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濟生

楊濟生（1896～1975），山東觀城縣人。出身於中醫祖傳世家，自幼受家庭熏陶，熟讀《內經》、《難經》、《神農本草經》、《傷寒論》、《金匱要略》、《本草綱目》等醫藥學經典著作，以及清代葉、薛、吳、王四家瘟病學說。並且諳熟中醫經絡學說和針刺技術。先生十八歲時，已在中醫屆嶄露頭角，臨醫每起沉痾，求診者日逾百人，曾先後懸壺於湖北、四川、北京等地。先生致力於中醫臨醫工作六十餘年，在中醫內科、婦科、針灸等學科領域，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學術造詣極深。

楊濟生生前為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中央直屬機關第六醫院中醫專家顧問、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北京中醫學會顧問、友誼醫院中醫部主任。

楊濟生先生為人正直，醫德高尚，在幾十年的行醫生涯中，深受患者好評。楊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在武漢已很有名氣，每天前來求治者甚多，但無論怎樣忙，先生都認真對待每一位患者。對於那些衣食無著的窮苦患者，不僅分文不取，還常常送葯，以至送錢。當時在 武漢的一些藥店、藥鋪不乏有憑楊先生手條取葯記賬者，藥費則由先生年終結算支付。

解放前，武漢三鎮雨季常常受淹，嚴重時房倒屋塌，街上行船。這正是瘟疫流行之際。為了防止瘟疫流行，先生每年都參加武漢市紅十字會組織的救濟活動，義務為患者看病，並捐錢捐物，救助災民。

先生雖為名醫，但從來沒有名醫的架子，他行醫幾十年，從不以衣帽取人。解放后，先生應黨和國家領導之邀來到北京，主要負責中央領導同志的保健工作和駐華使節、來訪國賓的中醫診治工作，沒有普通門診任務，因此，許多患者就到他家裡求醫。先生回家，只要看到有病人，不論是一般工人，還是普通居民，總是首先給患者治病，然後才吃飯、休息。

楊先生就是這樣，以治病救人為己任，直至臨終前兩天還為一位從新疆來的患者看了病。

先生自幼熟讀經典，一些著名的醫案醫話也都拜讀，家中眾多醫書中都留有先生的批註，對於重要章節，更是反覆記憶，直到晚年都可隨口詠來。可見功底之紮實。

先生不僅勤求古訓，而且非常重視當代醫家的經驗，注意不斷地學習，接受新的東西。他經常在休息時，讓我們讀醫藥學刊物上的文章給他聽，從中了解醫學動態和學科新進展。此外，先生從無門戶之見，不恥下問，因此在醫藥界交了許多知心朋友。初到北京時，為了了解北方常見病的發病情況和用藥特點，曾造訪過許多醫家，就我們所知，就先後到過孔伯華先生、施今墨先生診所，掛號就診，求教。

此外，楊老在應診時，還注意研究患者帶來的病歷，尤其對於患者反映療效較好或毒副作用較大的方劑，更是倍加留意，有時患者離去后還組織我們討論。

由於楊老勤求古訓，博採眾方，因此遣方用藥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點。由此可以看出，先生之所以成名，並不是因為有幾張祖傳秘方，或他有特殊的才氣，而是他一生孜孜不倦努力的結果。

楊先生熟記的湯頭不下千首，各家各派的代表方劑無不知曉，但是先生臨症用藥十分強調要辨證施治，從不死搬硬套成方。先生常說的一句話是：“千方易得，一效難求”。這句話充分反映出先生的不迷信秘方、驗方，注重隨症加減的求實作風。

先生在遣方用藥方面一大特點是主張“簡、便、廉”。他常常教導我們說：“葯過十三，治病不沾”。先生常說：“一方一葯，掌握好壞，既能治病救人，也可因粗疏而給病人帶來痛苦，增加患者負擔”。

先生不惟以大方脈見長，在針灸方面也有許多獨到之處，他在針灸治療時，講究選穴要少而精，取穴要准，手法要穩，強調聚精會神，扎針時要眼到，手到，氣到，行針手法講究手不離針，擅長交經繆刺，常常是上病下治，左病右治，而不是頭疼醫頭，腳痛醫腳。

由於先生在大方脈及針灸兩方面都十分精通，因此在遇到一些疑難雜症時，往往針葯並用。例如，1951年，一位中央領導同志患了顱內佔位性病變，由於當時的醫療水平和檢查手段還不夠先進，採用手術治療，不但不能保證療效，而且危險性大。經各方專家會診后，這一艱巨的治療任務最後落到楊老肩上。先生經過仔細的辨證后，決定採用內服加減九味羌活湯，同時配合針刺至陰、竅陰、列缺、頭維等穴位。經過四個多月的治療，這位領導同志的癥狀消失了，直至1991年逝世，從未複發過。又例如，1974年，一位經人介紹專程從河南省三門峽市趕來求治的年輕女患者，從發病起只短短的三、四天，從手腕開始直至整條左臂，知覺和運動功能完全喪失了，肌力為零，手臂因軟癱呈自然下垂。先生在認真地試脈問診后，選用內服加減荊防敗毒散，同時配合針刺陽池、手三里、尺澤、曲池等腧穴。四天後，病情得到控制。二十天後，感覺和運動功能都明顯恢復，經過將近二個月的連續治療，患者痊癒了。並且至今未複發。

從以上案例看，由於針葯並用，二者相互為補，揚長避短，從而取得了近乎神奇的療效。

中醫藥學是我們祖國珍貴的文化精粹。千百年來，為我中華民族的繁衍生息，起到巨大作用。但是隨著西方醫學的傳入，不乏有人歧視中醫，要求壓縮中醫編製，甚至要求在醫院裡砍掉中醫科的現象。對這種現象，楊老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他一方面利用出席各種會議的機會，呼籲發展中醫、呼籲中西醫相結合，另一方面，在看病時，注意結合病人的病情、脈症，介紹中醫的有關常識。此外，先生也以自己精湛的醫術，證明了中醫存在的價值。楊老為前蘇聯著名作家柯切托夫（《葉爾紹夫兄弟》的作者）治病的事情就是最好的一例。

柯切托夫是蘇共監察委員會委員、文聯主席，同時也是一位戰鬥英雄。二戰期間，他在冰天雪地中受到嚴重凍害，以至後來下肢癱瘓了。蘇聯政府對他的病情非常重視，曾請國內外許多醫學專家為其治療，但都未取得療效。1958年，受我國外交部、衛生部之託，楊老赴莫斯科為其治病。臨行前，有很多人都勸其三思，但先生還是受命前往了。到了莫斯科，楊老聽取了蘇聯醫生所做的病情介紹，診視了患者的病情，經深思熟慮，決定用針灸的方法進行治療。結果，第一次治療后，患者多年未出過汗的殘肢竟滲出了汗液。經過二十餘天的治療，病情大為好轉，幾近痊癒。為此，楊老受到蘇聯高級領導人的接見，蘇聯衛生部還致電我衛生部表示感謝。此次出診，在蘇聯掀起了一陣中醫熱、針灸熱。先生回國后，蘇方還選派了六名醫學院院士來京向楊老學習針灸達四個多月。

楊老雖然精於中醫，但並不因此而貶低西醫、排斥西醫。他積極參加中西醫結合的工作。一方面他注意學習西醫有關知識，另一方面，經常與西醫共同會診，謙恭地聽取西醫的意見。同時，先生也是最早參加針刺麻醉研究的中醫專家。

此外，先生和原一機部張協和同志共同研製成功了“經絡測定儀”。這一成果，開創了用現代科技手段證實中醫經絡理論的先河。

楊濟生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結合現代醫學知識，提出了中風的發病機理是由於“心氣與腦氣不相順接”。“心氣”指的是心主血、主脈的能力。他認為，只有心氣充沛，才能維持正常的心力、心率和心律，脈道才能柔韌通利，血液才能在脈內正常運行，從而濡養臟腑、周身、脈管及大腦。“腦氣”是指腦對眼、耳、鼻、舌、身的支配能力和腦的意識思維能力。腦氣依賴於心血的濡養。腦氣旺盛則人的二目有神，語言流利，思維敏捷，表情豐富，活動自如。如果積損傷正，精血內耗，陰虧於下，陽亢於上，陽化風動，母病及子，心氣暴盛，心力逾常，氣血直衝犯腦，可使血液離經而發中風。或氣血生化乏源，心氣不足，運血無力，氣滯血瘀，瘀阻於腦脈而發病。若飲食不節，脾失健運，聚濕生痰，子病犯母，痰濁歸心入血，上犯於腦，阻滯腦脈而發為昏倒、歪僻不遂。如情志所傷，心火暴盛，心氣暴漲，氣血並逆上犯於腦，腦脈破裂，血瘀腦中，腦氣不通，遂至卒倒無知。由此，治療時注意心的功能狀態，心火暴亢者宜清瀉心火，陰虛陽亢者應滋陰降火，交通心腎，虛弱者宜補益心之氣血。此外，心功能的強弱決定了中風病病程的長短和預后好壞，所以在全程治療當中應當時時顧護心氣，不用或少用傷心氣、心陽的藥物。

楊濟生不僅以方葯見長，在針灸方面也頗多建樹。他在針灸治療時，講究選穴要少而精，取穴要准，手法要穩，強調聚精會神，扎針時要眼到、手到、氣到，不得氣不撒手。楊濟生的行針手法尤為精湛，他行針時講究手不離針，有時根據病情可以在同一穴位上做出“燒山火”、“透天涼”。楊濟生還擅長交經繆刺，常常是上病下治，左病右治。例如，治療足跟痛選對側下關，針治肩周炎又獨取對側陽陵泉，而不是頭疼醫頭，腳痛醫腳。他在遣方用藥方面的特點是主張“簡、便、廉”。他開出的處方，一般藥味不多，也很少用那些昂貴的或不易買到的葯。他主張小葯治大病，用藥要恰到好處，過量則損傷正氣，不足則無以奏效。楊濟生常說：“一方一葯，掌握好壞，既能治病救人，也可因粗疏而給病人帶來痛苦，增加患者的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