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之英

清代醫家。履貫欠詳。嘗著《經脈分圖》一書，現有刊本行世。

吳之英（1857-1918）經學家、書法家。名山縣人。受業於成都尊經書院。歷任資州藝風書院、簡州通材書院講席，成都尊經書院都講、錦江書院襄校及四川國學學院院正（院長）。曾任《蜀學報》主筆，宣傳維新變法。

吳之英(1857—1918)字伯竭，號西蒙愚者，出生於四川省名山縣（今雅安名山縣）車嶺鎮吳溝一個書香人家。祖父文哲、父親銘鍾都是積學未顯之士。5歲時，吳之英即隨祖父課讀。由於他天資敏慧，學習勤奮，8歲便會文辭，16歲奪得雅州府試文魁，17歲以茂才選進成都尊經書院學習，受到當時的經學大師、書院山長王闓運的培養，學問日進。他參加過一次鄉試，首卷錄取了，但因不慎污染試卷而被淘汰，一氣之下，發誓再也不去應試。到20多歲，他在經史詞章方面都有了相當高的造詣，精三禮，善駢文，工書法。王闓運稱讚說：“諸人慾測古，須交吳伯羯。之英通公羊，群經子集，下逮方書，無不賅貫”。①民國時期，李肇甫在他編修《四川方誌簡編》中也說：“自王闓運來蜀，遂以博學窮經為士林倡，於是乾嘉之學大盛於蜀，一時文人蔚起，鴻碩輩出。廖（平）、宋（育仁)、吳(之英)、張(森楷)，尤著令聞焉。”

吳之英知識淵博，諸如詩詞歌賦、經史文章、聲韻樂律、經方星經之學，均有成就。他在詩文方面自成一家，對當時“徒知標榜。空疏膚淺”的各種文派和“僅能模仿，人足自立”的諸文體，都持否定態度。主張為文要有充實的內容、精密的組織和深厚的含蓄。同時代的學者宋育仁評他的詩文，“比於近代文學家有如胡稚威(天游)、王仲瞿(曇)，故堅栗而光曄，以經術深湛之思，澤以楚艷韓筆，故肅穆而閎肆”。②按胡工駢文，詩雄健，王能詩、善駢文。

由於吳之英幼承庭訓，對古文“積讀久，漸知有厚味，顧其所以醲醇弗可得”。③后入尊經書院，受到王闓運的陶冶，“闓運弟子中詩文都能繼承他的作風，而卓然自立者……就要數到吳之英了”。④他是闓運文學的傳人，代表了晚清文學的一個重要流派。他寫詩文，往往“縱橫漫衍，多所旁涉，甚至重疊反覆。引申其喻，像深山的古樹，挺立於懸崖峭壁之上，柯條交拂，藤蔓雜生，莽莽蒼蒼，使人辨不清枝葉的路數”。晚清經學大師廖平說他的文章“實出淮南，但自諱之耳，故其文多紆徐漫衍，須多看數行，乃能知其意之所在”。⑤吳之英的高足吳虞也說：“蒙山(即吳之英)為文，出於周秦諸子。”故劉申叔講，“蒙山人品文學，當於周秦間人求之”。

吳擅長七言古體詩。“自謂音節符於古樂府，隋唐以後蔑如也”。吳詩以楚辭，漢郊祀歌為本，鮑照、吳均，薛道衡、廬思道、李白、杜甫、元稹、自居易的詩為宗。他認為“李、杜之體清剛，故罕有長篇。元、白之詞鋪敘，故特乏勁氣。恰合二派而融化之，則大或千言，少或數百，兼二派之類，無二派之短矣”。⑥他作的古體詩，大多吻合其論述。如《關山月》、《哭楊銳》、《上海行》、《頤和園》、《蒙茶歌》、《都江塹》、《桂湖》、《東湖》等。其中寫邊城征戍之苦的《關山月》，鋪陳宏大稠密，音節高昂矯健，讀起來感人至深，是他的一篇代表作。

吳之英著述較多，有遺著《壽櫟廬叢書》刊行於世，包括《儀禮奭固》、《禮器圖》、《禮事圖》各17卷，《周政三圖》3卷，《漢師傳經表》1卷，《天文圖考》4卷，《經脈分圖》4卷，《文集》1卷，《詩集》1卷，《厄言和天》8卷。此外，已散失的著作有《諸子遹倅》15冊，《中國通史》20冊，《公羊釋例》7冊，《小學》4冊，《以意錄》4冊，《蒙山詩鈔》l冊，《北征記概》1冊。

清光緒八年(1882)，吳之英入京朝考，自成都九眼橋乘舟東下，途經長江沿岸城市，目睹朝政腐敗，人民窮困，列強在中國肆意橫行，不禁感慨萬千，深嘆“時運之極，人道之憂”，遂產生益世救國思想。曾寫出長詩《上海行》，通過描述都市的繁華外表，揭露社會潛伏的危機。朝考回川的第三年，他獨游巫峽，船泊江邊，與扶柩歸鄉的祖孫二人相遇，其祖出所寫《巫峽歸舟圖》求言，便又以沿途所見，抒發胸懷，藉此暴露社會的炎涼、黑暗，官紳富賈的貪婪、荒淫，並以同情的筆調反映了浪跡江湖的遊子在艱難歲月中的苦處：“……但見來游不見歸，啼猿空為遊人悲。蜀國於今已瘠土，官商猶自說天府。艫舳千里閼夔門，趙王公子楚王孫。穿礦採珠棼跟址，山神不綠江神死。竊得卓財又竊女，嬋媛久滯豪華旅。近肉遠絲酣舞筵，襄王一夢三千年。明月鄉心歸何處，鶯花屢新裘馬故。縱余資斧足纏腰，膏火相煎利倚刀。……”⑦

他在灌縣任訓導期間，中日甲午之戰爆發。既后東西列強，虎視眈眈，俄佔旅大，日吞台灣，德索膠州，法窺兩廣，國勢日益不振。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對外遭到一連串重大失敗，以康、梁為首的改良主義蓬勃興起。光緒帝載泥受到維新運動的影響，也有志圖強，破格選用人才以輔佐國政。吳之英與楊銳，劉光第，宋育仁等都受到重用，楊、劉二人被提拔到變法維新的重要部門，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宋育仁奉朝旨到四J11主持工商礦務兼長尊經書院，推薦吳之英、廖平為書院都講。宋與廖平等發起組織“蜀學會”，吳之英不僅積極參加學會的活動，擔任主講，還同宋育仁、徐昱等用學會名義創辦了《蜀學報》，通過報紙的宣傳，推動變法維新。他任該報主筆，先後發表了《蜀學報初開述議》、《蜀學講義》、《政要論》、《礦議》、《救弱當用法家論》、《法家善復古說》等文章。針對朝廷政治、經濟等弊端，提出改革內政奮發圖強的主張。

他認為國勢之所以越來越弱，外因是列強侵略，內因是官吏的迂、緩、疲、怠，“只知利身不顧君，利家不顧國”所致。由於當權者私壑難填，便產生了“叛官”、“叛民"。“叛官有三：亦欲為者所欲為，壞我法紀，虐我人民；依託舊制，坐失事機，積為因循，以敗國家之宏績”。⑧應“禁叛於未形，自貴自強”，即變法維新。

關於振興政事，他主張：第一，應有知人用人之術。選擇良吏與知人善任是治政的關鍵。選吏的標準：一德行，二忠誠。從中擇善而任，“善之善者專任之”，“惡之惡者必去之”。⑨第二，要進行嚴法治理。用人之後，當繼之以法，首先要選好議法和執法的官。議法者，必深知法律；執法者，必至公至明至平。朝廷制定了法律，就要“執衡以立，不顧天下之議”，⑩“飭令則法不遷”，然後“民不敢犯法，吏不敢以法遏民”，“雖聖賢才智，不敢開一言以枉法；雖千金之戶，不敢用一銖以市法”。（11）

在經濟方面，他認為賦稅是不公允的，富豪之家擁有大量沃土肥田，賦稅的負擔輕，有少量貧瘠土地的貧戶負擔卻很重，一些貪官污吏，復巧立名目，大飽私囊，弄得“民窮困而怨讟興”，（12）“內府有蠲除，窮檐無遁免”。在鄉間的農民，千辛萬苦地飼養豬、牛、羊或種植茶、果之類的副業收入，在市場上交易都要徵稅，那些“富賈屠販通易都會之交，牟贏而供弗”。（13）這是一個很大的弊病，朝廷應採取得力措施，平衡賦稅的徵收，使人民安局樂業，各得其所，避免貧民因欠租而逃亡遷徙。

朝廷提倡開礦，本來是為了增加社會財富，“非出以澹豪滑之欲”。當今的礦產為富商大賈所掌握，他們“因沿為奸”，採取了“罔上巧法”等手段，貪得無厭地“烈山涸澤”，掠奪山川之寶藏，過著荒淫糜爛的生活，使富者越富，貧者越貧，“地氣鬱而民不紓，民心怒而不首”。他認為開礦確是國家和百姓的一項利源，國家應採取“上下兼資”的經營辦法，“置廉平之長司之”，“以工輸之，以商化之，以賈平其賈而不昂”，並為之“交通運輸，周海內而亡雍閼之患”，（14）既可以供國家開支，也可解除部分貧民流亡之苦，老百姓一遇災年，也有賑濟的費用。

同時，他還提出寓兵於農的政策，認為強國之要，在於重視農、兵，“兵是強資”，“農是富資”，朝廷應設法“墾田以援農”，解決一些農民無田可耕的現象。平時，“練農以為兵”，戰時，“即驅而用之”。提出“上農有賞，下農有罰，公戰有賞，私鬥有罰”。（15）只有這樣，國家才會富強起來，才能抵抗列強的侵略。

他在論文中提出的選賢與能，嚴法治政，著重理財，重視農兵等一系列變法圖強之見，雖大多出“托古改制”思想，但他並不拘泥於古人之法，而是主張相時而變，因事而變，“即起古人而更生之”。他說：“大局固遵古矣，其餘目皆可變也”，“通其變以并行之，則新法也，皆救敝之良藥也”。（16）

正當吳之英以滿腔熱情在報上發表維新主張時，1898年9月21日，慈禧發動戊戌政變，幽光緒於瀛台。28日殺害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罷一切新政，維新運動宣告失敗，《蜀學報》與“蜀學會”遭禁斥，宋育仁被罷黜回京賦閑，吳之英受到審查。他經過這場驚濤駭浪之後，逐漸消沉下來，產生了“因感蒓鱸思舊鄉，掛冠我逐歸鴻去”的思想，（17）回到灌縣任上，轉而悉心研究歧黃之術。

1900年，八國聯軍借口義和團反帝反洋教，發動了對中國人民又一次大規模的侵略戰爭。義和團鬥爭失敗，慈禧與八國聯軍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吳之英非常憤慨，寫下了長詩《頤和園》，怒斥慈禧的賣國行徑，讚揚義和團的反帝愛國精神，謳歌“神拳弟子代國憂”。並在《東湖詩》中悲憤地寫道：“可憐庭議和西丑，租界通商分割剖。邊檄相望盡藁街，官家何處是梅柳。”

在慈禧專制殘暴的統治下，國勢更加一落千丈。吳之英深感“四海已無施巧之地”，（18）於1901年“淚隨腸轉，回到家鄉，（19）一面侍奉老母，一面閉門著書，這是不得已而為之。在《賢者避世》一文中，他表白自己的真情：第一，因變法失敗，禍及清流，而今“名賢遁消，支柱為難”；第二，朝政腐敗，其勢已不可挽回，“故波瀾滔滔者，將遂有陸沉之勢”；第三，“氣運遞降，而欲就未來之人事，始竭吾願，力之所窮，蓋不啻顛踣摧傷焉”。（20）

他在家鄉的7年裡，仍無時無刻不在關心國事和人事的變化，一顆愛國憂民之心猶存。與陳山民留別的二首詩就這樣寫道，

昨聞海國動天風，高沸淇濤上碧空。

螺子無珠依老蚌，蛟兒有淚泣潛龍．

冤他山鳥都銜石，怪說水神不姓馮．

欲斬長鯨求鈍劍，良工枉鑄若耶銅。

爽氣西來化矞雲，三巴狂狡勢紛紛。

已聞蓬島移仙子，猶有桃源待使君。

自古邊關資信義，由來循吏重廉勤。

若將舊政從新政，得暇更調雕面君。

以後與人書信往來，也多次提到國家的前途問題。他十分痛恨慈禧當政，后黨為亂，對人說：“料將來況而日下，皆正常事不書之列”。

吳之英雖然在政治上遭到沉重打擊，救國宏願受到壓抑，但他不遺其所學，始終抱著益世的思想，致力於建學育才，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后一代身上。他在貴州藝風書院，簡州通材書院先後任教八年，以治小學、通經術、習詞章三者啟迪後進，對學子潛樂教思，循循善誘，付出了艱辛的勞動。他教育學生不但要有刻苦的意志，更要有求實求是的精神；為學之道貴在博，重在精，宜深思，多考據。在《答人問博學書》中，對於精、專問題解釋說：“唯專乃精。要所以成此專，執薈精於一家固無害其通材，乃有裨於雅教，不然涉獵失御，枉媚心目，泛濫忘歸，尤矜口耳。”

吳之英在灌縣任訓導時，因盡忠職守，辦學有方，全縣文風為之丕變。《灌縣誌·政績記》讚揚他說：“為人和易而峻潔，學尤深邃，卓然成家，迥邁流俗，居官廉介，訓迪學子，文行兼備，獲益者多，蓋不徒以言教也。”這段記述表明，作為人師的吳之英不僅以廣博的知識課授生徒，且以自己的思想和德行影響後輩。他愛護學生，“且留讀書種，毋與他人戮”。他的學生、“五四”時期被譽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學者吳虞，在其《鄧守暇荃察余齋詩文存序》中說：“始予年二十歲時，常同陳白完、王聖游從蒙山吳伯去曷先生游，側聞緒論，始讀唐以前書”，“余於蒙山門下為小卒矣”。

宣統元年，吳之英拒絕了清廷禮學館顧問官的聘請，欣然接受了四川存古學堂的工作。

他殷切期望自己的學生能夠出類拔萃，青出於藍。民國初年，他受聘為四川國學院第一任院正，劉申叔為院副。他親自撰寫了“國學院”三個大字和一副聯語懸掛在學院門口，藉以鼓勵後進之士，繼承發揚祖國的燦爛文化，將來為國家民族干一番事業。吳虞後來為國立四川大學專門部同學錄寫序，回憶當時的情景說：“國學專校，創自民國。其時吳伯竭師，廖平前輩、劉申叔、謝無量諸公，聚於一堂。大師作范，群士響風，若長卿之為師，張寬之施教，蜀才之盛，著於一時。”

1913年，吳之英因體弱多病，上書四川都督尹昌衡，張培爵，辭去了國學院院正職務。臨行前，慷慨解囊，捐獻了薪金九百元(大洋)，資助學院辦學。回鄉后，又以多病之軀擔任教育會會長和本縣高等小學堂校長，最後卒於任上。

吳之英去世后，學校師生和鄉人開了隆重的追悼會，素車白馬，幛聯林立，極一時之盛。

①《簡陽縣誌·官師篇·循良》民國十六年版。

②宋育仁《壽櫟廬叢書序》。

③吳之英《壽櫟廬叢書·厄言和天·序言》

④楊世驥《文苑談經》

⑤黃崇麟《壽櫟廬序》

⑥吳之英《國學薈編·關山月》

⑦《壽櫟廬叢書·厄言和天》

⑧《蜀學報》，《壽櫟叢書·厄言和天·政要論》

⑨同上

⑩《蜀學報》，《壽櫟廬叢書·救弱當用法家論》

（11）同上

（12）《壽櫟廬叢書·厄言和天·賦役篇》

（13）《蜀學報》，《壽櫟廬叢書·廿議》

（14）《蜀學報》，《壽櫟廬叢書·厄言和天·救弱當用法家論》

（15）同上

（16）《蜀學報》，《壽櫟廬叢書·發家善復古說》

（17）《覆宋育人》

（18）同上

（19）同上

（20）付守中《壽櫟廬叢書·壽櫟先生故事》

選自《四川近現代文化人物》四川省政府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四川省文史館編寫，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清末民初，成都彙集了大批文人學士。他們中的不少人受到主持川政者的禮遇，其中的佼佼者被尊稱為“五老七賢”。

大體上說來，計有趙熙、顏楷、駱成驤、方旭、宋育仁、徐子休、林山腴、邵從恩、劉咸滎、曾鑒、吳之英、交龍等。

舊時老成都的“五老七賢”，是一百年前光耀蜀中的一個文化群體。他們繼承巴蜀文化的優秀傳統，德才兼備，經世致用，廣植桃李，嘉惠士林，使“蜀學”在國內產生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