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定法師

也就是說，到此他的法師的夢想破滅了。雖然他出家時曾立志精進學習佛法，發心將來做一位有德行、講修持的法師，他得了當時最難治好的癆病（即肺結核）。初發心受挫后，他並沒有灰心，而是一邊治病同死亡較勁，一邊自學佛學院指定的天台宗全部課程，反而使他在天台宗方面的造詣還勝於他的同班同學。連茗山法師都深為感佩，所以在1982年，在茗山法師的提議下，應中國佛教協會聘請，他成為一名中國佛協在南京棲霞寺舉辦（文革后）第一屆僧伽班的授課老師，實現四十年前的願望。

1989年，身為廣福寺住持的常定法師發心培養僧才，把上海佛學院預科班爭取到崇明縣來，在崇明廣福寺創辦！於是，常定法師四處奔走，寫申請報告，呈報各種材料，力陳諸多優越條件。如此反覆曲折了一年多時間，最後在上海玉佛寺方丈真禪法師支援下，1990年11月上海佛學院預科班於廣福寺正式開課。常定法師作為該班的班主任授課法師近五年時間。

在常定法師的自敘述中，他的農禪生活要比想象的更為艱難、更為嚴酷，也是加樸素而現實。那是一種時時處處與之搏鬥的堅守。1958年「歇廟」后，上海市崇明縣廣福寺的出家人大部分都「從哪裡來回到哪裡去」了，只有常定法師沒有走，他在寺院旁搭了兩間茅草屋和年邁的父母住了下來。這一切是那麼順利，在當時竟沒有人出來阻攔，彷彿是冥冥之中的一種暗示－－堅守住！可怎麼生存下來呢？常定法師是一個病身子，早在上世紀40年代青島湛山寺佛學院讀書時就得了肺結核，不得已退學返回崇明，用他的話說「只有等死了。這我曉得。」雖經多次鬼門關終於活下來了，然病身子幹不了重活，勞累了便吐血不止。雖如此，他還是要供養年邁的父母。當地村民描述說∶「在生產隊落戶時，常定沒有生產能力，只能靠借當時生產隊的玉米維持生活。到年底沒有錢還，只好一欠再欠，拖了好多年呢。」可見他的生活境況不佳。有人時常看到他在屋前地里種蠶豆，以充飯食不足。中國有句古話「久病成醫」，常定法師也是這樣。在他漫長的與病魔抗爭中，他學會了看病、號脈、針灸等，能治些小毛病什麼的。這屬於純布施性的，他不收錢財。然鄉村民風淳樸，鄉民們就變換著形式以解他的燃眉之急。二十八年的農禪辰光，常定法師就是在如此食物短缺中，年復一年，月復一月地堅持了下來。

然而，人的願望往往產生和願望的現實條件相背離的時候，越是相差懸殊越是強烈。一場文革風暴，使常定法師由初始的堅守進而突發願心－－今生一定要復興廣福講寺。這個在當時誰也不敢想的願望突然生起在常定法師的心坎上，不是沒有因由的。是自己的恩師、廣福講寺的住持業承法師含冤死去，激發了他的願心。被定罪為華東區中統特務中隊長的師父，只因為與香港的兩個弟子互有書信往來，便被關進了牛棚，死於棍棒之下，在此之前，常定法師沒有這麼大的願心或者說他作為出家人的志向是在其他方面。也就是前文敘述過的，當一個名副其實的法師，以講經說法、弘法利生為己任。而在上世紀60年代末中國佛教一片寂然之際，常定法師萌發了復興廣福講寺的願望，他的心愿可算得上宏願，他的心量可謂大矣！讀到這裡人們不禁要問，常定法師在當時動蕩劫難的情況下憑什麼有這麼大的把握將在他的下半生中定能復興廣福講寺呢？他說∶『靠山只有一個，那就是政府的宗教政策。解放后我學過國家憲法，其中有一條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作為中國第三大島的崇明島，佛教也恢復了宗教活動。在南京棲霞寺中國佛協於文革后開辦的第一個僧伽班授課的常定法師，曉得廣福寺會重新開放的，等第一屆僧伽班一結業，他便謝絕了院校的挽留，信心十足地回到上海市崇明縣開展他的願望實現工作。

回到崇明島，他先把自己僅有的兩間茅草屋捐給了寺院，然後收徒建山門。有了徒弟，幫手就多了起來，信眾聞聲雲集，積沙成丘，丘而成峰，佔地五十餘畝殿堂莊嚴、設施完備的廣福講寺終於恢復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