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新樂府
唐代新樂府
新樂府運動是貞元、元和年間特定時代條件下的產物。這時，安史之亂已經過去，唐王朝正走向衰落。一方面，藩鎮割據，宦官擅權，賦稅繁重，貧富懸殊，蕃族侵擾，戰禍頻仍，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矛盾進一步顯露出來；另一方面，統治階級中一部分有識之士，對現實的弊病有了更清楚的認識，他們希望通過改良政治，緩和社會矛盾，使得唐王朝中興。
游國恩等人編的《中國文學史》解釋說：這裡有三點須說明：一是用新題，故又名‘新題樂府……二是寫時事……三是新樂府並不以入樂與否為衡量的標準。這從音樂上來說，是徒有樂府之名；但從文學上來說，卻又是真正的樂府，因為體現了漢樂府精神。在這場“新樂府運動”中，白居易、元稹等人起的作用最大，此外，張籍、王建等人，也是重要參與者。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晚號香山居士，出生於今河南新鄭。他以刑部尚書致仕，但因他曾官太子少傅，後人多稱其白傅或白太傅。其生平事迹見於《舊唐書》卷166、《新唐書》卷119、《唐詩紀事》卷50、《唐才子傳》卷6及元稹《長慶集序》等文。
白居易是個少年天才。約在16歲時，他就寫下了著名的《賦得古原草送別》：“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受到了當時著名詩人顧況等的激賞。公元800年，他考中進士；6年後，他從小小的縣尉干起。正是縣尉這個需要整天與百姓打交道的官職，使他親身體會到民間疾苦，為他後來創作“新樂府”詩歌積累了大量生活素材。但在這一階段，他創作的詩篇最著名的卻是《長恨歌》，講述了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愛情悲劇：“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漁陽顰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娥眉馬前死……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808年，白居易被任命為諫官，開始創作以“新樂府”為代表的諷喻詩，其中頗多名篇，如《上陽白髮人》描寫了一位“入時十六今六十……一生遂向空房宿”的老宮女，《新豐折臂翁》刻劃了一位“無奈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槌折臂……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暴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的老翁，《紅線毯》發出了“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的憤怒的呼聲，《賣炭翁》則抨擊了“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值”的宮廷掠奪。此外，《秦中吟十首》也表達了類似的含意，如《輕肥》：“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如《買花》：“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這些作品，正如白居易自己在《新樂府序》中所稱：“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他的確無愧於自己的宣言。
白詩在當時就廣受歡迎。他在《與元九（稹）書》中不無得意地寫道：“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我）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元稹也在《白氏長慶集序》中說：“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這些關心民間疾苦、飽含人道主義關懷的詩篇，至今仍深受人們的喜愛。
目前較好的讀本是朱金城的《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較好的選本是顧學頡、周汝昌選注的《白居易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1999年5月21日09時44分）
相傳元稹和成都名妓、也是唐代著名女詩人薛濤關係密切。他在四川任職期間，常與薛濤幽會私歡。可是，當元稹返京高就時，卻不敢將薛濤一起帶回，倆人從此分別。元稹曾寄詩與薛濤云：“……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雲溪友議》卷9。案：薛濤，請參見《三位女詩人》一文）。
這件事很能代表元稹的特點：他一方面思想開放，另一方面卻又時時被“禮”所牽制——這在唐代幾乎是一個普遍現象。如元稹所作傳奇《鶯鶯傳》（參見《唐代傳奇（上）》一文），主人公張生的經歷，其實正是他自己的寫照。《鶯鶯傳》的結局，是張生終於拋棄了鶯鶯，並有“善補過”云云的評價，常惹得後人不滿。殊不知，這正是唐人的矛盾所在，並非如宋儒般道貌岸然地矯情。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洛陽人。其生平事迹見於《舊唐書》卷166、《新唐書》卷174、《唐詩紀事》卷37、《唐才子傳》卷5及白居易《元稹墓誌銘》等文。
或許有過太多這樣的情感經歷，元稹的情詩寫得很好，讀後常令人憶起青澀的青春歲月和朦朧而純真的初戀情感，如《白雲裳》：“藕絲衫子柳花裙，空著沉香慢火薰。閑倚屏風笑周昉，枉拋心力畫朝雲。”如《雜憶其四》：“寒輕夜淺繞迴廊，不辨花叢暗辨香。憶得雙文籠月下，小樓前後捉迷藏。”如《離思五首其二》：“水泉散漫繞階流，萬樹桃花映小樓。閑讀道書慵未起，水晶簾下看梳頭。”這些詩，曾讓清人潘德輿痛心疾首：“《鶯鶯》、《離思》、《白衣裳》諸作，後生習之，敗行喪身”（《養一齋詩話》）。但陳寅恪先生卻說：“微之以絕代之才華，抒寫男女生死離別悲歡之情感，其哀艷纏綿，不僅在唐人詩中不可多見，而影響於後來之文學者尤巨”（《元白詩箋證稿》）。
陳先生所指的詩，還包括元稹的悼亡詩。元稹妻韋叢，字蕙藂，太子賓客（官名）韋夏卿之女。當初韋夏卿選中元稹為女婿，元稹曾因此拋棄“鶯鶯”。韋叢嫁元稹后，元稹官卑俸微，經濟窘困，但她卻無怨無悔。她死後，元稹官運逐漸亨通，因此常為她的命苦和賢惠感傷不已，為她寫出許多著名的悼亡詩，詞淺情濃，讀之令人感傷不已。如《離思五首其四》：“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如《遣悲懷三首》：“謝家最小偏憐女，嫁與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搜畫篋，泥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錢過百萬，為君營奠復營齋。”“昔日戲言身後意，今朝皆到眼前來。衣裳已施行看盡，針線猶存未忍開。尚想舊情憐婢僕，也曾因夢送錢財。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閑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幾多時。鄧攸無子尋知命，潘岳悼亡猶費詞。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緣會更難期。唯將終夜長開眼，回報平生未展眉。”《唐詩三百首》稱：“古今悼亡詩充棟，終無能出此三首範圍者，勿以淺近忽之。”
當然，元稹最重要的貢獻是他和白居易共同推動了唐代“新樂府運動”的發展。“以往一般文學史只把他當作白居易理論的應和者，對其歷史地位估計不足……元稹和白居易的文學思想是互相影響的，不能把它看做是白倡元隨”（吳庚舜等《唐代文學史》第十三章語）。例如，正是元稹最早注意到李紳的《新題樂府》，並積極響應，創作出類似的作品，才啟動了唐代“新樂府運動”。
元稹的新樂府詩多寫民間疾苦，如《田家詞》：“願官早勝仇早復，農死有兒牛有犢，誓不遣官軍糧不足”，用反語寫出了農民困於重賦苦役的狀態；如《採珠行》：“海波無底珠沉海，採珠之人判（拼）死采”，描寫了採珠人冒死採珠的艱辛；如《夫遠征》：“送夫之婦又行哭，哭聲送死非送行。夫遠征，遠征不必戍長城，出門便不知死生”，讀後令人鼻酸不已。此外，他的小詩也寫得好，如《行宮》：“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話玄宗。”
現在較理想的讀本是冀勤點校的《元稹集》（中華書局1982年版）。（1999年3月13日23時41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