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傳

1948年寫定的版本，當時作者思想自由，文思活潑，語言生動，正當盛年。在他筆下，一個歷經艱辛磨難，乞討度日的小流氓和英勇睿智、氣度恢宏的統帥；一個勤政愛民、夙興夜寐又猜忌心極重，殺戮成性的矛盾複雜多面的帝王形象活靈活現，本書終成明史及帝王傳記的不朽名著。

而吳晗的《朱元璋傳》卻以朱元璋影射蔣介石，顯然沒有貫徹唯物史觀的階級觀點。

吳晗（1909～1969）中國著名歷史學家、明史專家。原名吳春晗，字辰伯，浙江義烏人。先後任教於雲南大學、西南聯大、清華大學，曾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歷史系主任等職務。1949年後，歷任北京市副市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市歷史學會會長等職。1960年寫成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並因此與1969年10月被迫害致死。代表作有《朱元璋傳》，先後寫作四稿，投入了畢生精力，是明史研究的權威經典之作。

《朱元璋傳》重版序言章立凡

為史學前輩吳晗先生的代表作《朱元璋傳》重版作序，我深感冒昧，更有一種難以名述的悲涼。回顧自己對歷史的興趣，就與小學時代讀吳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小叢書》、《外國歷史小叢書》以及《地理小叢書》有關。當時我對這三套叢書是每出必買，搜集得很齊全。上中學后，又讀了《朱元璋傳》、《讀史札記》等專著，對其考證方法及夾敘夾議的文體印象深刻。“文革”結束后我選擇歷史作為自己的專業，與這段早年的閱讀史不無關係。

此次重版《朱元璋傳》，系依據1949年的版本。但作者在1965年版的自序中，曾對1949年版本作了三點檢討：一、有超階級思想，對彭瑩玉和尚的評價和史料引用不當；二、當時不懂馬列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以為國家機器只是官僚機構和軍隊；三、以朱元璋影射蔣介石，故對朱有苛評。其實，這三點主要是來自毛澤東的批評。對朱元璋這位專制君主的評價，領袖與學者的視角從來就不在同一地平線上。

作者既如是說，而這次重版仍採用這個版本，確實需要說明理由：一、在存世的四個版本中，1944年版本是戰亂年代急就而成的歷史通俗讀物，1954、1965年版本有過多的政治意志介入，只有1949年版本真實地表達了作者本人當時的觀點；二、與1949年版本相比，後來的版本雖然貼上了階級與國家學說的標籤，但敘事骨架仍是原來的。三、目前流行最廣的是1965年版本，而1949年版本發行量相對較少（2001年海南出版社有重印），且未受到相應的重視。

《朱元璋傳》曾四易其稿。其中1944年的版本有兩個，重慶勝利出版社版書名《明太祖》，在創出版社版書名《由“僧缽”到“皇權”》。1947年末，此書的增訂稿章節開始在一些刊物上刊出，1949年正式以《朱元璋傳》的書名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作者1948年到石家莊時，曾將書稿進呈毛澤東。毛曾對書中對起義領袖彭和尚“功成不居”的評價提出異議，認為：像彭和尚這樣堅強有毅力的革命者，不應有逃避行為，不是他自己犯了錯誤，就是史料有問題。閱讀後退還稿本時，毛還特地給吳晗寫了一信，著重談到史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

辰伯先生：

兩次晤談，甚快。大著閱畢，茲奉還。此書用力甚勤，掘發甚廣，給我啟發不少，深為感謝。有些不成熟的意見，僅供參考，業已面告，此外尚有一點，即在方法問題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倘若先生於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將來成就不可限量。謹致

革命的敬禮!

毛澤東

十一月二十四日

除信中提及的兩次晤談外，另據吳晗追記，同年12月還有一次長談。毛當時提出：第一，彭（瑩玉）的下落是消極的、道家的，稱讚不當。第二，國家機器由軍隊、法庭、特務機構等組成，而不是由官僚機構和軍隊組成。第三，朱元璋由農民階級轉變為地主階級，不是由個人的人性物慾決定的，團體利益決定個人利益。這次談話產生了1954年的修訂稿本，但未付梓，僅油印百餘冊徵求意見。上述追記即用鋼筆記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館藏的稿本上，吳晗同時以毛筆加註曰：

下面這一啟札記是1948年12月間毛主席的當面指示，地點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毛主席的住處。談話時間從下午6時到12時。主席指示的話很多，當時所記的僅僅是對於這一稿子的主要的話。吳晗追記。1954年4月1日。

由是可知，兩人在西柏坡的晤談，至少有三次。另據吳晗的妻姐袁溥之記述，毛還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應該肯定的，應該寫的（得）好點，不要寫的（得）那麼壞。”（袁溥之：《憶吳晗同志二三事》，《北京盟訊》1981年第三期）直到1965年，作者才將最後一個修訂稿本交付三聯書店出版。“文革”結束后，北京出版社於1988年出版《吳晗文集》，收入了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館藏的《朱元璋傳》1954年油印稿本以及1965年三聯書店版兩個版本。

《朱元璋傳》初版對傳主有“三個偉大”的評價，即“最偉大的軍事統帥”、“最偉大的政治家”及“偉大的民族英雄”，其中前兩個還是“最偉大”。但在第二版中突出了朱元璋殘暴嗜殺的性格，加上了“以屠殺著名的軍事統帥”、“最陰險殘酷的政治家”。吳晗在1965年版的自序中，也承認“以朱元璋影射蔣介石”。蔣的形象在抗戰時期是“民族領袖”，戰後竟演變成反民主的獨裁者，作者對朱元璋先褒后貶，折射出知識分子對這位歷史人物的情感變遷。

毛澤東對吳晗曾有“將來成就不可限量”的勖勉，吳晗1950年發表《我克服了“超階級”觀點》一文，也談到偉大領袖的教誨：“特別指出彭和尚這一條，給了我極深刻的階級教育，挖出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為人民服務的觀點。”他誠懇接受毛澤東的批評，根據新發現的史料修改了對彭和尚的評價，在1954年版本增加了讓步政策論，1965年版本又增加了中小地主階級論，肯定朱元璋功大於過。評價確實是“寫得好點”了，但似乎仍未領悟深意，辜負了領袖的期望。九個月後，作者即因1961年發表的歷史劇《海瑞罷官》，稀里糊塗地成了“文化大革命”祭旗的頭道犧牲。

以往學界對此書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影射史學”上，兼有評及引用史料的粗疏之失。一個學者的政治傾向，影響到他的研究工作乃至對研究對象的歷史評價，使吳晗成了中國歷史學界“影射史學”的代表人物，其中既有其本人的原因，也有傳統政治文化上的原因。身處一個泛政治化的時代，一旦成為這種“代表人物”，他的一切著述都可能被貼上“影射”的標籤，而現實中的千古風流人物，也隨時可能自動前來“對號入座”。

可能是出於文化上的不自信，當草莽梟雄或外族首領坐定龍廷時，不免對新歸順的士大夫階層心存疑忌，生怕被這幫舞文弄墨的傢伙愚弄。早年讀此書，印象最深的是引用明徐禎卿《翦勝野聞》中的一段軼聞：朱元璋外出私訪入一破寺，見牆上畫一布袋和尚，並有題詩一首，墨跡猶新，立即派人追捕作者，未獲。其詩曰：

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

畢竟有收還有放，放寬些子又何妨？

囊括江山創立明王朝的朱元璋，畢生緊抓權力從未“放寬”過，他通過特務政治和文字獄，屠戮功臣、知識分子和百姓，本是不爭的事實；而《朱元璋傳》解讀雄猜之主自私的深心，可謂層層剝離，直入堂奧，讀後令人倒吸一口冷氣。

中國士大夫總擺脫不了事功的傳統，治學中偏好帝王之學，希望輔佐明主並有所建樹，其實這是一門如履薄冰的學問，君心依然深不可測。從“影射史學”轉向“遵命史學”，從改寫《朱元璋傳》到發表《海瑞罵皇帝》，作者曾力圖在政治與學術之間熊魚兼得，卻迷失自我，身陷黑箱。“影射”的猜疑如影隨形，“遵命”的研究事與願違，對君臣關係的揣摩越深入，後果越致命。這其間，從上到下最缺的，是現實與歷史之間的平常心。

將歷史作為現實的參照系，應該是一種正常的思考和表達模式。所謂“以史為鑒，可以知興亡”，只是將史實當作一面鏡子去對照現實，無須作為諷喻刺隱的手段，這是正常“映射”與非正常“影射”之區別。“影射史學”只是專制時代的一種表達方式，是缺乏言論自由之社會的特殊產物；它同時也可以被利用，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評法批儒”即是其中的著名範例。以今度之，“影射”無非是嚴肅的“惡搞”，“惡搞”往往是非正規的“影射”，在社會生活正常化之前，各種另類表達之糾纏亦無從擺脫。

作者早年師從胡適，並在其指引下專攻明史，胡適對作者的學術和人生道路有重大影響。二十世紀30-40年代是全世界左傾的年代，雖然吳晗曾潛心考據不問政治，但正如其自述的那樣：“1940年以後，政治來過問我了。”1943年他加入民盟后，其政治傾嚮導致師生之間漸行漸遠，最終分道揚鑣。胡適亦曾惋嘆：“吳晗可惜，走錯了路。”一個甲子過去，當今學界正熱衷於重新解讀陳寅恪、胡適、錢穆和傅斯年，卻已很少有人評價吳晗的學術成就。

這位左翼歷史學家與同時代的大批激進知識分子一樣，真誠地投身革命並積極跟進，檢討自己也傷害過別人。身為獨立意識薄弱的學者之一，“工具化”的史學猶若一把雙刃劍，令歷史學家成了自身專業的受害者。在走過了春風得意的十幾年後，作者終因一出歷史劇《海瑞罷官》身陷文字獄，落得個家破人亡的結局。造化弄人，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兒女，其個人悲劇不僅在於如何研究和演繹歷史，更在於誤踏歷史悲劇的大舞台，且無意中成為演員之一。這結局自1948年獻書時即已註定，同時也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共同宿命。

徠現實是歷史的繼續，克羅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句話，至今仍被廣泛引用。歷史場景總是以驚人的相似重複著，戲外有戲，戲中有戲，但戲還是老戲，只是改編了劇本並換上了新演員。一個歷史悠久積澱厚重的民族，如果屏蔽歷史，拒絕反省，將難以走出“周期律”的循環怪圈，更無法把握未來。

生活在多元化的信息時代，網際網路路可提供更豐富的歷史參照物。史家大可不必著意於“影射”，只須讓翔實的史料自己說話；讀者會一代比一代更精明，對歷史的解讀將越來越個性化。無論是治史或讀史，當你打開這部史學名著之際，作者的命運也在昭示後人：欲洞察真相求取真知，堅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第一要務。

2008年7月12日 風雨讀書樓

從乞丐到皇帝

吳晗畢生心血的經典之作，明朝歷史讀物的最佳選擇，帝王傳記的巔峰巨制

毛澤東主席親自披閱與提獎，終成不朽名著

這是目前市面唯一的解放前吳晗寫定，毛主席閱讀並提出修訂意見的版本，當時作者思想自由，文思活潑，語言生動，正當盛年。在他筆下，一個歷經艱辛磨難，乞討度日的小流氓和英勇睿智、氣度恢宏的統帥；一個勤政愛民、夙興夜寐又猜忌心極重，殺戮成性的矛盾複雜多面的帝王形象活靈活現，本書終成明史及帝王傳記的不朽名著。

它是20世紀四大傳記之首，對朱元璋這個創立大明霸業的封建帝王的多疑、猜忌、陰冷、狡猾、老謀深算的性格的刻畫無人能及。看了本書就能明白朱元璋是怎樣由一個乞丐成為皇帝的。朱元璋的聰明、毅力、手段及手腕讓你既驚嘆又惋惜，對他反腐的堅決及勤政愛民的一生充滿敬意，但對他的極權、殘暴又很痛恨。朱元璋就是這樣一個讓人既愛又恨的人。

本書還配有反映明代政治軍事生活的圖片，有助於對明代政治生活的理解，給您精美大氣及權威經典的雙重享受。

毛主席寫給吳晗（字辰伯）的信

辰伯先生：

兩次晤談，甚快，大著閱畢，茲奉還。此書用力甚勤，掘發甚廣，給我啟發不少，深為感謝。有些不成熟的意見，僅供參考，業已面告。此外尚有一點，即在方法問題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倘若先生於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將來成就不可限量。謹致

革命的敬禮

毛澤東

十一月二十四日

統一中國創立明王朝的朱元璋，在位期間實行特務政治，大興文字獄，屠戮功臣、知識分子和百姓，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此書解讀雄猜之主自私的深心，可謂層層剝離，直入堂奧，讀後令人倒吸一口冷氣。中國士大夫偏好帝王之學，希望輔佐明主並有所建樹，其實這是一門如履薄冰的學問，君心依然深不可測。從改寫《朱元璋傳》到發表《海瑞罵皇帝》，作者曾力圖在政治與學術之間熊魚兼得，結果事與願違，對君臣關係的揣摩越深入，後果越致命。

——章立凡

吳晗和《朱元璋傳》

－蘇雙碧

吳晗寫成1949年版的《朱元璋傳》是有個過程的。1944年，吳晗為解決經濟上的困難和發泄政治上的憤懣曾寫成《由僧缽到皇權》一書，交重慶《在創出版社》出版。與此同時，由潘公展、印維廉主編的《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又決定收入此稿，書名叫《明太祖》。吳晗以為一書兩名不好，就讓夫人袁震寫成《明太祖》一書，交《勝利出版社》，並囑以袁震署名出版，結果出版社以已登廣告為名，仍用原書稿原書原名出版。《由僧缽到皇權》寫作時由於當時時局動蕩，生活不安定，可供參考的史料有限，科學分析也很不夠。書出版后，吳晗總感到心有負疚，他說："個人感情上對前兩本書實在太壞，簡直是痛恨。"唯一補救的辦法，就是重新寫一本《朱元璋傳》。1946年從昆明回到北平之後，就著手寫作《朱元璋傳》。

1948年吳晗到石家莊解放區，曾把《朱元璋傳》稿本呈送毛澤東。百忙當中的毛澤東認真地讀了《朱元璋傳》稿本，並兩次和吳晗晤談，最後還就對此書的意見親自寫了一封信給吳晗。主要提了這麼兩條意見：其一，吳晗認為西系紅巾軍首領彭瑩玉功成不居，革命成功之後"回到人民中間去了"，毛澤東不以為然，認為彭瑩玉這樣堅強的領導者，不應有迴避行為，不是他自己犯了錯誤，就是史料有問題；第二，毛澤東認為吳晗"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

平心而論，一本普通的歷史著作，引起毛澤東如此關注，在毛澤東的歷史上並不多見。吳晗十分感激毛澤東對他寫作《朱元璋傳》的關心，並"發憤重新讀書，果然發現了過去所沒有注意的史料，彭瑩玉是戰鬥到底，被元軍殺害的"。吳晗並由此引伸出自己犯了"超階級觀點"的錯誤，以此來鞭策自己。其實，彭瑩玉的歸宿問題不過是個史料問題，史料發現了，問題就迎刃而解了。而毛澤東所指有關掌握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方法論的問題，則主要是指對朱元璋的評價問題。這一點，吳晗似乎並沒有真正領會到。他在重新修改《朱元璋傳》時，十分注意史料運用的準確性和分析問題的科學性。並以此為指導思想來修改《朱元璋傳》。

朱元璋是元末農民起義領袖之一，又是維持二百多年統治的明王朝的開國皇帝，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是一個有很大影響的歷史人物。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質上也是一場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戰爭，作為這場革命的領袖，關注史家對朱元璋的評價自在情理之中。然而，在評價歷史人物上，政治家和學者立足點往往是不同的，政治家注重的是對現實的得失和影響，學者注意的是史料的準確和科學的分析。所以，作為史學家吳晗，更多地是忠於史實，按照史料分析，來評價朱元璋。《朱元璋傳》較真實地描寫了朱元璋年輕時候的苦難生活。他從家鄉鬧災，得了瘟疫，弄得家破人亡，到走投無路，當了和尚，過著極端貧困、低下的苦難生活，終於被逼上梁山，走上了農民革命戰爭的道路。時勢造英雄，朱元璋能夠成為元末農民反抗壓迫和剝削的代表，正是他親身體察了當時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並駕馭了解決這兩大矛盾的手段，他才能從一個農民軍中的普通士兵比較順利地升到大元帥。吳晗生動而簡要地描寫了朱元璋的成長過程，特別是朱元璋的機智、勇敢，以及過人的謀略、深厚的群眾基礎，說明朱元璋的成功絕不是偶然的。《朱元璋傳》充分肯定了朱元璋在推翻蒙古和色目人的殘酷統治，作出的重大貢獻。

當然，對朱元璋的評價，重點應是在他成了明皇朝的開國皇帝之後的種種表現。由於朱元璋親身參加過元末農民大起義，對於元末封建政權的腐敗，以及人民群眾以什麼樣的方式起而反對元王朝，他是十分熟悉的。因此，他在取得政權之後，主要精力便是放在鞏固政權和防止人民群眾的反抗鬥爭上。對於這些問題《朱元璋傳》都作了實事求是而又比較辯證的分析。

其一，關於防止人民群眾的反抗鬥爭。當時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急速醫治歷經劫難的社會創傷。朱元璋採取減免賦稅，清丈田畝，與民屯田，開墾荒地，以及興修水利，促進農村生產力的發展。他下令在他所控制的地區，凡桑、麻、谷、粟、稅糧、徭役，免征三年。

朱元璋防止群眾造反的另一措施，就是下令取締一切"邪教"，特別是白蓮社、大明教和彌勒教。認為這些都是"左道惑眾"，為首者斬。吳晗指出：朱元璋這樣做，是因為元末農民起義所標榜的就是"明王出世"、"彌勒降生"，朱元璋深知這類預言富有鼓動性。他本人就是尊奉明教和彌勒教獲得成功的，因而也決不允許別人利用這種形式來影響他的統治。有人指責朱元璋背叛白蓮教，吳晗卻認為，明封建王朝用嚴刑取締壓制秘密宗教，目的卻是維護、鞏固明封建王朝的統治。也就是說，朱元璋取締"邪教"是無可非議的，是鞏固政權的需要。

其二，調整地主階級內部矛盾的措施，是鞏固統治基礎的重要手段。吳晗認為地主對封建統治集團和農民來說是有兩面性的。一面是他們擁護當前的統治，倚靠皇朝的威力，保身立業。朱元璋讓戶部保薦交租多的地主，任命為官員，糧長。一面又指責富民多豪強，欺凌小民，武斷鄉曲，人受其害。他把一部分地主遷到京都，削弱地主在各地方的勢力。同時，通過田地和戶口的普查，制定了魚鱗圖冊和黃冊，頒布了租稅和徭役制度，大量漏落的田地戶口通過登記固定下來，皇朝從而增加了人力物力，穩定和鞏固了統治的經濟基礎。

其三，封建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的無限加強。朱元璋採取以猛治國的方針，來加強中央集權。為了鞏固政權、循正吏治，他對貪官污吏採取嚴刑懲治的辦法。他說，過去在民間，見官不恤民，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裡恨透了。如今要嚴立法禁，對"官吏貪污蠹害百姓的，決不寬恕"。他認為"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終不可得"，為此，制定了很嚴厲的法律。朱元璋痛斥這些貪官是"害民之奸，甚如虎狼"。應該承認，在朱元璋執政一朝，"是歷史上封建政權對貪污進行鬥爭最激烈的時期，殺戮貪官污吏最多的時期。"因而，吏治也是比較清正的。

朱元璋搞封建集權，除了建立一支龐大的常備軍外，其中另一重要措施就是廢除丞相制度。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權枉法的罪名殺了權傾一時的宰相胡惟庸，並藉此下令取消中書省，由皇帝直接管理國家政事。吳晗指出，一切大權都由皇帝一個人掌握，"從中書省綜掌政權一變而為由皇帝親自管理庶政，封建專制政權從此更加集中，集中於一人之手，皇帝便成為綜攬一切政事的獨裁者了。"誅殺胡惟庸對朱元璋搞封建集權有重要意義，這是政治鬥爭的需要，至於胡惟庸是否罪必當誅，這並不重要。所以《朱元璋傳》非常明白地指出："所謂胡惟庸私通日本，串通李善長謀反等罪名全查無實據。"

為了搞封建集權，朱元璋採取了十分殘酷的手段。誅殺胡惟庸之後，又以謀反罪誅殺大將藍玉，兩案被牽涉其中的達數萬人之多，幾乎把明初的功臣都殺光了。朱元璋作為明朝的開國皇帝，許多政績為史家所稱許，但誅殺功臣一事卻為歷史留下了不太光彩的一頁。吳晗在寫了朱元璋誅殺胡惟庸和藍玉之後，又繪聲繪色地寫了這麼一段話："不但列將依次被殺，甚至堅守南昌七十五日，力拒陳友諒的義子親侄朱文正也以'親近儒生，胸懷怨望'被鞭死。義子親甥李文忠南征北伐，立下大功，也因左右多儒生，禮賢下士，被毒死。徐達為開國功臣第一，洪武十八年生背疽，據說這病最忌吃蒸鵝。病重時元璋卻特賜蒸鵝，徐達流淚當著使臣的面吃下了，不多日就死。"字裡行間，對朱元璋誅殺臣功報予極大不滿。

特務統治是朱元璋搞封建集權的另一重要手段，在中國封建社會裡，朱元璋搞特務統治是最突出的。吳晗在《朱元璋傳》中生動地描繪了朱元璋的特務足跡"無處不到"的情況。其中有這麼一段："錢宰被征編《孟子節文》，罷朝吟詩：'四鼓咚咚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第二天，元璋對他說：'昨日的好詩，不過我並沒有嫌啊，改作憂字如何？'錢宰嚇得出了一身汗，磕頭謝罪。國子祭酒宋訥獨坐生氣，面有怒容。朝見時朱元璋問他昨天生什麼氣，宋訥大吃一驚，照實說了。元璋叫人把偷著給他畫的像拿來看，他才明白。"從這段描述可以看出，朱元璋目的是利用特務網在大臣中構成一種威懾力量，使他們不敢背著他干有損於皇權的事。朱元璋的特務網是由檢校和錦衣衛組成的，檢校是朱元璋專設的特務人員，任務是"專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無不奏聞"。最著名的特務頭子高見賢等人，專門搜集和告發人家穩私的勾當，使官員人心自危，都很害怕他們。朱元璋說："有這幾個人，譬如人家養了惡犬，則人怕。"確實，在高見賢等人得勢時，就連朱元璋親信的元勛李善長也怕他們，日夜提心弔膽。當然，特務統治名聲不大好，加上大小特務假借皇威作惡多端，特別是後來遷都北京，演化成東廠，成為明皇朝黑暗勢力的一角，遺臭於後代。但是，不能一概而論，吳晗在斥責了朱元璋的特務統治之後，同時對朱元璋使用特務統治加強封建集權，作了頗有見地的評價："要組織這樣的力量、機構，進行全國規模的調查、登記、發引、盤詰工作，必須付出極大的努力和準備周密的計劃，以及必須的監督工作。差不多經過三十年的不斷鬥爭，朱元璋和他的助手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把自己的統治機構，威懾力量，逐漸發展、鞏固，使之比前代更為完善。"

至於文字獄，《朱元璋傳》見解也有獨到之處。吳晗認為這種歷史現象是由"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引起的。"是一部分舊地主階級的文人對新興皇朝臣屬關係的鬥爭。他們的階級立場很堅定，認為造反的窮苦農民怎能作皇帝，對地主進行統治，因而拒絕和新朝合作。"貴溪儒士夏伯啟，蘇州文人姚潤、王謨都拒絕和新皇朝合作，寧死不為新朝效勞。朱元璋興文字獄懲處這些對新朝抱敵對態度的人是情有可原的：從歷史的進程看，朱元璋推翻腐敗的元王朝，是歷史進步的表現。拒絕合作的地主階級文人，就其立場和態度來說都是不可取的。至於朱元璋用文字細節和他自己出身經歷的禁忌來興文字獄，把這場本來是新舊勢力的鬥爭，演變成以莫須有的罪名殺戮大批知識分子，那又暴露出朱元璋殘暴的一面。吳晗指出：朱元璋"用他自己的政治尺度、文化水平讀各種體裁的文字，盛怒之下，叫把作這些文字的文人，一概拿來殺了"，造成對知識分子的一次大浩劫，這是應當受到譴責的。

朱元璋在鞏固朱明王朝政權的過程中，所採取的種種手段，有其建樹的一面，也有其殘暴的一面。他用了無數的功臣、無辜的文人、官吏、百姓的血來鞏固他的政權。《朱元璋傳》對這段歷史作了這樣的概括性的描述："朱元璋用嚴刑重罰，殺了十幾萬人，殺的人主要是國公、列侯、大將；宰相、部院大臣、諸司官吏，州縣胥役；進士、監生、經生、儒生、文人、學者；僧、道；富人、地主，等等，總之，都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內部成員，他心目中的敵人。他用流血的手段進行長期的內部清洗工作，貫徹了'以猛治國'的方針，鞏固了朱家皇朝的統治。"這樣分析朱元璋為鞏固政權所採取的手段是比較客觀的，對朱元璋採取過多的指責和不加分析的美化，都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第一章 小流氓/001

一 小沙彌/002

一 遊方僧/002

三 逼上梁山/002

第二章 紅軍大帥/001

一 小親兵/002

一 小軍官/002

三 大元帥、大丞相 /002

第三章 從吳國公到吳王/001

一 鄱陽湖決戰/002

二 取東吳/002

三 南征北伐/002

第四章 大皇帝的統治術/001

一 大明帝國和明教/002

二 農民被出賣了/002

三 新官僚養成所/002

四 皇權的輪子—軍隊/002

五 皇權的輪子—新官僚機構/002

六 建都和國防/002

七 大一統和分化政策/002

第五章 恐怖政治/001

一 大屠殺/002

二 文字獄/002

三 特務網/002

四 皇權的極峰/002

第六章 家庭生活/001

一 馬皇后/002

二 皇子皇孫/002

三 教養和性格/002

四 晚年的悲哀/002

附錄 朱元璋年表/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