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士行

嘉平二年（250），印度律學沙門曇河迦羅到洛陽譯經，在白馬寺設戒壇，朱士行首先登壇受戒，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漢族僧人，也是第一位西行取經求法的僧人。

朱士行出家受戒以後，在洛陽鑽研、講解《小品般若》，感到經中譯理未盡。因為當初翻譯的人把領會不透的內容刪略了很多，講解起來詞意不明，又不連貫。他聽說西域有完備的《大品經》，就決心遠行去尋找原本。

公元260年，他從雍州(今長安縣西北)出發，越過流沙的沙漠到於闐國(今新疆和田一帶)，果然得到《大品經》梵本。他就在那裡抄寫，共抄寫90章，60多萬字。公元282年，朱士行派弟子弗如檀等，把抄寫的經本送回洛陽，自己仍留在於闐，後來在那裡去世，享年79歲。

公元291年，陳留倉垣水南寺印度籍僧人竺叔蘭等開始翻譯、校訂朱士行抄寫的《大品般若》經本。歷時12年，譯成漢文《放光般若經》，共20卷。

早在東漢末年，有支讖和竺佛朔譯出《道行般若經》，朱士行在甘露五年(260)出家之前，已在洛陽研究和講解該經，然發現譯文的文句簡略，義理艱澀，前後不能貫通。所以矢志捐身，前往西域求取《大品般若經》的梵文原本。

朱士行在曹魏甘露五年從雍州(陝西、甘肅)出發，通過河西走廊到敦煌，經西域南道，橫渡流沙，直抵於闐國。於闐是天山南路南道的東西交通要道，印度佛教經由此地傳到我國內地，此地大乘雖廣為流行，但居正統的仍是小乘。

朱士行在於闐抄錄《大品般若經》的梵本，共有九十章，總計六十萬言，他想派遣弟子弗如檀等十人將該經送回洛陽。於闐國的小乘信徒卻橫加阻撓，將《大品般若經》誣衊為外道經典，向國王稟告說：“漢地沙門將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大王如果准許他們出國，大法勢必斷滅，這將是大王的罪過。”因此國王不許弗如檀出國。這件事令朱士行憤慨不已，所以主張以燒經為證，誓言道：“若火不焚經，則請國王允許送經赴漢土。”說完就將《大品般若經》投入火中，火焰即刻熄滅，整部經典卻絲毫未損。弟子弗如檀終於在晉太康三年(二八二)將該經送回洛陽，前後達二十餘年。元康元年(二九一)，由無羅叉、竺叔蘭等人合力譯成漢本，取名為《放光般若經》。朱士行以八十高齡終老於闐。

後世著名的佛教學者，如湯用彤和呂澄，都對朱士行西行求法的壯舉給予極高的評價，他們一致認為，從漢僧西行求法的歷史來看，朱士行可說是開創風氣的先鋒，當時通往西域的道路十分艱險，又乏人引導，朱士行只憑一片真誠，竟然達到了目的，這種熱忱足以和後來的法顯、玄奘媲美。他求法的經典雖然只限於《大品般若經》一種，譯出也不夠完全，但對於當時的義學影響卻很大，所以翻譯佛典的風氣隨即風行於京華一帶，凡是有心講習者都奉為圭臬。

朱士行西行的貢獻是求得《大品般若經》，從而在我國開啟了義學的先河；同時將西域佛教傳入我國，也促進了東西政治、文化的交流。

朱士行（約3世紀），中國佛教史上西行求法的第一人。他原籍潁川（今河南境內）。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十三《朱士行傳》說他為人“志業清粹，氣韻明烈，堅正方直，勸沮不能移焉”。他少年即懷遠志，擺脫俗塵。出家之後，專務經典，以弘法為己任，常講《道行般若》於洛陽。唯此經是漢代末年由竺佛朔所譯，文句簡略，義理不全，前後文理，無法貫通。朱士行每嘆曰：“此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因此他立志孤身遠遊，尋求大本。公元260年（魏甘露五年），他從雍州（今西安北）出發西行。當時通往西域的旅途非常困難，他經過千辛萬苦，度過流沙，克服各種因難，終於到達了於闐（今新疆和田），求得大本《般若》，共九十章，六十餘萬言。本當即時送回漢地，但由於小乘學人的阻撓，未能成行。

小乘學人為何阻撓？因為他們不承認大乘是佛說，因此視大本《般若》為《梵書》，要求於闐國王禁止出境。他們對國王說：“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梵）書惑亂正典，王為地主，若不禁之，將斷大法，聾盲漢地，王之咎也”。小乘學人所說的婆羅門書，即梵書。所謂梵書，乃梵王所說之書。《慈恩寺傳》卷三雲；“其源無始，莫知作者，每於劫初，梵王說傳授天人，以是所說，故曰梵書。其言極廣，有百萬頌，即舊譯雲毗伽羅者是也”。

朱士行求得的大本《般若》，經過多方周折，才於公元282年（西晉太康三年）遣其徒弗如檀送回洛陽。公元282年（晉惠帝元康無年）轉至陳留（今河南開封東南）水南寺，由比丘無羅叉和居士竺叔蘭譯成漢文，稱為《放光般若》，二十卷。朱士行遣徒送經至漢地之後，他自己繼續留在於闐，八十歲病故，葬身他鄉。

朱士行西行求法，對後世影響極大。他雖只送回一部經，他那求法忘我的精神感人至深。他不畏艱險，以為法忘軀的抱負毅然前往。他送回的大本《般若》譯出之後，頗受佛學界的重視，晉道安曾稱讚說:“善出無生，論空持巧，傳譯如是，難為繼矣”。當時的義學高僧如帛法祚、支孝龍、竺法汰、竺法蘊、康僧淵、於法開等人，都為之作注或講解，形成兩晉時代研究般若學的高潮。

朱士行西行求法，為後世西行求法者如法顯、寶雲、玄奘等人樹立了一個光輝的榜樣，其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朱士行是曹魏時代潁川地方的人，少年出家，恰當嘉平中(公元249—253年)曇柯迦羅傳來《僧祇戒本》，並創行羯磨受戒，所以他依法成為比丘，和在他以前僅僅以離俗為僧的有別。從這一點上，後人也將他當作漢土真正沙門的第一人。他出家后，專心精研經典，當時譯本最流行的是《道行般若》，他在洛陽便常常講它。但因為《道行》的傳譯者理解未透，刪略頗多，脈絡模糊，時有扞格。他慨嘆大乘里這樣的要典竟譯得不徹底，就發誓奮不顧身要向西方去尋找原本來彌補這一缺憾。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他從長安西行出關，渡過沙漠，展轉到了大乘經典集中地的於闐。在那裡，他果然得著《放光般若》的梵本，凡九十章，六十餘萬字(二萬餘頌)。因受到當地聲聞學徒的種種阻撓，未能將經本很快地送出。直到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才由他的弟子弗如檀(意譯法饒)送回洛陽。又經過了十年，元康元年(公元291年)才在陳留界內倉垣水南寺由無叉羅和竺叔蘭譯出。而朱士行本人終身留在西域，以八十歲病死。

從漢僧西行求法的歷史上看，朱士行可說是創始的人。那時去西域的道路十分難走，又沒有人引導，士行只憑一片真誠，竟達到了目的；他這種為法熱忱是極為難得的。他求得的經典雖只限於《放光般若》一種，譯出仍不完全，但對於當時的義學影響卻很大，所以翻譯之後即風行京華，凡有心講習的都奉為圭臬。中山國（前身為北方狄族鮮虞部落，國土嵌在燕趙之間。）的支和上(名字不詳)使人到倉垣斷絹謄寫，取回中山之時，中山王和僧眾具備幢幡，出城四十里去迎接，可謂空前盛況。一時學者象帛法祚、支孝龍、竺法蘊、康僧淵、竺法汰、於法開等，或者加以註疏，或者從事講說，都借著《放光》來弘揚般若學說。

就因為朱士行求法故事的動人，後人更偽托有《朱士行漢錄》的經錄著作。此錄在隋初即已散失，費長房撰《歷代三寶記》從當時所見幾種南北朝時代經錄里轉引了二十五條，可看出它的特徵是對於漢代各譯家的重要翻譯都臆造了譯出年代，又有些譯家象竺法蘭、康巨等也獨有它的記載。其後唐代法琳《破邪論》更引用了《朱士行錄》說秦始皇時即有印度沙門來華傳說。由這些資料看，朱錄是有意地表明佛法東傳之早，並對幾個有問題的早期譯家象迦葉摩騰、竺法蘭等說得那樣斑斑可考，這大概是南北朝時代的佛徒為了和道家校論教興年代的先後，就偽作了這部經錄來做有力的典據。對於它的簡別還是很關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