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忠信

1884年3月15日，吳忠信生於合肥。吳忠信年幼時，父母雙亡，他隨兄長生活並秉燭苦讀。1901年，17歲的吳忠信有感於國家的衰弱，毅然投筆從戎，考入南京江南武備學堂。4年後，吳忠信以優異成績畢業，分發至新軍第九鎮，漸受統制兼江北提督徐紹楨器重，不久即被破格提拔為該鎮第三十五標第三營管帶。目睹當時社會之現狀，痛感腐敗清廷之將亡，在革命新思潮影響下，1906年吳忠信秘密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辛亥革命爆發后，吳忠信力促徐紹楨起義，並被任命為起義軍總司令部總執法官兼兵站總監，隨軍攻入南京。1905年畢業於江南武備學堂，歷充第九鎮第三十五標管帶、參謀等職。次年秘密參加同盟會。辛亥革命后，曾任國民政府警察總監等職，嗣後東渡日本，參加中華革命黨。

1912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28歲的吳忠信出任京師警察總監併兼理市政。一天，孫中山的車夫駕車在南京市中心鼓樓撞了人，被警察扣下。大總統府總務局長打電話給吳忠信，希望放人。吳忠信回話，得秉公執法，不能通融。總務局長只好親至警察局，辦理了賠償手續。此事傳出，市面上地痞流氓滋事擾民者得以收斂，亂軍傷兵敲詐勒索者近乎絕跡，社會治安大為改觀。孫中山對吳忠信厲行整頓的諸項措施速見成效大為讚賞。

1913年7月15日，黃興在南京就任討袁軍總司令，吳忠信復任南京警察總監。贛、皖、粵、川諸省紛紛宣布獨立，“二次革命”爆發。雙方在寧鎮一帶激戰20餘天，終因敵眾我寡討袁失敗。吳忠信隨黃興乘日輪靜岡號溯江而下亡命日本。孫中山在日本籌組中華革命黨，吳忠信成為首批120名黨員之一。

1915年，孫中山命吳忠信、陳其美先後潛回國內，主持上海軍事併兼管江浙皖三省。他們在上海以霞飛路漁陽里5號為總部機關，策動一系列反袁活動。12月5日，以肇和、應瑞、通濟三艦起義，發動攻打江南製造局的上海暴動。陳其美任義軍總司令，吳忠信為參謀長，蔣介石也被召來滬上參與其事。怎奈應瑞、通濟兩艦臨陣叛變，革命黨人用罐頭盒、香煙筒製作的土炸彈威力不足，暴動在袁世凱強大軍事力量打擊下失敗。陳其美后被暗殺，同行的吳忠信僅撞落門牙，倖免於難。1917年後隨孫中山轉戰粵、桂、閩諸省。

袁世凱死後，孫中山南下廣州組織中華民國軍政府。吳忠信亦到粵軍任職，先後擔任總司令部上校參謀、第七支隊司令官、第二軍參謀長、桂林衛戍司令，因作戰勇敢、指揮有方，深得孫中山器重。1922年5月，孫中山委派吳忠信為“軍事全權代表”，北上聯絡皖、奉兩派首領，商討組成“三角聯盟”共同對付曹錕、吳佩孚直系軍閥。經停上海期間，吳忠信敦促蔣介石趕赴廣州護衛孫中山打擊陳炯明叛變。他自己因腸胃病頑疾難治到蘇州休養。

1926年受聘為北伐軍總司令部顧問。北伐勝利后，倡議裁軍，旋北上主持華北各軍編遣事宜。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吳忠信於1932年到安徽就任省主席。1933年5月，他被任命為貴州省主席，至1936年6月辭職。1936年8月，吳忠信就任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在處理民族事務和加強邊疆防務中，他一直兢兢業業，謹慎從事。1933年任安徽省主席。翌年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轅總參議。1935年調任貴州省政府主席。1936年8月，改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並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就任是職后，在西藏事務等方面政績顯著。

1938年9月23日，西藏駐陪都代表向吳忠信報告，第十三世達賴喇嘛1933年12月17日在拉薩圓寂后，其轉世靈童已在青海塔爾寺以東湟中縣尋獲，擬請中央政府允許該幼童入藏，並派大員到拉薩主持認定儀式和達賴的坐床大典。吳忠信認為，對幼童的認定和十四世達賴的坐床典禮，事關國家主權，事關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事關中華各民族大家庭的團結與和睦，乃向國民政府提出實施方案，並組成蒙藏委員會委員長行轅，代表中央政府進藏。1938年12月28日，國民政府發布命令，特派其會同西藏地方攝政熱振呼圖克圖主持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坐床事宜。

1939年10月，吳忠信安排部分隨員護送靈童拉木登珠（即將要坐床的十四世達賴）從陸路入藏，他自己則親率部分隨員繞道香港、緬甸、印度，從南面入藏，以示鄭重。萬里路遙，坎坷艱辛。在穿越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脈時，沿途密布的英國兵站，使吳忠信一行更加感受到帝國主義圖謀染指中國的野心未死，感覺到此行責任的重大。登上錫金與西藏交界的山巔，吳忠信特地叫隨員把中國的國旗插上山頂，領眾齊唱國歌。經過亞東、江孜，他們一行於1940年1月15日抵達拉薩，受到西藏各界熱烈歡迎。但第二天吳忠信依例到布達拉宮瞻禮時有人卻橫生枝節，原來正門台階共三道，中道已用繩索攔住，說是只有達賴一人能走，其他人須從左右邊道上。吳忠信正言厲色：“我本代表中央的大員，在本國領土內，無處不可行走！”說罷即命拆除攔索，從容執杖，中道而上。

1940年2月22日，第十四世達賴坐床大典在布達拉宮大殿隆重舉行。此前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曾提出大典時吳忠信應向靈童行參拜禮，並將吳的座位排在達賴正座下方左側。吳忠信認為這不是他個人的事，事關中央政府的地位。西藏地方政府從屬中央政府已有800多年歷史，主持坐床乃是行使中央權力，不容外人插手妄說。經過嚴正交涉，大典上吳忠信和達賴皆並排坐北面南，而英國等代表的位置則排在吳忠信隨員之下，氣得英使古德拒不出席大典。帝國主義者多年鼓吹的中國對於西藏“是宗主國，不是主權國”的讕言破產了，他們和少數民族分裂分子妄圖分裂祖國、抵制中央政府的陰謀終未得逞。

1942年，西藏地方政府擅自成立“外交局”，企圖製造獨立假象。聞訊后，即代表蒙藏委員會親電西藏地方政府，重申“凡關於國家利益問題，西藏地方必須秉承中央意旨處理”，並堅決支持駐藏辦事處採取強硬態度，不與“外交局”發生任何聯繫。還與中央有關方面取得聯繫，最終粉碎少數人的分裂陰謀。為維護祖國統一，反對分裂西藏，較為重視制定或修正有關西藏地方事務的法規，其任內以中央名義頒布了一系列有關文件，如1936年9月《護送班禪回藏專使訓令》，1938年修正的《喇嘛轉世辦法》，1942年的《征認班禪呼畢勒罕辦法》等。同年又根據1936年公布的《喇嘛登記辦法》，發布訓令，對邊疆各地喇嘛進行登記。

民國36 年前後，吳忠信在南京先後擔任中孚銀行董事長、國民政府委員。蔣介石通過“行憲國大”當上總統后，吳忠信任“總統府”的資政、秘書長。民國38 年1 月21 日蔣介石“引退”，由李宗仁代理總統。吳忠信辭去秘書長職，仍任資政。上海解放前夕，舉家遷到台灣。

1959年12月16日在台北病逝。

著有《西藏紀要》、《入藏日記》等書，詳細記載了奉命人藏主持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之經過。

關於國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達賴喇嘛認定坐床問題，在西藏近代史研究中，幾十年來一直存在不同意見之間的爭論，長期未能取得共識，得出正確結論。

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不僅否認1949年以前他與國民黨政府“沒有任何關係”，而且矢口否認1940年吳忠信受國民黨中央政府委派在拉薩布達拉宮主持其坐床典禮是“沒有這回事”，僅是“在場觀禮”。達賴集團也散布“十四世達賴的尋訪，沒有經過國民黨政府的批准”，“國民黨政府代表吳忠信，只是作為儀式上的貴賓，沒有什麼特別作用”等讕言。筆者因工作關係，近年來接觸了大量有關十三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尋訪、認定和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方面的第一手資料——國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官方文書檔案。現就史料所及，對吳忠信究竟是國民政府特派主持十四世達賴喇嘛認定坐床專使，還是觀禮貴賓問題，作一粗淺分析，我在此提供當年的吳忠信赴藏的報道文字記載!!以求匡正視聽，澄清史實，還歷史本來的真實面貌。

達賴喇嘛轉世坐床的歷史定製

達賴喇嘛轉世之制，創於黃教創始人宗喀巴。以呼畢勒罕轉生，世代承襲。呼畢勒罕的尋訪和選定，初以達賴喇嘛圓寂前的預示、乃迥降神、觀察海蜃、辨認用物、考察靈異特徵等宗教形式和儀軌來進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建立金瓶掣籤制度以後，除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的尋訪仍按上述宗教儀軌進行尋選外，達賴喇嘛呼畢勒罕的最後認定，必須經過掣籤確認，並奏報皇帝諭准才為有效。舉行掣籤時，由駐藏大臣會同班禪額爾德尼主持掣籤儀式。由駐藏幫辦大臣將寫有靈童姓名的名簽放入金瓶，由駐藏辦事大臣親自啟瓶抽籤。

如果尋得的靈童特別靈異，全藏僧俗公認為達賴轉世化身，須呈請駐藏大臣轉奏皇帝特准，免予掣籤。

有清一代，按照上述歷史定製尋訪和確認的達賴喇嘛轉世靈童是：七世達賴喇嘛於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由康熙皇帝冊封；八世達賴喇嘛於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由乾隆帝委派章嘉呼圖克圖認定為前輩達賴喇嘛轉世靈童；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建立金瓶掣籤制度后，十世、十一世、十二世達賴喇嘛均系經過金瓶掣籤拈定，九世和十三世達賴喇嘛則是分別奉嘉慶皇帝和光緒皇帝特旨，免予掣籤認定的。

達賴喇嘛轉世靈童認定后，要選擇吉日舉行坐床典禮，以示正式承繼達賴喇嘛之位。

達賴喇嘛坐床典禮，例由駐藏大臣前往照料（亦稱看視、撫視）。在坐床典禮上，駐藏大臣的坐位例有定製：達賴喇嘛居中正坐，駐藏大臣於達賴喇嘛西首，俱一字平列面南而坐，惟達賴喇嘛系高座，駐藏大臣坐褥較達賴喇嘛略低。不僅坐床典禮儀節如此，就是平時駐藏大臣前往布達拉宮會見達賴喇嘛時，其相見儀注亦是這樣，歷代相沿，成為定製。

入藏主持十四世達賴喇嘛認定坐床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后，國民政府便面臨尋選和認定十三世達賴嘛轉世靈童和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問題。1938年藏曆七月，西藏攝政熱振和噶廈打電報給西藏駐重慶辦事處，指示速赴國民政府請求儘快將青海尋獲之轉世靈童護送入藏認定。並聲稱：轉世靈童“須經護法神和活佛的核驗認定方能坐床”。國民政府顯然認為轉世靈童“須經護法神和活佛的核驗認定”不符舊例和歷史定製。為此，國民政府於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九月制定和頒布了《喇嘛轉世辦法》，共十三條，其中明確規定：達賴喇嘛圓寂，其轉世靈童尋獲后，必須“轉報蒙藏委員會查核”，然後咨行駐藏辦事長官主持“公同掣籤”，“掣籤儀注，依照向來慣例辦理”；達賴 喇嘛呼畢勒罕掣定后，必須“報請蒙藏委員會查核轉呈”國民政府“備案”；舉行坐床典禮時，必須“由該地方最高行政機關呈請中央特派大員前往照料坐床”；國民黨政府參考前例，斟酌現情，制定喇嘛轉世辦法，意在堅持按歷史定製辦理十三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尋訪、認定和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問題，從而維護“中央對藏固有之權”，並認為這是“撫馭西藏之要道，自不容有所放棄”。

隨後，蒙藏委員會又於10月8日根據《喇嘛轉世辦法》的規定，就十四世達賴喇嘛掣籤認定事宜，擬定了三種辦法：

“（一）國民政府特派大員前往拉薩，會同熱振呼圖克圖主持第十四輩達賴喇嘛掣籤事宜。

“（二）國民政府特派大員會同熱振呼圖克圖主持第十四輩達賴喇嘛掣籤事宜，並得由該員指派代表就近辦理之。

“（三）國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會同熱振呼圖克圖主持第十四輩達賴喇嘛掣籤事宜，並得由該委員長指派代表就近辦理之。”

這三種辦法，“雖於維護體制之中隱寓權變之意”，但“皆以達到中央實施對藏固有之達賴轉世掣籤權為主旨”。經國民政府核准，決定按第三種辦法辦理。

1938年12月12日，熱振致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表示：達賴喇嘛轉世三靈童迎到拉薩后，應掣籤認定，“舉行掣籤典禮之際，為昭大信，悅遐邇計，中央應當派員參加。”12月18日，西藏駐京辦事處致吳忠信代電稱：轉奉噶廈指令，對蒙藏委員會擬定的達賴喇嘛轉世掣籤認定辦法中的第三項，表示“誠懇接受”。

1938年12月28日，國民政府發布命令：“特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會同熱振呼圖克圖主持十四輩達賴喇嘛轉世事宜。”

1939年4月21日，西藏駐京代表阿旺桑丹等親赴蒙藏委員會拜見吳忠信，23日又致書面代電，轉達噶廈對吳忠信親蒞拉薩主持十四世達賴喇嘛認定坐床“極表歡迎”。

1939年8月4日，吳忠信向行政院呈送了關於入藏任務、人員組織及所需經費等問題的報告。

關於赴藏任務，報告中提出：“此行任務為主持達賴轉世，而附及冊封熱振、授勛司倫噶廈。”“其精神可括以‘樹立信用’、‘收拾人心’兩語。”並主張中央政府應藉此機會“重新調整與藏之關係，以增進大中華民族之團結”，“一面應昭示公誠，以堅其信，一面應妥為宣慰，以安其心。尤要者，政府在可能範圍內為之解除困難，予以便利，同時曉以五族一家及國家至上之大義，俾瞭然於中央之寬大為懷及民族之休戚與共，庶乎情感既和，祚虞盡釋，而後新的關係始可以次建立。”

關於人員組織，報告中提出組成“委員長行轅”，並擬定了《蒙藏委員會委員長行轅組織規程》，設立必要的辦事機構，調配得力的工作人員，以資“意見不致複雜，步驟可期一致，方足得邊人信仰，而完成所負任務。”

關於所需經費，報告提出“應對其僧俗官民多予賞賚，對其寺廟團體廣予布施”，欲要“樹立中央在藏之新的基礎，和洽各方，尤非有大量之款萬難集事。”由於此事“乃西藏人心之所系及中央德意之所關”，吳忠信強調“無論財政如何困難，亦不能不勉力從事，”

報告得到行政院批准。並在批複文件中強調指出：“西藏為我國領土，屏蕃西陲，關係至巨。”“外固應聯絡感情，避免磨擦，惟有關主權之事；亦未便曲為遷就。對內必須化以公誠，樹立信義，……使其知我中央一秉大公，無偏無黨，對於邊區人民一視同仁，不分畛域。”

1939年10月1日，吳忠信在重慶組成“蒙藏委員會委員長行轅”，並啟用由國民政府頒發的銅質“蒙藏委員會委員長行轅關防”，開始辦公，積極籌備入藏事宜。

1939年10月21日，吳忠信率行轅人員一行由重慶啟程赴西藏。途經香港、仰光；加爾各答、大吉嶺、噶倫堡、岡多、亞東、江孜等地，於1940年1月15日抵達拉薩。

從上述檔冊斑斑的歷史事實看，吳忠信是受國民政府特派入藏主持十四世達賴喇嘛認定坐床的中央政府代表和專使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認為吳忠信僅是“在場觀禮”貴賓的說法，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十四世達賴喇嘛呼畢勒罕批准認定

吳忠信到拉薩后，發現轉世靈童發生了變化。原先熱振和噶廈向中央報告說共尋獲三人（西藏兩名，青海一名），現只有青海靈童一人。西藏當局不僅未把在西藏尋得的兩名靈童的來去情況向吳忠信交代清楚，熱振反而提出，“青海靈童靈異卓著，全藏僧俗公認為第十三輩達賴化身，經民眾大會決議，不再舉行掣籤，擬請中央援照第十三輩達賴先例，准予免除掣籤手續。”吳忠信當即表示：“此事須呈請中央核定，本人只能負責轉呈，不能即作決定。”熱振一再派員向吳忠信申述免予掣籤之事，吳忠信則以“靈兒轉世，關係西藏政教前途至鉅，不容草率”而給予拒絕。后經雙方官員一再磋商，議定免予掣籤必須有兩個前提條件：

1．由吳忠信親自“察看靈童是否確屬靈異”；

2．“由熱振正式具文呈請中央，免除抽籤手續”。熱振接受了這兩個條件。

根據議定條件，熱振於1940年1月26日致函吳忠信，請求轉呈中央政府批准青海靈童為十四世達賴喇嘛，免予掣籤，來函在詳細敘述了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情況，為尋訪靈童乃迥降神、卜卦所示情形，熱振觀看湖幻所見情形，以及靈童尋訪過程和靈異表現之後稱：青海靈童拉木登珠，“西藏僧俗大眾，貴賤大小，皆中心誠信，認為十三輩轉世之真身。因群眾情投意合，不須掣瓶，照例剃髮受戒，業已呈報中央在案。茲遵乃沖大神所示，庚辰年坐床為吉，謹諏定正月十四日舉行坐床典禮。其應如何轉報中央之處，即請代達為荷。”

吳忠信接熱振函呈后，原打算立即察看靈童，俟當面察看后，再將熱振報告及其本人對靈童察看情況一併轉呈中央。但因察看靈童形式問題有待與西藏當局商討，不能即刻進行察看，吳忠信遂於次日（即27日）向行政院院長蔣介石發出“感電”。轉報了熱振報告。

1月29日，吳忠信派行轅秘書朱少逸、華寄天偕通事張旺赴羅布林卡，拜訪顧嘉總堪布，商洽察看靈童事宜。不料遭到顧嘉無理拒絕，雙方發生爭執。后在吳忠信的干預和堅持下，熱振派員到行轅道歉，並請吳忠信指定察看時間和地點。吳忠信遂定於1月31日在羅布林卡荷亭內察看。是日上午十一時左右，吳忠信率隨員至羅布林卡，與靈童談了話，合影留念，並贈送福州漆佛一尊、藏銀五千兩、黃緞一匹、座表一隻等四件禮品。察看時，靈童由顧嘉總堪布陪侍。吳忠信察看之後對靈童的印象是：“靈兒年僅四歲有半，姑無論其靈跡所在，傳遍遐邇，即其起坐行動之間，穩重幽閑，雖成人猶不可及，亦異事也。”

根據吳忠信感電報告，行政院院長蔣介石於1940年1月31日向國民政府呈請明令批准拉木登珠繼任為十四世達賴喇嘛併發給坐床典禮經費。呈稱：“案據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拉薩感電稱：據西藏攝政熱振呼圖克圖來函略稱，第十三輩達賴喇嘛轉世一案，迭經觀海、降神及僧俗官員公認，青海覓得之靈童拉木登珠種種靈異，實系第十三輩達賴喇嘛化身，應請免予抽籤，……請轉呈中央核奪。等情。忠信複查所述靈異各節，均屬確實，擬請轉呈國民政府頒布明令，特准以該靈童拉木登珠繼任第十四輩達賴喇嘛，併發給坐床大典經費四十萬元，以示優異。等情。據此，當經提出本院第四五○次會議，決議：通過，轉呈國民政府頒發明令。”

2月5日，國民政府發布命令：

“青海靈童拉木登珠，慧性湛深，靈異特著，查系第十三輩達賴喇嘛轉世，應即免予抽籤，特准繼任為第十四輩達賴喇嘛。此令。

“拉木登珠業經明令特准繼任為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其坐床大典所需經費，著由行政院轉飭財政部撥發四十萬元，以示優異。此令。”

1940年2月17日，西藏攝政熱振對中央政府特准拉木登珠免予掣籤繼任十四世達賴喇嘛，並撥發坐床典禮經費，特電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表示“叩謝”。

從上述檔冊鑿鑿的歷史事實，可以無可辯駁的得出結論：十三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是經吳忠信親自察看，並由吳忠信報請行政院轉呈國民政府明令特准免予掣籤認定為十四世達賴喇嘛呼畢勒罕和正式繼任為十四世達賴喇嘛的。這充分表明，吳忠信是國民政府特派代表，中央政府特使，行使了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應有的權力。因此，達賴喇嘛和達賴集團採取不認帳的態度和視而不見的手法，散布1949年以前與國民黨政府“沒有任何關係”，“十四世達賴的尋訪，沒有經過國民政府批准”等讕言，毫無道理，在事實面前不攻自破。

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

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於1940年2月22日（藏曆正月十四日）在拉薩布達拉宮舉行。吳忠信率行轅全體官員出席了坐床典禮，並會同熱振攝政主持了坐床大典，受到了與清代駐藏大臣相同規格的待遇。

在坐床典禮舉行之前，關於典禮的儀節，事先吳忠信曾派員與熱振洽商，雙方同意照西藏舊例辦理。但是，有關吳忠信的座位問題，雙方發生了分歧。西藏當局最初擬把吳忠信的座位安置於熱振對面，坐墊高低則與司倫等同。吳忠信對此安排拒絕接受。吳認為本人代表中央政府主持達賴喇嘛坐床事宜，又系主管蒙藏事務長官，“體制攸關，不便遷就”，主張“至少應照清代駐藏大臣之例設座，即於達賴平行之左方設面南之座”。幾經磋商，西藏當局最後答應“遵辦”。

吳忠信認為，“其於中央主權最有關係者，則為座位問題。……座位問題既定，其他瑣瑣者均無關宏旨。”於是，坐床典禮遂按舊例及宗教儀式舉行。坐床時，吳忠信坐於“達賴左方，地位面南，與之平行，適如舊制，坐墊高約三尺。”熱振坐於“達賴右方面西，司倫與熱振平坐，惟墊較低。”行轅職員坐於吳忠信左前方，共分三排，“前排墊高與噶倫等”。尼泊爾、不丹代表坐於“行轅職員之下，亦面西，墊僅一層。”噶倫、扎薩爾、台吉等“坐殿之南部西北”，四品以下僧官“坐活佛背後”，僧官“坐噶倫背後”，總堪布和各堪布“分立達賴身旁”。

由於坐床典禮是按舊例和宗教儀式舉行的，所以在典禮上沒有通常由會議主持人致詞、講話等形式和程序。吳忠信在坐床典禮上，除坐位優崇是其作為中央政府專使主持典禮的主要特徵外，僅率隨員向達賴喇嘛獻了哈達，接受了達賴喇嘛以紅綾條結成的護身符佩於胸前。

坐床典禮舉行之後，吳忠信代表中央政府分別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行政院院長孔祥熙及其本人的名義，向達賴喇嘛贈送了四扇分別寫有“光照震旦”、“誠感諸天”、“澤被眾生”、“宏宣佛化”題字的銀屏等珍貴禮品。

隨後，熱振攝政於3月7日致電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對中央政府特派吳忠信親臨拉薩主持坐床典禮並向十四達賴喇嘛贈送禮品，表示感謝；次日，噶廈也致電林森和蔣介石，對特派吳忠信親臨主持坐床典禮並贈賜禮品，表示“感戴無際”。4月12日，十四世達賴喇嘛致函林森，除對特派吳忠信“駕臨拉薩，參加主持達賴轉世大典，並頒賜吉祥哈達阿喜一件、玉照一件及珍貴財務多件，實深欣感”外，並祝願“中藏睦誼，益敦期臻”，同時向林森進呈哈達、金佛像、藏紅花、各種皮張、各色氆氌、藏氈等禮物多件。同日，熱振亦致函林森，一方面對吳忠信代表中央政府主持典禮，認為是“融洽歡騰，諸事圓滿，光榮之至”，另方面對頒給他本人封冊、金印及勳章，表示“銘感五內”，並希望“中藏如常，融泄親洽”，同時向林森進呈哈達、古佛、照片、皮張、氆氌、藏紅花、藏貢香等禮物。與此同時，拉薩功德林、大昭寺等寺院僧眾，亦向林森、蔣介石致函，對吳忠信親臨主持達賴坐床典禮表示感謝，並認為“如此盛典，歷來所未有”，全藏僧俗人民對此“歡聲載道”，“無不欣慰，額首相慶”，“從此中藏感情照前恢復，且一切糾紛自必解除無遺矣。”

綜上可見，吳忠信在坐床典禮上所處的地位，絕非以熱振為首的西藏高級僧俗官員可比，亦非包括外國在內的參加祝賀和觀禮的使者和來賓所能比擬。吳忠信與達賴喇嘛平行而坐，僅坐墊略低，與清代駐藏大臣照料達賴喇嘛坐床之制相同。吳忠信的座位和面向表明，其身份之崇和地位之高，非同一般，只有代表中央政府的大員和專使主持坐床典禮，才有可能享受這樣高的禮遇，參加坐床典禮的觀禮貴賓是不可能享遇如此殊榮的。因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和史料根據認為，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是由吳忠信會同熱振主持舉行的。這一歷史事實，史籍斑斑可考，無法否認。達賴喇嘛和達賴集團散布希么吳忠信代表中央政府主持坐床典禮是“沒有這回事”僅是“在場觀禮”，“只是作為儀式上的貴賓，沒有什麼特別作用”等，純屬謊言，不能自圓自說。

吳忠信的身份、所受禮遇

除以上所述之外，還可從吳忠信的身份地位、在藏受到的禮遇規格及其所做的工作等方面的事實，進一步看出吳忠信與參加坐床典禮的大小官員和觀禮來賓迥然不同。

首先，吳忠信以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國民政府主管邊事長官的身份親自入藏，這“在歷史上尚屆創舉”。

清代，歷來是由駐藏大臣代表皇帝和朝廷主持達賴喇嘛轉世坐床事宜，從未派遣過清朝中央政府主管邊事的理藩院大臣赴藏主持其事。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相當於清代理藩院大臣，職位高於清代駐藏大臣或駐藏辦事長官，其親自入藏主持達賴喇嘛轉世坐床事宜，不僅是歷史首創，說明國民黨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重視，並希望與西藏地方融洽關係的誠意；且充分表明吳忠信非同一般參加典禮的僧俗官員和歡禮貴賓，而是如同當年駐藏大臣一樣，是地地道道奉命主持十四世達賴喇嘛認定坐床的中央政府代表和專使。

其次，吳忠信抵藏時，受到了隆重歡迎和接待，其禮遇規格是一般祝賀使者和觀禮貴賓所無法相比的。

吳忠信進入西藏境內后，沿途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派出官員熱情接待，抵達拉薩時，更受到了熱烈隆重的歡迎。

當吳忠信行抵噶倫堡時，噶廈得悉吳忠信地位崇高，立即將原定接待費藏銀一千兩增加至八千兩，並督促三乃興巴加緊籌備歡迎事宜；熱振攝政也下令噶廈並轉飭全體藏官，“以西藏最隆重的禮節接待吳氏”。

吳忠信到達拉薩西郊時，熱振下令拉薩全體俗官於西郊接官廳歡迎。其制之尊崇，與迎接駐藏大臣相同。

一月十五日，吳忠信抵達拉薩。這一天，西藏官員“均著最漂亮之服裝，鞍馬鮮明，僕從如雲，馳驅於平整寬廣之大道上，十數里內，絡繹不絕。”“附近居民前來歡迎者，亦踵相接。婦女多著艷麗之裝飾，五顏六色，數十成群，尤點綴風光不少。各界歡迎人員所支帳篷，星羅棋布，不可勝數。”西藏官員在哲蚌寺以東約二三里的接官廳守候。拉薩警衛軍七百人和拉薩百餘名警察，攜僅有的四門小山炮和四挺機關槍，於路旁列隊恭迎。吳忠信經過警衛軍和警察隊列時，軍警列隊奏軍樂歡迎；經過西藏軍隊隊列時，全體舉槍致敬。吳忠信進入拉薩時，“拉薩市民，空巷來觀，市區內途為之塞”，其盛況“誠空前未有也。此情此景，在中央電影資料館收藏的當年吳忠信赴藏時攝製的紀錄影片中，有著生動的記載。當時那種熱烈的場面和雄偉的氣勢，證明上述文字記載和描繪是完全真實可信的。

從上可見，吳忠信所受到的隆重禮遇，一般參加典禮的官員和觀禮來賓（包括英國、尼泊爾、不丹等外國前來祝賀的貴賓），是根本不可能享受到的。試想，如果吳忠信不是前來主持達賴喇嘛轉世坐床的中央政府代表和專使，西藏地方政府怎會給其如此尊崇的禮遇。

再次，吳忠信代表中央政府向西藏僧俗官員頒贈厚禮、向熱振等授勛以及向各寺廟廣發布施，是一般參加典禮的官員和觀禮貴賓所不能做或做不到的。

吳忠信抵藏后的第三天，即派人先後分赴三大寺、扎什倫布寺等各大寺廟禮佛和熬茶布施，普通喇嘛每人一份，藏銀三兩，連同特賞諷經供養等費，總共約布施藏銀五六十萬兩。吳忠信此次入藏，攜帶大量禮品，分別贈送給達賴喇嘛以及熱振、司倫、噶倫和六品以上僧俗官員。禮品中包括有林森、蔣介石、孔祥熙和吳忠信的照片，赤金紀念章、金錶、銀餐具、玉碗、景泰藍瓶、漆瓶、緗綉、各種緞匹、地毯、茶葉，等等。共計贈送禮品340餘份，總共耗資10餘萬元。這些禮品，是吳忠信來藏前，特派孔慶宗赴西康、雅安一帶，奚倫赴上海一帶分別購置，分裝百餘箱，由海道運藏。二月十五日，吳忠信率行轅人員於錫德寺大殿舉行授勛儀式，代表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向熱振攝政頒發封冊、金印，並授予二等采玉勳章，向各噶倫頒授三等采玉勳章

顯而易見，向西藏各大寺院廣予布施，補助諷經供養等各種經費，向西藏地方重要僧俗官員普遍頒贈優禮，並向西藏攝政及各噶倫等高級政府官員授勛這樣的任務，只有中央政府的代表和中央政府授權的大員，才有資格承擔這項工作，賦有執行這項特殊使命的權力。作為一般參加典禮的致賀官員和觀禮的貴賓，是不可能擔負此項重要使命的。

不容否定的歷史結論

綜上所述，國民黨中央政府特派吳忠信主持十四世達賴喇嘛認定坐床，歷史事實是清楚的。吳忠信是受中央政府特派入藏主持十四世達賴喇嘛認定坐床事宜，並得到了以熱振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的接受和歡迎；十四世達賴喇嘛呼畢勒罕是經吳忠信親自察看確認；並報請國民政府明令特准免予掣籤認定的；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是在吳忠信主持下舉行的，吳忠信的身份、地位、任務以及在藏受到的禮遇規格和所做的工作，亦是參加典禮的官員和觀禮貴賓無法與之相比的。這一切，毫無疑義地表明吳忠信是中央政府特派主持十四世達賴喇嘛認定坐床的專使，而不是所謂的“觀禮貴賓”。這就是歷史的結論。

但是，當時的西藏地方政府及其統治集團中的少數人，出於其政治目的的需要，對中央政府採取若即若離的微妙態度，在中央政府特派吳忠信主持十四世達賴喇嘛認定坐床問題上，除對靈童掣定和吳忠信座位等問題搞些小動作，提些無理要求，製造爭端外，對“主持”一詞有意迴避。凡國民黨政府給西藏地方政府的有關漢文文電，噶廈均把“主持”二字譯為“參加”或“祝賀”，凡西藏地方政府給中央政府的有關藏文公文電報，均用“參加”或“祝賀”，避用“主持”。西藏地方政府之所以避用“主持”一詞，表明當時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上層統治集團中的少數人，想以此來貶低中央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否認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仍是政治隸屬關係，否定民國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擁有有效主權和管轄權，從而達到他們製造“西藏獨立”的目的。這與達賴喇嘛和達賴集團散布他們與國民黨政府“沒有任何關係”，吳忠信主持坐床典禮是“沒有這回事”等讕言，如出一轍，異曲而同工。只是而今達賴集團的所作所為比其前人走得更遠，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們知道，清代，達賴喇嘛轉世坐床，由駐藏大臣主持掣籤儀式，親自抽籤，並參加坐床典禮，其座位與達賴喇嘛平行，當時稱為“照料”（或稱“看視”、“撫視”），不曾用“主持”一詞。民國時期，十四世達賴喇嘛認定坐床，國民黨政府採取了特派專使主持轉世坐床事宜的作法，始用“主持”二字。

筆者認為，清代“照料”的含義，根據清代定製，主要體現是：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的認定，必須由駐藏大臣親自掣籤，若需免予掣籤，必須由駐藏大臣轉奏皇帝特准；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必須駐藏大臣親蒞出席，並設置與達賴喇嘛平行面南而坐的座位，以示其作為皇帝代表的崇高地位和無上權力。

國民政府採用“主持”一詞，其含義主要是：十四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的認定，是在熱振攝政正式向吳忠信書面呈報，經吳忠信親自察看靈童並向中央政府轉報后，由國民政府明令批准免予掣籤確認的；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是由吳忠信主持舉行的，吳忠信在坐床典禮上的座位與清代駐藏大臣之制相同。

據此，我們可以清楚看出，“主持”與“照料”的內涵沒有本質區別。清代用“照料”，民國用“主持”，這都不過是一種代名詞，屬於表象，不能簡單從字面上去理解，重要的是看其內涵是什麼，即清代和民國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擁有什麼權力，清代駐藏大臣和民國特派專使在達賴喇嘛轉世坐床事宜上處於何等地位，具有何種作用。筆者認為，“照料”和“主持”的核心，都是關係認定達賴喇嘛轉世靈童和舉行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問題，其實質都是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擁有不容置疑的主權和管轄權，凡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的認定和坐床典禮的舉行，均掌握（通過駐藏大臣和特派專使）在中央政府的權力之中。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於使用什麼名詞字眼，而在於認識問題的實質，應客觀地承認國民黨政府和吳忠信在處理十四世達賴喇嘛認定坐床問題上所處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西藏地方政府當時所持的態度和作法。事關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主權問題，絕對不可含糊。從上所述，可以充分證明，國民黨政府在處理十四世達賴喇嘛認定坐床問題上，行使了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擁有的主權和管轄權，西藏地方政府接受了中央政府的安排和決定，履行了必要的行政和法律手續。這就是不容否認的歷史事實。達賴喇嘛和達賴集團妄圖否認上述歷史事實是徒勞的。歷史的本來面貌不容纂改，也纂改不了，僅憑幾句讕言，豈能改變歷史的真實面貌，否定歷史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