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燈三話

一是“剪燈三話”對於唐宋小說的繼承與模仿。如果僅以人物、情節的相同或相似作為標準進行劃分，那麼經過比較、鑒別，在《剪燈新話》中至少有八篇小說，在人物塑造、情節結構諸方面很大程度上受到唐人小說的影響。但這種繼承與模仿是多方面的，不僅限於情節結構的沿襲，而且還涉及到作品的體制、語言乃至細節。以《愛卿傳》為例，這篇作品以元末戰亂頻仍、生靈塗炭的社會現實作為背景，通過帶有適當虛構的、曲折動人的情節、悲歡離合的愛情故事，既再現了元末動亂的史實，又歌頌了羅愛愛的“貞烈”之行。小說先後穿插了愛卿與季夏所賦之詩及《齊天樂》、《沁園春》二詞，表現了愛卿的才華，說明了趙子與愛卿夫婦之間深厚的感情，在體制上深得唐人小說的精髓。

二是“剪燈三話”在繼承的同時又有所創新，並在一定程度上再現了元明時代的社會風貌。“剪燈三話”一方面從內容和乞術手法上借鑒唐人小說，另一方面，它與宋代文言小說的單純擬古又有所不同，作者將借鑒與創新兩者相結合，在一定程度上強調現實成份，反映了元末明初的中國社會風貌，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

“剪燈三話”常常將愛情故事放在社會動亂的背景中加以描繪，由此展示戰爭和社會動蕩給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賦予愛情故事、人物命運以感時傷亂的政治內涵。《剪燈新話》中的《翠翠傳》、《愛卿傳》、《秋香亭記》、《三山福地誌》和《剪燈余話》中的《彎鶯傳》、《月夜彈琴記》等都具有這樣的特點。《綠衣人傳》將故事置於南宋末年賈似道竊權亂政的背景之下，在愛情故事中加入了反權奸的內容，通過綠衣人之口揭發賈似道禍國殃民的罪行。這種將愛情與政治打成一片的寫法，與後來的《紅梅記》、《桃花扇》之間有著青藍冰水的關係。

與此同時，《剪燈新話》也真實地反映出在元代科舉長期廢止、實行民族歧視政策的情況下，士子貧困潦倒、心志挫折的生活境遇，如：“至正丙戌，泰州士人何友仁，為貧安所迫，不能聊生。”(《富貴發跡司志》)“身為寒儒，性又愚拙。不知名利之可求，豈有田宅之足競！”(《永州野廟記》)

不過，我們還要指出，由於明初統治階級對於思想、文化的控制，《剪燈新話》也自覺不自覺地受到這種政策的浸透。我們將《剪燈新話》與唐傳奇中的相關作品進行比較，可以發現：與唐傳奇相比，《剪燈新話》更加註重社會教化功能，這是程朱理學的思想統治在明代的具體反映。

試以《金鳳釵記》與《離魂記》這組作品為例。兩者都講的是青年女子因戀慕心上人，靈魂私奔，終與心上人結為夫婦的故事，不過在具體描寫上卻有很大的差異，試作比較如下：

《離魂記》：“(婚事不成)女聞而鬱抑;(王)宙亦深念限……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徒行跳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

《金鳳釵記》：“(崔興哥)自念婚事不成，隻身孤苦，寄跡人 門，亦非久計，長嘆數聲。方欲就枕，忽聞剝啄扣門聲，問之不答，斯須復扣，如是者三度。乃啟關視之，則一美妹立於門外，見戶開，速拳裙而入。生大驚。……(女)即挽生就寢。生以其父待之厚，辭曰：‘不敢’。拒之甚厲，至於再三。……生懼，不得已而從焉。”

我們將男性主人公的態度進行對比，一個是“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一個則是“大驚”、“辭曰：‘不敢’。拒之甚厲，至於再三”、“不得已而從焉”。相比之下，在愛情問題上，唐代小說中的男性要積極、主動得多，敢於同封建家長、封建禮教進行抗爭，表達不滿之情；《剪燈新話》中男性則要軟弱、被動得多，面對不合理的封建禮教的阻撓、約束，只有低頭嘆息、束手待斃的份兒(如“長嘆數聲”)，在大膽、潑辣、敢於追求幸福愛情的女性面前，他們縮手縮腳、講求風化，可見瞿佑筆下的男性主人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封建禮教的熏陶。

另外，我們再以《愛卿傳》-《柳氏傳》這組作品為例進行對比。兩者同樣敘述戰亂歲月、夫妻離散，女主人公被軍將所掠奪，強佔為妻，在強暴面前，柳氏忍辱吞聲，無言屈就；而愛卿則剛烈異常，不肯失身於他人。通過這個比較中可以看出，唐、明兩代對於女性貞節的要求也是大相迥異的。

瞿佑在《剪燈新話》的“自序”中聲稱：“今余此編，雖於世教民彝，莫之或補，而勸善懲惡，哀窮悼屈，其亦庶乎言者無罪，聞者足以戒之一義雲爾”。凌雲翰序稱：“是編雖稗官之流，而勸善懲惡，動存鑒戒，不可謂無補於世”。作者本著“勸善懲惡、動存鑒戒”的創作主旨，在《剪燈新話》中以大量篇幅描寫忠孝節義，強調小說的社會教化功能，這與唐傳奇作家“作意好奇”，注重小說創作的娛樂功能則有著明顯的差異。而《剪燈余話》和《覓燈因話》在強調小說的社會教化功能方面，較之《剪燈新話》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剪燈三話”在語言、體制、創作方法方面對唐人小說有所借鑒、繼承，而在內容構成上則注重描寫時事，注重現實；唐人小說重視小說創作的娛樂功能，而“剪燈三話”則追求小說創作的社會教化功能。

在具體的創作方法上，“剪燈三話”也表現出一定的創新精神。“剪燈三話”在真實地反映客觀現實的基礎上，還創造性地運用了世情與靈異相結合的手法，不少作品寫的是日常生活的內容，主幹部分展示的是世間人生諸相，而在其中插人一段神異的情節或加上一個神異的結尾。《剪燈新話》中的《三山福地誌》寫的是賴帳不還的故事，對元自實上門討債時的難堪和繆某的無賴相作了委曲周詳的描寫。如繆某欺騙元自實說除夕給他送銀送米，元自實舉家懸望，見有人負錢背米便高興地上前迎接的細節，寫得十分真切傳神。最後寫元自實投井自盡卻來到神仙福地，道士為其指因證果，又帶上了志怪的性質。《剪燈余話》中的《鳳尾草記》通過樹下訂盟、祖女奉茶、機房卜吉、龍生講詩等場景的描寫，細人毫芒地展示了小兒女之間相戀相愛、親昵無間的情狀，生活氣息相當濃郁。該篇結尾處加入神怪因素，讓因婚事不成而自隘的祖氏女託夢給龍生，告訴他自己在陰府的情況，並說自己將要到河南洛陽投生為男子。其他如《翠翠傳》、《愛卿傳》、《瓊奴傳》、《連理樹記》等，也都採用了以世情為主、以靈異為輔的寫法，這一方面深化和發展了世情描寫的效果，為後世的小說狀幕人情世態、表達難以實現的理想或願望提供了借鑒；另一方面又以神奇浪漫的構想豐富故事情節，強化了人物的性格特徵。這種真幻結合的寫法，既具體而細微地表現了人們所關注的現實世界，又滿足了讀者追奇逐幻的審美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