擬行路難·其六

全詩分三層。前四句集中寫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憤心情。一上來先刻畫憤激的神態，從“不能食”、“拔劍擊柱”、“長嘆息”這樣三個緊相連結的行為動作中，充分展示了內心的憤懣不平。詩篇這一開頭劈空而來，猶如巨石投江，轟地激起百丈波瀾，一下子抓住了讀者的關注。接著便敘說憤激的內容，從“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縛下有志難伸、有懷難展的處境。再聯想到生命短促、歲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難忍。整個心情的表達，都採取十分亢奮的語調；反問句式的運用，也加強了語言的感情色彩。

中間六句是個轉折。退一步著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為，不如丟開自己的志向，罷官回家休息，還得與親人朝夕團聚，共敘天倫之樂。於是適當鋪寫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場景，雖則寥寥幾筆，卻見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場生活的苦厄與不自由，構成了強烈的反差。當然，這裡寫的不必儘是事實，也可能為詩人想象之辭。如果根據這幾句話，徑自考斷此詩作於詩人三十來歲一度辭官之時，不免過於拘泥。

然而，閑居家園畢竟是不得已的做法，並不符合作者一貫企求伸展抱負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決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結末兩句又由寧靜的家庭生活的敘寫，一躍而為牢騷愁怨的迸發。這兩句詩表面上引證古聖賢的貧賤以自嘲自解，實質上是將個人的失意擴大、深化到整個歷史的層面——懷才不遇並非個別人的現象，而是自古皆然，連大聖大賢在所不免，這足以證明現實生活本身的不合理。於是詩篇的主旨便由抒寫個人失意情懷，提升到了揭發、控訴時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這是一次有重大意義的升華。還可注意的是，詩篇終了用“孤且直”三個字，具體點明了像作者一類的志士才人坎坷凜冽、抱恨終身的社會根源。所謂“孤”，就是指的“孤門細族”（亦稱“寒門庶族”），這是跟當時占統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對講的一個社會階層。六朝門閥制度盛行，世族壟斷政權，寒門士子很少有仕進升遷的機會。鮑照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標榜，自然為世所不容了。鍾嶸《詩品》慨嘆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是完全有根據的。他的詩里不時迸響著的那種近乎絕望的抗爭與哀嘆之音，也不難於此得到解答。

前面說過，同為詩人抗議人生的哀歌，此詩較之《擬行路難·瀉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寫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詩也並非一瀉到底。起調的高亢，轉為中間的平和，再翻出結語的峭拔，照樣是有張有弛，波瀾頓挫。音節安排上由開首時七言長調為主，過渡到中間行雲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繼以奇峰突出的兩個長句作收煞，其節奏的高下抗墜也正相應於情感旋律的變化。所以兩首雜言體樂府仍有許多共同之處。再進一步，拿這兩首感憤言志之作，來同前面那些借思婦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較，風格上又有不少異同。前詩婉曲達意，這裡直抒胸臆；前詩節拍舒徐，這裡律動緊促；前詩情辭華美，這裡文氣樸拙——隨物賦形，各有勝境。不過無論哪一類題材，都能顯現出作者特有的那種奇思煥發、筆力健勁的色調，這正是鮑照詩歌最能打動人心的所在。《南史》本傳用“遒麗”二字評論他的樂府創作，後來杜甫也以“俊逸”概括其詩風，其實“俊”和“麗”還只標示出它的體貌，“逸”和“遒”才真正攝得它的神理。從鮑照的“俊逸”到李白的“飄逸”，是有著一脈相承的關係的。

鮑照（416年？—466年），唐人或避武后諱而作“鮑昭”，字明遠，祖籍東海（今山東郯城，有爭議），大概出生於京口（今江蘇鎮江市），南朝宋文學家，與北周庾信並稱“鮑庾”，與顏延之、謝靈運並稱“元嘉三大家”，因曾任荊州刺史臨海王劉子頊軍府參軍而被後人稱為“鮑參軍”。

家境貧困，因而年少時曾從事農耕；元嘉十二年（435年），鮑照獻詩言志而被劉義慶擢為臨川王國侍郎，之後又先後入劉義季和劉濬幕府，隨後依隨宋孝武劉駿；大明五年（461年），鮑照出任劉子頊前軍參軍。

泰始二年（466年），劉子頊因起兵反宋明帝劉彧失敗被時，鮑照於亂軍中遇害，時年約五十一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