而言，就是一塊難啃的骨頭。因此他在孫中山寓居上海時，讓蕭耀南送10萬元接濟孫中山，並通過王寵惠與孫中山聯繫商討合作事宜。但作為一個武人，吳更看重軍事實力，而當時孫中山正避難上海，手中無一槍一卒，想必吳當時並不看好孫中山的前景，並且吳在直系中資歷並非最老，孫傳芳、齊燮元對其也不是很服貼，如與“老帥”曹錕決裂，吳只能號令手中十來萬兵力及河南一省，又如何因應奉皖兩系的打壓呢？何況吳對於孫的三民主義並無興趣，對於“兵工計劃”更是嗤之以鼻，雙方的信仰不同、實力不等，合作自是難以進行。

曹錕一直謀求總統之位，因而對於孫中山的人望頗為在意，也希望籠絡孫中山加入北京政府，“曹正孫副”之傳言，並非空穴來風，但對於孫中山提出的孫曹聯合的前提條件“曹吳分離”，他是有所顧忌的。曹作為直系的“老帥”，只是資歷老而已，作戰並不出眾，如無吳佩孚的軍事實力，面對奉系的強大軍事壓力，他是無法抵擋的，因而“曹吳分離”這個條件，曹是無法接受的。

孫中山對於和平統一有多方面的考量，一來是順應民間呼聲，如在復全國商聯會勸告裁兵書、復何東贊成召開南北領袖聯席會議電中（6），都表示贊成和平協商，共謀統一。另一重要考量則是避免陳炯明與直系聯手，黎張下台後，國民黨的南北和談代表仍與直系保持接觸，其目的就是謀求直系對孫陳之間的對抗保持中立，而曹錕也在電函中表示對廣東的內部事務不插手，以表對孫中山的誠意。另一目的則是試圖在黎張、吳、曹三方中選擇一方合作，不動兵戈而平天下。孫中山本質上是個理想主義者，能夠通過和談達成全國之統一，在他看來當然是最好的辦法。然而事與願違，黎、張和平有誠意，但無實力，自身尚在直系羽翼庇護之下，何來自主之權力？曹錕不願與吳分離，且驅黎、賄選，所作所為，名聲掃地，合作自是不可能的。吳迷信武力統一，對於與曹決裂不能下斷然之決心，孫吳的聯合只有破裂一途，即使這樣，孫中山也做過最後的努力，先後派徐紹禎、徐謙於1923年10月秘赴洛陽與吳佩孚接洽（8），但都以失敗告終。孫中山先生聯黎、聯曹、聯吳皆不可得，惟有實行北伐、革命救中國。

1923年10月，曹錕賄選總統，如願登上總統寶座，引來各方潮水般的抗議。爾後孫中山任命徐謙為馮軍慰問使，前往馮玉祥部聯絡反直事宜，改組國民黨，準備北伐；吳佩孚著手武力統一，江浙直皖軍閥磨擦不斷，第二次奉直大戰一觸即發。1923年的中國偶有和風細雨，但仍是陰雲密布。和平，對於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而言，依然是一個奢侈的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