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吉濬

1856年11月21日（舊曆咸豐六年丙辰十一月二十四日），俞吉濬出生於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桂洞的一個兩班貴族家庭，他的父親是俞鎮壽，官至嘉善大夫，外祖父是李耕稙。俞吉濬自幼寡言少語，性格內向，從九歲開始就隨他的外祖父李耕稙接受漢學教育，以高中科舉為目標。1871年隨外祖父拜訪了實學大師、開化派鼻祖——朴珪壽，這成為俞吉濬一生的轉折點。俞吉濬從此師從朴珪壽，當時他與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金允植等人共同在朴珪壽門下學習，其中俞吉濬與金玉均的關係最為密切，受金玉均的影響也最大。朴珪壽對俞吉濬等青年人寄託很大希望，“以後日國家之事托之” ，為俞吉濬講授世界形勢，他們的教材是從中國傳來的《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介紹西方國家的著作。俞吉濬在朴珪壽門下初步接受了開化思想，對外部世界萌生強烈的好奇心。特別是讀了魏源寫的《海國圖志》以後，“以是益自奮”，下定決心遊歷海外，了解外國情況。

俞吉濬開始放棄科舉考試，決心探索新的文明。他曾在1877年寫過一篇名為《科文論弊》的文章，強烈批判腐朽的科舉制度，以示和科舉考試的決裂。1881年5月，朝鮮政府秘密派遣“紳士遊覽團”赴日本考察，俞吉濬抓住了這個機會，成為紳士遊覽團的隨員而得以訪問日本。俞吉濬被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深為感動，俞吉濬後來回憶道：

“余東遊日本，目睹其人民勤勵之習俗與事物繁盛之景象，實出乎意料。及從其國中多聞博學之士，論議酬唱之際，細掬其意；閱新見奇聞之書，反覆審究之間，詳考其事，透解實境，披開真諦，則其措施規矱之模仿泰西之風者，十之八九是居矣。”

3個月後，紳士遊覽團的帶頭人魚允中在離開日本時，將俞吉濬和尹致昊等幾名開化派年輕人安置在日本，為其提供費用供其留學。俞吉濬與其姐夫柳定秀在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澤諭吉開辦的慶應義塾（現今的慶應義塾大學）學習，俞吉濬因而成為朝鮮歷史上最早的公費留學生。

俞吉濬在慶應義塾留學了1年，耳濡目染福澤諭吉的思想，接受了文明開化的理念。他在日本放棄朝鮮人蓄髮的習俗，參加了“興亞會”組織，廣泛與日本社會名流交遊。除此之外，他還聆聽了美國動物學家、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摩斯（Edward. S. Morse）博士關於達爾文進化論的講座，為其以後接受並主張社會進化論奠定了基礎。兩年後，摩斯成為了俞吉濬在美國的指導老師，後來俞吉濬和摩斯保持了十多年的書信聯繫，直到1897年，這件事傳為一段佳話。留學美國

1882年7月，朝鮮爆發了壬午兵變，極端守舊派興宣大院君李昰應利用兵變掌握政權。俞吉濬對大院君這種守舊派深惡痛絕，他與尹致昊聯名上書日本太政大臣，要求日本出兵干預，“救敝國主上與東宮，以處安地，然後明正昰應之罪”。這表明此時的俞吉濬已經成為一名不惜引狼入室的親日派。壬午兵變後來被清朝派兵鎮壓，大院君被逮捕到中國保定，而日本也與朝鮮政府簽訂了《濟物浦條約》。朝鮮根據《濟物浦條約》派出朴泳孝、閔泳翊、金玉均等人作為修信使前往日本“謝罪”。閔泳翊會見了俞吉濬，並勸他回國效力。於是俞吉濬中斷了學業，1883 年1月隨修信使回到朝鮮。

俞吉濬歸國后做了統理交涉通商事務衙門（外衙門）的主事，並負責朝鮮最早的近代報紙——《漢城旬報》的事業。1883年7月，朝鮮政府又派閔泳翊為報聘使出使美國，俞吉濬又一次成為了外交使團的隨行人員。報聘使 在華盛頓向美國總統阿瑟遞交國書，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俞吉濬作為翻譯官也躬逢其盛。閔泳翊一行離開時，他又一次留在美國留學，並得到官費支持，成為朝鮮歷史上最早的美國留學生。1884年，俞吉濬進入美國馬薩諸塞州塞勒姆市的州長都默學校（Governer Dummer Academy）學習，直接受到了歐美近代文明的熏陶。

然而，這年12月，朝鮮的開化黨發動甲申政變，殺死守舊派大臣多人，3天後即被袁世凱率領的駐守清軍鎮壓下去，金玉均、朴泳孝等政變主導者逃亡日本。朝鮮政府視開化黨為洪水猛獸，從未參與開化黨密謀的俞吉濬也受到牽連，朝鮮政府停止了供他留學的費用並勒令他回國。俞吉濬並未直接回國，而是途徑歐洲、香港、日本而回到朝鮮，眼界更加開闊。1885年12月6日，剛回到祖國朝鮮的俞吉濬因為是開化派的一員而被逮捕了，朝鮮政府打算將他判處死刑。但在同情開化派的捕盜大將韓圭卨的保護下，俞吉濬得以逃脫滅頂之災而被軟禁在漢城白鹿洞翠雲亭，開始了7年的軟禁生活。在此期間，他寫下了開化思想的集大成之作——《西遊見聞》，系統介紹了西方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方面的文明。他還提出了“朝鮮中立論”，提倡使用朝鮮文（訓民正音）等主張。《西遊見聞》是朝鮮開化運動的一部巨著，如同一盞明燈刺破了19世紀朝鮮的黑暗，首次為朝鮮的近代化指明了道路。

1892年冬，俞吉濬獲得釋放，他在解禁的當夜寫了一首詩：“風雪山中夜，蕭然一榻書。主人梅共笑，春色在茅廬。”充分表現了他此時豁然開朗，重燃信心，準備大展宏圖，在嚴冬過去后迎來祖國文明開化的春天的熱情。這個機會很快就來了。1894年，朝鮮爆發了東學黨起義，以此為契機引發了甲午中日戰爭，日本驅逐清朝勢力而控制朝鮮。與此同時，閔妃集團被日軍推翻，朝鮮組建了金弘集為首的親日政權，開始進行大刀闊斧的近代化改革—— 甲午更張。在朝鮮國內改革呼聲越來越高的情況下，一直被政府仇視的俞吉濬開始政治活動，他在6月22日再次被任命為外衙門主事。 7月24日新政府成立時，俞吉濬被“特除”為參議交涉通商事務，正式登上朝鮮的政治舞台。7月27日，朝鮮組建了甲午更張的決策機構——軍國機務處，俞吉濬是軍國機務處的一員，積極推動改革事業。當時，俞吉濬和安駉壽、金嘉鎮是軍國機務處的起草委員，所有改革政令的下達都出自這3人之手（內容詳見詞條甲午更張）。特別是俞吉濬，甲午更張可以說是他《西遊見聞》內容的實踐，因此俞吉濬被認為是甲午更張的幕後主導者及其改革理念的總代表。

俞吉濬在金弘集內閣中歷任議政府都憲、內務協辦、內閣中書、內部協辦等職務，雖然難以詳細了解他在改革中的具體作用，但考察甲午更張的內容可以發現這些措施無一不受到《西遊見聞》的影響。俞吉濬在甲午更張期間“硜直自用，苞苴竿牘無所私，自奉甚薄” ，是一位為兢兢業業為改革付出的官員。俞吉濬的對外立場也發生了變化，他在1885年時還認為中國是朝鮮唯一可以依賴的國家，但在甲午戰爭爆發后，他徹底成為親日派，並對中國人進行非常苛刻的批評。1894年冬俞吉濬訪問日本，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對他說很多中國百姓自願為日軍做勞役時，俞吉濬表示：“若哉！人民之無自立之氣如是哉！清國之民自來若是，故漢人所謂四夷八蠻而凌辱之者，苟有力而入主之，以世界中最大國最多民不敢出一矢相抗，順受而君事之，自晉魏以來至於今日。”俞吉濬希望依靠日本進行改革，但改革內容很多流於表面，沒有真正實施，俞吉濬本人也感嘆這是“紙上改革” ；而俞吉濬限制君權等舉措也引起了朝鮮國王李熙（朝鮮高宗）和王妃閔妃的不滿，為他的倒台埋下伏筆。

1895年7月6日，閔妃以俄國為後援發動宮廷政變，以圖謀不軌為由驅逐了內部大臣朴泳孝，時任內部協辦的俞吉濬署理內部大臣職務。有記載說是俞吉濬為了奪取權力，假意附和朴泳孝，然後將他的弒殺閔妃的陰謀捅給朝鮮政府。總之，從此以後，俞吉濬在朝鮮政府中的地位日益凸顯。然而，閔妃在驅逐朴泳孝以後，權力日益膨脹，甲午更張的改革措施逐漸被其推翻，又排擠起用李范晉、李完用等親俄派，排擠親日改革派官員。1895年10月4日，俞吉濬被外放為義州府觀察使。俞吉濬將閔妃視作朝鮮的瑪麗·安托瓦內特，不惜聯合日本將她除去。俞吉濬時常出入日本公使館，與日本駐朝公使三浦梧樓等密謀殺害閔妃的計劃，這導致了1895年10月8日“乙未事變”的發生，閔妃在景福宮中被日本浪人殺死，俞吉濬作為內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俞吉濬參與謀殺閔妃後來被他的朋友尹致昊披露。

閔妃被殺以後，日本肅清朝鮮的親俄勢力，重建以金弘集為首的親日政權，俞吉濬也取消了外放，升任為署理內部大臣。1895年12月30日，俞吉濬正式出任內部大臣，地位僅次於內閣總理大臣金弘集，至此與金弘集通力 合作進行第三次甲午改革（乙未改革）。

如果說前兩次甲午更張都是俞吉濬在幕後施以影響的話，第三次改革就是俞吉濬走上前台，親自製定和頒布改革措施。這次改革主要側重於社會風俗方面，俞吉濬鑒於前兩次改革很大程度上是“紙上改革”，因此他拿出了令出必行的強製作風。在他擔任內部大臣的當天，就簽署了兩項重大法令，一項是建年號為“建陽”，以陽曆為正朔，這是朝鮮半島自高麗王朝初期以後第一次建元，而使用陽曆則顯示出與國際接軌的決心。另一項則是要求所有朝鮮成年男子剃去長發的“斷髮令”，這是移風易俗的一項重大變革。俞吉濬為了推行斷髮令，一方面親自下達告示，向百姓說明斷髮令有利於衛生和工作方便，並下令限期採用外國服制，廢止網巾等舊式衣冠。另一方面，俞吉濬出動大批“剃頭官”派往各地，強制執行斷髮令，他自己則親自剃了王太子李坧的頭髮。但是斷髮令違背了朝鮮上千年的習俗，引起了朝鮮人民的強烈反對，他們普遍認為這是在日本的嗾使下頒布的法令，因此儒生抗疏反對，各地義兵興起，掀起了乙未義兵運動（第一次義兵運動），金弘集和俞吉濬的內閣很快就陷入崩潰的邊緣。

1896年2月11日，被日本人和親日政權控制的朝鮮高宗在李范晉、李完用等親俄派的策劃下逃到俄國公使館，史稱“俄館播遷”。俄館播遷當日，高宗下令罷免所有內閣大臣，親日政權宣告垮台。高宗還將金弘集、俞吉濬及軍部大臣趙羲淵、農商工部大臣鄭秉夏、法部大臣張博定為“逆賊五大臣”而下令逮捕。俞吉濬等人當時還在景福宮朝房議事，當巡警帶著高宗的敕令前來抓人時，俞吉濬才知道大禍臨頭。他在大罵宮內府大臣李載冕沒有守好職分時，就被衝進來的巡檢逮捕了，剛出光化門，俞吉濬見到日本巡捕房，便大聲用日語呼救，日本兵遂衝上去從朝鮮巡檢手中劫走俞吉濬，俞吉濬后逃到日本公使館，才僥倖逃過一劫。金弘集、鄭秉夏則在被捕后被殺死，並暴屍在漢城鍾路。隨後，俞吉濬等30多名親日派在日本人的保護下，逃到日本避難，過起亡命生活。

俞吉濬被扣上“逆賊”的帽子流亡日本以後，他參與並主導的甲午更張也徹底失敗了。朝鮮建立親俄政權，君主專制也開始抬頭，1897年高宗李熙自稱皇帝，改元光武，建改國號為大韓帝國，大力強化專制皇權，並頒布《大韓國國制》以明確之，俞吉濬限制君權的理想和措施化為泡影。俞吉濬在日本后，與早已亡命日本的朴泳孝、李埈鎔等高宗的政敵合流，因而他們被韓國政府一直視為眼中釘，長期就引渡這些政治犯的問題與日本交涉，甚至發生外交糾紛。國內抨擊俞吉濬的上疏也如雪花片般打來，比如中樞院議長申箕善就指出：“吉濬以斗筲淺巧之才，濟險乖狂愎之性，蔑視本國，專慕外規。牢籠政府，頤指而氣使；凌侮君父，恣凶而肆悖。一變先王之法，棄若草芥；陰移一世之俗，眩幻視聽。使亂臣賊子接踵而起，禮義典章掃地無餘者，皆此賊之為也。況於八月之變（乙未事變），終始綢繆，教誘金弘集者，此賊也，實眾賊之魁也。”

俞吉濬本人也並不老實，他眼看國家一天天壞下去，嘆息痛恨於甲午更張的改革成果付諸東流，並對本國國民的愚昧無知感到十分痛心，不斷圖謀返回國內，顛覆政府。為此，他和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學的韓國青年將校組成的“一心會”聯合，在1902年作成所謂“革命血約書”，企圖聯合一些日本人發動政變，廢除皇帝及皇太子，推戴在日本留學的義親王李堈為皇帝，由俞吉濬出面組建新政府，實行君主立憲。日本得知這一情況以後，將俞吉濬當做一個外交包袱，重施當年流放金玉均之故技，將俞吉濬放逐到小笠原群島。1904年，士官留學生張浩翼、趙宅顯等人與俞吉濬約定的陰謀在韓國被泄露，兩人被斬首，多人牽連而被流放，包括俞吉濬之弟俞星濬。同年俞吉濬被釋放，回到了日本東京。

俞吉濬回到日本東京之際，正直日本著手吞併韓國之時。當時日俄戰爭爆發，日本在1904年2月強迫韓國簽訂《日韓議定書》，將韓國置於日本的控制下。1905年，日俄戰爭以日本勝利告終，日本於當年11月17日強迫大韓帝國政府簽訂《乙巳條約》（日韓保護協約），韓國淪為日本的保護國。俞吉濬逐漸看透了日本吞併韓國的本質，他以韓國不需要日本保護為由堅決反對乙巳保護條約的締結，1907年日本逼迫高宗退位、簽訂《第三次日韓協約》（丁未七款條約）時也表示反對，俞吉濬的親日派形象也由此改變。

1907年高宗退位后，新即位的純宗李坧在日本的指示下，於當年9月6日發布詔敕，宣布赦免俞吉濬等人。俞吉濬得以在流亡十多年後回到祖國。在尹致昊的勸說下，俞吉濬皈依了基督教。回國以後，俞吉濬辭去了皇帝授給官職，遠離政界，投身於朝鮮愛國文化啟蒙運動中。他在1907年11月29日成立了“興士團”，以金允植為團長，自己為副團長。而後又組織了漢城府民會，自任會長，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俞吉濬深感國民思想之落後，決心大力從事教育和啟蒙，於是四處奔走，建立了桂山學校、勞動夜學會等學校，由親自撰寫了《勞動夜學讀本》作為教材，向群眾普及文化知識，被譽為“民眾之親友”。除此之外，他還著手實踐他振興產業的夙願，建立了國民經濟會、湖南鐵道會社、漢城織物株式會社等民族企業，為韓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做出貢獻。1909年3月，俞吉濬歷經30年編著的歷史上第一部韓文語法書——《大韓文典》由漢城同文館出版，該書強調言文一致的理論，充分體現了他的民族意識，不僅為他的晚年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更為韓國民族文化的發展立下不朽功勛。

1910年4月，俞吉濬被韓國政府授予勛一等太極章。8月22日，日本強迫大韓帝國簽訂《日韓合併條約》，將朝鮮半島變為其殖民地，韓國滅亡。俞吉濬對此感到非常痛心，他曾在1909年組織漢城府民會遊行示威，反對日本人及親日組織一進會提出的韓日合邦論。日韓合併後日本授給他男爵爵位，但俞吉濬沒有像其他人那樣趨之若鶩，他拒絕接受日本貴族爵位，保住了他的民族氣節。但俞吉濬又是非常矛盾的，長期以來形成的親日觀念不可能被根除，他仍然認為韓國的改革應該依靠日本。他在1907年歸國後上疏純宗皇帝，大談親日理論，其後在1908年末日本高官訪問韓國，俞吉濬又組織漢城府民會參與歡迎儀式，並動員漢城學生和市民加入進來。1909年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以後，俞吉濬又親自弔慰伊藤博文，並大張旗鼓地組織追悼會。許多人對他的這些反日與親日的矛盾行為表示不解，俞吉濬的解釋是不給日本以吞併韓國的借口。日韓合併后他雖然拒絕了日本授予的爵位，但卻接受了朝鮮總督府寄給的恩賜金，被任命為京城府參事。

此後數年間，俞吉濬在抑鬱和疾病中度過了人生的最後時光。他與日本殖民當局也處在遊離的半合作狀態。晚年的他把自己的雅號由“矩堂”改為“天民”，據他所說，這不是儒教的天，也不是基督教的天，而是“檀君的祖先天帝的百姓”。 1914年9月30日，俞吉濬在京城詔湖亭去世，享年59歲。他去世時表達了亡國之恨，並遺言不要給自己樹立墓碑。死後以社會葬的方式將他安葬。

俞吉濬學識淵博，著作等身。他的代表作有兩部——一部是體現思想性的《西遊見聞》，一部是體現學術性的《大韓文典》，此外還有《矩堂詩鈔》、《勞動夜學讀本》、《世界大勢論》、《中立論》等著書或文章。除此之外，俞吉濬還翻譯了《普魯士國厚禮斗益大王七年戰史》、《英法露土諸國克里米亞戰史》、《波蘭國衰亡史》、《伊太利獨立戰史》等。其中最負盛名且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就是《 西遊見聞》。《西遊見聞》始撰於1887年，第三年春脫稿。由於俞吉濬當時還是囚徒，所以不敢出版。甲午更張以後，在福澤諭吉的支持下，《西遊見聞》一書才於1895年4月在日本印行問世，計出1000部。全書共分綱目二十編，子目七十餘，外加卷首序和備考各一編，凡五百七十六頁，約二十餘萬字，內容涵蓋西方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地理、軍事、宗教、軍事、教育、法律等多個方面。《西遊見聞》已經不僅僅是一本單純的西洋見聞錄，它立足朝鮮，放眼世界，有選擇、有取捨、有評論、有改造地為朝鮮的獨立富強和文明進步服務，則是其著述的根本動機與目的。總之，《西遊見聞》在朝鮮近代早期的改良主義思想史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堪稱集開化思想之大成，具有特定的時代內容。此書包羅廣泛、資料翔實、內容豐富、體例完備，可謂是一部盡收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於眼底的巨著。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俞吉濬是用國漢文混用體（朝鮮文和漢文混合使用）的文字來撰寫此書，體現了他強烈的民族意識，開啟了近代朝鮮使用國漢文撰寫書籍之先河。總之，《西遊見聞》可以說是19世紀末朝鮮乃至東亞的各種著作中最為璀璨的明星之一，它奠定了俞吉濬啟蒙思想家的地位，成為朝鮮近代史上的一筆寶貴財富。現今韓國將《西遊見聞》的內容改編為《俞吉濬的週遊世界之旅》，作為教科書進行教育，使俞吉濬成為韓國家喻戶曉的人物。

除了《西遊見聞》以外，《大韓文典》也是俞吉濬的一部重要著作。這是歷史上第一本韓文語法書，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俞吉濬雖然提倡使用朝鮮文寫作，自己的著作也多用朝鮮文，但他的漢文功底也很優秀。他的漢字書法非常出色，漢詩也寫得相當不錯。他的詩歌被整理為《矩堂詩鈔》，於1912年出版。

俞吉濬的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的著作《西遊見聞》中。俞吉濬的思想屬於朝鮮開化思想中獨特的一部分，他的思想是在朝鮮實學中的開國通商論、中國的洋務論、日本的文明開化論、西歐的天賦人權說和社會契約論的共同影響下形成的。他的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朝鮮很早就產生了開化思想，並且有金玉均等開化黨人將其付諸實踐。但在俞吉濬以前還沒有人具體闡明“開化思想”為何物。俞吉濬正是朝鮮第一個系統地論述“開化”這一理論本身的人。俞吉濬在他的著作《西遊見聞》中熱情地歌頌“開化”，他寫道：“夫開化者，謂人間之萬事萬物抵至善極美之境界也”。他按照社會進化論的觀點，將人類文明發展分為三個階段：未開—半開—開化，朝鮮處於“半開化”的階段。他還將世界各國和個人在這個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分為“開化之主人”（主張並推動開化）、“開化之賓客”（羨慕與學習開化）、“開化之奴隸”（恐懼疾惡卻不得已開化）、“開化之病身”（一味趕西洋時髦的捨本逐末的開化）、“開化之冤讎”（盲目頑固抗拒開化）、“開化之罪人”（因追求開化而引狼入室導致亡國）六個等級。同時又將開化的方式分為“智慧開化”、“勇斷開化”、“威力開化”，分別指漸進改良、發動政變和人民革命（或外敵入侵）。他最讚賞智慧開化，這成為他後來從政的行動準則。他還特別指出，開化分為“實狀開化”和“虛名開化”，兩者的區別在於“實狀開化者，窮究事物理致和根本，考諒其國處地實勢合當；虛名開化者，事物上知識不足，見他人景況欣羨恐懼，無前後推量，施行主張費財不少，實用分數不足。”因此他主張結合本國實際情況推行開化運動的“實狀開化”，這也體現了他的實學思想淵源。俞吉濬的文明開化理論是他一切思想的出發點，被後人奉為圭臬，也是後來甲午更張的理論基礎和思想源泉。然而，他的開化理論的實踐卻是異常艱險的，朝鮮最終成為“開化之罪人”而走上亡國的道路。

俞吉濬對西方資本主義政體有著較為深刻的認識，同時也指出了朝鮮政治改革的道路。他大力提倡民權思想，在《西遊見聞》第四編《人民權利》中指出，人權是人生天賦之自由，自由則從我心之所好行事，是“人生不可奪、不可撓、不可屈之權利”。他還說：“人上無人，人下亦無人，天子為人，匹夫亦為人” ，體現了西方啟蒙思想中的天賦人權說。他還主張法制，並稱“法為天下之法，非一人之法”，並按照社會契約論的觀點，指出政府的義務是“安穩本國政治，使人民享有太平之樂；固守法律，使人民無有冤抑之事；信守與外國之交際，使民國免於紛亂之憂慮”。他將世界各國分為“君主擅斷政體”到“國人共和政體”共五種類型，他認為雖然最後一種政府最為民主，但他認為“君民共治政體（君主立憲政體）”最適合朝鮮社會的實情，大力鼓吹君主立憲。他的理由是: 實行民主共和的國家往往是原本沒有君主政體；實行君主立憲制的英國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制度。君主立憲也成為他後來從政的重要奮鬥目標。

俞吉濬的民族意識十分強烈，大力倡導獨立自主的思想。他在《西遊見聞》第三編《邦國權利》中寫道：“大國為一國，小國亦為一國；國上更無國，國下亦無國。”他引入了主權國家的概念，並加以詳細闡述，在當時朝鮮還是中國的屬國及面臨日本等列強侵略的特殊背景下，這種主張也就有了更重要的現實意義。他說：“‘朝鮮人’三字，為第一重大之公稱……其生可奪，此名難奪；其業可毀，此名難毀。”因此特彆強調人民保衛國家的義務，他還第一次使用“競爭”的理念，指出只有舉國男女老幼奮發努力，與世界萬國競爭政治之善、法律之美、商賈之盛、學術之全、兵備之固、機器之精和工作之繁，才能達到富國強兵的效果，否則只能在競爭中被淘汰，遭到亡國滅種的命運。基於獨立自主的理念，他還對當時的中朝宗藩關係提出了獨特的見解，他將朝鮮作為贈貢國，中國作為受貢國，並認為“贈貢國之體制，向受貢國及諸他國為前後之兩截；受貢國之體制，對贈貢國及諸他國，亦為前後之兩截” ，這就是所謂“兩截體制”的說法。因此，他主張保持中朝的宗藩關係，但認為作為”贈貢國”的朝鮮並非附屬國，而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這又與其他開化黨人認為“朝鮮是中國的奴隸，因而必須掙脫中國的羈絆”的觀點有所不同。

俞吉濬非常重視商業的作用，他在《西遊見聞》第十四編中劈頭便稱：“商賈亦國家之大本，其關係重大不後於農業，政府富饒，人民蕃盛實狀，不以此道，其成不能。”他還認為商賈除了可以互通貨物有無之外，還可以通過商人的來來往往促進文化思想的交流，有助於各國漸開風氣，大助開化。因此他大力主張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同時反對由朝廷控制的“惠商工局”等機構壟斷商業命脈，反對少數商人霸佔商業特權的“都賈商業體系”，主張建立以民間商業為主體的基於資本合作形式的近代株式會社，體現了他具有自由主義性質的經濟觀點。除此之外，在第十編《貨幣之大本》中，他要求儘快建立近代金融貨幣制度，以充實國家財政，同時在第七編又引入近代稅收觀念，提出建立近代稅收制度的重要性，為此他還專門寫了一篇政論文《稅制議》以研討此事。總而言之，“振興產業”是他經濟觀點的核心。

俞吉濬非常重視教育的作用。他說：“教育是立國之本。目前，世界上諸多有名的富強國都是依靠教育來實現其富國強兵的。”早在1883年，俞吉濬便在他擬寫的《言事疏》中說：“夫教育之不盛，人民之智識不廣；人民之智識不廣，則其國必貧而弱。”後來他又說：“由於人民沒有受過教育，沒有高明的知識，如果給他們參政權，反而會導致國政紊亂。”諸如此類的言論，在他的著作中俯拾皆是。他將教育分為“道德教育”、“才藝教育”、“工業教育”這三大內容，正好對應“正德、利用、厚生”。俞吉濬將發展教育、啟迪民智、培養人才作為通往近代化和拯救國家的大道，稱為“保守國權之大本” ，他可以說是朝鮮近代所有思想家中最重視教育的一位。

俞吉濬的民族意識還表現在他大力提倡使用朝鮮文（訓民正音）上。他喜歡寫朝鮮文，同時又認為不能全部廢除漢文，因此他主張使用國漢文混用體。這也受到日本的影響，因為日文也是將漢字和假名混合使用的，同時“言文一致”的理論也受到俞吉濬的老師——福澤諭吉的推崇。俞吉濬的大部分著作都是用國漢文寫成的。在甲午更張期間，國漢文取代漢文，成為了朝鮮政府的官方文字，俞吉濬起到很大的作用。他在《對小學教育的意見》一文中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如果用複雜難解的漢文將脆軟未熟的頭腦攪亂，不僅不能增長知識，反而會損耗精神，釀成百年疾祟。”這種觀念驅使他寫一本韓文語法書，於是他歷經30年，易稿8次，終於在1909年寫成了《大韓文典》，為韓國近代的國語運動作出了巨大貢獻。

俞吉濬還曾提出過“朝鮮中立論”。他在1885年12月16日歸國后15天內完成了一篇外交建議書，名字就叫《中立論》。這是俞吉濬鑒於朝鮮半島的特殊地理位置而得出的具有高度遠見的建議。他在《中立論》中首先闡明了國際法中“中立”的概念和分類，接著論述朝鮮成為中立國的重要性。他主張在各大國擔保下的永久中立化，其中尤其重視中國。俞吉濬看出了日本的野心，同時又是針對俄國的南下政策而提出的。他寫道：“我邦為亞洲中立國，則實為防俄之大機。”而他對美國雖然有好感，卻認為相隔太遠，因此他說：“我邦之所恃而為國者也，在於中國之顧護也” ，認為朝鮮唯一可以信賴的國家就是中國。他對中立化實行辦法給出這樣的建議：“乞中國之為盟主，會同諸國如英法日俄之有關係與亞土者，而進我於其間，共訂其盟款。”朝鮮中立化也是俞吉濬一個非常有預見性的見解。

俞吉濬的思想也具有局限性，比如他的“愚民觀”，他認為人民都是愚蠢無知的，只配接受他們的啟蒙。他形容朝鮮百姓“如盲如啞如聾，猶如能視能言能聽之人偶”。這種“愚民觀”是和金玉均等開化黨人一脈相承的，金玉均就批評朝鮮百姓是“蠢蠕之物”，與俞吉濬的說法如出一轍，這可謂是朝鮮開化黨人的通病。因此俞吉濬對東學黨起義、義兵運動等朝鮮人民自發反帝反封建的起義格外仇視。另一方面，俞吉濬的思想在後期（甲午更張失敗后）也遠不如前期激進，他回歸了“東道西器”的老路線，放棄了對政治改革的追求，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退步。

俞吉濬是朝鮮近代史上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在《西遊見聞》中首次向朝鮮系統地介紹和宣傳西方資本主義近代文明，為朝鮮的發展指明了道路，提出了朝鮮中立化、確立韓文主體地位（言文一致）等具有高度預見性的真知灼見，並積極參與甲午更張和朝鮮愛國文化啟蒙運動，將他的主張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主張付諸實踐，啟迪民智，是朝鮮近代化的先行者，留下不可磨滅的功績。但他的一生是非常矛盾、曲折的，他的思想也是如此。

正如《西遊見聞》所反映的，俞吉濬是一名君主立憲的鼓吹者，謀求激進變革，但在甲午更張失敗以後，特別是流亡日本多年之後，他的思想出現消極和倒退的趨向，最典型的例證就是他參加了“大東學會”並擔任講師。大東學會的發起人是理學色彩濃厚的元老大臣申箕善，該會的宗旨是“要立體達用，守孔孟之宗旨，明事物之時宜，使正德、利用、厚生三者并行不悖”。俞吉濬也曾用漢文發表《時代思想》一文，觀點與大東學會之宗旨無異。可見他晚年又回歸“東道西器”的舊路線。因此，俞吉濬還是被歸為“穩健開化派”。

俞吉濬對待日本也是先極度親日，而後懷疑日本，在日本吞併韓國時沒有接受爵位，但卻無法割斷和日本藕斷絲連的依賴關係，到最後仍與日本處於遊離的半合作狀態，其內心矛盾亦因此充分展現出來。

縱觀俞吉濬的一生，由於他的思想太超前，所以不僅為當朝權貴所不容，也不被普通百姓所理解，一度被舉國上下唾罵為“逆賊”，他的一生很長時間都是在政治犯的狀態中度過的，或被軟禁，或亡命天涯。正如金允植所說，人們對待俞吉濬的行為，“裁製君權，謂之犯上；改革庶政，謂之悖德。眾口鑠金，積毀銷骨，遂使有猷有為之才，不能一日安於朝，豈不痛哉！”因此，俞吉濬可以說是一個孤獨而痛苦的先行者，他充滿矛盾而齎志以歿的一生也是朝鮮開化派歸宿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