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襄王

韓襄王，宣惠王的兒子。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韓宜陽。

襄王五年，秦拔韓宜陽，斬首六萬。秦武王卒。

襄王六年，秦復與韓武遂。

襄王九年，秦復取韓武遂。

襄王十年，太子嬰朝秦而歸。

襄王十一年，秦伐韓，取穰。

與秦伐楚，敗楚將唐眛。

襄王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虱爭為太子。時蟣虱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蟣虱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蟣虱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

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不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

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竊為公患之。司馬庚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柰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

襄王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至函谷而軍焉。

襄王十六年，秦與韓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為厘王。

韓襄王時期，韓國政治混亂，法律、政令前後不一，群臣吏民無所適從。韓襄王實行改革。繼續推行申不害提倡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體制，主張以“術”治國。申不害所講的“術”，主要是指國君任用、監督和考核臣下的方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君臣之能者也。”（《韓非子·定法》）

國君委任官吏，要考察他們是否名符其實，工作是否稱職，言行是否一致，對君主是否忠誠，並根據考察的結果進行賞罰，提拔重用忠誠可靠之臣，貶除狡詐奸滑之人。最好採取隱密的權術，表面上不露聲色，裝作不聽、不看、不知，使臣下捉摸不透國君的真實意圖，實際上卻可以聽到一切、看到一切、知道一切，這樣就可以做到“獨視”、“獨聽”，從而“獨斷”。韓襄王時期，推行申不害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需要指出的是，申不害的改革有很大的局限性，效果遠不如魏、秦等國。

韓襄王時期的韓國在今天的河南一帶，《史記》上有這樣的記載：“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也就是說，韓國祖先最初是被封於“韓原”這個地方的。致韓厥之時，列為晉國六卿之一，即“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為獻子”。

獻子之子宣子徙居州。宣子子貞子徙居平陽。至於“鄭”這個地方，最初不是韓的領土，而是另外一個諸侯國——鄭國。《史記》記載“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吾知道，春秋與戰國分野的標誌就是韓、魏、趙的三家分晉。所以，說戰國時期的韓國都城應該是鄭。《史記》記載韓襄王時期韓的疆域範圍，韓的領土範圍大致應是黃河以南，故不包括河北，在穎水之濱，故在河南界內，鄭州、洛陽之間，西北與山西接壤，南不過淮河一線（當時是楚地）。

楚圍雍氏五月。韓襄王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崤。韓襄王又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為金筆，出為雁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崤。臣聞之，唇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眾矣，獨尚之之言是。”召尚子入。

尚靳歸書報韓襄王，韓襄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知王也，韓之急緩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

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崤，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崤之救韓。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

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揚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受之，公不能救也。臣惡其事。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曰收璽。時期猶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以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魏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其實猶之不失秦也。”

韓襄王時期的韓國，鐵制農具已廣泛應用於農業生產，鐵耕已是很平常的事情。建國后考古發現的鐵制農具主要有：鐵鏵、钁、鋤、鐮等。鐵農具的推廣和使用，有利於大量荒地的開墾和耕作效率的提高。

韓襄王時期牛耕在戰國時期更加普遍。鐵農具和蓄力的結合，為深耕細作提供了條件。《韓非子外儲說上》說：“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如果沒有畜力和鐵農具，深耕細作是不可能的。

農民在長期的耕作實踐中，生產經驗更加豐富，他們已經能從土壤的色澤，性質和肥沃程度去認識和區別土壤，因地制宜地進行耕作，農民已很重視對土地的施肥，“掩地表畝，刺草殖穀，多糞肥田，是農夫眾庶之事也。”

韓襄王時期，通過施肥改良土壤，是提高農業產量的重要因素。隨著農具的改進和耕作技術的進步，糧食的單位面積產量大大提高，有的地方還推廣了一歲兩熟制，《荀子富國》說：“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之。”總之，戰國時期的農業生產發展十分迅速，生產水平有了根本性的提高。

1、與農業相結合的家庭手工業

隨著井田制的瓦解，小農經濟成為封建生產方式的基礎，小農經濟的特點是男耕女織，其產品主要是滿足家庭的需要，是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

2、個體手工業

指民間具有一定專門技能的工匠，依靠自己的“技藝”從事的小商品生產，他們分佈於各個行業中，如木工、皮革工、鞋工、陶工、漆工等，其產品多是自產自銷。

3、私營手工業

指“豪民”經營的規模較大的手工業。如猗頓經營的煮鹽業，卓氏和孔氏經營的冶鐵業等，其勞動者主要是依附農民，僱工和奴隸，私營手工業要向國家交納賦稅，個別大手工業主積累了大量財富，富比王室。

4、官營手工業

一般規模較大，由官府設立專門官吏掌管，其生產者由奴隸，罪犯和僱工，其產品主要是兵器、禮器及生活奢侈品，主要用來滿足統治者的需要。

韓襄王時期，韓國商業也很發達，主要表現在商人的活躍，城市的繁榮和貨幣的流通等方面。

⒈韓國商人們販運於列國之間，擴大了商品交換的範圍，各地的特產如北方的馬匹，南方的魚，東方的鹽，西方的皮革在中原市場上都能買到。大商人更加活躍，如大商人白圭，“人棄取，人取與”的方法，（《史記貨殖列傳》）大搞投機交易，賺取了大量財富。河東鹽商猗頓和冶鐵商郭縱，富甲天下，交結諸侯，干預政治.陽翟大賈呂不韋，通過販賤賣貴，家至千金，參與政治，官至丞相。

⒉韓襄王時期，城市的繁榮是商業發展的重要表現，戰國時期出現了許多工商業發達的大城市，韓之陽翟（今河南禹縣）。

⒊韓襄王時期，隨著商業的發展和城市的繁榮，金屬貨幣的流通更加廣泛了。當時金屬貨幣有銅幣和金幣兩大類，銅幣主要有四種：燕，齊兩國使用刀幣，周、秦一帶使用圓錢，三晉使用布幣，楚國使用“蟻鼻錢”，金幣一般以斤（十六兩），鎰（二十兩）為計量單位，還有“餅金”和“郢爰”。（餅金為餅狀金塊，郢爰為方形金塊）金屬貨幣進入商品流通領域，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表現。

《史記·卷四十五·韓世家第十五》

父親：韓威侯。

兒子：太子嬰、韓厘王、公子蟣虱。

孫子：韓桓惠王，韓王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