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詩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游。”詩一開頭，就說主僕二人早已備好了車馬，將要出發遠行。這一發端突如其來，一下子就抓住了讀者。緊接著，作者用一個頂真格的設問句“遠遊欲何之”，引出對遠遊目的地和原因的補敘。“吳國為我仇”已經，語意慷慨，感情激昂，與其說是敘事，不如說是擲地有聲的戰鬥誓言，它賦予了這次“遠遊”以及不平凡的意義，使詩歌一開始就塗上了豪邁悲壯的色彩。同時，一個意氣風發、勇赴國難的愛國志士形象亦凸現於讀者眼前。“將騁萬里途”承接上句，說自己將南征吳國。“萬里途”，是對征程迢遠的誇張，它極令人聯想到浪漫征途的種種艱難險阻，但因句中著一“騁”字，便一掃可能因此而產生的悲涼氣氛，反而有力地襯托出壯士出征的豪邁之情。然而這一切不過是作者的願望，在當時甚至是不可能實現的幻想，所以當他跌回現實中來，失意的苦悶便攫住了他的心。“東路安足由”一句便是反詰的語氣傾吐了胸中的委屈。“東路”，前人多以為指從洛陽到鄄城的路。並據《贈白馬王彪》詩中亦有“怨彼東路長”之句，推斷這兩首大約同作於黃初四年（公元223年）。

“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轉入寫景，作者用飽蘸感情的筆墨，描繪了一幅江風凄厲、浪高流急的圖畫。長江、淮水、泗水是南征吳國的必經之地，因此這裡對“多悲風”、“馳急流”的渲染未嘗沒有形容川流險阻之意，並以此為作者“願欲一輕濟”的襯托。但其中的寓意顯然不止於此，透過這一描寫，令人彷彿看到作者正兀自立於大江畔，眼前呼嘯的江風、奔騰的江水，既象徵著他渴望建功立業的激昂情懷，也象徵著英雄失路的激憤不平。在這裡，雄渾闊大的境界以及慷慨激越的感情完全融合在一起，扣人心弦，有著強烈的感染力。在此寫景的基礎上，“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二句即景設喻，“一輕濟”，喻率師南渡；“無方舟”，喻手中無權。即以欲渡江河而無船比喻自己空懷壯志卻不被任用、報效無門。一個“惜哉”流露出作者極為深沉的惋嘆。

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既是如此尖銳而不可調和，作者在詩的結尾情不自禁地發出呼喊：“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這是他發自肺腑的心聲，他不願閑居，甘願為國家的憂患赴湯蹈火，這一志向在他的其它詩文中多有流露，然而在此詩中多了幾分凄愴與蒼涼。自以為如此，這首詩在贏得後人激賞的同時，也博得了後人對作者的深刻同情。

鍾嶸評曹植詩“骨氣奇高”，這主要是由他作品中所表現的思想感情決定的。他的詩大多充滿了對功名事業的執著追求以及積極用世的進取精神。即使在憂患之中也不消極頹唐，在遭受挫折時也不逃避現實，在艱難的處境下也不放棄自己的責任。正是這一切成就了他“骨氣奇高”的特色，而“僕夫早嚴駕”這首詩便是這一特色的代表，且因此成為魏晉時期的最強音。

曹植（192年－232年12月27日），字子建，沛國譙縣（今安徽省亳州市）人，生於東武陽（今山東莘縣，一說鄄城），是曹操與武宣卞皇后所生第三子。

曹植是三國時期著名文學家，作為建安文學的代表人物之一與集大成者，他在兩晉南北朝時期，被推尊到文章典範的地位。後人因其文學上的造詣而將他與曹操、曹丕合稱為“三曹”。

其詩以筆力雄健和詞采華美見長，留有集三十卷，已佚，今存《曹子建集》為宋人所編。曹植的散文同樣亦具有“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的特色，加上其品種的豐富多樣，使他在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南朝宋文學家謝靈運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佔八斗”的評價。文學批評家鍾嶸亦贊曹植“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並在《詩品》中把他列為品第最高的詩人。王士禎嘗論漢魏以來二千年間詩家堪稱“仙才”者，曹植、李白、蘇軾三人耳。其代表作有《洛神賦》《白馬篇》《七哀詩》等。

太和三年（229年）38歲的曹植徙封東阿，其間潛心著作，研究儒典；太和六年（232年）曹植改封陳王；11月曹植在憂鬱中病逝，時年41歲，遵照遺願，將其葬於東阿魚山。後人稱之為“陳王”或“陳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