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畢蘇斯基

1867年12月5日出生在扎拉瓦斯的家族莊園，約澤夫是家裡的次子。

1885年在哈爾科夫大學（位於烏克蘭哈爾科夫）學習醫學，在那裡他與人民主義革命運動中的一個機構，人民意志組織產生關係。

1886年被禁止參加學生遊行運動，被多爾帕特大學（位於愛沙尼亞塔爾圖）拒絕錄取，在那裡當局了解了他的政治關係。

1887年3月22日以與維爾紐斯社會主義者密謀暗殺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的莫須有罪行，被俄羅斯當局逮捕。

1881年宣判，被處以六個月監禁的處罰。

1892年刑滿釋放。

1893年加入波蘭社會黨（PPS），並參與組建它的立陶宛支部的工作

1894年開始出版地下的社會主義報紙《工人報》，並成為這份報紙的總編輯；他也是它的總作者，最初他還是這份報紙的排字工。

1895年成為社會黨領導人。

1900年2月在俄方當局發現位於羅茲的《工人報》的地下印刷機后，畢蘇斯基囚禁於華沙城堡。

1904年夏，日俄戰爭（1904年-1905年）爆發后，畢蘇斯基來到日本東京，在那裡他嘗試讓這個國家援助波蘭革命，但這個目標未能達成。1904年的失敗過後，畢蘇斯基建立了一用做正規軍的軍隊（波蘭社會黨戰鬥團，或稱為bojówki），這支軍隊的目標是發起一反抗俄羅斯統治的武裝起義。社會黨主要在華沙舉行越來越多的遊行示威。10月28日俄羅斯哥薩克騎兵鎮壓了一次遊行示威事件，作為報復，在11月13日的遊行中，畢蘇斯基的軍隊向俄警察和軍隊開火。最開始這支軍隊主要動用間諜，到了1905年3月，開始用炸彈暗殺俄羅斯警官。在1905年俄國革命中，畢蘇斯基在波蘭議會王國作為各個運動的領導人。

1905年初，命令波蘭社會黨在那裡發動一次大罷工；這次罷工有四十萬左右的工人參與，並持續了至少兩個月，直到俄羅斯當局鎮壓了這次罷工。6月畢蘇斯基要求社會黨援助羅茲的一次起義。12月22日要求所有的波蘭工人起義；然而這個要求卻大半未見回應。和國家民主黨不一樣，畢蘇斯基要求波蘭社會黨拒絕參加第一杜馬的選舉。這個決定，和他要通過武力讓波蘭獨立的決心，讓波蘭社會黨處於緊張的狀態中，並在1906年11月脫離畢蘇斯基的領導。

1909年他的派系再次成為波蘭社會黨的多數派，畢蘇斯基繼續成為波蘭社會黨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直到一戰爆發。

1906年畢蘇斯基在奧地利當局的默許下，在克拉科夫成立一座軍校，用以訓練准軍事性質的軍隊。

1910年兩個合法的軍隊組織在奧屬波蘭成立——一個建於利沃夫，一個建於克拉科夫——以訓練軍事學。在奧方當局的許可下，畢蘇斯基成立了一系列“體育俱樂部”，即是後來的步兵協會，這個協會為訓練波蘭軍隊提供地方。

1912年畢蘇斯基（使用假名“梅奇斯瓦夫”）成為步兵協會（Związek Strzelecki）的總司令，這個協會到了1914年，已經增長到了12000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1914年於巴黎召開的一次會議上，畢蘇斯基提出了他的預見，不久，一場戰爭就要爆發，波蘭就會重新獨立，而俄羅斯必將被中央國（奧匈帝國和德意志帝國）擊敗，而後者也將會被法國、英國和美國打敗。相比而言，畢蘇斯基的對手羅曼·德莫夫斯基則認為，讓波蘭統一，獨立的最好辦法就是支持協約國與同盟國作戰。一戰中的畢蘇斯基（1914年）在一戰爆發后的8月3日畢蘇斯基在克拉科夫組建一支小精銳部隊，即第一精銳連，其成員來自於步兵協會和波蘭步兵小隊。同天，瓦迪斯瓦夫·貝利納-普拉日莫夫斯基領導的一支騎兵隊被送往俄羅斯邊界偵查，這甚至發生在奧匈帝國和俄羅斯在8月6日宣戰之前。畢蘇斯基的戰略是將他的軍隊往北送往俄屬波蘭，到達俄軍的撤離區，他抱有在華沙突圍，發動一次民族起義的希望。通過他有限的兵力，在開始的幾天，他通過批准成立虛構的“華沙國家政府”，來支持他的計劃，並將奧地利的規章制度用到了極致，他的軍隊拿到了主動權，繼續前進，並在解放的城鎮制定波蘭式制度，而奧地利人認為他的軍隊僅僅是幫忙偵查，支持奧地利主力部隊而已。

1914年8月12日畢蘇斯基佔領了凱爾采省的凱爾采。不久，他正式組建波蘭軍團，並親自擔當第一旅的總司令，並成功地帶領第一旅打了幾場勝仗。同年畢蘇斯基組建了另一個組織，波蘭軍隊組織（Polska Organizacja Wojskowa），這是波蘭情報局的前身，用於執行諜報活動和破壞任務。

1916年11月5日同盟國聲明，波蘭是“獨立”的，希望以此來增加派往東方戰線的波蘭軍隊人數，這樣子的話，也就能為德軍在西方戰線上提供足夠支持。畢蘇斯基同意到同盟國扶植的波蘭王國任職，作為波蘭攝政政府的戰爭部長；依畢蘇斯基的身份，他應是波蘭王國軍隊的負責人。因為1917年俄國革命，和同盟國形勢的不斷惡化，畢蘇斯基日益堅定地宣稱，他的手下不再是“德國殖民軍”，且這支部隊只用於攻打俄國。他預感到同盟國將要戰敗，也並不希望與輸家站在一起。

1917年7月因畢蘇斯基禁止波蘭士兵對同盟國宣誓效忠，而造成的“誓言危機”事件發生后，他被逮捕並囚禁於馬格德堡；波軍被解散，它的士兵併入了奧匈帝國軍隊中，而波蘭軍隊機構開始進攻德國目標。畢蘇斯基的逮捕讓他在波蘭人之中名聲大噪，很多波蘭人開始將他看做是最堅定的波蘭領導人，認為他將會吞下所有的，在18世紀將波蘭瓜分的三個帝國。

1918年11月8日畢蘇斯基和他的同僚卡齊米日·索斯恩科夫斯基被德國人從馬格德堡釋放，並不久像他們之前的列寧一樣，被放置在駛往他們國家首都的私人火車上，因為日益鋌而走險的德國人相信，畢蘇斯基會讓對他們友好的軍隊集合。

1918年11月11日被攝政委員會任命為波軍總司令，並委以為新獨立國家建立國家政府的重任。在那非常的日子（在未來，這一天是波蘭獨立日），他宣布波蘭獨立。

1918年11月14日畢蘇斯基被要求暫時管理國家的運作。11月22日從延傑伊·莫拉切夫斯基的新政府那裡，得到了新生波蘭的臨時國家元首（Naczelnik Państwa）的職位。各個波蘭軍事組織和臨時政府（華沙攝政委員會；伊格納奇·達申斯基的盧布林政府；和克拉科夫的波蘭清算委員會）都聽從畢蘇斯基，而他，開始建立新的聯合政府。

1919年1月5日一些德莫夫斯基的支持者（馬里安·亞努沙伊提斯-熱格塔和埃烏斯塔黑·薩佩哈）嘗試發動針對畢蘇斯基和總理莫拉切夫斯基的政變，但並未成功。2月20日畢蘇斯基宣布，會將他的大權交還給新選舉的波蘭國會（瑟姆，波蘭語：Sejm）。但是，瑟姆在1919年小憲法中讓他官復原職。“臨時”的字眼從他的頭銜中取消了，畢蘇斯基將會任職到1922年12月9日，到那時候，加布列爾·納魯托維奇將會被選為第一任波蘭總統。

1920年3月畢蘇斯基晉陞為“波蘭第一元帥”，因波蘭東進導致的俄羅斯1918年-1919年西進死灰復燃，一系列持續升級的戰役重新打響，4月21日畢蘇斯基元帥（他1920年3月得到的軍銜）與烏克蘭領導人西蒙·彼得留拉簽署一項軍事協議，帶領兩國共同與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作戰。波烏條約的目標是建立與波蘭聯盟的，獨立的烏克蘭。作為報答，彼得留拉放棄烏克蘭對東加利西亞的主權，因此他遭到了東加利西亞烏克蘭領導人的指責。波烏聯軍在畢蘇斯基領導下，發動了針對駐烏俄軍的一次成功進攻。1920年5月7日伴隨著微乎其微的衝突，他們佔領了基輔。波蘇戰爭期間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層將波蘭的行為看做是叛亂事件；幾千名官員和逃兵參軍，成百上千的平民自願在後方參與戰爭的生產工作。蘇聯從白俄羅斯發起反攻，在烏克蘭發起反擊，從通往德國的道路上向波蘭進軍，這樣做也能夠支持德國共產黨的奪權鬥爭。蘇聯信心倍增。蘇軍發表了他們入侵西歐的計劃；蘇聯共產主義理論家布哈林在《真理報》中稱，希望得到將戰爭從華沙“延伸至倫敦和巴黎”的物資。

1920年7月1日由於蘇聯的快速反擊，波蘭國會“瑟姆”成立國防委員會。該委員會由畢蘇斯基領導，用於快速作出決策，臨時取代難以達成共識的瑟姆。但是國家民主黨聲稱，布爾什維克的接連勝利是畢蘇斯基造成的，並要求他下台；有的甚至指責他叛國。他們7月19日委員會的不信任決議案的失敗讓羅曼·德莫夫斯基收回該議案。8月12日畢蘇斯基提出將他的職位交給總理文岑蒂·維托斯，主動承擔全軍覆沒的責任，但是維托斯拒絕接受他的請辭。協約國強迫波蘭向布爾什維克投降，進行協商。但是畢蘇斯基堅持主張繼續戰爭。諾曼·戴維斯在那時提到，尤其是在國外，“畢蘇斯基那時還沒有他後來的威信。作為戰前的革命派，他讓他的黨派分道揚鑣，爭吵不斷；作為一戰時的將軍，他讓他的軍團遭到逮捕，被迫解散；作為波軍元帥，他現在又讓波軍失去了基輔和維爾紐斯。他背叛了他的波蘭社會黨和他的同盟國；拒絕與協約國同盟。在法國和英國，他是讓波蘭走向滅亡的，背叛的盟友了在俄羅斯他被認為是消滅帝國主義同盟中的，虛偽的僕人——從列寧到勞合·喬治，從《真理報》到《晨星報》——都認為他是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失敗者。

在1920年8月所有在他悲慘一生中所簽署的協議將伴隨著華沙的陷落，而完成它們的使命。畢蘇斯基與他的愛馬“栗子”但是在接下來的幾周，波蘭在華沙戰役中冒險，非常規的戰略讓蘇聯的攻勢停了下來。波軍的計劃是由畢蘇斯基和其他人，包括塔德烏什·羅茲瓦多夫斯基設計出來的。後來，一些畢蘇斯基的支持者要將他說成是波軍戰略的唯一創造者，而反對者則極力忽視他的作用。在西方，很長時間都存在一個傳言，堅持稱是法國駐波軍事使節團的馬克西默·韋甘拯救了波蘭；但是現在的學者同意，韋甘的作用充其量也是很小的。

畢蘇斯基的計劃是要波軍撤回維斯瓦河，保衛華沙在維斯瓦河和維普日河的橋頭堡，再將25%的可用師集中於南部，以作戰略上反擊的準備。下面的計劃就需要將軍約澤夫·哈勒爾靡下的兩支軍隊了，他在面對蘇軍從東部的正面攻勢時，需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衛他們的戰壕陣地。同時，瓦迪斯瓦夫·西科爾斯基將軍靡下的軍隊襲擊華沙北部，切斷企圖從該地包圍波蘭首都的蘇軍。但是最重要的角色是相對較小的，20000人的，新集結的“後備軍”（也稱為攻擊兵團，波蘭語：Grupa Uderzeniowa），這支軍團包括意志最堅定，戰鬥力強的士兵，由畢蘇斯基親自指揮。他們的任務是帶頭從華沙城南的維斯瓦河-維普日河三角洲，穿越從情報稱的，蘇軍西部方面軍和西南方面軍之間的缺口，向北發起閃電般的攻勢。這次攻勢會從它的保護區撕裂西部方面軍，打亂它的活動。最後，西科爾斯基的軍隊和“攻擊軍團”在東普魯士邊境會合，將被包圍的蘇軍消滅。那時，畢蘇斯基的計劃廣受批評，只因波軍的危急形勢，才讓其他指揮官遵其道行之。雖然基於可靠情報，還解密了蘇聯的電報，這個計劃被一指點破畢蘇斯基缺乏常規軍事訓練的，高級的軍官認為是“業餘的”。當該計劃的複製品落入蘇軍手中時，蘇軍將領圖哈切夫斯基認為這是個詭計，不理會它。幾天後，蘇軍因此在華沙戰役中損失慘重，自負的紅軍受到了它所受的最大打擊之一。

1921年2月畢蘇斯基訪問巴黎，在那裡他與法國總統亞歷山大·米勒蘭談判，確定會在此年後，正式成立的法波同盟的組建一事。象徵波蘇戰爭結束的里加條約在1921年簽署，將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為俄羅斯和波蘭所瓜分。畢蘇斯基稱這份條約是“懦弱條約”。這一條約，和火畢蘇斯基準許的，將軍盧茨揚·熱利戈夫斯基從立陶宛人手中佔領維爾紐斯，標誌著畢蘇斯基“海間聯邦”計劃的終結。在1921年9月25日畢蘇斯基因第一屆東方商品交易會（Targi Wschodnie）的開張訪問利沃夫時，他差點被代表譬如烏克蘭軍事組織之類的烏克蘭獨立組織的斯捷潘·菲達克暗殺。

在波蘭1921年3月憲法多次嚴格地限制總統的權力（故意阻止從戰場上回來的畢蘇斯基當選總統）后，畢蘇斯基便不再競選這一職位。

1922年12月9日波蘭國民大會推選波蘭人民黨“維茲沃萊涅派”的加布列爾·納魯托維奇；他的當選遭致右翼政黨的反對，成為社會動亂的原因。12月14日在貝爾韋德爾宮，畢蘇斯基正式將他作為國家元首的權力移交給他的朋友，納魯托維奇；而“國家元首”的稱呼被總統代替。

1923年7月3日在華沙布里斯托爾賓館，畢蘇斯基宣布他隱退政壇在兩天後的1922年12月16日，納魯托維奇被右翼畫家和藝術批評家，埃利吉烏什·涅維亞多姆斯基擊斃，後者原本是想暗殺畢蘇斯基的，但在受國家民主黨的反納魯托維奇宣傳后，改變了目標。對畢蘇斯基而言，這是次很大的打擊，是一件將他波蘭依民主制運作的信仰打斷的事情，這也讓他更崇尚鐵腕政治。他成為總參謀長，與軍事部長瓦迪斯瓦夫·西科爾斯基一道，設法通過暫時的戒嚴狀態穩定局勢，制止動亂。畢蘇斯基的另一位同事，屬於波蘭人民黨“皮雅斯特派”的斯坦尼斯瓦夫·沃伊切赫夫斯基當選為新總統，同屬於波蘭人民黨“皮雅斯特派”的文岑蒂·維托斯當選為總理。但是新政府——依照蘭茨克羅納協議，是溫和派的波蘭人民黨“皮雅斯特派”和右翼的國家民粹聯盟和基督教民主黨的聯合政府——其中包括畢蘇斯基的右翼敵人，是在他心裡讓納魯托維奇死去的，和發現不可能與他合作的那類人。

1923年5月30日畢蘇斯基辭去總參謀長的職務。畢蘇斯基在他蘇萊尤韋克的住宅前，伴隨著他的戰友，攝於1926年政變前在斯坦尼斯瓦夫·謝普蒂茨基提議，軍隊應受民政當局更緊密的監督后，畢蘇斯基將其批為試圖讓軍隊政治化，6月28日辭去了他最後的政治職務。

1925年在幾任政府迅速更替，政治形勢日趨混亂的情況下，畢蘇斯基對政府越發不滿，最後發出要求維托斯內閣下台的聲明。在畢蘇斯基強力批評的赫耶諾-皮雅斯特聯盟組建新政府的時候，在1926年5月12日至14日，畢蘇斯基在一場得到社會黨，波蘭人民黨“維茲沃萊涅”派、農民黨、甚至共產黨支持的政變（五月政變）下重返權力中心。畢蘇斯基希望發動一場不流血的衝突，但政府拒絕退讓；215名士兵和164名兵民被殺，至少900人受傷。5月31日，瑟姆將畢蘇斯基推選為波蘭總統。但是畢蘇斯基知道總統只有很有限的權力，拒絕該職位。他的另一位老友，伊格納奇·莫希奇茨基當選總統，來替代他。畢蘇斯基的正式職務——除了在1926年至1928年，和1930年曾兩次當選總理外——大半時間內都局限於國防部長和軍隊總檢閱官。他也充當軍事部長和戰爭委員會委員長。

畢蘇斯基沒有推行任何較大改革；他很快疏遠他左翼支持者中的激進派，宣布他的政變是“沒有改革的革命。”他的目標是令國家安定，排除他認為腐敗又無能的政黨的影響力，並加強軍隊。

1926年到1930年畢蘇斯基主要信賴削弱反對派領導人影響力的宣傳。他專制而高於法律的權力在1930年，隨著在1930年波蘭立法選舉前，對某些異見者的監禁和審判（參見布列斯特審判），和1934年貝雷扎-卡爾圖斯卡關押政治犯的監獄（位於今比亞羅扎）的竣工（那裡的囚犯遭遇殘酷的虐待）而達到顛峰。在政府合作無黨派集團於1930年獲勝后，畢蘇斯基將國內事務推給他的“上校”們，而自己則專心於軍事和外交上。他因他的處理廣泛地遭致政敵的批評，而他們在1930年的監禁和審判受到國際的譴責，讓波蘭的名譽受損。元帥與他第二任妻子亞歷桑德拉·畢蘇斯卡在後來的生活畢蘇斯基對波蘭的民主制越發失望。

畢蘇斯基主要目標之一是將議會制轉為總統制；但是，他反對引入極權主義。1935年4月得到畢蘇斯基支持者的調整，以符合他的要求——製造出一個強力的總統的憲法對他而言來的太晚，讓他未能在此職位中任職；但是四月憲法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都為波蘭所採用，也會支持波蘭流亡政府到戰爭結束及其後。但是，畢蘇斯基的統治相比法律而言，更依靠他的魅力。他的追隨者沒有人聲稱是他的合法繼承人，在他死後，薩那茨亞政體將會很快破裂，將波蘭帶回前畢蘇斯基時代的議會政治競爭中。

畢蘇斯基的政體是國家穩定時期，和占第二共和國三分之一的少數民族形勢好轉的開始。畢蘇斯基將國家民主黨的“民族同化”政策轉為“國家意識統一”政策：公民不以他們的種族衡量，而是以他們對國家的忠心衡量。他讓“國家意識統一”政策同樣適用于波蘭猶太人的行為，廣泛受到國家民主黨反閃族政策的反對。從1926年至1935年，很多波蘭猶太人對畢蘇斯基關係親切，這些人因此政策情況轉好，特別在畢蘇斯基任命的總理卡齊米日·巴爾泰爾執政期間。很多猶太人將畢蘇斯基視為他們在波蘭抑制反閃族主義趨勢，保持社會治安的唯一希望；他是穩定的保證者和猶太人之友，這些猶太人投票支持他，活躍於他的政治集團中。畢蘇斯基在1935年的逝世讓波蘭猶太人的基本生活條件惡化。1930年代，因大蕭條造成的惡性循環，發展組合起來的“烏克蘭民族主義機構”的恐怖分子的進攻和政府的談判，造成政府與少數民族關係的惡化。少數民族的動亂也與外交政策有關。隨著鎮壓烏克蘭人人口眾多的東加利西亞的動亂，與近1800人的被捕，麻煩接踵而至。政府也開始與德意志人關係不合，特別是在上西里西亞地區。政府還沒有到推行反閃族的地步，但是猶太人（占波蘭人口的8.6%）因大蕭條造成的經濟頹勢開始不滿。總之，到畢蘇斯基的去世，他的政府與少數民族的關係越來越成問題。

軍事方面，將自己展示為造就“維斯瓦河奇迹”的睿智軍事戰略家的畢蘇斯基，卻因專心於人事管理，忽視軍事戰略和裝備而遭致一些人的批評。他在波蘇戰爭（1919年-1921年）的經驗也許讓他高估了騎兵的價值，疏忽了對裝甲兵和空軍的發展。但是另一方面，其他人稱，特別從1920年代末開始，他支持哪些軍隊分支的發展。這個時代波蘭軍隊現代化的限制可能出自財政因素，而不是畢蘇斯基的思想有問題。

1935年5月12日因肝癌在華沙貝爾韋德爾宮逝世。

在克拉科夫瓦維爾主教座堂聖列奧納德地下室陳列兩年後，畢蘇斯基的遺體被放置在主教座堂地下室的銀鐘下。

他遇見到即將到來的歐洲戰爭，乃與1908年創立秘密軍事行動同盟。后獲得奧匈帝國同意，改組為合法的來複槍兵同盟，成為培訓波蘭軍官的學校。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組織3個旅的波蘭兵團對俄國作戰，戰功累累。1916年德奧為使波蘭提供更多的兵力，宣布波蘭獨立。畢蘇斯基任新成立的波蘭國務會議軍事部長。1917年因拒絕宣誓效忠德奧，被囚於德國馬格德堡監獄。

德奧戰敗，波蘭第二共和國（1918～1939）建立后，他作為民族英雄回到華沙，被推舉為國家元首(1918～1922)和陸軍總參謀長。他夢想建立一個包括烏克蘭、白俄羅斯和立陶宛在內的由波蘭領導的聯邦國家，於是趁蘇俄內戰之際，出兵烏克蘭和立陶宛。1920年他攻佔了烏克蘭首府基輔，但很快就被蘇聯紅軍逐走。蘇聯紅軍乘勝進軍，打算直接滅掉波蘭，畢蘇斯基指揮波蘭軍隊利用蘇軍弱點以少勝多，在華沙戰役中大破蘇軍，赫赫有名的蘇軍驕傲圖哈切夫斯基元帥成了他的手下敗將！他也因此聲譽鵲起，成為名震歐洲的風雲牛人。

1922年波蘭大選，他把總統讓給新當選的總統，自己擔任總參謀長。1923年右翼的國家民主黨在議會中取得勝利而下野退出政界。1926年5月畢蘇斯基在同激進黨派的報刊、新聞記者的幾次會見中曾指控維托斯政府如何腐敗，其中包括受賄以及濫用政府資金。維托斯命令將刊登這些內容的報紙全部沒收，因而激怒了激進派。當武裝警察襲擊畢蘇斯基住宅時，忠於畢蘇斯基的部隊舉行暴動並進逼華沙。維托斯於5月14日被迫辭職，1926年6月13日約瑟夫-畢蘇斯基元帥獨攬波蘭大權。他拒絕就任總統，只擔任軍隊總監。新總統與內閣同意他為軍隊的終身司令官，地位不受政府變動的影響，不受內閣和議會限制，他成為實際的軍事獨裁者（1926～1935）。他打著“整頓社會政治制度”的旗號，在政府和軍隊中清洗異己，修改憲法，破壞議會制度。1930年夏，中左派密謀推翻政府，他一舉逮捕18個黨派的代表，讓反對派在刺刀下和他達成和解，旋又釋放。

1933年希特勒上台，他派秘使去了巴黎，要求訂立軍事同盟未果。1934年與希特勒簽訂為期10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條約》。同時派人去蘇聯，要求延長蘇波互不侵犯條約的有效期至1945年12月31日。德國多次提議建議德波軍事同盟對付蘇聯，他一概謝絕並拒絕與希特勒會晤。他於1935年逝世前，感到波蘭危機，號召備戰。他死後4年波蘭被德國佔領。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起，他成為了波蘭政治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和歐洲政局的一位重要人物。他被認為是讓波蘭在123年（是為瓜分波蘭時期）后，於1918年重返自由的功臣。但是，畢蘇斯基未能將其家鄉——立陶宛的大部分地區與新生的波蘭合併。他是波蘭歷史上一位能力超凡、手腕靈活的政治家和軍事統帥，他重創蘇軍的業績使一貫備受俄國欺壓的波蘭恢復了自尊和自信。波蘭華沙有一座廣場以他的名字命名。

在畢蘇斯基的統治下，波蘭與鄰國羅馬尼亞、匈牙利和拉脫維亞維持良好關係。但與捷克斯洛伐克關係緊張，與立陶宛的關係也依舊不好。而與魏瑪德國和蘇聯的關係則多變，但在畢蘇斯基的統治時期，大部分時候都能夠稱為是中立的。畢蘇斯基計劃削弱俄羅斯帝國，和他的衣缽傳人蘇聯，得到了絕大多數以上兩國的非俄羅斯民族民族主義獨立運動支持的普羅米修斯計劃，從1927年到1939年二戰爆發前，都是由軍事情報官埃德蒙德·哈拉什凱維奇運作的。在戰間期，普羅米修斯運動沒有多少實際的成果。波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五個月後的華沙畢蘇斯基希望在國際上保持他國家的獨立性。在他的被保護者，外交部長約澤夫·貝克的協助下，他同過與西方勢力，譬如法國和英國，還有勢力雖然不大的羅馬尼亞和匈牙利帶著善意結盟，為波蘭尋求幫助。作為法波聯盟和波羅聯盟（小協約國的一環）的支持者，畢蘇斯基因法國和英國在洛迦諾條約中顯而易見的綏靖政策失望了。因此，畢蘇斯基也以與蘇聯和德國保持良好關係為目標；因此畢蘇斯基與上述兩大強鄰簽署不侵犯條約：1932年的蘇波互不侵犯條約，和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條約。這兩條約意在加強波蘭在其心目中的盟友與鄰國之間的地位。畢蘇斯基明白這些條約徒為一紙空文，並論到：“擁有這些條約，我們就要跨坐兩板凳。這不會持續的太長。我們要知道我們因哪條板凳而摔倒，我們要什麼時候才會摔倒。”對上述兩張不侵犯條約的批評譴責畢蘇斯基低估了希特勒的野心，給了時間讓德國重整軍備；讓斯大林可以排除異己——特別是在烏克蘭——得到了畢蘇斯基普羅米修斯計劃的支持。

在阿道夫·希特勒在1933年1月步入權力中心后，畢蘇斯基傳聞建議法國發起對德的預防性戰爭。它表明畢蘇斯基也許在論及共同對違反凡爾賽和約，擴充軍備的德國展開軍事行動的問題時，試探過法國的意見。法國的冷漠也許成為了波蘭在1934年1月簽署德波互不侵犯條約的原因。但是沒有在法國或波蘭的外交文獻中表明，這樣的預備性戰爭的建議在事實上永遠是超前的。希特勒多次提議建立對抗蘇聯的德波聯盟，但遭畢蘇斯基拒絕，他以珍惜寶貴的時間，為對德，或對蘇的潛在戰爭作準備。欽佩畢蘇斯基的領導和其成功的政變的希特勒，也保持著與畢蘇斯基進行私人會面的希望，但再次遭到冷落。就在他逝世前，畢蘇斯基告訴約澤夫·貝克，波蘭的政策必須是與德國保持中立，保持波蘭與法國的聯盟，改善與英國的關係。

總統莫希奇茨基：他是我們心中的國王和我們希望的君主。在他辛勤勞累的半個世紀里，他一個接著一個地博得了我們的心，我們的魂，直到他將整個波蘭染成他王室氣概的紫色，他給了波蘭自由、領土、權力和世人的尊敬。

歷史背景

於1918年11月時任波蘭外交部長的L.Vasilevskiy針對莫斯科可能對波蘭代表團進行的扣留，正式警告莫斯科，華沙將對在波蘭的俄國公民採取一定的措施。到了1919年春，幾乎所有的蘇俄大使館被遣返人員，以Veselovsky為首，都在華沙被殺害（見“Tribune Communistichna”,1920年2月9日；1921年5月22日，莫斯科）

以外交人民委員Manuylskiy為首的俄羅斯-烏克蘭代表團試圖尋找在1921-1923年間被關押的戰俘和被關押者的命運，代表團的最終正式報告指明“波蘭政府把他們當作奴隸一樣看待……在一些集中營里，被關押者在死亡威脅下被強迫搬運他們自己的糞便而不是馬糞，刑罰……是北非式的嚴酷。因為波蘭代表團的破壞，談判毫無進展”（見，例如蘇俄人民外交委員會全權外交代表1922年8月10日在華沙的調查）

《真理報》和《消息報》的華沙前線特別通訊員亞歷山大·綏拉菲摩維支也報道了對紅軍戰俘所施加的滅絕人性的刑罰：“對俄國戰俘的酷刑和侮辱令施暴的波軍士兵都感到不寒而慄，但是，軍官們異口同聲‘消滅赤狗！消滅俄國侵略者！’。俄國統帥部試圖讓華沙人道對待戰俘和當地居民，未果。我國嘗試向國際聯盟和波蘭的鄰國呼籲以改善境況，未果---因為白色波蘭的阻撓。”

上述代表團在1922年下半年改組為一個特別委員會。但是，它的工作被托洛茨基、圖哈切夫斯基和加馬爾尼克領導的“進攻”華沙所妨礙。這些制訂蘇俄軍令的領袖們對於遣返波蘭戰俘表現得興趣索然。甚至普通的紅軍戰士都知道這些，而那些後來成功逃到德國和立陶宛的士兵把這些說了出來。

在紅十字會、綏拉菲摩維支、共產國際和波蘭共產黨的協助下，這個委員會最終得以完成一份名單，仍被波蘭關押、已被殺害抑或是在行動中失蹤的官兵中有80%都赫然在列。他們曾計劃將這份名單出版或者至少遞交給波蘭方面。但是，最終決定將其封存在蘇維埃檔案館。

並且，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大公和弗拉基米爾·基里洛維奇，孀居的太后瑪利亞·費多羅夫娜，鄧尼金將軍和安東尼大主教（後來的海外俄羅斯正教會頭目）試圖說服華沙至少能把死亡的戰俘以基督教的方式文明埋葬。但是，他們的呼籲被華沙無視了。

指控的提出

在20世紀末一些俄羅斯“反卡廷派”歷史學家試圖為卡廷慘案翻案。他們提出所謂的波蘭方面曾經虐殺戰俘的證據。但是這些證據受到波蘭方面以及另外一些俄羅斯歷史學家的否定。

1994年《選舉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基於畢蘇斯基文件的文章聲稱，波蘭司令部對軍官們下令不抓一個活的紅軍俘虜，要把那些在押的、受傷的等等統統殺掉。對此，波蘭當局以及歷史學家提出了抗議。

“反卡廷派”的最新研究

根據波蘭、俄國、德國和立陶宛史學家研究，8-15萬蘇維埃戰俘於1919-1921年間被關押在波蘭，其中的65000到70000回到了俄國，超過6000人成為了白衛軍（在波蘭、德國、羅馬尼亞和波羅的海國家），2000人成為波蘭居民並加入國籍。

此外，一些波蘭政客孜孜不倦地宣稱，卡廷和其他一些類似事件（在1939-1940年間迫使波蘭人從波羅的海國家和原來的東波蘭向烏拉爾山、西伯利亞和哈薩克移民）是一種針對波蘭人民的種族滅絕行為。這對於俄國的國際形象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多虧了波蘭政治分析人士的支持，烏克蘭也開始試圖依樣畫葫蘆，將目光聚焦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飢荒。但是，華沙並不想銘記那些在1919-1921年間死於波蘭集中營的成千上萬的俄軍戰俘。出於眾所周知的政治原因，蘇聯也不想喚起對這場悲劇的記憶，至於波蘭甚至連自我辯白都免去了，更別提什麼道歉了。

不過，在1951年斯大林和後來的波蘭領導人貝魯特簽署了一份文件，預計不晚於1953年在Tuchola（盧布林附近）——20世紀20年代最大的幾個關押蘇軍戰俘的集中營之一就坐落與此——樹立一座紀念碑。為完成這項工程，活動於20世紀20年代的特別委員會的文獻資料以及綏拉菲摩維支（他是一位親歷了這些事件的作家、歷史學家、和記者）的文章被發掘出來。

死者人數估算

附帶著綏拉菲摩維支的社論，原定在1941年發表以紀念結束俄波戰爭的里加條約簽訂20周年。但是，到了1941年3月（20周年紀念日）他們已不可能完成這些，而是完全地考慮對波蘭抗德鬥爭的支持。在四月，希特勒攻佔了巴爾幹半島，二戰打斷了他們的工作。始建於1952年的Tuchola紀念碑則是在1953年3月7日就停工了，與斯大林的逝世只隔了兩天。

那場戰爭的結果被載入史冊。在1920年夏，國際聯盟嘗試進行調停，並給衝突雙方以一條“種族邊界”。這條邊界被冠以劃定它的英國政治家的名字：“寇松線”，它位於現白波、烏波邊界以西。但是，紅軍在華沙戰役中的完敗讓波蘭人可以提出向東移動邊界的要求。1921年3月18日締結的里加條約讓波蘭獲得了西白俄羅斯和四分之一個烏克蘭。

作為這場戰爭的犧牲品，在蘇俄戰俘和移民身上發生了什麼呢？根據俄國歷史學家I.Sukhov的數據，蘇俄人民國防委員會報告了14萬戰場之外的失蹤、傷病和死亡。而被關押的蘇維埃俄國、蘇維埃烏克蘭和蘇維埃白俄羅斯公民的數目為66000，被拘留的數目則為50000。根據俄國和白俄羅斯1920年-1922年間的移民來源數據（包括俄羅斯第三軍和白俄羅斯人民志願軍司令部的報告），當時在波蘭有超過73000名蘇軍戰俘。

反面觀點

在蘇波戰爭中，蘇聯所面對的是長期受到殖民統治和作為戰場的新生的波蘭，波蘭並沒有足夠的醫療和衛生手段來滿足戰俘營的需求。根據波蘭與俄羅斯歷史學家的共同研究，絕大多數死亡的戰俘並不是由於人為或有意的迫害而死，相反，最大的死亡原因是霍亂，流行感冒，傷寒，霍亂和痢疾。同樣的事情在雙方都有發生。在戰爭過程中被俘的波蘭士兵在蘇俄的待遇並沒有比在波蘭的集中營中好多少。在戰爭中被俘虜的波蘭士兵中的百分之五十死在了蘇俄的戰俘營中。同時，大量波蘭和俄羅斯的平民也在戰爭中死於流感等當時在全球範圍內爆發的疾病。

此外，許多所謂俄羅斯“反卡廷慘案”派的統計中，對於俄羅斯方面死在波蘭戰俘營中的人數極端誇大或者提出一些無法證偽的所謂“波蘭方面的言論”或者是根本無法證明是否存在的所謂“被封存的檔案”。在最新的研究中，蘇波戰爭中的俄羅斯方面死亡戰俘的人數大約2萬人，可證實的都是死於疾病或其他無法為雙方所控制的因素。

同時，戰俘的計算工作也是一項非常複雜的工程。除了蘇波戰爭中俘虜的戰俘外，在波蘭境內有大量滯留的前沙俄的士兵（他們在一戰中被俘），在不同的計量中他們被算入了不同口徑的戰俘總數中。這導致雙方死亡率的浮動極大，所謂的名單中很多人不過是前沙俄士兵，由於他們並沒有包括在在戰後交換的戰俘中，這導致很多所謂的死亡士兵都還存活。

1935年5月13日依照畢蘇斯基的遺願，愛德華·雷茲-希米格維被總統和政府任命為波蘭軍隊總檢閱官，並於1936年11月10日晉陞為波蘭元帥。伊格納齊·莫希奇茨基留任波蘭總統。雷茲成為當時波蘭最有權勢的人之一——“僅次於總統的國家第二號人物”。很多人將雷茲-希米格維視為畢蘇斯基的繼任者，但前者的影響力遠不及於後者。

波蘭政府變得越來越專制保守，雷茲-希米格維的行為遭致更加溫和的伊格納奇·莫希奇茨基反對。1938年雷茲-希米格維與莫希奇茨基和解，餘下的統治集團卻分為“總統派”和“元帥派”，總統派（又稱為“城堡組織”，以當時總統官邸王室城堡命名）主要由平民構成，而元帥派包括職業軍人和畢蘇斯基的老戰友（“畢蘇斯基的上校”）。波蘭戰役后，上述的一些政治派別繼續留在了波蘭流亡政府。

畢蘇斯基留給波蘭的遺產跟顯克微支筆下的奧努弗雷·扎格沃巴所沉思的一樣，是波蘭的奧利弗·克倫威爾。這樣的元帥既會得到熾烈的擁護，也會遭致刻薄的指責。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的波蘭人民共和國實際上是蘇聯衛星國，而畢蘇斯基的思想對這樣的波蘭的影響已所剩無幾，尤其要說的是，當時的波蘭沒法繼承畢蘇斯基的事業，既沒法聯合波蘭與其鄰國成立海間聯邦，也沒法進行普羅米修斯計劃，將俄羅斯分裂，將被強行併入俄羅斯的國家解放。

戰後的十年間，波蘭的共產政權對畢蘇斯基和戰間期的波蘭第二共和國不是忽視，就是指責。但是，尤其是在去斯大林化和波蘭十月（1956年）時，波蘭史學界對畢蘇斯基的態度逐步發生改變，擺脫了以往的完全否定，變得更加中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