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美一

1923年由濟南考入青島大康紗廠當“見習生”，期滿後任搖紗工師。1925年3月參與秘密組織建立了“大康紗廠職工會”。1925年4月至5月，參與領導青島日商紗廠工人連續發動了3次同盟大罷工。青島慘案發生后被捕，並被押送濟南軍法處。7月在各界人士的呼籲下獲釋放。出獄當天，加入中國共產黨。被組織上調派其到蚌埠。到蚌埠后領導蚌埠鐵路工人運動，於當年秋新組建蚌埠鐵路工會，並在工會中擔任實際的領導工作。1926年6月至7月任中共蚌埠特別支部書記。7月至9月任中共蚌埠獨立支部書記。1926年下半年被派到蘇聯學習。1928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1929年回國，曾在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1930年被捕叛變。1938年至1945年充當漢奸，任汪偽政府的首都警察廳廳長、內政部警政總署署長、行政院政務委員、上海警察局副局長等職。抗日戰爭勝利后，於1946年1月被國民黨政府處以死刑。

投身工運：組織青島大罷工

1921年，蘇美一從濟寧中西中學畢業后，隻身到濟南謀生。在濟南，他有幸結識中共一大代表、山東秘密黨組織負責人王盡美、鄧恩銘，參加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開始接受馬列主義。1922年9月，蘇美一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3年，他前往青島，進入日本大康紗廠做了一名搖紗工師。

1925年2月，3.5萬人參加的“上海日商紗廠工人二月同盟大罷工”取得勝利。同月，在中共青島支部因勢利導下，青島四方機廠工會成立，組織工人舉行罷工鬥爭並取得部分勝利。悉上海日商紗廠工人舉行罷工的消息后，青島日商紗廠工人備受鼓舞，中共青島支部秘密指派四方機廠工會積極分子分頭深入到大康等日商紗廠，創辦工人夜校，培訓工運骨幹。3月，大康紗廠工會秘密成立，會員迅速發展到800餘人，蘇美一任工會委員長。

大康紗廠日本廠主得知工人秘密組織工會後，十分驚恐。4月14日夜，廠主勾結地方軍警闖入工廠，強行查沒會員登記冊，部分工會骨幹被開除。4月18日，趁工人上班之際，日本警察持槍到大康紗廠工人宿舍破門搜查，沒收工會文件，逮捕3名工會活動分子。為此，青島支部立即召開會議，大康紗廠蘇美一等30餘名工會骨幹參加，決定堅決組織工人舉行罷工鬥爭。會議還制定了詳細的罷工計劃，決定成立罷工指導委員會，下設組織、秘書、宣傳、交際、會計、庶務、交通等部門，組織糾察隊、捐款分配委員會和軍警接待委員會，規定罷工期間罷工指導委員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要絕對服從和遵守委員會作出的決定。蘇美一被推舉為罷工總指揮。翌日晨，工人代表向日本廠主遞交包括承認工會為工人正式代表之機關、每人每日一律加大洋一毛等“二十一條”要求，並限期24小時答覆，否則舉行罷工。日本廠主對此嗤之以鼻，並通報日本駐青島領事以及地方軍警，要求出面干涉和武裝鎮壓。面對嚴峻的形勢，工會決定提前舉行罷工鬥爭。4月20日零點，有大康紗廠5000餘名工人參加的大罷工開始。

面對工廠軍警密布和資方斷絕罷工工人伙食、封閉工人宿舍，工人們不畏強暴，堅持鬥爭，連日宣傳罷工宣言、召開群眾大會、組織遊行示威。其間，為加強罷工的領導，中共山東地委主要成員王盡美等趕赴青島，各地也選調幾十名共青團員、學運骨幹到青島幫助工作。大康紗廠發起的罷工鬥爭得到青島全市工人的積極響應。至4月底，四方機廠和青島所有日商紗廠工人聞風而動，匯成2萬人的罷工洪流，20多萬枚紗錠全部停止運轉。5月9日，工人代表向日本廠主提出9項復工條件，受到巨大經濟損失的日本廠主只得簽字同意，翌日各紗廠復工。

5月10日下午，1萬餘名罷工工人召開慶祝大會，工人代表蘇美一、司銘章和上海代表江元清等先後登台演說，號召工人加強團結，奮勇前進。

復工后不久，日本廠主拒不履行9項承諾，並強行開除蘇美一等51名工會代表。5月29日凌晨，2000餘名軍警衝進工廠，對工人開槍鎮壓，工人當場死亡8人，重傷17人，蘇美一等75名工運骨幹被捕。此為震驚全國的青島“五二九慘案”。“青島慘案”發生后，蘇美一與司銘章等6人作為首犯被押送至濟南軍法處關押。5月30日，上海五卅慘案爆發，因兩起慘案僅一日之隔，被合稱為“青滬慘案”。

隨著五卅運動在全國興起，迫於強大輿論壓力，7月1日，濟南軍法處被迫釋放蘇美一。嗣後，蘇美一在青島由王天生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中華全國鐵路總工會黨團派遣蘇美一到中共南京地委，南京地委又派遣其到蚌埠，從事工人運動。

淮畔播種：創建蚌埠黨組織

1922年10月，安徽境內的第一個產業工會——蚌埠鐵路工會成立，約200名會員均為蚌埠機務處工人。為聲援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1923年2月13日，蚌埠鐵路工會舉行為時24小時的同情罷工，蚌埠火車站機車全部停駛，津浦鐵路交通斷絕，這次罷工拉開了蚌埠工人運動的序幕。蚌埠工人階級的覺醒，引起了蚌埠鐵路當局和駐蚌埠軍閥的驚恐，罷工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工會委員長趙興旺在下班途中被暗殺於小南門津浦鐵路線上，蚌埠鐵路工會被迫停止活動。

1925年秋，蘇美一來到蚌埠，擔負起蚌埠鐵路工會的恢復和地方黨組織的籌建工作。他白天以火車站東側的扶輪小學教師身份為掩護，晚上則以夜讀、識字、談心等方式，在群眾基礎較好的鐵路工人中宣傳黨的主張，號召工人重新組織起來開展鬥爭。11月，蚌埠鐵路工會重新成立，350多名會員約佔蚌埠鐵路工人總數的70%，工會屬中共南京地委領導，蘇美一任工會秘書，實際主持工會工作。重新成立的蚌埠鐵路工會，是黨在安徽境內組建的第一個由產業工人組成的工會組織，為蚌埠黨組織的建立創造了重要條件。

蚌埠鐵路工會成立后，蘇美一在工會骨幹中開展建黨工作，先後發展傅小泉、董天然等人入黨。馬列主義的傳播、工人運動的興起，標誌著蚌埠地方黨組織成立的條件已經成熟。在南京地委的具體領導下，1926年1月，蚌埠地區首個黨組織——中共蚌埠特支成立，蘇美一任書記，有黨員4名。特支屬南京地委領導，是安徽境內成立的首個由產業工人組成的中共基層組織。

蚌埠特支的創建，揭開了蚌埠革命史上的嶄新一頁。蚌埠特支成立后，十分注重組織發展工作。至2月，黨員人數增至8人。5月，蘇美一任中共南京地委職工運動委員會委員。為加強對蚌埠黨組織的領導，6月，中共上海區委決定，蚌埠特支改稱獨立支部，蘇美一仍任書記，蚌埠黨組織與南京地委脫離，直屬上海區委領導。

赴蘇學習：列席中共六大

1926年秋，受中華全國鐵路總工會黨團派遣，蘇美一遠赴蘇聯，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深造。在蘇聯學習期間，他曾擔任班幹部，並負責管理中國留學生經費。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選舉產生臨時中央局，確定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屠殺政策的總方針，中國革命走上了以農村包圍城市之路。在革命轉折關頭，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此時，全國白色恐怖嚴重，很難找到一個安全的開會場所，加之1928年春夏將在莫斯科相繼召開赤色職工第四次大會、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和少共國際第五次大會，考慮到中共屆時都將派代表出席會議，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夠得到共產國際的及時指導，遂決定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蘇美一，有幸列席了中共歷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開的全國黨員代表大會。

1929年，蘇美一結束在蘇聯的學習，回國后仍回到蚌埠扶輪小學。在中共徐海蚌特委領導下，他白天在扶輪小學教書，夜晚則繼續在鐵路工人中從事工人運動，重點開展黨在民主革命階段十大政治綱領等中共六大精神的宣傳。

1930年10月，中共長淮特委（又稱蚌埠特委）在蚌埠二馬路仁壽里11號成立，下轄蚌埠鐵路工委等淮河兩岸鳳陽、定遠、五河、泗縣、盱眙等十幾個市縣黨組織。為加強對工人運動的領導，長淮特委書記陳履真兼任蚌埠鐵路工委書記。在陳履真領導下，蘇美一和劉俊三、崔予庭等在扶輪小學擔負起鐵路工委具體工作。

此後，蚌埠扶輪小學成為鐵路工委的主要活動場所。蘇美一和大家一起，開辦工人夜校，編寫夜校政治教材；創辦油印刊物《鬥爭》，宣傳中共六大精神，傳播紅軍勝利消息；在鐵路場站建立赤色工會小組，發動工人開展爭取取暖用煤和合理休息時間等維護權益鬥爭；為紀念蘇聯十月革命節，組織鐵路工人和第七職業中學學生舉行“飛行集會”……

長淮特委與鐵路工委相距約一公里，為保證特委的安全，鐵路工委成為上級黨組織傳送文件、特委下轄黨組織彙報工作的聯絡站和特委機關報《紅旗報》的通聯站。不久，隨著人員往來的頻繁和文件報刊的增多，為掩人耳目，蘇美一在火車站西側天主教堂旁租賃一間房子，獨自承擔特委聯絡任務。

叛黨投敵：混得“混世魔王”

1931年，蘇美一由蚌埠調往上海，先後在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政治局特科工作，不久被調到上海互濟會閘北法南區總會。這是中共中央在上海公開活動的合法組織，何叔衡為負責人。蘇美一化名山東老王，通過秘密組織召集青年舉辦培訓班，分析時事政治，宣傳革命道理。次年，該會遭受嚴重破壞，黨員損失慘重。

蘇美一個人英雄主義嚴重。從蘇聯回國后，他對被繼續安排到蚌埠、法南區總會等基層工作十分不滿，時常牢騷滿腹：“從莫斯科學習回來的人，都在中央工作，而我卻在最基層，我應該留在中央。”思想上發生急劇變化的蘇美一，因不堪政治環境的險惡和生活條件的窘迫，並受其充任特務的兄弟蘇成修引誘，便前往南京叛變，改名蘇成德，投靠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中統”前身），並將掌握的上海、南京等地中共秘密組織情報作為“見面禮”全盤供出。為此，調查科主任徐恩曾不僅特許蘇美一加入國民黨，還委任其為國民黨中央組織委員會設計委員，專門對破壞共產黨進行研究設計。蘇美一的叛黨，致使上海、南京等地中共秘密組織遭受嚴重破壞，大量秘密黨員被捕。1933年初，化名吳德的蘇美一被提升為特工總部行動隊長兼總部看守所主任、“自新人”招待所所長，全面負責對中共秘密組織的偵查破壞工作。之後，蘇美一從南京調往上海，任國民黨特工總部上海行動區滬西分區主任，兼寧滬、滬杭兩路黨部調查室主任。

同年10月，蘇美一從已秘密叛變的中共黨員張阿四口中得知，中共滬西區委已選拔張阿四到中共中央特科行動隊（又稱“紅隊”、“打狗隊”）參加訓練並成為“預備隊員”。蘇美一按照張阿四提供的線索，與國民黨駐上海情報機關採取跟蹤盯梢、蹲點守候等辦法，密謀對“紅隊”隊員實施“清剿”，造成趙軒、孟華庭、鄺惠安、陳玉明、陳傑明等多名“紅隊”骨幹先後被捕，大批中共秘密庫存在上海的武器被破獲。在遭反覆勸降又遭受竹針、皮鞭、老虎凳、保險傘、辣椒水等酷刑后，翌年2月，寧死不屈的“紅隊”隊長鄺惠安以及隊員趙軒、孟華庭、陳傑明等在南京國民黨憲兵司令部軍法處被實施絞刑而犧牲。此次蘇美一組織實施的“清剿”行動，使滬西區中共秘密組織蒙受嚴重破壞、軍事物資遭受重大損失。此後，蘇美一又升任國民黨特工總部總行動隊隊長，專司跟蹤、逮捕、刑訊、暗殺活動。

從叛黨投敵到升任國民黨特工總部總行動隊隊長的一兩年時間裡，經蘇美一之手被捕、被殺的共產黨人達數百人之多，他用沾滿共產黨人、進步人士鮮血的雙手，在“中統”內部混得“混世魔王”的綽號。

民族叛逆：淪為日偽鷹犬

抗戰全面爆發后，上海、南京相繼淪陷，蘇美一眼見國民政府只能偏安重慶一隅，其趨炎附勢的劣根性再次顯現。1939年7月，見風使舵、貪生怕死的蘇美一脫離“中統”，改投日偽“76號”特務機關，任汪偽特工總部南京區區長（因機關位於南京頤和路21號而被冠以代號“21號”）。由此，蘇美一屈膝淪為民族的罪人。1940年，汪偽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在南京粉墨登場，蘇美一為委員。工於心計的蘇美一甚至參與了汪系公館派與周佛海實力派爭權奪位的鬥爭。

蘇美一入伙日偽特務機關后，繼續指揮特務從事跟蹤、逮捕、刑訊、暗殺活動，以戕害愛國志士和魚肉人民。為表白對新主子死心塌地的忠誠，他在入伙的半個月時間內，利用自己曾任“中統”蘇滬區副區長的便利，將“中統”潛伏在南京、上海的機構、人員一鍋端作為“入伙禮”。

通過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宣傳科主任黃香谷這條線索，1939年冬天的一個晚上，蘇美一帶人在上海慕爾鳴路逮捕張小通。張小通，系“中統”老牌特務，時任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委員、調查統計室主任。當天晚上，蘇美一親自審訊張小通，要其供出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主任委員吳紹澍住址，張小通說不出來。為消除隱患，張小通被秘密處決。

1941年10月，蘇美一勾結已經落水的“軍統”特務萬里浪，一網打盡“軍統”四大金剛之一、有“辣手書生”之稱的上海特二區區長陳恭澍等20多人。蘇美一的“功績”受到日偽的賞識和嘉獎，從此平步青雲。當年，他就被提升為汪偽特別警察署署長兼汪偽首都警察廳廳長、汪偽軍事專門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授中將銜；次年，任偽警察總監署總監，授上將銜，組建特務組織“東方國際通訊社”，任偽行政院政務委員、中央監察委員；1943年初，任汪偽政治工作局局長，組建代號“成和通運公司”的特務組織，編印《新路東報》，進行反共宣傳。

1943年底，蘇美一被調至上海，任偽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長。1944年初，眼見日本敗局已定，為給自己留一條後路，蘇美一於上海成立“建國社”，打著“反共建國”的旗號，暗中與國民黨“中統”接上關係，被“中統”策反為“地工人員”，掩護“中統”特工在上海活動。1945年1月，蘇美一任偽上海市清鄉事務局局長。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汪偽傀儡隨之樹倒猢猻散，龜縮上海家中的蘇美一，深知自己罪孽深重，難以逃脫，仍覬覦保住卿卿性命。

罪有應得：斃命提籃橋監獄

在慶祝抗戰勝利的日子裡，人民群眾強烈要求對漢奸進行嚴懲。而在抗戰勝利初期，在對待漢奸的處置上，蔣介石耍起了手腕。為了利用數百萬漢奸和偽軍力量對付共產黨，蔣介石授意他們堅守陣地，等候國民黨軍接收。為此，不少漢奸和偽軍竟得到國民政府的啟用和國民黨軍的番號，儼然成為國民黨的新貴，引起民怨沸騰。國民黨政權穩定后，這些漢奸的利用價值已基本喪失，全國範圍的肅奸工作已箭在弦上。其中，上海肅奸大權盡入“軍統”局長戴笠之手。

1945年9月20日中秋之夜，位於上海杜美路70 號的中美所與軍統局的上海聯合辦事處的花園洋房內，一派節日氣氛，蘇美一和周佛海、丁默邨、萬里浪、胡均鶴等500餘名漢奸、特務，手持戴笠的請柬，紛紛前來參加中秋賞月晚宴。宴會上，戴笠重申，解決漢奸問題“政治重於法律”，只要他們能立功贖罪，政府會寬大為懷、既往不咎，切不可聽信謠言，自相驚擾。但戴笠的中秋祝酒詞完全是虛晃一槍，隨即，“軍統”調集所能掌握的上海軍、警、憲、特的全部力量，以第三方面軍的名義開展秘密行動，9月23日、24日連續兩個晚上分別逮捕漢奸100多人。此後，戴笠親自點名將大部分出身“軍統”、中途叛變的20多名漢奸列入逮捕名單。其中，曾被委任為上海市行動總指揮部調查室主任的萬里浪在蚌埠被捕，蘇美一在位於上海市海格路540號的家中被捕，被關押於上海提籃橋監獄。

為讓曾被“中統”策反為“地工人員”的漢奸特務逃過懲罰，“中統”在向戴笠交涉無果的情況下，一方面派人大量出具證明或補造證件，另一方面派人擠進法官隊伍，以求在量刑、判刑方面施以援手。其中，蘇美一就是在被“軍統”逮捕后，利用法庭公開審判的機會，被“中統”系統法官所救，並由其妻王靜貞出示軍法執行總監部副監、江蘇省保安司令、國民黨軍第十戰區副司令長官王懋功的親筆函，為蘇美一證明“曲線救國”的“功績”，最終使其未以漢奸罪論處。

多行不義必自斃。蘇美一雖僥倖逃脫漢奸罪的處罰，但“軍統”並未善罷甘休，仍欲置其於死地，又以蘇美一殺害國民黨“地工人員”張小通為案由，再次向上海高等法院提起訴訟。幾經周折，上海高等法院最終判處蘇美一死刑，立即執行。

1947年8月9日，罪有應得的蘇美一在提籃橋監獄被處決。