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墨青
林墨青
教育家林墨青先生，從清末光緒庚子后，熱心興學，以一書生，經嚴范孫先生的
推薦和支持，歷任直隸學務處參議，津郡學務總董、天津縣勸學所總董、社會教育辦事處總董、廣智館館長和《星期報》社長等職，並曾於1909年(宣統元年)被派赴日本考察教育。經過30年的努力，在天津創辦了多處公私立男女小學和各種職業學校、補習學校，造就出難計其敷的各項職業人材，門牆桃李，遍及海內外。又復開展天津社會教育，移風易俗，改良社會，井贊助地方公益慈善救濟事業，久為津人所樂道。
我認識林先生，是在1928年。當時他同嚴范孫先生創辦國文觀摩社，正是我在天津私立河東中學畢業之年。經校長李少軒(榮培)、教務主任時子周(作新)函介，我與同班常家騏、王家棋等同學，進入該社為學員，參加每星期日上午在西北城角天津社會教育辦事處舉行的作文會試。在經歷四年多的過程中，每屆會試之日，我看到林先生來得很早，當時他雖年近七旬，而步履輕健，精神未減，常是嚴肅地端坐在講台上，戴著老花鏡，專心致志地批閱課卷。其誨人不倦之精神，至今難忘。
林墨青年18喪父，四年後嫡母劉氏又病逝。從此一身持家，奉侍兩庶母，撫養兩幼弟。讀書課徒外，繼承父業，歷任天津鹽商晉德茂店穆家，長源店楊家、吉恆豐店張家、永立昌店崔家、益德店正家、同德店嚴家等各鹽店的職務。事雖繁雜，不以為勞，有暇即繼續鑽研學業，用以自課。他幼年讀書範圍很廣，如《爾雅說文》、《玉篇廣韻》以從方願英的《人譜類記》、陳宏漠的《五種遺規》等，均曾涉獵，並深有研究。因此，他識字較多，為後來廣泛學習經史奠定了基礎。同時在他施教的過程中，使許多後學受到了啟迪。
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林墨青25歲，考入天津縣學為生員。縣試總教官李兆珍(星冶)，極賞識其文章，驚為奇才，把他的試卷拔置第一名。當時掌握天津縣篆者為宮玉甫，疑李兆珍對林墨育或有私情，乃子縣試完畢對李說：“試事經過順平，院內有文昌祠，我們兩人應該聯名制匾為謝。”當即擬汀了兩塊匾文：一為“斯文在茲”，——為“神人共鑒”，讓李兆珍選擇。李窺知宮玉甫的用意，於是很直爽地回答說：“非用‘神人共鑒’，何以明心!”後來，林墨青經過院試，文章仍列第一，才解除了人們的疑惑。由此可見，林墨青從青少年時代，學識文章即出類拔萃，同時也說明李兆珍善於發現人材。林墨青不僅少有文名，且留心教育之學，從早期即以興學育材為己任。隨著時代的變遷，他的興學思想日益有所發展。
1894年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失敗，1900年光緒庚子又遭八國聯軍入侵。在八國聯軍攻破天津城時，居民爭相外逃，林墨青獨固執不肯離去，且擬自焚其住宅，以示殉國的決心，經他庶母王氏和周氏一再苦勸，乃打消此念。他對兩位庶母，事如生母，故能接受勸解。侵佔天津的外國兵，到處亂竄，姦淫擄掠，無所不為。有某外國兵，竄入西門裡神機庫林墨青住宅(現在西門裡中營小學衚衕十六號)，林不為所辱，該外國兵竟以手批其頰，林對此引為奇恥大辱。
翌年(1901年)，清廷與“八國聯軍”代表簽訂了《辛丑條約》。林墨青外觀國際大勢，內察本國情形，憂心忡忡，難以自已。他認為，為挽救危亡，必須力謀雪恥強國之遭，雪恥奠急於強國，而強國又莫急於興學。因當時中國老百姓，充滿封建迷信思想，缺乏科學觀念，必須開通民智，改良社會，擺脫愚昧的困境，為此，立志興學之念乃益堅定。這時，從貴州學政卸任后的嚴范孫，正以戊戌變法免於黨人之禍，閑居天津故里，積極提倡興辦學堂，與林墨青志同道合。林即輔佐嚴范孫興學，親任奔走之勞，一時宏規大起，天津公私立小學從此發軔。
林墨青感到，要為直隸省(今河北省)興學，必先從天津倡導，更因為小學是培養人材的基礎，故以興辦小學為急務。在庚子年天津城陷落後的九月間，林墨青即隨同嚴范孫開辦“冬寄學社”，旋又發起“嚴氏小社”，嗣與王竹林建議募捐創立“東一”、“東二”、“西一”、西二”，“北一”各學塾。既而又把這幾處分散的學塾，利用會文書院地址，改辦為民立第一兩等小學堂，即後來的天津私立第一小學。又就問津書院地址，改辦民立第二兩等小學堂。這就是天津有民立小學堂之始，經費由紳富捐集。
繼此而興辦者，則為各官立小學堂。從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夏，首先就西門裡城隍廟。創辦天津官立兩等小學堂，經費由運署負責籌集，這是天津有官立小學堂之始。接續而成立的各官立小學堂，有河北大寺、行宮廟、慈惠寺、藥王廟、直指庵、放生院、育德庵、西方庵、玉皇廟、聖慈庵、陳家溝、葛沽村等男小學，先後共達17處之多。從此以後，在天津城東、城西、城北等地全設立了官立小學。只是在城南方面，因為地勢低洼多水，人煙稀少，故建學工作稍為推后。
林墨青在天津創興學堂的初期，只著眼於男子小學。後來，他感到學堂的教育，必須與家庭教育相配合；而欲家庭教育好，又在乎有賢妻良母的輔導，才能收到事半而功倍的效益。於是林墨青又積極興辦女子小學。先後創辦的官立女子小學，有毗盧室、彌勒庵、菩提庵、白衣庵、白寺、皇姑庵、堤頭村、獅子林、草廠庵、無量庵、謝公祠等十一處，並親自擔任這11處女子小學的總董。
其他還設立了公立、民立、私立小學數十處，又改良私塾百餘處。與此同時，如師範傳習所、體操音樂傳習班等，也次第創辦，以加強師資的教學質量，一時興學之風大盛。凡此無不由林墨青悉心規劃，賓士勸導，朝夕不遑，有他的血汗存乎其間。有一日，林墨青因為熱心興學，中暑而病。其恩師李兆珍聞訊，極為關切，特親自偕同醫生往視。李見林呻吟於床笫之間，猶手訂興學規章制度不輟。清末興辦學堂的成績，很多人認為，足以為各行省之冠者，首推直隸，而足以為直隸之冠者，首推天津。具體到天津，主其事者為嚴范孫，而襄贊躬與其事者，則以林墨青出力最多。所以後來在天津流行著“學校林立”之說，這是一句雙關語，意思是說蔚然興起的天津各公私立小學，全是經林墨青之手建立起來的。
林墨青看到在1900年前後的舊天津，也就是他有志於興學的年代，雖然已形成為一華洋雜處的通都大邑，但天津人民入學受教育的，僅不過佔十之四五，特別是婦女，在多年“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束縛下，除去極少數人，幾乎全失去了讀書受教育的機會。他針對這種情況，認為學校教育，不僅要與家庭教育配合，而且要與社會教育相配合，才能更好地收到相輔相成的效益。為此，他在創辦男女小學之後，更致力於開展天律社會教育，兼籌並顧，形成他興學的一部分。
天津社會教育辦事處，是林墨青推動社會教育的基地。他所採取的辦法是，就社會上的一般習慣，為婦人孺子日常目所習見、耳所習聞的一些事，進行宣傳改革，潛移默化，以補學校教育之不足。他在開展這項社會教育時，曾遇到種種障礙和困難，但是他抱有一種忘我的情，只要認為對社會有好處，他就引為這是他自己應該做的，不計個人利害得失，甘冒當時詬謗怨憤，毅然為之，奮勇向前．如為了革除舊時代留下的婦女纏足和男子留髮辮的陋習，林墨青發起組織“天足會”和“剪髮會”。前者是為了保護婦女身體正常發育，倡導人們生了女孩不要纏足，生了男孩不要娶纏足女為媳，後者是在辛女革命后，勸導男於們剪掉自己頭上蓄留的髮辮。曾為此組織了一些宣傳人員，身懷利剪，分佈城廂各衝要街口，宣傳中國人留髮辮是清王朝人關后留下的陋習，而且很不衛生，應該及時剪掉。往來的行人，有的接受勸導，當場剪掉了自己的小辮子，有的猶疑觀望，悄悄溜走，有的還有敵對情緒。林墨青不避嫌怨，耐心堅持勸導工作。林墨青認為，為了開通民智，改良社會風尚，必須做好宣傳工作。他所利用的宣傳陣地是：宣講所、《星期報》和廣智館。
首先在天津城廂附近，成立過四個宣講所，天齊廟(東馬路)、西馬路、地藏庵(河東糧店街東)、甘露寺(北大關)等四處，簡稱“天、西、地、甘”。每晚派人在那裡宣講，包括讀報紙、講故事、宣傳好人好事，灌輸科學知識。各宣傳所還附設閱報所，組織半日小學和武士會。半日小學‘專收容貧寒子弟入學，不收學費，並代備書籍，側重寫算課程，以便儘快地為窮家子弟培養謀生能力。武士會是群眾練習武術的組織。由這也可以說明，林墨青在興學中是包括德、智、體三方面的內容。
隨著1915年天津社會教育辦事處的成立，林墨青出任該處總董，創辦一份(星期報》，作為宣傳社會教育的輿論陣地．這份《星期報》，由韓補庵主編，另有編輯、記者王斗瞻、戴蘊輝等。每逢星期日出版一次，用四開毛邊紙印刷，按照書頁形式排印，裁開裝訂成冊，如同一本書，便於保存。其編輯宗旨，以“培養舊有道德，增進普通知識，籌劃平民生計，矯正不良風氣”為主，凡社會教育範圍以外的事項，概不登載。文體是白話與文言兼用。初名社會教育《星期報》，編印了688號。1929年天津社會教育辦事處撤消，《星期報》從689號(廣字第一號)起改由天津廣智館繼續出版。林墨青生前，經常寫文章，發表在《星期報》上，表揚好人好事，抨擊社會不良現象。
天津廣智館(發起於1921年，建成於1925年)，是林墨青晚年最後開辦的一項社會教育事業，也是他念念不忘的一項未竟的工作。它是仿照濟南廣智院創建的，因規模較小，故名之曰館。該館展出的內容，有天津土特產品、工農生產程序、科學常識圖解、風俗習慣介紹等等，包括照片、圖表、模型和實物，類似一個小型博覽館。當年，它在對廣泛啟發增進人們的智慧方面是起到促進作用的。
林墨青在天津興學於庚子大亂后，當時學舍難以尋找，乃大力倡導廢廟興學(以廟宇為學舍，毀掉廟內所供奉的神像全部或一部)。各小學的名稱，就各以所在的廟宇名稱為名。所需用的學款，除由士紳籌集，主要以各廟的地租和公地租的收入為大宗，因此不免觸動各廟宇的經濟。舊時天津各廟宇的經濟來源，除去居士和香客們的供奉，全仰賴廟產和香火的收入。廢廟興學之後，逐漸打破了各廟宇所依賴的經濟基礎，影響了僧道尼等生活，不免遭到這些“出家人”的忌恨，甚至予以種種詆毀，林墨青乃成為眾矢之的．更因為在清末庚子年代，天津居民的思想保守，狃於舊習，普遍存在著迷信鬼神的觀念。在廢廟興學中，許多人不願做拆廟毀神的舉動，恐怕受到“報應”。林墨青針對這種情況，常是不惜精力，親自帶領瓦木工們，拆毀各廟神龕和塑像，不免引起落後群眾嘖有煩言。當時民智未開，在小學成立之初，廢棄了舊書，改用新課本，還感覺不習慣，有的家長存在觀望態度，不讓子弟們上“洋學堂”。特別是家庭婦女們，一般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對於讓自己女孩於上學堂，更是裹足不前。凡此種種問題，均為當年廢廟興學中的障礙。但是，首當其衝的林墨青，精力充沛，意志堅定，並沒有被這些困難嚇倒，而是衝破層層阻力，知難而進。他以驚人的毅力，多方動員，百般勸導，終於使天津的興學工作，獲得突飛猛進的成果，為天津的小學教育的興起奠定了基礎。
庚子義和團運動后，正是袁世凱繼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這時嚴范孫第一次在津過隱居鄉里生活。1904年嚴范孫再度出山，代胡月舫總理直囊學校司(后改學務處)；翌年，清廷設立學部，嚴范孫被命署理學部右侍郎，1906年改為左侍郎。林墨青是在這種有利於天津興學的情況下，開展他的興學工作的。袁世凱對林墨青的熱心興學，深為嘉許，曾為之專折上奏，獎以內閣中書銜。辛亥革命，民國建立，袁世凱竊據大總統之後，又特召林墨青入京，將俾領全國社會教育事務，林力辭未就，僅允兼任京師模範講演所名譽會長。並上改良學制書，條陳社會教育事項，長達數千言，均屬切中時弊、富有建設性的建議，為袁世凱所稱許。
林墨青在興辦天津小學和開展社會教育所取得的成就，還受到嚴范孫的稱頌。嚴在寫給林墨青的詩中，有“津癢半是舊祠庵，開創經營興味酣’之句，井自注云：“津邑設學，君實創始，最初16處，皆君一手規劃，商借祠宇，用力尤多。”由此說明了林墨青在廢廟興學中，用心之苦，成績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