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老七賢

“五老七賢”是泛指一百年前光耀在四川的一個傳統文化群體。他們繼承巴蜀文化的優秀傳統，他們中有前清狀元、進士、舉人、知府、翰林、御史；有“一生不做官，桃李滿全川”的教育家。曾為政者，清廉剛正，循聲卓著；為教者，扶掖後學，培育英才。德才兼備，經世致用，廣植桃李，嘉惠士林，使“蜀學”在國內產生深遠影響。

清末民初，成都彙集了大批文人學士。他們中的不少人受到主持川政者的禮遇，其中的佼佼者被尊稱為“五老七賢”。

大體上說來，主要人物有趙熙、顏楷、駱成驤、方旭、宋育仁、龐石帚、徐子休、林山腴、邵從恩、劉咸滎、曾鑒、吳之英、盧子鶴、文龍等等。

五老七賢中尤以趙熙的威望成就最大，趙熙為前清翰林，以為民請願，彈劾權親權貴有“鐵面御史”之稱，且以詩、詞、書、畫、戲五絕名譽海內，尤以詩詞書法成就最高，有《香宋詞》流傳，當時稱為“清末第一詞人”，其書法贊為“榮縣趙字”，蜀傳統有“家有趙翁書，斯人才不俗”之諺，為世人所敬重。某年軍閥部隊在榮縣打仗，當時趙熙住在東門，雙方軍官以趙熙德高望重，未開戰之前先定下“君子協定”，不在東門開火，以免使老先生受驚嚇。川中人感其事，把榮縣城東稱為“鄭公鄉”。林思進擅詩，詩與趙熙齊名，有《清寂堂詩》流傳，當時詩界並稱“林、趙”。

“五老七賢”多為通儒博學之士，可稱為清末民初蜀中儒學的代表人物。當時有“蜀地文風盛漢時”的贊語，這一學術現象就與“五老七賢”的承傳有極密切的關係。儒家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與主流，又是涵攝百家、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體系。“五老七賢”所處的時代，正是我國近現代歷史的急劇變革時期，新舊文化的衝突非常激烈。在他們身上充分體現出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部分人也具有變法維新以來的新思想，但有些又是頑固的封建文化衛道士。

“五老七賢”著述宏富，如宋育仁的《問琴閣叢書》，趙熙的《香宋詩詞集》、總纂《榮縣誌》，徐炯的《霽園叢書》，劉咸滎的《靜娛樓詩文存》，衷冀保的《日本國史》，曾鑒、林思進編纂的《華陽縣誌》，都是有一定文化學術價值的著述和重要的鄉邦文獻。

“五老七賢”除文翰詩墨名揚學林藝壇，又互以名節相砥礪，他們敢於仗義執言，針砭時弊。趙熙在清末就是有名的“鐵面御史”。諸公以社會賢達的身份處於官民之間，溝通政令輿情，既為官方尊重和忌憚，又為民眾敬仰，深孚人望，為時所重。

1924年，軍閥楊森踞成都，北洋政府任命他“督理四川軍務善後事宜”。楊森次年在成都推行“市政建設”，強令拆民房擴建馬路。民房要市民自拆自建，不予補償，以致民眾流離失所，怨聲載道。以徐炯為首的“五老七賢”聯袂至督署交涉、抗議，為民請命。此事弄得楊森甚為難堪，又不好發作。事後惱羞成怒，蠻橫揚言：“我才不信你‘五老七賢’的腦殼是銅打鐵鑄，我就要試試看砍得落砍不落?”“五老七賢”們為社會主持公道，亦為地方惡勢力不滿，他們背地咒罵“五老七賢”是“五個燒火佬，七個討人嫌”，足見一代學人不只是謙謙儒士。

民國前期四川軍閥割據，戰亂頻頻，成都尤其是征戰之地，“五老七賢”常居間斡旋、調解，以弭干戈，客觀上為市民減少了戰禍之苦。著名民主革命家黃炎培當年就有蜀游詩讚道：“劫后民勞未息肩，每聞政論出耆年。蜀人敬老尊賢意，五老當頭配七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