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學
禮學
禮學，是自古及今一切關於禮的學術活動的總稱，是以禮為研究對象的一個專門的學術。從內容方面看，禮學跟中國傳統的哲學、宗教、政治、道德等學術互相交叉，互相滲透，同時又相對獨立，具有獨特的基本範疇和自成的體系。對中國傳統的經學或儒學而言，禮學是它們的核心組成部分，但是從歷史的實際情況看，禮學又不完全局限於經學或儒學。
1、禮經；禮書之學。晉 陸雲 《薦張贍書》：“莫不崇典謨以教思，興禮學以陶遠。”《南齊書·王儉傳》：“儉 長禮學，諳究朝儀，每博議，證引先儒，罕有其例。”《陳書·儒林傳·鄭灼》：“時有 晉陵 張崖、吳郡陸詡、吳興 沉德威、會稽 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
2、是自古及今一切關於禮的學術活動的總稱，是以禮為研究對象的一個專門的學術。
春秋禮器蟠龍紋匜鼎
由於這種意義上的“禮”可以“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在指導統治者的政治決策和制約全體社會成員的行為規範從而實現政治穩定方面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西周以來的統治階級及其御用知識分子就將如何完善禮制、利用禮製作為重大的社會學課題。經過近八百年的理論探索和社會實踐，到了西漢中期，中國古代禮學就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理論體系。此後二千餘年的封建社會中，統治階級的一切禮教和禮法措施幾乎都未曾超越先秦禮學的基本理論範圍。同時，從西周以來就開始的對於禮治的理論探討，也在二千多年的歷史過程中一直不斷，成為傳統儒家政治理論的核心組成部分，並形成了一種底蘊深厚的綜合性學術——禮學。
禮學產生於春秋後期。西周末至春秋，作為禮治的宗教依據的天命神學始遭懷疑、批判，隨之而來的便是春秋後期的禮崩樂壞。在此歷史轉折之時，哲人們圍繞禮治的存廢、優劣而“發言”，陳述自己關於禮的理解，禮學因之而誕生。禮學誕生的標誌是思想家、政治家們針對三代禮治由盛而衰、由衰而毀所導致的社會動蕩，自覺反思禮的存在，張揚禮的價值，提升禮的地位，探究禮的由來。這些，為其後的禮學發展描繪了大致方向，提供了無盡的給養，並成為後世禮學發展的重要理論源泉。
道家不僅從道的高度審視自然與社會、萬物與人生，而且還從道的高度審視歷史。面對三代之禮及三代禮治，道家以道觀之，通過道禮之辯的方式批評禮和禮治，揭露禮的社會危害性，論證道治優越於禮治，同時，又從道的維度解構禮（包括樂），試圖將禮道家化，並試圖通過禮的道家化而最後消解禮（禮儀）。不過，道家畢竟是在三代禮樂文化的滋潤下孕育、生長出來的，道家對禮的根本性否定並未能徹底割斷道家與禮的所有聯繫，這使得道家之道、道家的某些具體思想又有著禮的痕迹，道家對某些禮儀制度又有所肯定。這些，構成了道家禮學的基本內容。具體言之，老子以道觀禮，從政治和理論的視角批評三代之禮和三代禮治，揭露禮和禮治的社會危害性以及理論上的錯誤；從本原論的高度證明道優越於禮的神學依據——天、帝、鬼神，當然也優越於禮，論證以道蒞天下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從認識維度論述學道的方法——“損”，並因闡述“損”的需要，由反面論述了學禮方法——“益”；在強烈反對禮的宗法等級性的前提下，將“道治”的實現寄託於天子、諸侯身上，並且不排斥甚至肯定喪禮和祭禮。莊子禮學同老子禮學一樣，具有強烈的批判性，對禮的批評構成其禮學的立足點。大體說來，莊子禮學開始於對三代之禮的政治批判，同時對三代之禮的政治價值又有所肯認，莊子禮學包括以道批禮——揭示禮的社會危害性，由禮批儒——批駁儒家守禮尊禮的理論失誤，以道解禮（禮儀）——解構三代禮儀（包括日常禮儀、喪禮禮儀、齋等）且將其道家化，以禮解道——道中有禮且道為禮源等複雜內容。
禮學戰國楚竹書
孔子認為社會政治之亂，根源在於禮的毀壞與喪失，變亂為治的唯一手段就是重新拾起被毀棄的禮，恢復禮治，為此，孔子從三代之禮的相因與損益入手，承認三代之禮在禮儀層面的變化發展，堅持三代之禮的宗法等級性，吹脹三代之禮的治世價值，鼓吹禮治為治世良方；在禮失卻強制性，越禮違禮難以禁止的情形下，試圖以德為禮的支撐點和約束力量，以血親之情為禮的基礎。這些觀點，構成了孔子禮學的基本框架。孟子熟悉 禮的文獻，常與他人討論禮，堅持禮的宗法等級性，肯認禮的政治價值和人生價值，既以禮為標準區別人與禽獸，又以禮為標準區別君子和小人；為證明禮的道德性與道德之禮的內在性，由人性而深入人心，叩開心靈世界，最終把禮安置於人心之中；重視喪禮，對三代喪禮持完全繼承、接受的態度，力證喪禮的厚葬久喪的特徵，與孔子重久喪而輕厚葬有所不同。
禮在荀子哲學中居於核心地位，荀子哲學的方方面面都是圍繞著禮的闡述而展開的，並且都是組成荀子禮學體系的重要部分。大體上說，荀子禮學包括禮之價值、禮之本質以及禮樂觀和禮法觀等方面的內容。就禮之價值來說，荀子認為禮具有政治價值、人生價值和形上價值；就禮之本質來說，荀子認為禮主要指政治制度，兼具道德規範和宇宙之道雙重意蘊；就禮樂觀來說，荀子認為禮樂同功、同源，還有相同的效法對象；就禮法觀來說，荀子認為禮中有法，在政治層面禮法並重，在理論層面禮尊法卑。
墨子是墨家學派的創立者和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曾研習過周禮以致包括周禮在內的三代之禮，乃精通禮的典型人物。墨子肯定三代之禮在三代之時的政治價值和核心作用，重視禮的等級性而反對禮的宗法性，試圖通過“尚同”來維護人的存在的等級性，通過“尚賢”來重新確立劃分人的等級存在的標準；因崇天尊鬼而肯定祭祀價值，維護祭祀之禮，論證祭祀之禮的社會功能和道德意義；揭露三代喪禮的厚葬久喪特徵，歪曲儒家喪禮的久喪特徵為厚葬久喪，分別予以批評，然後借用古代聖王的名義改革喪禮，創立以薄葬短喪為特徵的墨家喪禮；反對三代的禮儀制度，從“節用”的維度制定了包括飲食之法、衣服之法、婚嫁之法、宮室之法等在
墨家禮儀制度；看到古代之樂在發展中的繼承性，又否定樂的政治作用，視樂為危害天下的根源之一，並對此作了全面論證。墨子禮學是在反省三代之禮、批判儒家禮學過程中建立起來的，相對於三代之禮和儒家禮學來說，呈現顯明的批判性和創造性。
法家思想的建構過程既是從理論之維審視三代之禮和儒家崇禮觀念的過程，也是從法治之維審判禮治和儒家的過程。這說明，法家對於禮、禮治、儒家之禮樂等具有獨特的“看法”，這些看法即邏輯地構成了法家禮學的基本內容。另外，法家之法畢竟脫胎於三代之禮，這使得法家人物商鞅、韓非等所言的法、法治都或多或少地具有禮、禮治的印記。這些，也邏輯地構成了法家禮學的基本內容。商鞅為變法而“觀”禮，從治道及治道之“變”的高度審視禮，認為禮發生於變亂為治、為政天下的政治需要，是人類發展到特定時期、特定階段的產物；禮本質上是由“人”製作出來的政治制度，並不神聖而神秘；禮只是人類社會進程中一種具體的治世之道，不具有普遍或永恆價值；三代之禮不同，三代時期各個君王所用的禮亦不同，也就是說，夏、商、周時期的禮一直在“變”，也不具有普遍或永恆價值。
至於作為儒家政治和道德思想之重要組成部分的禮，商鞅依然為變法而“觀”之，並從國家強盛的基礎——“農戰”和理想的治世之道——法律這雙重維度批判之為國家禍亂之源。反過來，由三代之禮反“觀”商鞅之法，其所謂的法含有等級性因素，割不斷與禮的千絲萬縷的聯繫，更何況商鞅還將“名分”納入其法治之中，肯定“名分”的政治作用。韓非雖然主張法治，對於禮卻沒有簡單地否定。他利用和強化禮的等級屬性，證明君主的至上權威，強調君臣間的等級關係；除了從治道與法治的維度批判儒家，還從禮的維度批判儒家，並從禮的維度對儒家所極力宣揚的道德仁義進行改造；肯定禮儀在政治層面的價值，並將這種價值絕對化，從而違悖其法治立場；肯定禮儀在生活層面的價值在於表達情，然而又在情禮之間重情輕禮，反對禮（禮儀）的價值的異化。
漢代經學最大的特點就是分為今文經和古文經兩派。所謂的今文經派，簡單的說就是經傳的文字是用漢代的隸書寫的，他們最推崇孔子，而古文經派的經傳是用先秦文字寫的，不僅推崇孔子，還推崇周公，覺得孔子是周公的繼承者。文字不同還是小事，關鍵的是他們所誦讀的書也有差別，比如同是《春秋》“三傳”，《公羊》、《榖梁》和《左傳》，今文經崇信《公羊》、《榖梁》，而古文經崇信《左傳》，所信不同，那麼解讀的方式便產生了差別。如果僅僅是學術的爭論，那倒沒什麼，可是這又涉及到國家應該將哪種經傳立為官學，作為立國的指導思想，這個問題就嚴重了，於是人們便爭執不休。從總體上來看，西漢是今文經派的天下，畢竟劉歆挑起這場爭論是在西漢末年，東漢今文經學派的勢頭有所減弱，古文經學派逐漸佔了上風。
到了東漢後期，出現了一個大學問家，他叫鄭玄，高密人，所以有時候人稱“鄭高密”。他對“六經”無所不通，（漢代“樂經”早已失傳，其實只有“五經”。）不僅如此，就是解釋“六經”的兩個學派——今古文經，也瞭若指掌，於是他遍注群經，將今文經學派和古文經學派中的優點都融為一爐。從他開始，兩漢經學中所謂的家法師法就不再區別了。後來曹魏時期，有個專門挑他毛病的王肅，也遍注群經，處處反對鄭玄，但即使如此，王肅爭得也不是家法和師法，今、古爭辯由此告一段落。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人們喜歡清談，即所謂的談玄，玄指“三玄”，即《易》、《老》、《庄》，後來佛教流行了，人們又談佛理。這個時期人們不重視儒學，獨“三禮”是個例外，尤其是《禮記》中的《喪服禮》。這是因為這個時期，國家採用九品中正的方法選拔官員，品評一個人首先要看門第。由此門第就特別重要，門第重要，嫡庶也就重要了，分別嫡庶的重要體現就是喪服制度，所以人們也就愛討論這門學問。以至於聚談的時候，有些題目也是從《禮記》中找的。另外，還有一項應該附帶說明的是，先前人們所說的“禮經”是指《士禮》十七篇，現在改了，變成了《禮記》。
到唐代，唐太宗是個雄才大略的皇帝，他繼續推行隋文帝創立的科舉考試製度，他還派人整理“五經”。因為科舉首先要看文學才能，所以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經學的地位。擔任整理“五經”工作的人就是大學問家孔穎達，孔穎達組織了一批人來寫“五經正義”，將前代的研究成績作了一次總結，同時也向世人提供了經傳解釋的定本。“三禮”中，孔穎達作了《禮記正義》，另一個禮學家賈公彥仿照《五經正義》寫了《周禮義疏》和《儀禮義疏》，他也幫孔穎達寫過《禮記正義》。
本來“五經”是自漢代流傳下來的說法，唐朝人覺得經傳并行，不可分離，有些“傳”的地位並不比經地位差，於是他們就確定了“九經”作為官學，於是《春秋》三傳中的《公》、《榖》以及“三禮”中的《周禮》、《儀禮》也升格為九經之一了。晚唐的時候，《論語》、《爾雅》、《孝經》也充列其中，變為十二經。到南宋的時候，人們覺得《孟子》也很重要，於是又列入其中，最終成為“十三經”。其實《論語》、《孝經》在唐以前都是入學兒童讀的書，《爾雅》是一部字書，《孟子》被尊崇還是韓愈提出儒學道統以後的事情。
有宋一代，漢朝人那種治學的路數已經不行了，人們不再滿足於章句註疏，家法師法，而是喜歡議論。這就是理學，所謂的理學雖然旨在強調“格物致知”、“存天理，滅人慾”，但這人慾可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扼殺人慾，而是希望通過對人之自然慾望的調節，達到回歸被自然慾望所屏蔽的質樸本性，即仁義之性，追究起來大概就是“善性”吧！換句話說，他們推求的是“內聖外王”的人格，所以理學大師單單從《禮記》中抽出《大學》和《中庸》兩篇來加以闡釋，前者指出修身的路數，後者辨明修身的境界。（《中庸》前代也有單單抽出來解釋的，但不似朱熹這樣有邏輯理路。朱熹還把大學的次序調整了一番。）再與《論語》、《孟子》湊在一起，合為《四書》。元、明、清三代的士子科舉便在這《四書》中討生活了。
明代王陽明的影響很大，他繼承的是南宋陸九淵那一派，在宋儒的基礎上，進一步闡揚，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理論，被稱為“心學”，講“致良知”，心即理。不過“心學”的末流像狂禪一樣，明朝滅亡后，那些遺老們就開始反思朱明滅掉的原因，覺得心學之空談浮躁不可免責，於是認為空談說理，不如求諸經典，做些實際的工作。總體來說元、明二代，禮學都不是很發達。
明亡之後，有的學者認為，理學再也說不出新的道理了，再爭論下去還是經典該怎麼解釋的問題，根據還是章句訓詁。顧炎武就說要“以經學濟理學之窮”，自顧炎武、黃宗羲后，那種恢復樸質的治學風氣漸漸濃了起來，在這種風氣影響下的學術被稱為“樸學”。（或者被稱為漢學。）到乾嘉時代，樸學之風成為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學術思潮，他們認為要恢復漢人治學的特點，於是他們去努力，結果他們去作訓詁研究，甚至比漢朝人搞得更好。這個時期還形成了兩個有名的學派，一個是以徽州戴震為首的徽派，也叫皖派、皖學，另一個是以吳興惠棟為首的吳派。吳派易學最有特點。（也有人認為後來還有融合二派的揚州學派。）皖派精於小學、天算，尤擅“三禮”。戴震曾負責《四庫全書》中經部的審校工作。戴震的老師是江永，跟江永學習而以禮學見長的還有程瑤田、金榜等，皖學中的後起之秀還有凌廷堪，他是戴震的私淑弟子。此外還有被稱為揚派的阮元後來刊刻了《十三經註疏》。凌、阮二人還將顧炎武的觀點再向前推一步，說“禮學即理學”，與此同時，出現了一批人對禮學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學者，如秦蕙田、黃式三、黃以周父子、陳澧、胡培翚、孫詒讓等人。
今文經學以理論見長，到了晚清之際，康有為等人為了變法革新，提倡漢代今文經學，於是作了一部《新學偽經考》，所謂的新學，就是王莽代漢，號為新朝，前面我們已經說過，他將劉歆所倡議的古文經都立為官學。康有為說這些古文經都是劉歆偽造的。如果這個結論成立，清儒們的考證就要大打折扣了。不過，這中間並不是純粹的學術問題，所以比較麻煩。
1、吳 虞：《禮論》，《新青年》 3卷3期 頁1－8 1917年5月。
2、廖 平：《禮說》，四川 存古書局 1918年；又見《六譯館叢書》，四川 存古書局匯印
本 1921年。
3、曾運乾：《原禮》，《新民》1卷1期 頁36－46 1935年5月。
4、羅倬漢：《論禮樂之起源》，《學原》1卷7期 頁46－52 1947年11月。
5、黃季剛：《禮學略說》，《文藝從刊》（中央大學）2卷2期，1936年1月；又見《黃侃論學雜著》，頁444－481，上海 中華書局，1964年；台北 台灣中華書局 1969年8月；台北 漢京文化事業公司 1984年7月。
6、李 濂：《禮樂一元論》，《清華學報》11卷1期，頁221－237，1936年1月。
7、易 心：《禮之意義及作用》，《新東方》（上海）1卷1期，頁204－207，1940年2月。
8、楊向奎：《說禮》，《責善》半月刊，1卷6期，頁2－7，1940年5月。
9、王夢鷗：《原禮》，《文化先鋒》1卷12期，頁4－6，1942年11月。
10、繆鳳林：《禮的研究》，《圖書月刊》3卷3、4期合刊，頁9－18，1944年5月。
11、羅孟韋：《禮說》，《文理學報》1卷2期，頁1－9，1946年12月。
12、金 台：《論禮教》，《正風》半月刊，3卷10期，1948年1月。
13、周谷城：《“禮”“樂”新解》，《文匯報》4版，1962年9月。
14、王國維：《釋禮》，《觀堂集林》，中華書局1959年，290頁。
15、柳詒徵：《中國禮俗史發凡》，《柳詒徵說文化》，255—301頁。原載一九四七年《學原》
第一卷第一期。
16、劉師培：《古政原始論》，《劉申叔遺書》，江蘇古籍出版社。
17、楊志剛：《中國禮儀制度研究》，1—13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18、顧希佳：《禮儀與中國文化》，73—88頁，人民出版社，2001年。
19、周 何：《禮的起源》，台灣 《國文天地》144期。
20、大 可：《論先秦禮樂的發展變遷及其思想作用》，《黃鐘（武漢音樂學報）》1994年第4期，36—39頁。
21、顧希佳：《關於禮儀起源幾種成說的辨析》，《唐都學刊》2001年第2期，70—74 頁。
22、吳汝祚：《良渚文化禮制的形成及其影響》，《杭州師範學院學報》2001年1期，33—37頁。
23、楊 群：《從考古發現看禮和禮制的起源與發展》，《孔子研究》，1990年第3期，3－11頁。
25、朱鳳瀚：《試論中國早期文明諸社會因素的物化表現》，《文物》2001年2期。
26、馬健鷹：《“禮之初始諸飲食”質疑》，《江漢大學學報》，1998年1期，95—98頁。
27、李衡眉：《禮義起源於有虞氏》，《煙台大學學報》，1997年4期，69—72頁。
28、楊英傑：《關於禮起源的再探討》，《遼寧師範大學學報》2000年6期，91—94頁。
29、郝文勉：《禮儀溯源》，《史學月刊》1997年2期，109—111頁。
30、金尚理、陳代波：《從神道到人道—談禮在原始宗教階段的演化及其對中國早期民族精神的影響》，《復旦學報》2001年3期，43—48頁。
31、張 辛：《由大一、混沌說禮—兼論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北京大學學報》2002年4期，86—94頁。
32、雷漢卿：《禮字原始探微》，《西北師大學報》1995年期，35—39頁。
33、謝瑞芳：《中國古代禮儀探源》，《湖南社會科學》1997年4期，84—87頁。
34、陳剩勇：《良渚文化與中華文明的起源》，《浙江學刊》1996年5期，30—31頁。
35、王嘵峰：《禮的起源、發展與功能》，《唐都學刊》2000年3期，103—107頁。
36、李禹階：《史前中原地區的宗教崇拜和禮的起源》〈中國史研究〉1995年期，101—109頁。
37、高 明：《〈原禮〉中國政治思想與制度史論集三》，頁1－10，台北 中華文化出版事
業委員會 1954年11月；又見《禮學新探》頁1－12，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
中文系，1963年11月；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 1977年9月；又見《高明文輯》
上冊，頁211－220，台北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7月。
38、章權才：《禮的起源和本質》，《學術月刊》1963年8期，48—58頁。
39、楊向奎：《禮的起源》，《孔子研究》1986年1期，30－36頁。
40、陳科華：《禮的起源與人類社會兩種生產:──兼論孔子的“復禮”思路》，《益陽師專學報》，1995年1期。
41、惠吉興：《近年禮學研究綜述》，《河北學刊》2000年2期，105—109頁。
42、姜亮夫：《釋禮》，《語言文字學術論文集》，147－150，上海 知識出版社，1989年1月。
43、杜國庠：《略論禮樂起源及中國禮學的發展——給提倡制禮作樂的先生們的一個答覆》， 《杜國庠思想論集》，頁263－293，汕頭大學出版社 1997年10月；原載《群眾周刊》9卷20期，頁901－911，1944年10月。
44、杜國庠：《先秦諸子的若干研究》，北京 三聯書店，1955年10月。
45、張 力：《古禮探源》，《四川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4期，頁55－60轉頁11，1991年。
46、庄福林：《禮的起源、實質及從禮到法的轉變》，《東北師範大學畢業論文》，徐喜辰指導。
47、姚偉均：《禮的發展脈絡及其價值》，《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4期，72－77頁。
48、高樹幟：《中華禮文化的由來及其精華》，《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1期，頁58－63轉頁69。
49、高偉傑：《試論中國交際禮儀的起源和發展》，《吉林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頁12－17，1993年第3期。
50、謝瑞芳：《中國古代禮儀探源》，《湖南社會科學》1997年第4期，84－87頁。
51、李衡眉：《禮義起源於有虞氏說》，《煙台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4期， 84－87頁。
52、陳剩勇：《“夏禮”初探》，《孔孟月刊》33卷4期，12-28頁，1994年12月。
53、何炳棣：《原禮》，《二十一世紀》11，頁102-110，1992年6月。
54、金景芳：《談禮》，《歷史研究》1996年第6期，頁5－11，1996年12月；《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7年第1期，頁11－17，1997年。
55、趙 明：《泛論禮的歷史根源》，《南都學壇》（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1期 頁62－68，1995年1 月。
56、周 何：《禮的起源》，台北 《國文天地》頁28-32，1997年5月。
57、周 何：《經典的智慧十六：禮的起源》，《國文天地》第12卷第12期，頁28－32，1997年5月。
58、廖煥超：《試論禮之起源》，《營口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2期，頁14－18。
59、解勁良：《古代禮的萌芽和確立》，《語文應用與教育》，1996年第4期，頁41－42。
60、閻景瀚：《“禮”的繼承與改造》，《陝西文史》1997年第2期，頁8－9。
61、吳賢哲：《從禮經看禮的起源功用及其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孔子研究》，1996年第2期，頁3－10，1996年6月。
62、羅通秀：《論禮的意義及緣起》，《 江漢論壇》1994年第9期，32－38頁。
63、陳剩勇：《禮的起源--兼論良渚文化與文明起源》，《漢學研究》，1999年6月，頁49-77。
64、林國良：《禮的淵源與始意》，《吳鳳學報》10，2002年5月，頁387-394。
65、常金倉：《手勢語言與原始禮儀》，《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96年1期，26—32頁。
66、常金倉：《先秦禮儀風俗的演化規律》，《北方論從》1993年第1期，88－93頁。
67、許嘉璐：《禮、俗與語言》，《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3期。
68、杜維明：《作為人性化過程的“禮”》，《人性與自我修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年6月。
69、劉德增：《禮與中國文化的再探討》，《齊魯學刊》，1989年第3期，頁83－88。
70、蔡 峰：《先秦時期禮俗的發展歷程及其界說》，《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3期，65－70頁。
71、吳成國：《論孔、孟、荀禮的起源觀》，《湖北大學學報》2002年6期，89—93頁。
72、王 暉：《周代大禮反本歸朴說》，《齊魯學刊》1997年5期，41—47頁。
73、吳十洲：《古禮字新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0年6期，33—79頁。
74、王啟發：《禮的屬性與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96期，75—80頁。
75、許司東：《從仁禮起源論孔子的仁禮關係》，《渭南師專學報》1996年4期，10—12頁。
76、杜 培：《荀子禮之起源與本質的思想探析》，《蘭州鐵道學院學報》2001年5期，20—23頁。
77、張曉虎：《關於中國古代禮文化的若干思考》，《學術月刊》2002年2期，25—29頁。
78、楊英傑：《關於禮起源的再探討》，《遼寧師範大學學報》2000年6期，91—94頁。
79、羅宗濤：《探禮》，《孔孟月刊》13卷第2期，15—17頁。
80、張奇偉：《禮的起源之歷史思考》，《陝西師範大學繼續教育學院學報》2001年3期，32—34頁。
81、黃開國：《春秋時期的禮論》，《孔孟月刊》32卷12期， 8-13頁。
82、蔡介民：《中國禮學史芻議》，《新東方》（上海）1卷9期，2卷1、3期，1940年－1941年5月
83、李源澄、《禮之衍變》，《文教叢刊》1卷5、6期合刊，頁29－37，1946年11月。
84、蔣孔陽：《談先秦時代的“禮樂”制度》，《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年2期，頁32－36
85、趙雅博：《先秦論禮》，《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9卷8期，頁5－13，1986年8月。
86、韓東育：《從周代社會結構看“禮”的社會功能》，《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3期 頁61－66。
87、郝鐵川：《論周朝的禮制》，《江海學刊》1987年4期，頁 64－69，1987年7月。
88、鄭 均：《春秋時代“禮”未成書考》，《中華文化復興月刊》 18卷8期，頁33－35，1985年8月
89、李毓善：《文化的變遷——由禮記有關喪葬之記述論說》（上），《輔仁國文學報》第10集，頁1－19，1994年4月；（下），《輔仁國文學報》第12集，頁11－51，1996年8月。
90、錢玄、錢興奇：《喪禮通考》，《古文獻研究文集》第2輯，1—24頁，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學報編輯部1987年12月。
91、丁凌華：《中國古代喪服服敘制度源流考辨》，《經學研究論叢》2輯，11—40頁，中壢 聖環圖書公司1994年10月
92、劉曙光：《喪葬禮俗起源初探》，《中原文物》1994年2期，62—66頁。
93、汪寧生：《古代特殊葬俗叢考》，《故宮文物月刊》，第15卷第8期，98—111頁，1997年1月。
94、吳存浩：《西周時代喪俗試論》，《民俗研究》，1997年2期，86—90頁。
95、常金倉：《周代喪葬禮俗中的史前文化因素》，《山西大學學報》1994年1期，62—66頁。
96、黃彰健：《論令彝書：周公子明保喪服制度有關》，《周公孔子研究》，107—129頁，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7年4月。
97、劉 緒：《春秋時期喪葬制度中的葬月與葬日》，《考古學研究》（二），189—200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11月。
98、李祚唐：《論中國古代的服喪期限——三年之喪期限的演變》，《學術月刊》1994年12期，55—60頁。
99、楊 軍：《論三年之喪》，《齊魯學刊》1996年6期，24—26頁，1996年。
100、楊朝明：《三年之喪應為殷代遺制說》，《史學月刊》1995年2期，13—17頁轉12頁。
101、林素英：《漢代以前的喪禮探討》（一）——（十三—），《孔孟月刊》33卷6—12期；34卷11、12期；35卷1—3期。
102、方述鑫：《三年之喪起源新探》，《四川大學學報》2002年2 期，98—103頁。
103、丁 鼎：《試論喪服習俗的起源》，《雲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報》2001年4期，120—124頁。
104、丁 鼎：《三年之喪源流考論》，《史學集刊》2001年1期，7—15頁。
105、印 群：《論周代列鼎制度的嬗變——質疑“春秋禮制崩壞說”》，《遼寧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45—49頁。
106、劉曙光：《喪葬禮俗起源初探》，《中原文物》1994年2期，62—66頁。
107、格拉耐撰，張銘遠譯：《中國古代的祭禮與歌謠》，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9年7月
108、葛志毅：《周原甲骨與古代祭禮考辨》，《史學集刊》，1989年第4期，頁1－6。
109、張鶴泉：《周代祭祀研究》，吉林大學博士論文，1989年，金景芳指導。
110、周 何：《專稱與通名的混淆——奠與祭》，《古禮今談》頁219－221，台北 《國文天地》雜誌社，1992年5月。
111、張繼濤：《先秦社會對上帝的祭祀》，《南都學壇》（社科版），1989年第2期，頁71－75。
112、張鶴泉：《周代郊天之祭初探》，《史學集刊》，1990年第1期，頁8－15。
113、席涵靜：《周社類別考》，《復興崗學報》第39期，頁357－372，1988年6月。
114、王寶生：《我國上古三代的社神崇拜》，《歷史教學問題》1988年第5期，頁7－11。
115、葛英會：《周祭卜辭中的直系先妣及其相關問題》，《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0年1月
116、董豐垣：《東周祖文宗武辨》，《質疑刪存、識小編、讀書雜記》，頁94－95，北京 中華書局 1988年3月
117、胡新生：《周代祭祀中的立屍禮及其宗教意義》，《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4期，頁14－25。
118、王福全：《古代祭墓風俗》，《民俗研究》1990年第4期，頁30－31。
119、李玉潔：《論周代的屍祭及其源流》，《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2年第1期，
頁27－30 1992年1月
120、顧 洪：《試論“三年之喪”起源》，《齊魯學刊》1989年第3期，頁57－65。
121、黃瑞琦：《“三年之喪”起源考辨》，《齊魯學刊》1988年第2期，頁49－52。
122、丁凌華：《中國古代守喪之制述論》，《史林》1990年第11期，頁1－7。
123、李玉潔： 《試論我國古代棺槨制度》，《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頁81－84。
124、胡新生：《周代殯禮考》，《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3期，頁65－73。
125、孫中家、林黎明：《先秦葬制初探》，《北方論從》，1990年第1期，96－100頁。
126、李玉潔：《先秦喪葬制度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127、張 勇：《明器起源及其相關問題探討》，《華夏考古》2002年3期，24—30頁。
128、林 澐：《周代用鼎制度商榷》，《史學集刊》1990年第3期，頁12－23，1990年8月。
張鶴泉：《周代祭祀研究》吉林大學博士論文 1989年 金景芳指導
李衡眉：《論昭穆制度》，博士論文 金景芳指導
張樹國:《詩、樂、舞—中國上古祭祀歌辭研究》，博士論文。
朱順龍：《殷代祭禮研究》（博士論文）楊寬、吳浩坤教授指導。
雷聞：《隋唐國家祭祀與民間社會關係研究》（博士論文）
陳烈：《中國祭天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雷漢卿：《說文》“示部”字與神靈祭祀考
劉源：《商周祭祖禮研究》（博士論文），朱鳳瀚教授指導
何長文：《先秦祭祀文化與文學》[博士論文]，李炳海教授
文木發：《商周祭祀銘文研究》博士論文，
李樹軍：《周頌》的神靈意識與先秦祭祀文化（碩士論文）
趙和平；《敦煌官方的蔡祀禮儀》
詹鄞鑫：《神靈與祭祀：中國傳統宗教綜論》
王祥齡：《中國古代崇祖敬天思想研究》
吉野裕子（日）：《易經與祭祀》，汪平譯
（清）藍鍾瑞等纂：《文廟丁祭譜》《文廟從祀位次考》
林素英：代祭禮中之政教觀——以《禮記》成書前為論，文津出版社1997年。
清吳穎炎輯：《國學備纂》禮學；禮制一
楊英：《四世紀以前中國古代的王朝祭禮及其演進規律》，博士論文，閻步克指導，2001年。
胡新生：《周代宗教形態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1987年，田昌五指導。
章群：《宗廟與家廟》唐文化研究論文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中國古代禮制建築研究，[博士論文]，曹春平著 ; 潘谷西教授指導
先秦禮學思想及其與中國傳統社會的整合，博士論文，劉豐著
先秦禮樂，劉清河，李銳著台北縣 : 雲龍出版社， 1995
周代禮樂文化研究 [博士論文] / 王雅著 ; 金景芳教授指導
秦漢禮樂教化論 [博士論文] / 蘇志宏著 ; 蔡儀研究員指導. --
甲骨文考釋研究 [博士論文] / 張德劭著 ; 李玲璞教授指導
殷卜辭中商王廟主問題研究 [碩士論文] / 胡輝平著，馮時指導
周初禮樂文明實證 [博士論文] : 《詩經·周頌》研究 /
殷周之際“天”“德”“禮”的綜合融通 [博士論文] / 祁洞之著
周代宗教思想的演進 [博士論文] / 張曉虎著 ; 張豈之教授
周代禮樂文化研究 [博士論文] / 王雅著 ; 金景芳教授指導
歷代郊祀志一卷（清）[佚名]撰
商周時期的祖先崇拜 [海外中文圖書] / 秦照芬
中國古代崇祖敬天思想研究 [海外學位論文] / 王祥齡著 ;
儀禮祭禮新探 [海外中文圖書] / 韓碧琴
《儀禮》思想研究 [博士論文] / 馬增強著 ; 劉寶才指導
張秉權：《殷代的巫術與祭祀》，《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9本3分冊。
劉雨：《金文中的（）祭》
《金文（）祭的斷代意義》
《西周金文中祭祖禮》，《考古學報》1989年4期。
唐蘭：《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考古學報》1962年1期。
葛英會：《卜辭衣祀與周禮（）（）之祭》，《文化的饋贈——漢學研究國際會議論文集（考古學卷）》，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說祭祀立屍卜辭》，《殷都學刊》2000年1期。
董蓮池：《殷周禘祀探真》，《人文雜誌》1994年5 期，75——77 頁，轉78頁。
劉源；《商代後期祭祖儀式類型》，《歷史研究》
1、冠 禮
129、黃俊郎：《冠禮的起源及其意義》，《孔孟月刊》19卷2期，頁10－15，1980年10月。
130、徐福全：《成年禮的淵源與時代意義》，《台北文獻》第95期，1991年3月，頁25-50。
131、彭 林：《士冠禮的禮法和禮義》，《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2輯，5—12頁，三秦出版社1994年
132、尹德民：《儀禮冠禮、成年禮禮原》，《台北文獻》第113期，頁43－51，1995年9月。
133、葉國良：《冠笄之禮的演變與字說興衰的關係——兼論文體興衰的原因》，《台大中文學報》12 期，2000年5月，頁57-59+61-78。
2、婚 禮
134、顧頡剛：《由“烝”“報”等婚姻方式看社會制度的變遷》，《文史》14、15輯，計54頁，中華書局，1982年7、9月。
135、周國榮：《媵婚制述論》，《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1期，頁114－115轉頁125，1985年。
136、黃 浩：《昏禮起源考辨》，《歷史研究》1996年第1期，頁101－109。
137、李衡眉：《試論婚禮形成的時間和原因》，《雲南社會科學》1990年第1期，頁60－66。
138、王文錦：《我國遠古的一種婚姻形態》，《文史知識》1987年第11期，頁42。
139、盛 義：《先秦婚俗散論》，《民俗研究》1989年第3期，頁49－57。
140、鄭慧生：《周代婚姻關係與國家政治》，《上古華夏婦女與婚姻》頁200－227，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8月
141、張彥修：《西周春秋一夫一妻制婚姻的時代特徵》，《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2期，頁37－42。
142、王玉波：《中國婚禮的產生與演變》，《歷史研究》1990年第4期，頁79－94。
143、李衡眉：《周代婚姻禁忌述略》，《人文雜誌》1990年第6期，頁78－81。
144、蔡 峰：《西周春秋的婚制與婚俗》，《青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4期，頁37－44。
145、張彥修：《論西周春秋的婚姻禮儀及其社會功能》，《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2期，頁55－59。
146、盧 云：《先秦兩漢時期婚姻禮制的地域擴展與階層傳播》，《歷史地理》第8輯，頁113－132，1990年7月。
147、蔡 峰：《從春秋戰國時的婚俗變異看當時社會的進步》，《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2期，頁29－34。
148、文 功：《春秋時期婚姻狀況中的原始遺存》，《廣西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
149、宋秀麗：《春秋婚制考述》，《貴州社會科學》（文史哲版），1991年第10期，頁21－24轉頁36。
150、盛 義：《中國古代婚齡考釋》，《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3期，頁73－79。
151、翟婉華：《試論中國古代的婚姻六禮及其實質》，《蘭州學刊》1991年第2期，頁90－96。
152、陳永生：《“同姓不婚”的歷史探討》，《社會科學家》1987年第5期，頁56－63。
153、李衡眉：《論周代的“同姓不婚”禮俗》，《齊魯學刊》1988年第5期。
154、李衡眉：《也談齊國“同姓不婚”習俗》，《學術月刊》1991年第8期，頁60－62。
155、葛生華：《試析西周“同姓不婚”制》，《蘭州學刊》1992年第1期，頁69－75。
156、李炳海：《先秦新婚習俗的多元性及其演變——〈儀禮〉、〈詩經〉對比研究》，《學術論叢》1994年第2期，頁67－71。
157、雲博生：《春秋與春秋左傳反映的原始婚俗考》，《中南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1988年第2期，頁47－52。
158、鄧偉志：《從左傳看春秋時期的婦女和婚姻問題》，《唐前婚姻》頁30－94，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8月。
159、駱賓基：《從叔孫氏始祖“僖叔”的親稱看齊魯三世屬於古昭穆制的婚姻關係：讀書隨筆》，《克山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2期，頁15－20。
3、其 它
160、姜 楠：《“射禮”源流考》，《天津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6期，頁53－55。
161、王國維：《祼禮榷》，《廣倉學君叢書》甲類（又名《學術叢編》）第一集，上海 聖明智大學排印本 1916年
162、許新堂：《八蜡考》，《民彝》1卷1期，1927年8月。
163、容肇祖：《月令的來源考》，《燕京學報》18期，頁97－105，1935年12月。楊建芳：
164、卷 章：《讀容肇祖先生“月令的來源考”質疑》，《益世報》（天津）讀書副刊，38期， 1936年3月15日。
165、蒙季甫：《月令之淵源與其意義》，《圖書集刊》6期，頁9－10，1945年5月。
166、許維遹：《饗禮考》，《清華學報》14卷1期，頁119－154，1947年10月。
167、陳 槃：《田祭歧說釋義》，《大陸雜誌》3卷4期，頁12－15，1951年8月；《通論經學》頁254－257，台北 大陸雜誌社。
168、胡玉縉：《夜飲禮考》，《許庼學林》頁61－63，北京 中華書局，1958年7月；台北 世界書局，1963年4月。
169、林政華：《論投壺之禮及其相關問題》，《孔孟月刊》22卷9期，頁9－10，1984年5月。
170、葉文琦：《左傳中士與庶人的身份地位及其演變》，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年，許錟輝指導。
171、《龍紋﹑渦紋﹑谷紋﹑蒲紋﹑乳丁紋﹑東周玉器主要紋飾的演變及定名， 兼論〈周禮〉成書年代》，《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2，頁87-102，1991 年。
172、高智群：《獻俘禮研究》（上），《文史》第35輯，頁1－20，中華書局 1992年6月； （下）文史 第36輯 頁11－26 中華書局 1992年8月。
173、周聰俊：《殷周禮制中醴及醴器研究》，《大陸雜誌》86:4，頁1-14，1993年4月。
174、章太炎：《夏用青說》，《雅言》（上海）1卷9期，1914年8月。
176、章太炎：《或素或青夏造殷因（禮記禮器）》，《章太炎全集》第1冊，《膏蘭室札記》頁226，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
177、章太炎：《鄉為田燭（禮記郊特牲）》，《章太炎全集》第1冊，《膏蘭室札記》頁152－153，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
178、章太炎：《有由辟焉（禮記郊特牲）》，《章太炎全集》第1冊，《膏蘭室札記》頁170，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
179、李 杜：《禮記言禮的本源及其與人生政制的關係》，《人生》26卷8期，頁8－16，1963年9月。
180、錢 杭：《周禮宗法制度略論》，《中華文史論叢》1986年1輯（總37輯），頁97－11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3月。
181、江 瀚：《天子七廟說》，《中國學報》（洪憲）第1冊，經類，頁1，1916年1月。
182、劉師培：《立廟議》，《中國學報》（洪憲）第1冊，經類，頁1－2，1916年1月。
183、張其淦：《左傳禮說》，排印本 1926年；寓園叢書本，1930年；台北 力行書局，1970年6月（經學粹編之11）。
184、宋鼎宗：《左氏傳賓禮嘉禮考》，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1年，程發軔指導。
185、白慕唐：《左傳中關於禮的史料分析》，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2年，李宗侗指導。
186、小林茂：《春秋左氏議禮考述》，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1年，周何指導。
187、趙雅博：《我國古籍有關禮之研究》，《中國國學》第 16期，頁23－41，1988年10月。
188、何 新：《學宮、辟雍、冠禮以及死亡與再生》，《中國遠古神話與歷史新探》頁203－211，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189，常林炎：《尊右、尊左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89年第5期，頁23－27。
190、李向平：《西周春秋時期士階層宗法制度研究》，《歷史研究》1986年第5期，頁154－167。
191、劉家和：《宗法辨疑》，《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1期，頁1－9。
192、徐裕健：《禮制建築——“明堂”空間形式演變之研究》，《逢甲建築》第24期，頁87－96，1987年6月。
193、章景明：《周人宗法制度考》，《幼獅學志》第19卷第3期，頁54－89，1987年5月。
194、錢 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上海 學林出版社，1991年8月。
195、李 唐：《古代的禮制》，《唐都學刊》1990年第1期，頁1－9，1990年。
196、岑盛之：《宗法述圖》，《學藝》（上海）18卷7期，頁9－16 轉頁21，1948年7月。
197、陳 森：《論宗法制度的演變及其影響》，《寧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1期，頁53－58，1989年3月。
198、李向平：《西周春秋時期庶人宗法組織研究》，《歷史研究》1989年第2期，頁120－133。
199、梁 穎：《西周春秋時代宗法制度成因試探》，《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89年第2期，頁52－58。
200、錢宗范：《周代宗法制度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7月。
201、王 超：《宗法制度夏的西周官制》，《中國歷代官職與文化》頁23－34，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年12月。
202、李衡眉：《昭穆制度與周人早期婚姻形式》，《歷史研究》1990年第2期，頁12－25，1990年4月
203、錢宗范：《周代宗法制度新論》（上），《歷史教學問題》，1990年第2期，頁1－6轉頁41；（下），《歷史教學問題》1991年第3期，頁1－7。
204、林 崗：《宗法新解》，《九州學刊》第4卷第2期，頁119－128，1991年7月。
205、吳浩坤：《西周和春秋時代宗法制度的幾個問題》，《古史探索與古籍研究》頁49－65，台北 貫雅文化事業公司，1992年12月。
206、葛志毅：《周代分封制度研究》，吉林大學博士論文，1988年，金景芳指導。
207、呂文郁：《周代采邑制度研究》，台北 文津出版社，1992年3月。
208、龐 朴：《昭穆新考》，《國學今論》頁169－172，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
209、力 量：《周代昭穆制度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1992年第8期，頁14－16。
210、蔡 峰：《論春秋戰國時期禮俗世風的變化》，《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4期，頁52－56。
211、劉正浩：《氏制制度考源》，《左海溝沉》頁235－258，台北 東大圖書公司，1997年11月。
212、王恩田：《周代昭穆制度源流》，《西周史論文集》（下）頁675－692，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6月。
213、李 輯：《周代沿襲“殷禮”后的生動思想》，《中國遠古暨三代思想史》頁107－122，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
214、商國君：《先秦禮學的歷史軌跡》，《天津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4期。
215、陳芳妹：《藝術與宗教¬――以商代青銅藝術的發展與隨葬禮制的變遷為例》，《故宮學術
季刊》18:3，頁1-92+193-194，2001年春。
216、吳韋璉：《從客家人喪葬禮儀看儒家禮制的沿革》，《壢商學報》7，頁12-32，1999年
5月。
217、於載洽：《孔子理論社會學說的本質——仁禮之衍化及功過》，《中華易學》18:4=208， 1997年6月，頁62-67。
218、王 建：《試論避諱在中國的起源》，《大陸雜誌》104:6，2002年6月，頁21-29。
219、Anderson， Perry著、盛勤、聞鍾譯：《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二十一世紀》58，2000
年4月，頁39-45，《軸心文明與二十一世紀》（2）。
220、宋光宇：《中國占卜術的起源》，《歷史月刊》126，1998年7月，頁28-30。
221、張光直：《中國殷商民族之起源和殷商文明之形成》，《中國民族學會通訊》36，1998年4月。
222、尤仁德：《玉器與中國文明起源》，《故宮文物月刊》15:3=171，1997年6月，頁78-91。
223、黃獻榮：《論國家之起源》，《致理學報》8，1994年11月，頁233-247。
224、楊向奎：《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
225、邱衍文：《中國上古禮制考辨》，台北 文津出版社，1990年6月。
226、常金倉：《周代禮俗研究》，吉林大學博士論文，1989年，金景芳指導。
227、鄒昌林：《中國古禮研究》，台北 文津出版社，1992年9月。
228、李學勤：《古代禮制》，《中國文化史概要》頁1－13，台北 明文書局，1989年9月。
229、席涵靜：《先秦禮祀之研究》，台北 眾望文化事業公司，1992年6月。
230、加藤常賢：《禮の起源》第4號（1963）：《日本の哲學思想》
231、加藤常賢：《東洋史》D-13：《禮の起源と其発達》，中文館書店，凾欠， 昭18， 1。
日本中國學會報文章：
232、栗原圭介：《禮樂思想形成における相關關係と禮的機能》，第二十九集，1977年。
234、谷田孝之：《中國古代昭穆制度發生に關する一考察》，第三十三集，1981年。
235、栗原圭介：《古代中國の儀禮的慣行と原始心性─セム族宗教との比較を通して─》，第三十五集，1983年。
236、小瀧敬道：《投壺禮の起源と儀禮的意義づけ》，第三十九集，198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