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嘆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yú）？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嘆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

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並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雲。廬陵歐陽修序。

1、達：顯達，在仕途上順利得志。

窮：困頓，在仕途上困窘不得志。

2、蓋：副詞，表不肯定。

3、蘊其所有：指懷抱理想和才幹。

蘊：蓄藏。

4、放：放任、縱情。

5、興於怨刺：興起怨恨、諷刺的念頭。

怨刺：怨恨、諷刺。

6、道：表達出。

羈（jī）臣：即“羈旅之臣”，指旅居在外或被貶謫的官員。

7、工：精美。

8、殆：大概、怨怕。

窮：使……窮。

9、蔭：指因前輩功勛而得官。

補：指官員有缺額，選人授職。

10、輒：總是。

抑：壓抑。

有司：官吏。

11、今：通“近”。

12、辟書：召聘文書。

13、佐：輔佐，指郡縣的副職。

14、郁：壓抑，使不得舒發。

15、奮見：發揮、表現出來。

16、宛陵：今安徽省宣城縣。

17、長老：年老的人，長輩。

18、六經：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部儒家經典。

19、簡古：指文風簡潔古樸。

20、苟：苟且。

說：“悅”的通假。

21、王文康公：王曙，字晦叔，號文康，河南人，宋仁宗時任宰相。

22、果：終於，到底。

薦：奉獻。

23、清廟：祖廟。

24、嗜：喜歡。

25、遽（jù）：驟然，頓時。

26、類次：分類、編排。

27、銘之：給他寫了墓誌銘。

28、掇：採取，選擇。

尤：優異。

我聽到世人常說：詩人仕途暢達的少，困厄的多。難道真是這樣嗎？大概是由於世上所流傳的詩歌，多出於古代困厄之士的筆下吧。大凡胸藏才智而又不能充分施展於世的士人，大都喜愛到山頭水邊去放浪形骸，看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等事物，往往探究它們的奇特怪異之處，內心有著憂愁感慨憤激的鬱積，這些情感化為詩興，即寄托在怨恨諷刺之中，道出了逐臣寡婦的慨嘆，而寫出了人所難於言傳的感受來。大概越困厄就越能寫得工巧。如此說來，並非寫詩使人窮困潦倒，大概是窮困潦倒后才能寫出好詩來。

我的朋友梅聖俞，年輕時由於蔭襲補為下級官吏，屢次考進士，總是遭到主考部門的壓制，在地方上困厄了十多年。年已五十了，還要靠別人下聘書，去當人家的辦事員。鬱積著自己的才能智慧，不能在事業上充分地表現出來。他家鄉在宛陵，幼年時就學習詩歌，從他還是個孩童時起，寫出詩句來就已使得父老長輩驚異了。等到長大，學習了六經仁義的學問，他寫出的文章簡古純正，不希求苟且取悅於世人，因此世人只知道他會寫詩罷了。然而當時人不論賢愚，談論詩歌必然會向聖俞請教。聖俞也把自己不得志的地方，喜歡通過詩歌來發泄，因此他平時所寫的東西，其中詩歌就特別多。社會上已經知道他了，卻沒有人向朝廷推薦他。從前王文康公曾看到他的詩作，慨嘆地說：“二百年沒有這樣的作品了！”雖然對他了解很深，可還是沒有加以推薦。假使他有幸得到朝廷的任用，寫出如《詩經》中雅、頌那樣的作品，來歌頌大宋的功業恩德，獻給宗廟，使他類似於商頌、周頌、魯頌等作者，難道不是很壯偉的嗎？可惜他到老也不得志，只能寫困厄者的詩歌，白白地在蟲魚之類上抒發窮苦愁悶的感嘆。社會上只喜愛他詩歌的工巧，卻不知道他困厄已久將要老死了，這難道不值得嘆息嗎？

聖俞的詩很多，自己卻不收拾整理。他的內侄謝景初擔心它太多容易散失，選取他從洛陽到吳興這段時間的作品，編為十卷。我曾經酷愛聖俞的詩作，擔心不能全部得到它，十分高興謝氏能為它分類編排，就為之作序並保存起來。

從那以後過了十五年，聖俞因病在京師去世，我已痛哭著為他寫好了墓誌銘，便向他家索求，得到他的遺稿一千多篇，連同先前所保存的，選取其中特別好的共六百七十七篇，分為十五卷。啊，我對聖俞的詩歌已經評論得很多了，所以不再重複。

廬陵歐陽修序。

文章作於嘉祐六年（1061）。此時歐陽修由樞密使轉戶部侍郎參政知事。官運亨通，志得意滿。梅聖俞名堯臣，字聖俞，北宋詩人，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其詩清新質樸，與蘇舜欽齊名，陸遊在《書宛陵集后》中稱梅為唐代李白、杜甫之後的第一位作家，盛讚其詩“突過元和作”。劉克莊的《后村詩話》更將梅譽為宋詩的“開山祖師”。梅聖俞是歐陽修的好友。二人在發起詩文革新運動，反對浮靡文風的鬥爭中結下深厚友誼，成為莫逆之交。梅聖俞的詩歌理論及創作，曾對歐陽修的詩歌創作產生很大影響。梅聖俞一生困頓，得不到世人重視，死於嘉祐五年。一年後，歐陽修為了表達對亡友的懷念，將他的詩編撰成《梅聖俞詩集》，並為之寫了這篇序文。

文章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作者反駁了世人關於“詩人少達而多窮”的說法。文章開始，劈頭便是一句反問：“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起筆突兀，超拔，發人深醒。接著，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上面那種觀點，主要是因為世上流傳的詩篇，多來自古代落拓文人所致。作者認為：大凡胸懷才學、抱負，而又不能在世上施展自己才能的士子，大多喜歡在山崖水濱放浪形骸，縱情漫遊，借遊山玩水以自遣，他們見到蟲魚草木、風雲鳥獸的千姿百態，便刻意探究它們的奇特之處。這便是他們筆下的魚木蟲草、風雲鳥獸逼真、傳神的原因。這些詩人由於懷才不遇，心裡鬱積著憂愁和憤慨。因此能寫出怨恨命運、諷刺時世的詩篇，傾訴出那些被貶斥到邊遠地區的官員和獨守空房的婦女們的哀嘆。抒寫出人們難以述說的情感，因此境遇越是困頓，詩也就寫得越好。作者在這裡提出了詩“窮而後工”，“愈窮愈工”的觀點。這一觀點的本身，便是對那種“詩能窮人”傳統觀點的否定。那種“詩人少達而多窮”的說法的根本錯誤，在於將因果關係倒置了。作者的這一段議論，看似與梅聖俞無關，實際上是為下文作鋪墊。因為只有擺正了窮與詩的關係，才能理解梅詩何以能工。這便是作者文章構思的高超之處。作者關於詩歌“窮而後工”的理論與司馬遷的“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也是韓愈“不平則鳴”說的繼承與發展。而歐陽文忠公所創的“窮而後工”一句，終成為千古不變的詩歌理論。

第二部分主要介紹詩人梅聖俞的生平經歷及其詩歌創作。梅聖俞一生仕途困頓，多次考試都因受到考官的壓制而不中，到了五十歲才接受聘書，作別人手下的幕僚。徒有滿腹才學、抱負，卻不能在事業上發揮出來。作者對此深感惋惜。這些是介紹梅聖俞其人。接著又由梅聖俞其人寫到其詩。聖俞自幼練習作詩，還未成年，他的詩已經使長輩們為之驚奇。長大后又學習六經中的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因不能苟且迎合，博取時好，得不到世人的重視。因此世人只知梅詩，不知梅文。這裡，作者是拿梅文作陪襯，反映出梅詩受到世人的重視和喜愛。當時不論是高明之士還是愚笨之徒，只要談到詩，都要向梅聖俞請教，梅聖俞也樂意藉此在詩中抒發自己的失意之情，因此他一生的創作，尤以詩歌為多。世人都知道梅公的大名，但卻沒有人肯將其推薦給皇帝。作者對此十分痛惜。宋仁宗時任宰相的王文康公曾讚歎梅詩“二百年無此作矣!”可見對梅詩了解很深，可是連他也沒有向皇帝舉薦聖俞。作者感嘆聖俞的才學不為世用。不能為朝廷作歌功頌德、祭祀祖廟的詩歌，而只能寫一些“蟲魚物類、羈愁感嘆”的吟詠。世人只知道喜歡他的詩，卻不知道窮困潦倒時間長了，詩人也會衰老。作者對詩人的困頓的境遇及其懷才不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同時對世人不知愛惜人才的狀況發出了由衷的感慨。

文章的第三部分主要交代了《梅聖俞詩集》的編撰經過。梅聖俞的詩寫得很多，可是他自己並不愛惜，也不注意收集，倒是他的妻子的侄子擔心詩作散佚，把他由洛陽遷到吳興以來所寫的詩作收集起來，編成十卷，作者自己一直十分喜愛聖俞的詩，因此收藏了這個詩集，並為它寫了序。十五年後，聖俞病死在京城，作者前去憑弔，向家人索取他的詩篇，得到一千多篇遺稿，又將自己以前收藏的詩加在一起，從中選出六百多篇好的詩，編成十五卷。這就是《梅聖俞詩集》的成書過程。這是一篇詩序不可缺少的部分。關於梅詩的成就及特點，歐陽修在其《書梅聖俞稿后》、《六一詩話》等文中多次論及，所以僅在此處點一句：“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出”。表示梅詩特點很多，毋庸贅述，讓讀者自己去想象、品味。

全文是圍繞“詩窮而後工”的觀點層層展開的。首段批駁“詩人少達而多窮”的觀點，是為了立起“詩窮而後工”的論點。二段梅聖俞一生的經歷、遭遇以及他的詩文，是用具體事實說明：“窮而後工”的理論。第三段雖未明寫“窮而後工”，但仍暗含著這層意思。正是因為“窮之久而將老”，聖俞才會“以疾卒於京師”，正是因為梅詩之工，作者才能“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並為之編撰詩集。歐陽修在本文中提出的“詩窮而後工”的觀點，無疑是他對我國詩歌創作理論所作的傑出貢獻之一。這充分體現出作者構思的精妙以及結構文章的技巧。作者在表現詩人詩工時，主要採用側面烘托的方式，而不是著重正面表現。如以梅文“簡古純粹”來反映共詩之工，再用時人向其求詩，以及名人的贊語來襯托其詩工。這樣靈活多樣的表現手法使文章活潑、生動而不呆板。

作為一本詩集的序言。本文體現了“序”這一文體的應有內容要素：一是應交待成書的基本情況。文章的三、四段完成了這一任務。二是介紹作者及該書有關的思想、創作情況，述評其著作的主要特點。這是作序的主要內容和任務，故而本文的第二段用了較多的筆墨。三是要有作序者的主導思想，而且這主導思想要與該書及其作者密切相關，從而形成融貫全序乃至全書的靈魂。文章一開頭就闡發的“窮而後工”思想，就起到了這一靈魂的作用。

歐陽修這篇序文之所以歷來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於作者提出了“窮而後工”的創作思想。吳楚材等在《古文觀止》中說：“‘窮而後工’四字，是歐公獨創之言，實為千古不易之論。”歐陽修的“窮而後工”說，與司馬遷的“發憤而作”說和韓愈的“不平則鳴”說，一脈相承，共同發揮著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學創作本原論。

“發憤而作”之語，源於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自序》，他認為《周易》、《春秋》、《離騷》、《國語》、《孫子兵法》、《呂覽》、《詩經》等，“大抵賢聖發憤而所為作也”，這是對《屈原·抽思》中“發憤以抒情”的繼承和發展。李贄在《忠義水滸傳序》中，對這一思想闡發得較簡明：“古之聖賢，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雖作何觀乎！《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蒲松齡也稱自己的作品《聊齋志異》為“孤憤之書”。由此可見，“發憤而作”是中國文論的一個傳統思想。

“不平則鳴”之說，語出韓愈《送孟東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韓愈的這一“不得其平則鳴”，是對司馬遷“發憤之所為作”的進一步發揮，對後世影響頗大。賀貽孫在《水田居遺書》文集卷三《詩餘自序》中說：“風雅諸什，自今誦之以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諷誡何由生，而興、觀、群、怨何由起哉？”王國維《人間詞話》亦云：“古詩云：‘誰能思不歌，誰能飢不食？’詩詞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鳴者也。故‘歡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見，“不平則鳴”也是中國傳統文論的一個重要思想。

歐陽修的《梅聖俞詩集序》第一段，主要從三個層面闡發了“窮而後工”的創作思想：一是認為“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這裡的“窮”，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詩人，困厄出詩人，從概率上看確實如此。二是強調“內有優思感憤之鬱積”方能發而為詩。因為“窮”，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這是文學創作必備的動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窮則愈工”。工者，好也，美也。這讓人想起了孟子的話：“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將以上三個層面聯繫起來看，那就是“窮”則“鬱積”深厚、“優憤”強烈，故發而多能成為“愈工”的好詩。這是符合認識論、實踐論、創作論的基本原理的。

從側重點上看，“發憤而作”說強調創作需有一種強烈的激情，“不平則鳴”說強調這激情來之於心中的不平之氣，而“窮而後工”說則強調這激情、這不平是源之於人生的窮困鬱積。其實這三說在精神實質上是一致的，它們相互補充，相互發揮，共同建構了一個關於文學創作本源論的系統學說。文學創作，特別是詩歌創作的動力和源泉是什麼？這三說都是聚焦於創作主體的內在積累和情感。胸中有，筆下才能有，這是必然。但這三者也沒有排斥客觀現實的本源意義：“憤”何以生？“不平”從何而來？特別是歐陽修強調“窮”，就把“憤”、“不平”與社會人生現實緊密聯繫在一起了。所以說，以“發憤而作”、“不平則鳴”、“窮而後工”三說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學創作本源論，是一個既抓住要領、又相當全面的學說，應當給予充分的肯定和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