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

1906年12月19日出生於今烏克蘭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一個冶金工人家庭。

1915年考上本鎮男子古典中學預備班。

1921年夏中學畢業。

1921~1923年隨父親在卡門斯科耶冶金廠做工。

1923年考取庫爾斯克土地規劃、土壤改良中等技術學校。同年加入共青團。

1927年畢業。

地方任職

1927~1930年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的比塞特任縣執行委員會農業部部長、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任烏拉爾州農業部副部長。

1930年在莫斯科農業大學學習。

1931年10月加入蘇聯共產黨。在卡門斯科耶冶金學院夜校學習，並同時在冶金廠做工，任冶金學院黨組織組織委員；同年應徵入伍。

1935年畢業於冶金學院，獲工學士學位以及冶金工程師職稱；5月，任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市蘇維埃副主席。

1938年5月任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委部長。

1939年擔任了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黨委書記。

1940年任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負責國防事務的州委書記，團政委。

1941年7月入伍；同月任南方方面軍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旅政委。

1942年4月在第18集團軍任政治部主任；10月獲上校軍銜。

1944年獲少將軍銜。

1945年4月任烏克蘭第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

1946年任扎波羅熱州委第一書記。

1947年11月任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委第一書記。

1950年3月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7月任摩爾達維亞黨中央第一書記。

1953年3月任海軍部政治部主任，領中將軍銜。

1952年起擔任蘇共中央書記，並深得斯大林賞識。

1954年2月任哈薩克黨中央第二書記。

1955年8月任哈薩克黨中央第一書記。

升遷中央

1956年2月蘇共舉行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被選舉為主席團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1957年6月任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

1958年任蘇聯共產黨俄羅斯聯邦局副主席。

1960年5月被任命為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

1961年12月獲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

問鼎蘇共

1963年6月在蘇共中央舉行的全會上，被選為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0月蘇共中央全會，被選舉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11月在克里姆林宮慶祝10月革命47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12月在第六屆最高蘇維埃舉行的第五次會議上，接任蘇聯憲法委員會主席的職務。

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台後，蘇斯洛夫和謝列平為爭奪大位陷入僵持，為避免兩敗俱傷，於10月14日舉行的蘇共中央全會上推舉勃列日涅夫為蘇聯最高領導人；10月15日任命柯西金為部長會議主席（總理），進行經濟體制改革；11月和12月擔任了赫魯曉夫的另外兩個職務。

1965年10月第六屆最高蘇維埃舉行第六次會議，被選為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委員；11月訪問民主德國。

1966年3月蘇共舉行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在這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

1968年4月蘇共中央舉行全會，會上作了《關於國際形勢的迫切問題和蘇共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而鬥爭》的報告；8月與捷、波、民德、保、匈領導人在布拉迪斯拉發會晤之後，蘇共中央全會於19日決定對捷進行軍事干涉。

1970年5月言論集《遵循列寧主義的方針》一書出版；同月在第八屆最高蘇維埃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選舉了包括他在內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

1971年3月蘇共舉行第二十四次代表大會，會上作了總結報告；4月蘇共舉行第一次中央全會，選舉他為總書記。

1972年4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蘇，勃列日涅夫與尼克松簽署了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兩項協議等文件；10月言論集《遵循列寧主義的方針》第三卷出版；11月又一言論集題為《蘇共為一切革命力量和愛好和平力量的團結而鬥爭》出版。

1973年5月獲得“加強國際和平列寧獎金”；9月於1964-1972年發表的言論集《關於蘇共和蘇維埃國家的對外政策》出版。

大權獨攬

1974年11月與美國總統福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會談，並第一次“中風”；同月率團訪問蒙古，參加蒙古人民革命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及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慶祝活動，再次“中風”。

1976年2月在蘇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會上作總結報告，代表大會結束時，被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5月被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授予蘇聯元帥軍銜；12月在70壽辰時，蘇共中央、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和部長會議聯合給勃列日涅夫寫賀信。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授予他第五枚列寧勳章、第二枚蘇聯英雄金星獎章和榮譽武器。

1977年6月蘇聯最高蘇維埃舉行會議，解除波德戈爾內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職務，選舉勃列日涅夫擔任這一職務，出現了勃列日涅夫獨攬黨、政、軍大權的局面，集體領導體制被放棄。

1978年3月被授予勝利勳章；8月致函美國總統卡特、聯邦德國總理施密特及其他西方國家領導人，表示願同西方就削減歐洲中程導彈問題進行談判。

1979年12月為除掉不受蘇聯歡迎的阿富汗阿明政府，勃列日涅夫決定實施南下戰略，派遣8萬多人的現代化軍隊，大舉侵入阿富汗。

1980年6月訪問哈薩克，因神志不清，在招待會上“忘記自己到了什麼地方，為什麼來到這裡”，剛落座就離開，留下諸多哈薩克政要面面相覷。7月出席遭86個國家聯合抵制的莫斯科奧運會開幕式，宣布奧運會開幕。1981年2月再度當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

綜述

勃列日涅夫時期，對蘇聯的經濟歷史遺留問題的改革從沒有間斷過。改革涉及的面比較廣泛，使蘇聯的經濟管理體制發生了許多變化。這個時期的改革主要是減少中央的指令性計劃指標，改革管理體制、改進管理方法和擴大企業自主權，強調利潤對企業領導和工人的物質刺激作用。其實質是在計劃經濟的框架內，有限地利用市場機制；以行政手段為主輔之以經濟手段管理經濟。這個改革在當時曾一度取得了明顯的效果，促進了蘇聯經濟的發展，使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的國家實力和國際影響力都達到了鼎盛期。

但是，勃列日涅夫時期的經濟改革對蘇聯長期以來實行的高度集中的計劃命令式的經濟管理體制等歷史遺留問題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變革，沒有能夠解決蘇聯經濟如何持續增長這一實質性問題，到20世紀70年代後半期，蘇聯的經濟增長速度慢了下來，蘇聯的經濟體制不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弊端日益暴露。究其原因：其一，對於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市場機制調節經濟的作用缺乏認識；其二，“新經濟體制”改革的中斷，官僚主義、平均主義嚴重。

經濟數據

勃列日涅夫任職前期，蘇聯的經濟實力有所增強，而後期的經濟增長速度則持續下降。

1965年至1981年期間，蘇聯國民經濟固定生產基金增長2.42倍，高於同期美國的發展速度，社會生產總值增長1.46倍。1965年蘇聯的國民收入僅相當於美國的62%，到1975年提高到相當於美國的67%，增長1.44倍。而同期的工業產值比則從65%提高到80%，增長1.77倍。農業平均產值“十五”計劃期間比“七五”計劃期間增長50%。

1979年開始農業連年減產，農業產值1979、1980和1981年分別下降3.1%、2.5%和1.9%，農業不振嚴重地影響國民經濟，特別是輕工業和食品工業的發展，造成市場供應緊張。此外，蘇聯已有20餘種重要產品雄居世界之首。

正是在這段時期里，蘇聯的經濟實力翻了一番，蘇美之間在經濟實力上的差距進一步縮小。這段時期，蘇聯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提高。

1965年蘇聯國家職工月平均工資為96.5盧布，1981年則提高到172.7盧布；1965年蘇聯集體農莊莊員月平均勞動報酬為51.3盧布，1981年提高到120.6盧布。此外，蘇聯人均居住面積由1965年的10平方米，提高到1981年的13平方米。

經濟建設

勃列日涅夫執政初期，把目光投在石油上，一切以油氣為重點來決策國內外大事。很快就又有了蘇爾古特等大油氣田。

1974年蘇聯的第二條西伯利亞大鐵路——貝阿鐵路有3100公里通車，油氣可以沿這條鐵路線西去俄羅斯歐洲部分、東歐國家和西歐，東去太平洋。大量的石油運到國際市場，使得蘇聯賺到大量財富，可以進口大量的糧食、食品和日用工業品了。於是，勃列日涅夫宣布降低物價。

1967年11月首次提出“發達社會主義”的概念，宣稱，蘇聯已“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即“各盡所能，按勞付酬的原則占統治地位的社會”。

1977年進一步闡述說，“成熟的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是從資本主義走向共產主義道路上一個相當長的發展階段”，這個社會的宗旨是“依靠強大的先進工業，依靠大規模的高度機械化農業，把越來越充分地滿足公民的多方面需要作為社會發展的直接的主要目標。”

此外，勃列日涅夫認為“發展重工業，過去和現在都是蘇聯經濟政策的不變原則”，是完成一切國民經濟任務的前提。為此，他把85%以上的工業投資用於發展重工業。

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在政治上強調穩定，因此對多個政治制度進行了一些調整，重新確立黨高於一切的原則，以保持個人統治的穩定性。

1965年6月取消了經濟行政區各級國民經濟委員會和部門性國家委員會，成立了全蘇和加盟共和國各部。

1966年蘇共23大，將中央主席團改名為中央政治局，設中央總書記來代替中央第一書記，恢復了蘇共19大以前中央領導機構及中央最高領導職務的稱謂。

勃列日涅夫還延續了官僚們以往的要求，廢除了蘇共中央委員會和黨委會每次改選必須更換1/3成員的做法，並保證要使幹部得到尊重（《葉利欽自傳》），並且享受特權的幹部範圍有所擴大，特權種類日益增多。勃列日涅夫上台後的第一年，地方黨委書記只更換了9%，14個加盟共和國書記只更換了2個。從蘇共23大到26大，蘇共中央委員會實際連任率達到90%。這種幹部隊伍超常規的“穩定”，造成了高層機關長期無法輸入新鮮血液，造成這些機關陷入“嚴重的停滯”，成為一潭死水，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老人政治”局面。幹部輪換制被取消，使得領導體制僵化和幹部隊伍老化。這個時期蘇聯各級領導班子變動極小，特別是最高領導層，處於一種超穩定狀態；這段時期，還增加了許多新的管理機構，機構擴充明顯，辦公人員增多；蘇聯社會貪污腐敗的深度、廣度都是以往無法比擬的，這是斯大林時代腐敗的繼續深化和發展。在勃烈日涅夫日益腐敗的統治下，“蘇共許多州委書記、邊疆區委書記和中央委員都捲入骯髒的勾當，贈送貴重禮品，包括贈送給總書記，被認為是正當的。一到節日前夕機要通信部門就忙得不可開交，分送從南方各地給總書記和政治局委員們寄來的盒子。”（《戈爾巴喬夫沉浮錄》）此外，勃列日涅夫帶頭以權謀私大搞裙帶之風，使得利益集團迅速發展，包括部門、地區型的利益集團；幫派型的利益集團，如“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幫”；特權階層利益集團。

勃列日涅夫在20世紀60年代執政最初的幾年，依舊強調集體領導，領導核心相對穩定。

20世紀70年代開始加強個人權力，逐步廢除集體領導原則，大量提拔自己的親信，這些人經常插手政府事務和過問外交工作；蘇聯部長會議討論制定的第九個五年計劃指標，打破先例由他個人簽署公布；勃氏還改變了過去與柯西金、波德戈爾內共同參加重大活動的做法，獨自一人觀看並檢閱蘇軍的演習，加強在軍中的個人威信。

1977年取代波德戈爾內兼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勃還兼任國防會議主席），獨攬了黨、政、軍最高領導權力，集體領導最終解體。此外，勃列日涅夫還開動宣傳機器，大肆宣揚自己的功績，他的名字、照片、語錄充斥蘇聯各種報刊。

另外，在其任內，對斯大林的評價也逐漸肯定了一些，允許在宣傳和文藝作品中正面提到斯大林，並在斯大林的墓前設置了半身胸像。他本人曾稱頌“斯大林為首的國防委員會領導了反擊敵人的一切行動”，“在動員蘇聯所有力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勃列日涅夫當政時期的蘇聯，主要的消費品長期短缺；蘇聯擁有當時世界最多的耕地，但糧食卻連年欠收，不得不花大筆外匯進口糧食；蘇聯的宇宙飛船可以到達月球和火星，汽車卻故障頻出且耗油驚人；許多蘇聯百姓家裡的家用電器陳舊不堪，電視機爆炸事件經常發生，很多人經常開玩笑說，蘇聯生產的電視機應當送給敵人。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西方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卻開始深入蘇聯普通公民特別是年輕一代的心靈深處。迪斯科、爵士樂等西方文化成為年輕人的時尚，一度根絕的吸毒現象開始風靡一時。據統計，在當時的蘇聯，大約形成了2400個黑手黨組織，並且這些黑手黨大都有官僚背景。

20世紀80年代初，莫斯科已和紐約一樣，成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大城市之一。

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蘇聯將85%以上的工業投資用於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並強調發展戰略核武器和遠洋海軍是蘇聯軍事工業發展的重點。在上述方針指導下，蘇聯軍費逐年增加，從1965年的326億盧布增加到1981年的1550億盧布，即3.75倍。每年的軍費開支約佔國民生產總值的12-14%，約佔財政支出的1/3以上。

蘇聯軍事實力的迅速膨脹，逐步改變了美蘇軍事力量的對比。勃列日涅夫執政期間，蘇聯海軍在由近海防禦艦隊擴建為一支具有遠洋作戰能力的武裝力量；戰略核武器方面，擁有洲際彈道導彈1300枚，首次超過了美國1054枚洲際彈道導彈的數量。70年代初，美蘇軍事力量基本達到均衡，此後日益朝著有利於蘇聯的方向發展。這樣，蘇聯只花了不足10年的時間就取得了對美國的戰略均勢地位，步入超級大國行列。蘇美在軍事力量上的勢均力敵，進一步加劇了雙方在全球範圍內的爭霸。

儘管勃列日涅夫後來與美國總統尼克松簽署了《限制反彈道導彈防衛系統條約》、《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臨時協定》等緩和軍備競賽的協議。然而兩國關係卻沒有就此走上緩和軌道，反而由於勃列日涅夫在1979年悍然發動入侵阿富汗的戰爭而陷入了全面對抗。而正是勃氏發動的這場曠日持久的侵略戰爭最終耗盡了蘇聯的發展動力。

有限主權

在勃日列涅夫的領導下，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逐漸演變成霸權主義。蘇聯不但把自己推行社會主義的模式推薦給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和中國，干涉別國內政，還不惜動用軍事手段來推行這種干涉。

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鎮壓布拉格之春，不久勃列日涅夫就推出了有限主權論，為其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行為作辯護。他認為，當國內外社會主義敵人直接行動威脅社會主義陣營的共同利益的時候，就要以“軍事方式援助兄弟國家來消除這種威脅的行動”。

1970年6月對蘇聯選民講話時說：“蘇聯是個位於歐洲和亞洲廣闊區域上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就使我國的對外活動負有特殊的責任。而我們也不能迴避這一責任”。

勃列日涅夫任職期間，在有限主權論的指導下，蘇聯對外進行了一系列的勢力範圍擴張活動。

1969年3月和8月侵犯中國領土珍寶島和鐵列克提地區。

1979年12月出兵入侵阿富汗等等步驟。

緩和戰略

1969年為了擺脫“布拉格之春”事件給蘇聯外交帶來的困境，初步提出了關於“歐洲緩和”的設想和主張。到1971年蘇共二十四大召開時，勃列日涅夫正式提出了6點“和平綱領”，並宣布要“把緩和擺在鞏固和加強蘇聯‘和平共處’外交的首位”。

在“緩和”政策正式確立之後，蘇聯利用當時美國深陷越戰泥淖、國內“新孤立主義”思潮興起及西方發生經濟危機等一系列有利於蘇聯機會，大搞“緩和”外交，不但順利解決了多年懸而未決的歐洲邊界問題和柏林問題，還成功組織召開了“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形成的“赫爾辛基精神”更是勃列日涅夫“緩和”外交取得的巔峰之作。

“緩和”政策實施的原因有：第一，蘇聯經濟通過20世紀60年代的高速增長之後，由於粗放式的經濟的影響，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減速，蘇聯領導層認識到“效益和質量”重要性，希望改善同西方的關係，達到引進西方技術與資金的目的。第二，蘇聯在東歐的權利並不被西方國家所承認，而東歐問題一日不解決，蘇聯西方的威脅就一日不會消失，而通過“緩和”的外交政策達成法律上的歐洲戰後現狀不可改變無疑將是蘇聯所樂見的。第三，美國已經準備從越南脫身了，不過驕傲的牛仔希望能體面的從越南撤出，而這需要蘇聯這個對越南有著巨大影響的國家幫助。第四，蘇聯自古巴導彈危機中失敗之後，就認識到美國在軍事力量上對蘇聯的絕對優勢，信仰“拳頭大的當頭”原則的蘇聯領導層，在常規與核武兩方面的擴軍備戰，使得美國在軍事力量上的優勢開始縮小，而美國希望通過與蘇改善關係來遏制蘇聯擴充軍備的勢頭，從而達到鞏固美國在軍事力量上的優勢。

1972年5月22-30日尼克松、基辛格訪問莫斯科，同勃列日涅夫進行最高首腦會晤之後，東西方關係得到很大改善，友好對話開始代替了劇烈對抗。蘇聯與西方國家的經濟交往明顯增多：蘇聯同西方的貿易額由1970年的46億盧布增至1980年316億盧布，前後增長6倍；1964-1970年蘇從西方得到的長期貸款僅38億美元左右，而1971-1980年間，貸款額增至300多億美元。可見蘇聯憑藉推行“緩和”政策獲得了在與西方直接對抗中前所未有的好處。

全球出擊

戰後獨立的亞、非、拉等前殖民地國家也已經成長起來了，而這些已經成長起來的第三世界國家在很大一定程度上是反對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這一時期，由於蘇聯打著支持“民族解放運動”旗號，援助第三世界進行的反帝、反殖鬥爭，客觀上造成了有利於蘇聯的局面，使得蘇聯認為其在決定世界命運發展方面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決定性作用。

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提升、軍事實力的膨脹以及國際形勢有利於蘇聯的發展，到70年代中期，蘇聯的國家戰略開始轉向進攻性戰略，其戰略類型包括：

第一，建立盟約關係網。1971年5月與埃及簽訂《蘇埃友好合作條約》，向其提供50億美元的經濟、軍事援助，派遣軍事專家顧問達18000多人；8月與印度締結《蘇印友好合作條約》之後不到兩個月，印度即入侵巴基斯坦，並佔領了東巴基斯坦，在這一過程中蘇聯向印度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裝備；1978年11月與越南簽訂《蘇越友好合作條約》，締約后不到一個月，越南便入侵柬埔寨，而越南的10萬大軍的指揮者就是蘇聯的軍事顧問。在整個70年代，像這樣帶結盟性質的友好合作條約，共有10多個第三世界國家與蘇聯簽訂。

第二，利用代理人進行戰爭。1975年蘇聯通過古巴軍隊對安哥拉內戰進行了大規模的武裝干涉，把近2萬人的古巴軍隊和大批武器裝備運入安哥拉。蘇聯自己的軍事人員包括飛機和坦克駕駛員、軍事顧問等也直接參與了軍事行動。1977至1978年蘇聯又利用衣索比亞和索馬利亞在歐加登地區的武裝衝突，在非洲之角實行大規模的軍事捲入，向衣索比亞運送了1.7萬多名古巴軍人和大批軍火，蘇聯軍官還指揮了古巴和衣索比亞軍隊的聯合軍事行動。與此同時，蘇聯還利用古巴軍隊插手扎伊爾和民主葉門的內政。

第三，加強經濟滲透。在70年代後半期，蘇聯還普遍加強了對第三世界兄弟國家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尤其是軍事援助。1970至1974年蘇聯對第三世界的軍事援助為140億美元，1975至1979年猛增到300億美元。

通過上述手段，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與蘇聯在經濟及軍事方面都保持著較為緊密的關係，這些國家的領導人無一不是親蘇派。在扶植起一批親蘇政權之餘，蘇聯還在大西洋和印度洋沿岸、地中海、紅海、南亞和東南亞等許多具有戰略意義的地區獲得了一批機場和港口的使用權，在越南、古巴、阿富汗更是建立了海外軍事基地。蘇聯進攻戰略的目標之一就是打擊、削弱、排擠并力圖壓倒它的主要對手美國，而它在70年代的海外擴張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國在全球的勢力和影響，擴大了自己的勢力範圍。

中蘇關係

勃列日涅夫當政的18年也是中蘇關係起起落落的時期之一。

1964年剛剛通過推翻赫魯曉夫上台的勃列日涅夫表示，在對華關係上他和赫魯曉夫態度完全一致，中蘇關係再次緊張並在赫魯曉夫時期的基礎上進一步惡化。

1969年3月中、蘇兩國軍隊先後在珍寶島發生了三次武裝衝突。8月13日清晨，又爆發中蘇鐵列克提衝突，蘇聯入侵新疆。中蘇衝突爆發后，蘇聯領導層準備用中程導彈對中國的軍事政治目標實施“外科手術式核打擊”，為取得美國人的支持，蘇聯將消息告知美國方面。然而尼克松政府認為：一個強大的中國符合西方的戰略利益。8月28日《華盛頓明星報》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則消息，題目是“蘇聯欲對中國做外科手術式核打擊”，這使得勃列日涅夫不得不取消了這個計劃。整個勃列日涅夫在任期間，蘇聯攻擊中國並挑起兩國邊界事件1700餘起。

此後，蘇聯陳兵百萬於中蘇邊境，並在蒙古駐軍和設立導彈基地。毛澤東逝世后，勃列日涅夫在執政晚期意識到了中蘇關係正常化的重要性，在其生命的最後一年中接連發出積極的信號，為中蘇關係“結束過去、開闢未來”拉開了序幕。從這個意義上講，中蘇關係在勃列日涅夫手上達到了對立的頂峰，也開啟了正常化的大門。

在勃列日涅夫的時代，蘇聯的國家實力歷史性地達到了頂峰，但由於勃列日涅夫對蘇聯社會積累的無數歷史尖銳矛盾缺乏足夠的認識，使這些矛盾越積越深，社會動亂的能量越積越大。

鳳凰網：勃列日涅夫在任期間，蘇聯的軍事力量大大增強，核武器的數量超過美國，成為軍事上的超級大國，但是蘇聯國內的福利也有很大的發展。

勃列日涅夫時期公正的優勢，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統計數據表明，在勃列日涅夫執政初期的1965年，蘇聯人的平均工資只有96.5盧布，到了其執政晚期就上漲到170盧布。很多蘇聯人在這段時間內搬進了屬於自己的房子，購買了像樣的傢具、服裝甚至汽車。但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社會分化為界限分明的貧富兩大社會集團。對於大多數俄羅斯民眾，勃列日涅夫時代是如今“不公正、不平等”的俄羅斯的對立面。

環球網：2013年，俄羅斯“列瓦達中心”一項20世紀蘇聯領導人好感度調查顯示，勃列日涅夫成為現代俄羅斯人心中最受歡迎的蘇聯領導人，有56%的受訪者對其持肯定態度。

葉利欽:在勃列日涅夫時代，貪污腐敗之風到處盛行，被揭發出來的人也很少丟官，因為最高領袖本人就是一個腐敗分子。

俄羅斯一定要避免出現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出現的“停滯”局面。

勃列日涅夫以俄羅斯典型的、並不總是受歡迎的男子接吻習慣而聞名……勃列日涅夫一直把它作為本人公開活動的一個突出部分，來加以運用。

俄羅斯歷史學家羅易·梅德韋傑夫:在將近20年的時間裡，勃列日涅夫身居極為重要的政治職位。但是，作為一個人物，他是那麼平庸；作為一個政治家，他是那麼缺乏才氣。他是個幾乎在各個方面都很弱的人，這正是他與所有前任的不同之處。

俄羅斯人民在讚揚和緬懷這位國家領導人的同時，也在反省勃列日涅夫時代。在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因為諸多歷史遺留問題而開始停滯不前，這段時間內，蘇聯GDP增速從1966年至1970年的年均21%，到後期的9%。蘇聯經濟正是在這一時期開始依賴於石油和天然氣出口。

騰訊網:整個勃列日涅夫時代，蘇共的許多書記、州委書記、邊疆區委書記、中央委員都捲入了骯髒勾當。高級領導人彼此勾結、濫用權力、貪污受賄的案件層出不窮。除個別案例外，大多數腐敗案件都是勃氏去世后才被揭露出來。勃氏個人的貪婪在這場腐敗盛宴中起到了強烈的“示範”和“帶頭”作用。勃氏對各種送上門來的貴重禮品幾乎照單全收。

勃列日涅夫以宮廷政變的方式奪取了赫魯曉夫的權力，但並沒有把改革推進到一個新時期，而是力圖再造斯大林模式，重現斯大林的個人集權。這就加劇了蘇聯社會固有的矛盾。當蘇聯人民無法忍受這種制度時，墓也就挖好了，何時下葬只是時間問題，誰來埋葬也不過是歷史的偶然。

1991年版吉尼斯世界紀錄稱，勃列日涅夫是“世界獲獎章最多的人”，共獲得蘇聯勳章十五枚、獎章十八枚，外國勳章四十二枚、獎章二十九枚。但是在戈爾巴喬夫改革年代，勃列日涅夫的蘇聯最高軍功章“勝利勳章”和波蘭的“勇士勳章”被剝奪。

國內勳章

二戰時，曾獲兩枚紅旗勳章、一枚紅星勳章和一枚波格丹·赫麥里尼茨基勳章。

擔任國家領導人期間，勃列日涅夫獲得一次“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四次“蘇聯英雄”獎章，擁有五枚“金星”獎章。

1981年給他頒發了“在蘇共黨內五十周年”紀念章。同年七十五歲大壽時，獲得八個國家十三枚各種各樣的獎章。

除了國家獎項，勃列日涅夫還獲得不少部門獎章，例如1977年獲得蘇聯記者協會的會員證，與此同時獲得佩戴記者協會證章之權。

國外勳章

勃氏獲得國外獎項，根據不同統計為五十枚至七十枚不等。其中有阿根廷、阿富汗、幾內亞、越南、保加利亞、匈牙利、印度尼西亞、民主德國、古巴、寮國、朝鮮、葉門、蒙古、秘魯、波蘭、南斯拉夫、衣索比亞、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等國的勳章和獎章。

聯合國曾授予勃列日涅夫愛好和平獎章，世界工會聯合會曾授予勃列日涅夫提供人民福利獎章，此外還有居里夫人和平獎章等。

尤里·勃列日涅夫（1933年-2013年），勃列日涅夫之子，退休前是蘇共中央委員會的成員，並曾擔任外貿部第一副部長。在戈爾巴喬夫當政時期，因貪污的指控被迫退休，之後被捕，全部家當被沒收。在蘇聯解體后，在家過起了基本上與世隔絕的生活。

加林娜·勃列日涅娃（1929年-1998年），勃列日涅夫之女，先後有三任丈夫：雜技演員米拉耶夫的秘密成婚、魔術師伊戈爾、軍人丘爾巴諾夫。晚年染上了酗酒，被女兒送進了精神病院。1998年6月，加林娜在孤獨中離開了人世，在生命終結前，她曾對自己的一生進行過總結：“我只要愛情。”

女婿是軍人丘爾巴諾夫，1971年與加琳娜成婚。任職期間仰仗岳父，貪婪無度收受賄賂。勃列日涅夫死後，時任內務部副部長的丘爾巴諾夫被捕。1988年12月30日，被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以貪污罪、濫用職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

妻子是維多利亞·勃列日涅娃（1908年－1995年），與勃列日涅夫育有尤里·勃列日涅夫和加林娜·勃列日涅娃，餘生一直居住在勃列日涅夫的舊宅，晚年受到糖尿病的折磨而死。

1982年11月10日因心臟病卒於莫斯科，終年76歲，安葬在列寧墓后。

勃列日涅夫的翻譯蘇霍德列夫回憶道，勃列日涅夫工作之餘，有兩件事幹得極好：打獵和開車。他曾親眼看見勃列日涅夫在打獵時一槍命中野豬心臟。1973年，勃列日涅夫訪問美國時，尼克松送了一輛“林肯”牌轎車給他。勃列日涅夫馬上拉著尼克松坐到車上，在狹窄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嚇得尼克松和坐在後座上的翻譯出了一身冷汗。

勃列日涅夫特別喜歡抽煙，但在1976年身患重病之後，醫生就禁止他抽煙了。為了能緩解一下煙癮，他就讓周圍的警衛員抽煙，以便自己能聞聞。更有甚者，在會見別國領導人時，他讓翻譯也點上一支煙，深吸一口，然後往自己臉上噴。不僅如此，因為患病而無法入眠的他，吃安眠藥也上了癮，不得不纏著醫生想“多來幾片”。愛煙如命，嗑藥無盡，從勃列日涅夫身上，可以看到一個超級大國領袖的自我失控。

勃列日涅夫是一個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知識貧乏的人，對任何事情都不求甚解，往往用諸如“我們將研究研究”、“我們考慮考慮”這類話搪塞對方提出的問題。只要手頭沒有講稿，他連一句完整的話都說不出來。

1979年和美國總統卡特私下會晤，他照本宣科，念著為他準備的稿子，當念到劃去的段落時，竟轉過頭去問翻譯：“我還要往下念嗎？”

1982年9月到亞塞拜然視察，在亞塞拜然黨員大會上致祝賀詞。他拿錯了別人為他準備的另一份講話稿念了起來，居然沒有發覺。由於他的講話與大會毫不相干，台下聽眾騷動起來，秘書連忙替他換了一份講稿，他這才明白念錯了稿子。

作為一個才能平庸、“在各個方面都很弱的人”，勃列日涅夫在他擔任蘇共總書記的十餘年中，留給世界最深刻的印象，或許莫過於“勃列日涅夫之吻”。

因個人喜好，“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形成了政治局委員同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和加盟共和國領導人會見時，男人互相接吻的禮節。”在勃氏看來，這或許是他展現個人外交魅力的獨門法寶，但被其接吻的各國政要，鮮有情願與開心者。

對“勃列日涅夫之吻”最深惡痛絕者，莫過於勃氏下面的蘇共政治局委員們——畢竟，他國政要畢生至多也不過被勃氏“強吻”數次而已，而蘇共政治局委員們，卻不得不“上行下效”，時刻致力於將“勃列日涅夫之吻”發揚光大。繼勃氏之後的兩任蘇共總書記，安德羅波夫與契爾年科，都相當痛恨這種“接吻”。

勃列日涅夫有濃郁的“勳章情結”，他一生獲得114枚勳章。至於勃列日涅夫什麼時候開始有這種“癖好”，一直以來都說不清楚。

在“蘇聯英雄”的歷史上，總共有2人獲得4枚“金星獎章”，也就是四次獲得“蘇聯英雄”稱號。一位是名副其實的傳奇蘇軍元帥朱可夫；另一位就是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朱可夫是在3枚“金星獎章”為最高限額的規定還生效時破例被授予第四枚英雄獎章的。勃列日涅夫是為自己頒發四枚“金星獎章”，立志成為“至高無上”的英雄。

勃列日涅夫經常以發獎章、勳章的方式頌揚自己治理下的蘇聯社會。有次，勃列日涅夫在看電視連續劇《春天的十七個瞬間》時，一個護士在一旁說，劇中的偵察員伊薩耶夫是個真實的人，現在還活著，只是被人遺忘了，這觸動了勃氏最敏感的那一根神經。他馬上讓警衛去了解伊薩耶夫的近況，如住在哪裡，現在幹什麼等等。警衛說，不用去了解，沒有這個人，那是電視劇塑造的藝術形象。勃列日涅夫還是不死心，又給安德羅波夫打電話，得到的是同樣的回答。勃列日涅夫本來是想給這個伊薩耶夫頒發勳章的，人都沒有，勳章怎麼發？勃氏這時來了聰明勁兒，他把一枚金星勳章授給了扮演伊薩耶夫的演員維亞切斯拉夫·吉洪諾夫。從此以後，勃列日涅夫形成了一個習慣，在家裡看電視、電影，一旦有喜歡的演員，就召喚過來，給他們頒發各種各樣的獎章、勳章。這成了勃氏執政後期的工作和生活內容之一。

勃列日涅夫是極其愛虛榮的人，不僅表現在擁有獎章的數量上，而且也表現在其他方面。例如並不長於寫作的總書記，找了幾個記者捉刀替他寫了《小地》《復興》和《荒地》三本回憶錄，不僅大量出版發行，而且還獲得了列寧文學獎金。這不僅僅是他個人愛好虛榮的問題，在威望日下的情況下黨的上層也想方設法來抬高總書記的威望。創作此“三部曲”就是經過政治局討論決定的。儘管“三部曲”曾紅火一時，甚至上了教科書，然而1987年夏，“三部曲”被當局定為偽劣作品，被下令從書店下架了。

勃列日涅夫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時的寓所位於莫斯科庫圖佐夫大道，門牌號為庫圖佐夫大道26號。在其去世后，這座房子前就被擺上了勃列日涅夫的紀念雕像，該雕像於20世紀90年代秘密被偷，后以1萬美元的高價被賣給了柏林一家規模不大的私人博物館，迄今仍藏於該博物館中。2013年，經雕塑家盧卡維什尼科夫重新定做的勃列日涅夫紀念像，再次出現在勃列日涅夫寓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