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如輝

1931年為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作曲，代表作有《翡翠馬》、《女權》、《劫后桃花》等，胡蝶主演。同期譜寫了《華夏之風》、《古渡扁舟》、《錦繡乾坤》、《賞春曲》等器樂曲，在上海民營電台播出。1935年創作了中國首部民族交響樂《壯志千秋》，曾在第六屆全國運動會（上海）上演奏。抗戰重慶時期，任大同樂會樂務總幹事，陳立夫倡議的中國國樂團團長，大同國樂難童教養院院長，製作軍笛等樂器四千餘件，分發軍營，編練樂隊，培養難童，公開演奏，支持抗戰。

作曲代表作有《寒夜聞柝》、《董小宛》、《忠王李秀成》、《國家典禮樂章》、樂劇《木蘭從軍》等。1947年始為上海戲曲界作曲，代表作有越劇《真假夫人》、《借紅燈》；滬劇《白毛女》（全國首屆戲曲會演音樂紅花獎）、《羅漢錢》、《為奴隸的母親》、《家》、《陳化成》等；滑稽《三毛學生意》等。劇作有《木蘭從軍》、《少奶奶的扇子》、《渡江偵察記》等。全部作品三百餘部。作曲特點：韻味十足，民族化、旋律化、情節化和人性化。2007年被上海虹口區文史館列為居住該地的愛國人士之一。

許如輝的戲曲劇本代表作有1956年創作，凌愛珍、袁濱忠、韓玉敏主演的滬劇《少奶奶的扇子》，以及《渡江偵察記》，《三世仇》等。許如輝作品近年已收入《上海老歌名典》,《中國電影音樂尋蹤》等書刊中。

許如輝(1910–1987)，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中國農工民主黨成員。中國早期流行歌曲、有聲電影音樂、古典樂曲、戲曲音樂作曲家，演奏家，民族樂派音樂家。曾用名許如煇、許嘂、水輝、白沙、白水、古牧、伏魯等。由於他聰穎苦學，不久便任大同樂隊司鼓，兼吹奏笛、箏、瑟、排簫、箜篌、琵琶及塤（塤又稱壎，為古吹奏樂器）等古樂器，精通樂器百餘種。

許如輝是中國早期流行歌曲先驅者之一，歌曲成就主要是在播音界和電影界。

20年代末　許如輝是中國早期流行歌曲先驅者之一，歌曲成就主要是在播音界和電影界；

1926年創作了第一支歌《四時吟》；

1927年上海民營電台開播后，以《子夜社》名義，在電台推出流行歌曲，國樂伴奏，並由中國最早的播音歌星江曼莉、夏佩珍、余靜、包庸珍、汪淡淡、潘云云等演播；

1929年，《子夜社》改名《子夜樂會》；同年，《永別了我的弟弟》、《賣油條》、《夜月之歌》、《這回事情太稀奇》、《擱樓上的小姐》等12支歌集結出版。並以《擱樓上的小姐》作封面，由北新書局代為出版。許如輝的流行歌曲有百餘首，歷史上百代、麗聲、勝利等唱片公司灌過唱片，江曼莉、夏佩珍、嚴斐等女士灌唱；

30年代歌曲創作的同時，還從事古典音樂的作曲，並親率《子夜樂會》在上海電台及舞台公開演奏，如《杯酒高歌》，《還我河山》，《華夏之風》，《古渡扁舟》,《錦繡乾坤》等民樂合奏曲；以及中國交響曲《壯志千秋》和《新胡茄十八拍》。

30年代初

許如輝進入中國最大的製片廠——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任音樂指導和作曲，1932年轉為“基本作曲”，直至197年8月13日明星公司被日寇大火燒毀歇業。其間為洪深、陳鏗然、李萍倩、張石川、程步高、徐欣夫、歐陽予倩編導的《香草美人》、《桃李爭艷》、《女權》、《路柳牆花》、《劫后桃花》、《女權》、《翡翠馬》、《兄弟行》、《生龍活虎》、《金剛鑽》、《清明時節》、《夢裡乾坤》等影片，以及吉星公司左明編劇的《年年明月夜》、王次龍的《大地》譜寫了電影音樂和電影插曲。胡蝶、顧蘭君、顧梅君、葉秋心、姜曦等等，是演唱許如輝電影歌曲最多的影星。

抗戰爆發

許如輝先抵南京，后隨遠房舅父、博古文學家、時任監察院秘書的錢智修(原上海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主編)夫婦，於1937年底撤至大後方重慶。后赴成都加入“成都影人劇團”，編排了抗日歌舞劇《還我河山》。稍後又加入陳白塵,陶金等主理的“上海業餘劇人協會”。

1939年任重慶中央廣播電台古箏演奏員、兼作曲，譜寫了《寒夜聞柝》、《原野牧歌》、《憶別》等器樂曲，以及《抗敵歌》(于右任詞)、《神鷹之歌》、《大同之聲》等歌曲.。1939年，第一部大型劇作、謳歌抗日英雄戰死疆場的《王銘章之死》完稿，在中央電台內傳閱。1940年，為中國電影製片廠何非光編導的抗戰電影《東亞之光》作曲。

1941年，許如輝與國樂大師鄭覲文之子鄭玉蓀聯手，在於右任、陳其采、陳果夫、許世英、潘公展、王曉籟等民國高層人士的支持和見證下，在重慶恢復了大同樂會，任樂務總幹事，創辦大同難童國樂教養院(院長)，大同劇社，中國國樂團(團長)，為國家譜寫了《國家典禮樂章》(24章節)，另創作了器樂曲《伯仲曲》、《大同樂》、《歡樂樂章》、《凱旋樂章》等，積極投身重慶抗戰文化活動。1941年10月，為作曲家張曙追悼會(田漢、王泊生主祭)首譜“哀樂”。這支“哀樂”，後來在重慶國民政府政要去世的葬禮上多次採用。

抗戰期間

許如輝還為郭沫若的話劇《棠棣之花》、《屈原》多次作曲；以及為馬彥祥編劇的《鬰雷》，歐陽予倩編劇、賀孟斧導演的《忠王李秀成》，冒舒湮編劇、秦怡主演的話劇《董小宛》任音樂設計；1943年8月國民政府林森主席逝世，同年9月發行電影《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紀錄片》，許如輝擔任了影片作曲；1945年5月1日，許如輝編劇作曲、蘇怡和陶金導演、楊薇主演的抗戰音樂劇《木蘭從軍》，在重慶抗建堂公演，連續33天。

抗戰勝利

1945年8月抗戰勝利，10月10日蔣介石與毛澤東代表國共兩黨，在重慶舉行談判后簽訂"雙十協定"。期間，舉辦了多次歡迎宴會。10月8日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張治中在軍委禮堂舉辦歡送毛澤東回延安千人“告別酒會”，是規模最大的一次，許如輝應邀參加了酒會，並在會上演奏了《十面埋伏》和《春江花月夜》。

1945年底，許如輝回到上海，任柳中浩主持的國泰影片公司特約作曲，為徐欣夫導演的《呂四娘》、楊小仲導演的《十步芳草》和《釵頭鳳》譜寫了電影音樂。1946年秋，許如輝任上海《大公報》遊藝版編輯，撰寫雜文《和平調停》、《的盧》、《吹塤》等；同年，第二部音樂劇《塞上曲》劇本和曲譜脫稿，籌措搬上上海舞台，並在報上公開招聘扮演“王昭君”的歌劇演員，后因國共內戰在即，沒有演成。

解放后

1950年，許如輝經夏衍和黃源介紹，進入華東文化部戲曲改進改處，任音樂專家；后調入上海戲劇界，從事編劇、導演和作曲工作。作品愈百部，遍及各劇種。許如輝的戲曲音樂代表作有范瑞娟、傅全香主演的越劇《真假夫人》，袁雪芬的《柳金妹翻身》、借紅燈》，戚雅仙的《尤三姐》；筱愛琴丁是娥的滬劇《白毛女》（1952年全國首屆戲曲會演音樂紅花獎）、《羅漢錢》；石筱英的《大雷雨》，楊飛飛的《為奴隸的母親》、《妓女淚》、《茶花女》、《陳化成》、《家》、《劉胡蘭》、《劈山救母》、《紅色的種子》、《王魁負桂英》、《龍鳳花燭》、《兩代人》、《白鷺》、《星火燎原》、《奪印》、《南海長城》；文彬彬的滑稽劇《三毛學生意》，楊華生的《好好先生》；顧玉君的揚劇《人往高處走》等。

1986年，許如輝完成最後一部戲曲劇本《二月》。

1987年1月4日，許如輝因病在上海去世，遺下音樂，戲劇作品300餘部。

追憶

2005年6月25日，“中國電影百年回顧——早期電影作曲家許如輝誕辰95周年紀念座談會”在上海召開，來自電影、戲曲、文化、音樂、圖書館學界80餘位人士與會，緬懷了這位在各個時期、多個領域，留下深深足跡的中國民族樂派傑出音樂家——許如輝。

2005年6月25日，《中國電影百年——有聲電影作曲家許如輝誕辰95周年紀念座談會》在上海召開。電影演員秦怡（40年代重慶話劇《董小宛》主演，許如輝作曲），滑稽演員楊華生（50年代滑稽《好好先生》主演，許如輝作曲），以及陳思和、毛時安、顧曉鳴、錢乃榮、沈寂、周良材、高鳴、、賀孝忠、唐維敏、李果等學者到會。

《木蘭從軍》

直接原因

許如輝之所以一而再堅持編寫樂劇《木蘭從軍》，直接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應抗戰之需，聲援抗日救國的熱潮。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后，日軍向中國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祖國錦繡山河受到踐踏，同胞兄弟姐妹慘遭屠殺，中日矛盾便成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了中華民族的首要任務。中國各族人民迅即行動起來，掀起了支前抗戰的熱潮。“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知識出知識”，這是全中國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口號，也是他們的一致行動。在全國，從城市到鄉村，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工農大眾，都以自己的方式表達對民族存亡的關心，迅速形成一股銳不可擋的滾滾洪流。

在全民抗戰的熱潮中，歌舞劇作為宣傳抗日、鼓舞士氣、團結民心的最直接最有力的形式，自然成為這一時期重要的戲劇題材，眾多的愛國戲劇家、作曲家、舞蹈家、演員們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創作，奔赴祖國各地，所到之處，傳播救亡歌舞，進一步點燃各地的抗戰之火。

繼閻述詩、陳大悲、陳歌辛、王洛賓、歐陽予倩等大師之後，許如輝在成都時也深受抗戰情緒感染，決計創作樂劇《木蘭從軍》，為全國抗戰助一臂之力。

第二，大同樂會有一項既定任務，就是從音樂角度，協助改良我國地方舊劇及新興話劇，許如輝一直不忘使命，對樂劇的創作慾望一直沒有熄滅。

潘公展曾指出：“音樂是很重要環節，是文運會主抓的領域”。王曉籟也說過：“話劇沒有音樂，還有什麼可看的。”抗戰時期的重慶舞台，共上演了270多齣劇目，有話劇、歌劇、兒童劇、秧歌劇、地方歌劇等。當時的話劇舞台，已出現添加、編配或創作音樂的趨勢。沒有音樂陪襯的話劇，演出效果要差很多。

在這樣的情況下，戲劇研究變成了大同樂會復興計劃中的重要內容：“在音樂歌曲歌劇方面協助國家推進社教工作”；且大同樂會章程中規定樂務總幹事負有：“負責樂曲之訓練，樂曲之收集編製整理及演奏，樂器之製造校對審查，以及地方音樂歌曲戲劇之研究。”大同樂會史料中也專門提到：“組織大同樂社，準備經常演出樂劇，使音樂與戲劇融為一體，用以發揚國有文化推進社會教育較易收效，同時也可獲有券資補充事業經費，業已奉社會部備案，第一部是木蘭從軍，5月1日，抗建堂公演。”

許如輝和大同樂會一致期待通過上演樂劇《木蘭從軍》，走出一條全新的戲劇之路。《木蘭從軍》就是大同樂會的開端之作，也是他們要在雅樂國劇信仰中燃起光明的希望。

第三、響應國民政府“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之號召。

“十萬青年十萬軍”號召下的從軍熱是產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中華大地上的一場青年愛國運動，1943年下半年，中國駐印軍和遠征軍缺員很多，為彌補這一兵源不足狀況，1944年8月27日，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三屆三次會議上，以“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為號召，鼓動知識青年入伍。1944年9月16日，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即席演講稱：“國家在此緊急戰時關頭，要先其所急，使知識青年效命於戰場，因為知識青年有知識，有自動判斷的能力，隊伍中增加一個知識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個普通士兵。”10月2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頒布《知識青年從軍徵集辦法》等法規，同時，成立知識青年從軍指導委員會，由國民黨軍政要人及教育界著名人士組成。後來又成立青年訓練總監部，負責應徵入伍青年的訓練。據統計，中央大學、重慶大學兩校報名數竟達在校生的1/3。各地方當局也紛紛仿效，從重慶到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廣西、湖北、陝西、貴州、雲南、甘肅等省市，形成了震蕩中國抗戰歷史的一個聲勢浩大的知識青年報名參軍熱潮。

正是在從軍熱的形勢下，重慶中央日報刊登了“徵求從軍運動戲曲，劇本及歌曲，表現深刻，含蓄正確”等連篇政令、新聞和消息。1944年11月23日，許如輝代表大同樂會出席了重慶市黨部還召開的一次“知識青年從軍通俗宣傳大會籌備會議”，參會人數只有六位。

準備活動

為確保《木蘭從軍》順利公演，大同樂會採取了一系列準備活動：第一，專門成立演出委員會，共13位，基本上由大同樂會理事組成，他們除了宣傳劇目外，還負責認購和推銷戲票，且要在限定時間內完成額度。委員會名單如下：王延松、王冠英、王曉籟、江一平、朱學范、朱聯馥、洪蘭友、康心如、許靜仁、潘世經、潘公展、虞洽卿、顧一樵。

第二，因為大同樂會本身不是演劇單位，《木蘭從軍》開排在即，劇務和樂務組人員已徵聘到位，唯演員和演出場地，一直沒有落實。於是，許如輝求助於潘公展，潘公展是大同樂會事務主任，也是“樂劇”的最早倡導者，當年樂劇《西施》就是由他倡導的，所以，《木蘭從軍》從劇本審查到演出，他自始自終都參與、籌劃。經過他的介紹，時任中國電影製片廠廠長，也是大同樂會理事的張治中大力協助樂劇《木蘭從軍》的公演，幫助解決《木蘭從軍》的演員和場地問題。服裝最後也是潘公展出面，接洽重慶“華華公司”，購買衣料，定製戲服。《木蘭從軍》的絕大部分演員，則來自“中國萬歲劇團”。樂隊樂手來自難童教養院國樂班，而八名舞蹈演員則全部來自大同劇社。

第三，欲在重慶舞台上演出,還需成立劇社，“大同劇社”應運而生。1945年2月26日,王曉籟、潘公展基於“本會以我國各種地方舊劇及新興話劇均未能與音樂互相配合，以致對於推進社會教育之效力，較為遲緩”、“本會有自造樂器四十餘種，業餘會員百餘人，難童教養院學生三十名，伴奏樂劇樂隊已有基礎，第一部樂劇擬排演《木蘭從軍》，提高女子抗戰精神”，以大同樂會常務理事的名義,在社會部登記備案，成立了“大同劇社”，隸屬於大同樂會。

第四，《木蘭從軍》劇本完成後，重慶中國兄弟出版事業公司出版於1945年4月初正式出版，並由重慶萬象周刊社文化服務部、亞洲圖書社和昆明中國兄弟出版事業公司昆明分公司門市部總共發行了兩千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