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傳

《蘇東坡傳》從人物的出生寫到離世，從家庭生活寫到社會活動，展現蘇東坡的生活歷程。從時間來說是從北宋仁宗景佑三年寫到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036—1101），但沒有用編年式平鋪直敘的寫法，而是把詩人生平分為若干階段，每個階段又選取蘇東坡生活中富有特色的活動、事迹來描寫。

全書共分四卷，即童年與青年（1036—1061）、壯年（1062—1079）、老年（1080—1093）、流放歲月（1094—1101）。各卷寫及的年代、時間多少、長短不一。每卷又分若干章，共分28章，第一、二卷主要描述初登政壇、文壇的經歷，敘述王安石變法與司馬光反對變法的鬥爭佔了很大篇幅，而“童年和青年”實際上只有一章，前兩卷主要是描寫蘇東坡與家人及政界、文壇知名人士的關係。比較起來看，第三、四卷的不少篇章，特別是描寫蘇東坡遭貶謫后的生活情趣的幾章富有吸引力，如第三卷中《赤壁賦》、第四卷中的《仙居》雖是蘇東坡生活經歷的一段，但都可獨立成篇。

林語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龍溪（今漳州）人，原名和樂，后改玉堂，又改語堂，中國現代作家、學者、翻譯家、語言學家，新道家代表人物。早年留學美國、德國，獲哈佛大學文學碩士，萊比錫大學語言學博士。回國后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廈門大學任教。1945年赴新加坡籌建南洋大學，任校長。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美術與文學主任、國際筆會副會長等職。林語堂於1940年和1950年先後兩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曾創辦《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等刊物，作品包括小說《京華煙雲》《啼笑皆非》。散文和雜文文集《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藝術》以及譯著《東坡詩文選》《浮生六記》等。1966年定居台灣，1967年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研究教授，主持編撰《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1976年在香港逝世，享年80歲。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林語堂就著手開始創作《蘇東坡傳》。其實，林語堂有這個想法已經很久了。他崇拜蘇東坡，不僅喜歡蘇東坡的詩詞，對蘇東坡的為人處世也很欽佩。在《林語堂自傳·關於〈蘇東坡傳〉》中，林語堂描述自己創作該書的理由：他寫《蘇東坡傳》並沒有什麼特別理由，只是以此為樂而已。存心為蘇東坡寫本傳記的念頭，已經存在心中有多年。民國廿五年（1936年），作者全家赴美時，身邊除去若干中文基本參考書之外，還帶了些有關蘇東坡的以及蘇東坡著的珍本古籍。那時作者希望寫一本有關蘇東坡的書，或是翻譯些他的詩文。作者覺得，像蘇東坡這樣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擺在書架上，就令人覺得有了豐富的精神食糧。當作者能專心致力寫蘇東坡傳記時，自然是一大樂事，已無需其他理由。

在寫作過程中，林語堂重新閱讀了蘇東坡的作品及跟他的經歷有關的大量材料，研究了他一生中的重要活動及時代環境，儘可能地忠於史實，連蘇東坡和有關人物說的每一句話都做到了有所本，並儘力突出傳主蘇東坡的個性特點。

《蘇東坡傳》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注重描寫傳主蘇東坡與時代政治風雨的關係。林語堂認為，蘇東坡與王安石變法的衝突，“決定了他一生的經歷，也決定了宋朝的命運”。因而，他儘力描述了王安石的變法情形和蘇東坡對它所持的態度。他除了肯定王安石的個人修養好（不貪污，不好色），文章出色，思想創新，口才絕佳，是能幹的行政人才外，也認為其“改革的動機不容置疑”，某些改革措施也是好的，如青苗法“計劃本身完善合理”，免役法是“最好的新政”等等。可是，他更是認為王安石的改革是失敗的，產生了“悲慘結果”。而其原因在於實行“變法”過程中，出現了事與願違的情況。譬如，實施青苗法時強迫農民貸款，甚至由富人貸款後向農民放高利貸，結果給農民帶來了災難。又如實施免役法時，“政府的興趣在稅收，人民免役的福利完全被保甲法所抵消，保甲法強迫服役，比徵兵更糟糕”。此外，王安石在變法過程中，排斥異已，用人不當，造成嚴重後果。

至於蘇東坡對王安石變法的態度，林語堂認為是反對的。譬如，蘇東坡曾一再上書神宗皇帝，攻擊青苗法，勸告神宗不要用權勢逼人民屈服，要花靠異議的健全來完善政府職能。不過，他對蘇東坡批評變法帶來不良現象的詩篇卻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認為蘇東坡那些詩篇對現實的譏諷和針砭是“正義的批評”，“沒有人比蘇東坡更充分表達民間的疾苦”，“其中並沒有叛變的意識，沒有公開批評，沒有反對當局。但是這些詩具有蚊子叮的效果。叮幾下叫人著惱；叮太多就叫人整夜睡不著”。他還指出，正因為蘇東坡對王安石變法持不同態度，因而一再遭貶，甚至鬧出“烏台詩案”，遭到逮捕並被關押了四個多月，險些被殺害。直到哲宗皇帝時代，蘇東坡因為受過太后的寵愛，反對變法，又再次受到迫害，被流放嶺南惠州和海南儋州。對於蘇東坡的這些遭遇，他是深表同情的。

同時，《蘇東坡傳》把傳主蘇東坡描寫成集儒道釋於一身的政治家和詩人。林語堂認為，蘇東坡是一位“巨儒政治家”，本質上是奉行忠君報國思想的。因而，他描寫了蘇東坡受到英宗皇后的信任之時，竭誠向她提出別人不敢說的意見，爭取“廣開言路”，促使朝廷不再實行青苗法，嚴懲政府官員貪污和無能，減少政府冗員。同時，他也描述了蘇東坡做地方官時怎樣忠於職守，政績顯著。如擔任徐州太守時，組織群眾和御軍抗洪，保住了徐州城；擔任杭州太守時，完成了杭州的供水系統，建立公立醫院，疏通鹽道，重整西湖，平抑糧價，熱心賑災。被貶惠州期間，則關心惠州城的改善工作，修建了兩座橋，一座橫越大江，一座橫越惠州的湖泊，並曾建議廣州太守王古用竹管將泉水引入廣州供市民飲用，以減少疫病。

在林語堂看來，蘇東坡並不是一個腐儒，而是一個既有濟世思想又玩佛通道的“樂天才子”。他“始終卷在政治漩渦中，卻始終超脫於政治之上”，在順境中不做政客，在逆境中又能安貧樂道，熱愛生命，自得其樂，活得快樂。譬如被貶黃州時，甘心務農，願為隱士，研究佛學和道教，學習瑜珈術和煉丹術；任杭州太守時，游遍了城裡城外的一百多個寺廟，時常混跡於道士和妓女之間；受貶惠州時，更是醉心於煉丹術，信仰簡樸生活和無邪思想，以求長生不朽。

《蘇東坡傳》充分表現了傳主蘇東坡的個性、才華和魅力。在林語堂筆下，蘇東坡是一個個性鮮明的人物。他愛唱反調，敢于堅持原則和自己的主張，討厭虛偽和欺騙，對看不慣的事物總是“如蠅在食，吐之乃已”；是一個具有幽默感的樂天派，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一個百姓的朋友，同情人民疾苦；是一個大哲學家，儒家弟子，自然詩人，不完全是清教徒，更不願把時光完全浪費在醇酒美人身上。他具有非凡的天分，傑出的才華，是一個大文豪，大詩人，大書法家，創新的畫家；他的中秋詞，“大江東去”，“十年生死兩茫茫”是千古絕唱，他的“士人畫”具有革新精神，他所有的詩文都具有“真誠性”，單純自然，“能取悅千秋萬世的讀者，超越一時的文風而留傳下去”。正因為這樣，他具有特殊的魅力，在中國歷史上特別是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一千年來都不斷有人真心地崇拜他。

此外，《蘇東坡傳》還寫了林語堂的一個獨到的發現，即向來認為蘇東坡有一個“不美而才高”的妹妹的說法，純屬“民間傳記，並無史實根據”，但他卻有一個堂妹，而且是他“初戀的對象，他至死對她柔情萬縷”。

《蘇東坡傳》基本忠於歷史事實，而且採用了多種筆法讚揚蘇東坡，表現蘇東坡，字裡行間都洋溢著作者對蘇東坡的熱愛之情。為了強化人物形象的描繪，林語堂在《蘇東坡傳》中對傳記寫作的手法做了新的嘗試和開掘。該傳記中不乏林語堂的主觀感情，使傳主蘇東坡成為林語堂理想化的人物。

《蘇東坡傳》融匯了豐富的中國文化知識。傳主蘇東坡既是從政多年的政治活動家，又是多才多藝的天才；既潛心探究過儒道釋哲理，又足跡遍及了大半個中國的名山大川。這就必須運用多方面的文化知識，才能真切地表現出蘇東坡的風貌。實際上，書中確實運用了大量的歷史知識，儒道釋知識，瑜珈術和煉丹術知識，詩詞、美術、書法鑒賞知識，以及地理風物知識（如長江三峽的雄奇，杭州山水的秀麗，黃州、徐州、惠州和儋州等地各具特色的景物）等等。

《蘇東坡傳》正文並未附有腳註，但曾細心引用來源可征之資料，並盡量用原來之語句，不過此等資料之運用，表面看來並不明顯易見。因所據來源全系中文。供參考之腳註對大多數美國讀者並不實用。為免讀者陷入中國人名複雜之苦惱，作者已盡量淘汰不重要人物的名字，有時只用姓而略其名。此外對人也前後只用一個名字，因為中國文人有四五個名字。原文中引用的詩，有的作者譯英詩，有的因為句中有典故，譯成英詩之後古怪而不像詩，若不加冗長的註解，含義仍然晦澀難解，作者索性就採用散文略達文意了。

中國書評人蕭慶偉：《蘇東坡傳》的文獻取向與作者的意蘊期待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這是一種對於客體的情感境界、人生態度等方面的期待視野。在這一期待視野的支配下，便有了作者對蘇東坡個性魅力的全面肯定和熱情歌頌。

文藝評論家劉自立：林語堂的《蘇東坡傳》，是一本好書、奇書。

當代作家余傑：林語堂的《蘇東坡傳》是一個赤子寫另外一個赤子。

當代作家余秋雨：我非常喜歡讀林語堂先生的《蘇東坡傳》，前後讀過多少遍都記不清了，但每次總覺得語堂先生把蘇東坡在黃州的境遇和心態寫得太理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