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雄

王士雄，字孟英，又字篯龍，1808年生於浙江錢塘（今杭州市）。他的遠祖系安化（今甘肅省慶陽縣）人，后移居浙江鹽官（今屬海寧市），乾隆間遷錢塘定居。

王士雄曾祖王學權是一位名醫，著有《醫學隨筆》二卷，祖父永嘉、父？滄也都精通醫學，曾對該書作過補充和校注。王士雄14歲時，父重病不起，臨終前曾囑咐他：“人生天地之間，必期有用於世，汝識斯言，吾無憾矣”。父親死後，他遵家訓鑽研醫學，但終因家境貧困，廚無宿舂，無法度日。為了生計，於同年冬去婺州（今浙江金華市）孝順街佐理鹽務。白天工作，謀食養家，晚上“披覽醫書，焚膏繼晷，樂此不疲”。

王士雄雖身處逆境，但決不因此而影響學業，反而激起了發奮圖強的精神，學醫之志愈堅。平時苦心攻讀，手不釋卷，上自《內經》 、 《難經》 ，下迄明清諸先賢著作，無不深究極研，並能博採眾長，融會貫通，打下了堅實的中醫理論基礎。 《海寧州志》稱他“究心《靈》、《素》，晝夜考察，直造精微”。說明勤奮好學是王士雄治學最可貴之處，也是他取得學術成就的關鍵。

王士雄生活在西學東漸的時代，他對當時傳入之西方醫學持開明態度，不抱門戶之見，有分析地吸取，並據理批評了中醫界有些人尊經崇古、拒絕接受西說的守舊思想，反映了他善於吸取新知的治學精神。更值得指出的是，王士雄十分重視臨床，注意從實踐中求得真知。他平時診務繁忙，廣泛接觸病人，從而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

關於王士雄的卒年，史料記述不詳，說法不一，但據《浙北醫學史略》記載：“嘉興已故中醫張文沖述其先祖昔居渟溪，曾親睹孟英，其人清瘦不偉，好學不倦，享壽61年，故其卒年當為1868年”。此說當屬可信。

大國醫—王孟英（一）半痴山人

王士雄學醫3年之後，就開始為人治病。1824年夏間，鹽業主政周光遠，27歲，身體肥胖，肌膚白皙，一次登廁后，突然身冷汗出，口唇發白，聲音低微。有些醫生診斷為“中暑”，想用辛香開竅的方葯。王士雄診得患者脈象已是微軟欲絕，知是陽氣將脫，如再用辛開之劑，必加速危亡，於是力辟群議。眾醫笑他年輕無知，紛紛非難。幸病家懂醫，認為王士雄說得有理，請他處方。由於一時購葯不及，王士雄剛巧帶有一塊老薑，急令煎汁灌下，服后病情有了明顯好轉；接著用人蔘、黃芪、白朮、甘草等葯培補，獲得痊癒。從此以後，人們有病常請他診治，他也不負眾望，挽救了不少危重病人，於是醫名大震。在婺9年後，王士雄回到了杭州。他躊躇滿志，決心在醫學上干一番事業。當時的杭城，多見溫熱病證，而醫生常從傷寒論治，用藥不是辛燥溫散，就是厚膩滋補。請王士雄診治的，大多是經其他醫生誤治后的複雜病證，他以高超的醫術，救人無數。1836年春，四川石符生經杭途中患病，開始由陳姓醫生治療，症情加重，待王士雄至，已是神志模糊，肢涼體冷，口吐痰涎，小便澀少，脈沉澀滯，難分至數了。王士雄說，這是旅途感受風濕，沒有及時清理解散，邪從熱化，加上誤服溫補藥物，致使氣機窒塞，邪熱漫無出路，爍液成痰，逆行上攻，所以有此危象。勸說病家不必驚慌，服些疏利清化葯，痰去熱清，病就會好的。藥用黃連、黃芩、枳實、橘皮、梔子、淡豆鼓、桔梗、杏仁、貝母、鬱金、通草、紫菀、竹茹、蘆菔汁等。服三劑患者即脫卻險境，能起床行走，再調理10來天，就痊癒了。王士雄一生勤於著述，給後人留下了大量富有學術價值的醫學文獻，其中《隨息居重訂霍亂論》 、 《溫熱經緯》 、 《隨息居飲食譜》 、 《歸硯錄》 、 《潛齋醫話》和《王氏醫案》是他的主要著作。

清道光年間，江浙一帶霍亂流行，王士雄不避穢惡，儘力救治，並於1838年寫就《霍亂論》書稿。1862年，他旅居滬地，正值霍亂猖獗，而“司命者罔知所措，死者實多”，於是將原書重訂，更名為《隨息居重訂霍亂論》 ，精心闡發前人有關理論，輯集生平經驗，議病情，論治法，附醫案，創新方，對霍亂的病因、病機、辨證、防治作出了系統論述。曹炳章評價其書“實為治霍亂最完備之書”。

《溫熱經緯》是王士雄的力作。溫病學說到王士雄時代已有相當大的發展。他在大量臨床實踐的基礎上，採取“以軒岐仲景之文為經，葉薛諸家之辨為緯”的編纂原則，輯集各家醫論，闡發自己見解，於1852年著成是書，使溫病學說遂成系統，蔚為大觀，可稱集溫病學之大成者，後世稱他為溫病大家。

王士雄生活在社會底層，深知民眾的疾苦，“飲食失宜，或以害身命”，於是於1861年編著了《隨息居飲食譜》一書，詳述330多種葯食的性能和治療作用，如稱西瓜為天生白虎湯，用以清熱解暑；梨汁為天生甘露飲，用以清胃潤肺；甘蔗為天生復脈湯，用以清熱養胃等等，並載述了許多民間食療便方，是較為系統的食品營養和食療專書，影響頗深。

1855年10月，王士雄攜眷回到浙江鹽官，賃屋而居，顏其草堂曰“歸硯”。他感嘆自父死後，即攜一硯，游於四方，荏苒30年，此時僅載一硯歸籍，而先前游醫時多有所錄，乘歸里之際，作了整理，題曰《歸硯錄》 （成書於1857年）。該書評述前賢，更著眼於啟迪後學，既介紹自己的臨床經驗，又博採諸家之長，很有實用價值。

《潛齋醫話》多屬臨證心悟，有不少獨到見解。他的醫案記錄詳細，理法方葯完備，深為醫林所推崇。

此外，他編集的《潛齋簡效方》 、 《四科簡效方》 、 《雞鳴錄》 ，輯錄了民間單方驗方、歷代效方及經親自驗證療效確切者，深受歡迎。他還對其曾祖《醫學隨筆》 、俞世貴增補之《願體醫話良方》 、沈堯封《女科輯要》 、魏玉橫《續名醫類案》 、俞東扶《古今醫案按選》 、徐靈胎《醫砭》及吳鞠通《溫病條辨》等書進行詮注、串解，多有闡發。

溫病傳變，葉天士有“逆傳心包”之說，但語焉不詳。王士雄對此曾作闡述，謂 傳心包稱逆，是相對於傳胃入氣稱順而言的。在肺之邪，能下行傳胃，是從腑出腑，為有出路，是謂順；不移胃而傳心，是從臟傳臟，邪無去路，內蘊滋變，是謂逆。他還指出“若不下傳於胃，而內陷於心包絡，不但以臟傳臟，其邪有氣分（此處指肺之氣）入營，更進一層矣，故曰逆傳。”說明邪從肺入心，由衛入營，均為逆轉病變。論伏氣溫病，王士雄闡發說：“起病之初，往往舌潤而無苔垢，但察其脈軟而或弦，或微數，口未渴而心煩惡熱，即宜投清解營陰之葯；迨邪從氣分而化，苔始漸布，然後再清其氣分可也。伏邪重者，初起即舌絳咽干，甚有肢冷脈伏之假象，亟宜大清陰分伏邪，繼必厚膩黃濁之苔漸生，此伏邪與新感先後同處。更有邪伏深沉，不能一齊外出者，雖治之得法，而苔退舌淡之後，逾一二日，舌復干絳，苔復黃燥，正如抽絲剝繭，層出不窮，不比外感溫邪，由衛及氣，自營而血也。”對伏氣溫病的複雜傳變現象，描繪得清晰如畫。對溫病邪留氣分證的治療，葉天士主張“法宜益胃，”何謂益胃？卻沒有細說。王士雄從氣機的暢達和順析理，謂“益胃者，在疏渝其樞機，灌溉湯水，俾邪氣松達，與汗偕行。”訂正了章虛谷等拘泥於字面，以補益胃氣釋理的錯誤。

王士雄論溫，善辨六氣，而對暑熱尤有發揮。他認為暑即熱，同屬於陽，兩者同氣，但以熱之微甚為異。此說澄清了人們對暑的屬性的一些模糊認識。據臨證所見，暑天時病，有因野外勞作感受暑邪而得，也有因避暑反被寒傷所致，前人曾立陰暑、陽暑之名加以區別，其初衷是為了區別施治，無可非議，但取名不當，概念不清，往往造成誤解，混亂投藥。針對這一客觀實際，王士雄指出，暑性純陽，絕不能冠以“陰”字，所謂“陰暑”者，實即夏月傷於寒濕，不能屬於暑病的範疇。這對區別寒、暑性質和概念，正確辨治，有著實際意義。

此外，在王士雄之前，許多醫家都認為暑必兼濕。針對此說，他指出，暑與濕，一為天氣，一為地氣，迥然二氣，雖易兼感為病，但絕不能因此而說暑中必定有濕，“論暑者，須知為天上烈日之炎威，不可誤以濕熱二氣並作一氣始為暑也，而治暑者，須知其挾濕為多焉。”這一論點，對於認清暑邪的性質和暑病的治療都是大有裨益的。

中醫學自漢就有霍亂病名，概稱吐瀉一類病證。自19世紀20年代真性霍亂的傳入，

兩者概念常多混淆，王士雄主張明辨細析，區別施治。認為霍亂有時行的真性霍亂與尋常的吐瀉霍亂之分，前者多屬熱霍亂，後者則屬寒霍亂。寒霍亂是一般六氣為病，陰陽二氣亂於腸胃而成；熱霍亂則是一種“臭毒”疫邪為患，由於暑穢蒸淫、飲水惡濁所致。限於當時歷史條件，他不可能認清真性霍亂的真正病因，但能從錯綜複雜的病變中辨析它與尋常吐瀉的不同，以“臭毒”來概括真性霍亂的病因，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了不起的創見。霍亂雖有傷於風冷性質屬寒的，有傷於臭毒性質屬熱的，但兩者所現病證，往往寒熱相混，虛實錯雜，確非易識。王士雄主張通過辨別排泄物、轉筋、舌脈及口渴與否，來區別病證。以辨排泄物為例，認為寒霍亂“利者必是清谷而作臭穢，吐者亦必澄澈而非酸濁，”熱霍亂則“溲赤且短，便熱極臭，”兩者顯有區別。又如辨脈，指出寒熱霍亂脈象多現隱伏，但寒霍亂則脈兼遲，熱霍亂則脈帶數，是其不同之處。同時還認為霍亂脈象之隱伏，與陰陽虛竭之脈微欲絕，顯有區別。此則邪機深伏，郁湮不達，亟宜宣通開泄為治，彼則急當救脫。

王士雄認為，霍亂的主要病變部位在於中焦脾胃，治療上主張從祛除病邪，恢復脾胃升降功能著眼。治熱霍亂創燃照湯宣土郁而分陰陽，連朴飲祛暑穢而行食滯；寒濕霍亂，推用理中，五苓及正氣散之類。在用藥上列蠶砂為治療熱霍亂的主葯，頗有特色。所創蠶矢湯、黃芩定亂湯、解毒活血湯中均用了大量蠶砂，無不取其祛濁除穢，展化宣通之功。

王士雄在研究中發現，溫病特別是霍亂等病的發生與環境污染、水源和飲食不潔有密切的關係。王士雄所處的江浙一帶地勢坦夷，支河萬派，而居民飲食濯穢，共用一水，尤其是暑月旱年，熱毒蘊蓄，為害更烈，故多霍亂、瘧疾、癰瘍諸疾。特別是上海，王士雄親見商舶群集、帆檣林立，人煙繁萃，地多燠熱，室廬稠密，穢氣愈盛，附郭之河藏垢納污，水皆惡濁不堪，以致霍亂疫癘等病流行。有鑒於此，他力倡疏通河道，毋使積污，廣鑿井泉，毋使飲濁。湖池廣而水清，自無藏垢納污之所，穢濁之源無由孳生，井泉多而甘冽，以為正本清源之計。並主張飲雨水、雪水，貯水以備用。他在刊行《重慶堂隨筆》時詳細介紹了審水源、定井位、鑿井、試水美惡、驗水質好壞等方法。同時倡用藥物來凈化水液，主張於夏秋季節，將白礬、雄精置井中，解水毒辟蛇虺；將降香、菖蒲投缸內，去穢解濁。提出以枇把葉湯代茗，可杜一切外感時邪，方法簡便易行，至今仍為民間所慣用。他曾認為田螺能澄濁，宜蓄水缸，這實是用生物凈化水質的良好方法。他還提倡改善室內外衛生條件，曾說“住房不論大小，必要開爽通氣掃除潔凈。設不得已而居市廛湫隘之區，亦可以人工斡旋幾分，稍留餘地，以為活路”。認為夏秋之際濕熱蒸騰，室內多穢，可焚大黃、茵陳等葯，以去穢辟濁，預防疾病。在注意飲水衛生、環境衛生的同時，主張節飲食，忌厚味，戒醇酒，宜進清淡飲食，以保護脾胃功能，這對預防夏秋季胃腸道傳染病，無疑是一項重要的措施。

王士雄認為，“身中之氣有愆有不愆，愆則留著而為病，不愆則氣默運以潛消，調其愆而使之不愆，治外感內傷諸病無餘蘊矣”。基於這種認識，他治病往往從調愆著手，講究運樞機、通經絡，善用輕清流動之葯，致力於氣機的通達無愆，常以輕葯而收卓效。如對溫病營分或血分證的治療，用犀角地黃湯時，大都言明“王晉三犀角地黃湯”。晉三方較諸《千金要方》的犀角地黃湯，清營涼血的犀角、生地均用為主葯，但後者配丹皮、赤芍，重視涼血散瘀；前者則配連翹、甘草，力求輕靈透發，輕透之用，最合王意，故深為推崇。具體運用中，常配以銀花、石膏、菖蒲、羚羊角等以加強泄衛透營、清氣達邪的作用。當然，丹皮、赤芍也常採用，只不過取意“通其經遂”罷了。曹炳章稱王士雄“裁方用藥，無論用補用瀉，皆不離運樞機，通經絡，能以輕葯愈重病，為自古名家所未達者”，評價甚為恰當。

《海寧州志》載，王士雄“家貧性介，不能置身通顯。”朱生甫在《王士雄醫案三編》序言中說：“憶君制服中，有貴人延之治病，老耄多忌諱，欲君易服而進，君拂然去之，其守節不阿如此”。高風亮節，於此可見一斑。

王士雄一生走南闖北，經治的病人絕大多數是勞苦民眾，他著書立說，傳播醫學知識，廣搜效方，以利僻壤貧民。遇瘟疫危疾，毫不畏懼，竭力圖治。周光遠曾深有感觸地說：“孟英學識過人，熱腸獨具，凡遇危險之後，從不輕棄，最肯出心任怨以圖之”。他診治的病人不少是經其他醫生治療后無效而轉來的，他絕不乘機詆毀前醫以抬高自己。如鄭九患疾，陳姓醫生診治后，汗出昏狂，精流欲脫，轉招王士雄診。王士雄說：“此證頗危，生機僅存一線，亦斯人之陰分素虧，不可竟謂附、桂之罪也”。病家聞言大悅，說：“長者也，不斥前手之非以自伐，不以見證之險而要譽”。當然，在關係病人生死的關鍵時刻，他每能挺身而出，絕不姑息遷就。王士雄治石氏案，頗能反映他一心為病人，循循誘導，耐心說理，而緊要處又力肩其難，當仁不讓的高尚醫德。石誦義患感，經多方醫治，病情日增，延逾一月，始請王士雄診治。王士雄一一閱讀先前處方，說：“惟初診顧聽泉用清解肺衛法為不謬耳。其餘溫散升提、滋陰涼血，各有來歷，皆費心思，原是好方，惜未中病”。據證擬方，以石膏為主葯。次日複診，病者父告知，石膏不敢予服。王士雄勸道：“葯以對病為妥，此病舍此法，別無再妥之方。若必以模稜迎合為妥，恐賢郎之病不妥矣”。第三天王士雄又去了，患者訴說胸中覺有一團冷氣，湯水都宜熱喝，這石膏，怎敢吃呢？結果仍未進葯。王士雄耐心解釋道，這是邪在肺經，清肅不行，津液凝滯，結成涎沫，盤踞胸中，氣機窒塞，所以覺冷，宜服石膏之劑，泄熱祛痰，冷感自除。病人信服了，說即服藥，但王士雄走後，聽旁人說曾見石膏下咽其命隨斃的，又猶豫起來了。第四天王士雄又去了，只見群賢畢至，議論紛紛，病人仍未服藥，心情惶惑，其父求神拜佛，心慌意亂。王士雄本想與眾商榷，又怕節外生枝，貽誤病情，於是就不謙讓，援筆立案：“病既久延，葯無小效，主人方寸亂矣。予三疏白虎而不用，今仍赴召診視者，欲求其病之愈也。夫有是病則有是葯，諸君不必各抒高見，希原自用之愚。古云：‘鼻塞治心，耳聾治肺’，肺移熱於大腸，則為腸澼，是皆白虎之專司，何必拘少陽而疑虛寒哉？放膽服之，勿再因循，致貽伊戚也”。見王士雄有此卓識，其他醫生紛紛告退，病人取王士雄葯煎服，三劑病告痊癒。這個治例，說明醫生治病不僅需要精湛的醫術，更需要救人疾苦的崇高精神境界。王士雄正是具備了這兩者，所以深為群眾愛戴。他的高尚醫德醫風，將永彪醫林史冊，為世世代代所傳頌、所景仰。

1808年 出生於浙江錢塘（今杭州市）。

1821年 開始學醫。

1824年 開始行醫。

1868年 逝世。

1 王士雄。霍亂論。杭州：浙杭湖墅長勝紙行刻本，1939.

2 王士雄。王氏醫案。木刻本，1843.

3 王士雄。潛齋醫話。杭州：重慶堂刻本，18511.

4 王士雄。溫熱經緯。木刻本，1852.

5 王士雄。歸硯錄。海寧：歸硯草堂刻本，1861.

6 王士雄。隨息居飲食譜。木刻本，1861.

7 王士雄。隨息居重訂霍亂論。上海：科技衛生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