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哥老會

哥老會起源於袍哥。袍哥的起源，現無確考。清史學家蕭一山認為，其名稱多變，總稱天地會，三合會、三點會皆為其別名。后之清水會、匕首會、小刀會、致公堂、哥老會、青紅幫皆源出於此，對內自稱“洪門”。據中外學者考證，天地會最早見於南粵、東南亞一帶，故有人認為“白蓮教之盛於北，而洪門之會遍於南”。

“袍哥”之名，相傳得於《詩經》中“豈曰無衣，與子同袍”之句，意指入會者皆是異姓兄弟，同生共死。袍哥又名“漢留”，得名於《三國演義》中關羽在曹營留舊袍之故事。間指入會者誓不事清，奉漢反滿之心。洪門(幫)與袍哥之名，因崇奉、憑信、流傳區域等略異。洪幫崇奉“鴻鈞老祖”，袍哥供奉“關帝聖君”；洪幫以“布票”為憑證，袍哥以“紅片”為憑信；長江中下游一帶多自稱洪幫，西南各省多自稱袍哥。共同之處為參加者皆為漢人，間或有少數漢化回人。四川各地袍哥組織成立時間不一，且多不見於文字。其成員起初似多系當差之人和兵勇行伍等下層人物。

清末，袍哥已成為城鄉半公開的民間組織，互不統屬，只依“漢留”規矩辦事。各路各保的地方豪強和團體頭目，多自行開山設堂，聚集勢力，以兵勇團丁、遊民地痞為其主要成員。由於袍哥仿效“桃園結義”，以“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5種倫理關係)、“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組織規法，以義氣為重，好打抱不平，為哥兄老弟排憂解難，保護其利益，農民、商人等階層亦加入以求疵護，成員漸廣，三教九流，無所不包。袍哥組織利用漢族傳統的“夷夏之辨”心理，下層社會反抗壓迫的願望，傳統江湖遊俠的義氣，營造出民族、祖宗、君上、復仇、排滿的義理，逐步發展成為有組織、有綱領的民間秘密會社。入會不分貴賤貧富，一律平等相待，遇事出頭相助，成為下層民眾的代言人及庇護者，故得到廣大階層的擁護和支持，成為漢族聚居區一支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和引人矚目的社會現象。清末四川多起大規模農民起義和反洋教活動都有袍哥組織背景。

19世紀末20世紀初，為在國內推行反清革命的宗旨，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十分重視自清初以來在中國南方民間廣泛存在的會黨(洪幫、袍哥)的潛在力量，積極在會黨中發展同盟會員。1907年，四川同盟會決定推舉佘英等負責聯絡四川袍哥，重慶、瀘州、敘府(宜賓)、嘉州(樂山)、川西一帶的袍哥首領紛紛加入同盟會。1906～1910年，經同盟會組織，以袍哥為主要力量，先後在江油、瀘州、江安、廣安、嘉定等地發動武裝起義。

1911年夏，四川保路風潮興起，同盟會遣黨人分道四齣，部署徒眾，陰為之備。7月中旬，新津袍哥首領侯寶齋以賀壽為名，邀請四方袍界鉅子百餘人聚會新津，密謀舉義。8月4日，四川各路袍哥又在資中羅泉井秘密召開“攢堂大會”，共商起義方略。9月7日成都血案發生后，成都附近各路袍哥皆呼號而起，進圍成都，與清軍接戰甚烈。全川紛紛響應，民軍蜂起。四川袍哥組織在這場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運動中，起了主要作用。1946年陽翰笙編草莽英雄劇，以辛亥四川保路運動為背景，將川南袍哥龍頭大爺羅選青在高縣起義及攻打敘府事寫出，首次將袍哥之事公開搬上舞台。

辛亥反正後，袍哥組織公開，遍立“公口”。革命黨人皆倚袍哥力量接管政權。重慶蜀軍政府以重慶仁、義兩堂袍哥為基本力量；成都大漢軍政府都督尹昌衡自立“大漢公”，自任龍頭大爺，故軍政府被時人指斥為“哥老政府”。后滇軍入蜀，渝蓉軍政府合併，通令清理袍哥勢力。袍哥組織遂退出政界，在城鄉民間發展，勢力益大。許多社會知名人士如楊滄白、向楚、朱叔痴等皆入袍哥。從民國初年起，各公口逐步放鬆香規禮節，入會手續從簡，四川袍哥組織有了大發展，尤以重慶為甚。堂口計分仁、義、禮、智、信，又稱威、德、福、智、宣五堂，各堂口之下，又設公口，五堂共300多道公口，合稱“碼頭”。設置地點一般都開設茶館。平日各踞一方，各行其是，有事聚議，聽命於總社舵把子。發展最快的是仁、義、禮三堂。仁字袍哥舊多為有功名者，民國后也多是軍政界要人、鉅賈豪賈、名流士紳等有身份者；義字袍哥多系軍警人員、下級公務人員、水旱兩道勞動者；禮字袍哥一般皆為市井引車賣漿之流。故有民諺：“仁字講頂子，義字講銀子，禮字講刀子”，謂其社會基礎之差異。民國之後，四川袍哥組織社會基礎擴大，性質逐步演變，開始與軍、政、商界發生密切聯繫，其社會影響、作用複雜化。

民國初年，四川革命黨人在護國、靖國各役，紛紛收編袍哥隊伍成軍，時稱“拖灘招安”。川軍第五師熊克武部官兵大多是辛亥民軍中的袍哥隊伍改編而成，部隊中亦有袍哥組織，該師九旅十八團盧師諦全團官兵皆是袍哥。川軍各軍亦多袍哥隊伍。川軍各部中“袍哥司令”不勝枚舉。利用袍哥拖灘成軍，是四川軍閥割據一方，擁兵自重的主要手段，募兵甚易，一夜之間即可有人槍數千。然袍哥隊伍統馭部下，不靠軍紀而靠江湖義氣，紀律渙散，民不堪擾；訓練甚少，小敗則潰；小予利誘，動輒倒戈，此皆為川軍之特徵，亦皆因袍哥而有。

民國以來，四川袍哥組織中出現職業袍哥和半職業袍哥，成員、職業逐漸複雜。職業袍哥一 般專事袍哥活動，各堂各公口，從執事大爺當家管事到幺滿十排，皆有業者，俗稱“光棍”。半職業袍哥一般為有業者，但須靠袍哥組織方能維持。職業袍哥行為一般有例規，每日定時坐公口茶館，與兄弟伙碰頭聽消息，俗稱“一個老鴉守一個灘”。例行公事主要為發展兄弟伙，為人排難解紛，包庇違法，包攬詞訟，從事違禁買賣(如大煙、軍火)、聚賭抽頭、紅白喜事代出公片等等。“清水袍哥”指從事合法活動者；“渾水袍哥”是以袍哥組織聚眾為匪者，多聚集僻遠鄉村，散則為民，聚則為匪，其頭目稱“老搖”或“邊棚老闆”，亦分堂口，聚會稱“武堂子”。四川袍哥首領業“渾水”者名氣大的有渠縣范紹增，少年時即入禮字袍哥，在綠林“拖棚子”，1919年護國之役率眾投軍，后投靠第二軍楊森部，官至師長，所部多系“渾水邊棚”。

抗戰爆發，淪陷區國民政府機構大量遷川，原以長江中下游為活動區域的洪門、青幫組織隨之遷來，互相競爭滲透，四川袍哥組織狀況更為複雜。對其經典《海底》的程儀逐漸廢止，改行新禮，部份取消入會人等身份禁限，自由新建公口，不受堂口限制，自由參加，不講班輩，亦不限堂口，組織總社，統一全堂公口等。組織益濫，成員益眾，聲勢益大。軍政人員、黨派頭目、社團首腦、鄉保長、富商士紳、教育文化人士及地痞無賴紛紛組堂口，借袍哥 勢力自重。據估算，至民國中期，四川城鄉成年男子參加袍哥者比例高達70%～80%左 右。國民政府認為袍哥組織發展危及社會安定，先後於民國25年(1936)、27年(1938)兩次下令解散哥老會，四川省政府亦發出《懲治哥老會締盟結社條例》、《懲治哥老會實施規章》 ，地方長官僅照轉而已，未敢認真執行，四川各地袍哥繼續發展，以至於成為地方實力派的政治工具。

民國22年(1933)，劉文輝在“二劉大戰”中敗北，退守寧、雅地區，利用袍哥力量自保，在雅安組織“敘榮樂”總社，各地駐軍頭目均出任分社首領，與地方袍哥勢力來往。民國28年(1939)西康建省后，劉文輝為利用地方武裝力量，派參謀長陳仲光組織西康袍哥“榮賓合”，形成黨、政、袍混合組織，大肆發展人、槍，形成強大社會勢力。另一方面，國民政府遷 都重慶后，國民黨軍統、中統、三青團等派系則千方百計設法控制、利用袍哥組織為己之用。1941年夏，軍統局長戴笠指使警察總隊副總隊長出面，在重慶組織“人民動員委員會”，聯絡本地袍哥及外來青幫、洪門組織，在軍統局領導下活動。1945年秋，國民政府宣布“選舉”基層政權及“國大”代表、立法、監察委員，四川袍哥組織均積極投入，基層政權選舉幾為袍哥組織壟斷，醜聞迭出，民眾譏為“選災”。

據國民政府有關部門在抗戰後期統計，四川的城市鄉鎮，無地不有袍哥組織。事實上，到民國後期，袍哥已成為各派地方勢力的政治工具。無論在稅捐承包、派系傾軋、甚至地方議員、省參議員、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國大代表的競選中，袍哥都起了舉足輕重 的作用。同時，一些以地痞惡棍、慣匪為主體的鄉鎮袍哥組織(渾水袍哥)，則漁肉鄉里，欺凌善良，搶劫掠奪，無所不為，其中一些即為股匪，成為地方公害。解放后，這些鄉村袍哥 組織受國民黨殘餘勢力利用，多數參加了反共武裝暴亂。

四川解放后，隨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民主建政等政治運動的開展，袍哥組織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已不復存在，曾在西南民間流傳數百年的袍哥組織最終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