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塘街

南塘，顧名思義，乃城南之堤塘也，“捍海而途謂之塘”（明王瓚《仰止亭碑》）。因築南塘而納流入河道的南塘河，史前是一條海峽，並逐漸演化為淺海、瀉湖、入海水道，泛稱南湖，漢晉之時，曾經人工疏浚。而南塘河的成型和南塘街的形成，則應始於南宋。

南塘街史距今逾千年，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年），溫州太守沈樞傾政府之全部財力，發動民眾整治疏浚溫州到瑞安長達70多里的七鋪塘河，修繕河東岸的石堤，鋪設石板，闢為“南塘驛路”，並在河裡遍植蓮藕，南塘因此得有“舊時驛路，百里荷花”的美譽。從此，“水行御艫，陸行躡踵”，這條連接溫州（永嘉）和瑞安的水上交通大動脈，就是南塘河，現稱溫瑞塘河，有溫州的大運河、母親河之謂。南塘，不獨是大南門外的近郊，還是南塘驛路和南塘河的起點，所以人氣漸旺，遂成街肆雛形。就此算來，因水而生的南塘街，已有800餘年歷史了。但事實上，南塘街的歷史要遠超於此，因為永嘉學派主將陳傅良（1137-1203年）在南塘河治理完工後為文友沈太守所作的《溫州重修南塘記》，給了我們一個明確的信息：重修的南塘，在“州城外，南達瑞安，有石塘百里所，不知起何時，而歲積壞,……遇時潦，咫尺不得進”。陳作為飽學之士，寫《重修南塘記》時已知天命，尚不知原百里石塘築於何時，可見南塘街的歷史當距今千年以上，其人文歷史應與溫州建城史差不多長，且頗有文名。

作為溫州市前身的永嘉郡設置於晉太寧元年（323年），郡治選在甌江南岸的鹿城。據胡珠生先生考證，王羲之於晉穆帝永和三年（347年）“出守吾永嘉”，後人津津樂道的是書聖乘船游賞南塘荷花的故事，如唐代溫州刺史張又新《百里芳》詩云：“時清游騎南徂暑，正值荷花百里開。民喜出行迎五馬，全家知是使君來”。可見，東晉時南塘街附近已有人居活動，並修築了石塘，否則，誰來出迎，誰種荷花？南塘街工地上出土的晉代甌窯點彩雞首壺、褐彩青釉盤和醬釉堆塑罐等生活器皿殘件，也揭示了1600年前南塘人家的存在。

溫州建城100年後的422年，南朝謝靈運出守溫州，並鍾情南塘附近的南亭景點，其《游南亭》詩曰：“密林含余清，遠峰隱半規……澤蘭漸被徑，芙蓉始發池”。彼時的南塘一帶，雖為郊野自然風光，但藕池裡含苞初放的荷花（《說文解字》雲荷花“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印證了“南塘舊以荷花名”（宋曹叔遠《永嘉譜》）的史論，而且這些蓮藕應該是南塘人為生計而種植的。雖然南亭的遺跡早已無存，但景以文名，以致1400年之後的康熙二年（1663年），詩詞大家朱彝尊在溫期間，還特意追尋中國山水詩鼻祖的蹤跡和詩韻，賦《南亭》詩，憑弔前賢。當年的南塘人，不但種荷花，還栽柑桔，“有林皆橘樹，無水不荷花”。適應海塗鹼灘土性的甌柑，在唐高宗時（674年）就被列為貢品(見《新唐書》)。唐會昌四年(844年)，溫州刺史韋庸在東漢（138年）“發民疏浚三溪水匯”的基礎上，重浚溫瑞塘河源頭，築堤圍堰，引水入城，從而大大降低了南塘河的水患發生率。南塘河畔漸成宜居之所，並吸引富裕之戶在此定居，這有南塘街出土的開元通寶、乾元重寶古錢、越窯青瓷玉璧底碗、蓮花形盞托、花口茶盤等高檔茶具和甌窯青釉執壺等唐代器物為證。

南塘街在宋代，與整個溫州城一樣，得以超常規的發展。北宋紹聖二年（1095年）到任的太守楊蟠，整修城內三十六坊，南塘河畔商氣濃郁，“酒旗翻野色”（北宋仰忻《南湖》）。如今，大量宋代瓦當和北宋龍泉青瓷、太宗至徽宗朝20多種年號錢在南塘街的現身，足顯當年繁華之肇始。宋室南遷后，偏於一隅的溫州終於與中央政府拉近了空間距離，發展機遇，千載難逢，首先是南塘河水環境的改造力度大大加強。紹興年間（1131-1162年），知州趙不群在毗鄰南塘的巺山腳下創築山前陡門，節制南塘河水。稍後的淳熙四年(1177年)，抗金名將韓世忠之子韓彥直來溫主政，全面疏浚環城之河。其繼任者沈樞，更是大刀闊斧地啟動民生工程，只用了短短半年時間，就將整個溫瑞塘河及其東岸改造成溫州最重要的水陸交通要道，沿途百姓“夾道歡呼百裡間，不論扶杖與勝冠”（陳傅良），南塘街終於名至實歸，成就水路碼頭特色的臨水街道。其次是文化創新，“浙學之盛，實始於此”，南塘街在南宋時期最出名的文化機構當數由詩人毛崈創立的茶院寺南湖學塾。1163－1167年，陳傅良在此執教授徒，從者數百人，文名大震，以致連光宗皇帝都有耳聞。兵部尚書蔡幼學少時就特地從瑞安莘塍趕到南塘拜師聽講。其後，南湖學塾由葉適續掌教鞭。南塘街一個當年的垃圾坑裡發現的數十件宋代龍泉窯青瓷筆洗殘片，應該就是800年前這所溫州名校的學子所棄。

永嘉學派承前啟後的巨擘陳傅良、集大成者葉適和永嘉學派繼承者蔡幼學都曾聚於南塘南湖學塾，永嘉學派創始人薛季宣的族侄、省部級幹部薛叔似退居二線后在南塘街定居並娶陳傅良之女為媳，使我們有理由認為南塘街曾是永嘉學派舉辦學術沙龍、傳播事功學說的大本營。文人聚會，少不了要飲酒作詩，如曾與陸遊唱和的潘檉就放歌：酤酒三家市，題詩十里塘（《出郭》）。詩中的十里塘就是南塘，典出楊蟠太守的《南塘》：“賴有風相送，荷花十里香”。南宋遷都臨安，溫州人口激增，城區住宅日顯擁擠，於是乎，不少富戶便在南塘一帶建別業，以享田園之趣，“樂在宜休水竹間”（陳傅良《觀南塘四首呈沈守》）。如官至左補闕的薛叔似(1141-1221年)，就在南塘街建薛圃以頤養天年。畢竟是京官歸隱，有大手筆，薛圃樓高百尺，“闔郡台池皆下瞰”（陳傅良），朱熹還為之題寫了“老松堂”和“書林藝圃”匾額，隱居不仕的鄉賢薛師石來此專訪后還留下了《題南塘薛圃》詩：“門對南塘水亂流，竹根橘柢自成洲。中間老子隱名姓，只聽漁歌今白頭”。南塘街出土的精美絕倫的龍泉青瓷出戟尊、鳳耳瓶、鬲式爐、薄胎蓮瓣洗和建窯玳瑁釉茶甌、描金漆器等生活用品，也從實物上認證了宋代，尤其是南宋時期的南塘街，是富有文化情趣、講究生活品質的社會名流賢達的安居樂園。

元、明時期的南塘街仍然延續了宋代的文風，如元代平陽三甲進士、大詩人陳高，就曾於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正月辭官避居南塘文友家裡，並寫下《客南塘》詩四首，那時的南塘街真的是很美，華堂名士、風光旖旎：“花落名園芳草滿，燕歸華屋故巢空。陶潛解印閑居久，王粲登樓作賦工”；“風前無數蜻蜓舞，柳底成群白鷺過。垂釣老翁真可畫，蕩舟女子最能歌”。元大德年間（1297-1307年），日新寺在南塘落成，200年後的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榜眼出身並曾奉旨修過《大明會典》的王瓚和平陽學者蔡芳應溫州太守鄧淮之邀，在日新寺輯理完成22卷的《溫州府志》，是為溫州歷史上“最特出最詳實”的一部方誌（胡珠生），日新寺主持玄環和尚還因此在殿後添建輯乘堂。曾在粵、桂、豫、贛主政一方的樂清人侯一元，晚年辭官，在南塘街建別墅南塘樓居，“辟園榭，日攜騷人墨客登臨唱詠者二十餘年”，有《南塘寄懷舍弟》、《南塘樓居書懷》詩留世。明代的南塘街，“讀可榮身，耕可致富”的耕讀文化深深融入當地居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曠野一登樓，青村四作圍……野老多農語，東鄰聞讀書”（侯一麐《和家兄南塘樓居書懷》）。

清中葉，溫州文化日益陷入頹勢。但在受禁海、遷界政策之累和三藩之亂的破壞后，溫州經濟開始復甦，大量外來人口湧入南塘街，沿河岸建房蓋樓，遂成單面街並呈線性延伸，而此前由儒農在堤塘東部所築的院落式大屋（有的為三進七間的大宅院）則被沿河的“違章建築”所遮擋，南塘街終成我們記憶中人口密集、房屋密布、村鎮首尾相連的樣式。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鄉紳葉文淦捐資對溫州到瑞安之間的“南塘驛路”進行了修整。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溫瑞塘河開通汽輪，“烏煙一縷向空盤”（清洪炳文《湖輪到瑞安》），曾經以文化積澱深厚出名的南塘街、曾經有著魚吹柳浪白鷺飛，蓮蓋綠水荷花香的景色秀美的南塘河，漸行漸遠，風光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